这是一段快三十年的往事,写出来是因为每每想起总觉得挺有意思的,绝无其他想法,毕竟我们都退了近二十年了。
那年冬天,接到上级通知,北京军区粟戎生副司令要到呼伦贝尔军分区检查工作,四个边防团都要去,沿边走,还带着军务部赫赫有名的胡耀明参谋,这家伙是个出了名的找问题能手,在家的领导顿时面面相觑。
粟当过军长,工作标准高,治军严格而且阅历丰富,动手能力还特强。我们的部队驻地分散,条件差,管的边境线有1700多公里,谁敢保证不出问题。而且冬季天寒地冻,行车本身就有危险。唉,是祸躲不过,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当然我们也很认真地准备了。 (与首长在大兴安岭红花尔基林场野外就餐)
第一天在阿木古朗边防团就出情况了,楼内开关是声控的,首长下楼时正好灯灭,一脚踩空,顿时从楼上滚了下来。当时就见脸色刷白,头冒冷汗,疼得已经无法站立。大家都慌了,有问的有扶的,就是不知该怎么办。我那时年轻也愣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劲,大喊了一声:张团长把首长背回房间去。五大三粗的张团长背上首长直奔宿舍。我转身到了卫生队,队长不知何事也不知何人叫他,踱着方步慢悠悠地过来了。我压住火让他赶紧准备X光机,省过神来的他连说没问题。直觉告诉我碰到这种情况要先看是否骨折,然后才能定下面的事。X光机没问题,我告诉卫生队长叫上几个兵带着担架直奔首长宿舍。首长秘书张长河首先挡驾,说首长从来没坐过担架。我说现在听我的必须上担架透视去,然后再说下一步。这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包括陪同的大小领导都不作声。虽然我是小官说大话,但当时恐怕只能那样了。
过了一会看明白了骨头没问题,我们军分区随行的医生杨华(现在301的门诊部主任)开始冷疗。卫生队长这会儿也缓过劲来了,立马拆掉一个铝管大衣架的弯腿,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拐杖,长度弯度都非常合适,很轻也很顺手。我们问首长,明天怎么办?其实我们都希望他就此打住,回去更好。首长倒也干脆,接着走。第二天一瘸一拐杵着我们那根自制拐棍上车出发了。晚上到了七团团部,刚安排妥当首长就把分区的唐凤才司令员和我叫到宿舍训了一顿,原因是一路上他看到了冰天雪地中的四个边防执勤组,他认为我们是弄虚作假让战士挨冻。看首长生气我们的“头”也只能暂避锋芒不做任何解释,可他不说总得有人说吧,只好还是我。第一,以党性保证,我们都没有安排过执勤的事,再说了这事不归我们管是团里的事。第二,你今天看到的四个执勤组,分别为乘马的,徒步的,乘车的,乘摩托雪橇的。你第一次来,展示一下没什么不对呀。气氛有点尴尬。不过首长很大度,事情也就过去了。实际上首长并不认可这个解释,二十多年中数次说明,老头就是不相信,到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事逗乐,说实话,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弄虚作假,至少分区没安排过这些事。
今年2月,一大帮子原边防八团的战友聚会,我问当时的团长张树鹏,这件事你们是不是专门安排了,二十多年了我是第一次问这个事。他的回答有点意思,他说我们只通知检查组的行程,具体怎么安排执勤组是机关和连队的事。酒桌上当时五连的蒙古族连长不高兴了,说我们派执勤组没有一定之规,是根据情况来的,要不然前一段晚上出去怎么能抓了一帮走私的,至于检查组来了派一组执勤的很正常,要不然该说我们不执勤了。我在边防一线连队和哨所干过,派出执勤组的事确实机动性很大,那种按计划派的只是最基本的要求。
虽然退休多年,但我们还是经常拿这事和首长逗乐,这个话题依然火爆。下回再逗时准备换个说法这样说:之所以派执勤组是因为战士们都想看看大区领导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大区领导来检查边防执勤的…。应当说首长关心战士,怕战士挨冻,反对弄虚作假是对的,但我们的基层也没错,这就像家里招待客人,怎么着也得整理整理吧。我觉得这事很正常,所以当时既不问他们,也不怪他们,更愿意为他们解释。至于怕战士挨冻,那是首长的关心,我们干的就是挨冻的活,没什么怕不怕的问题。
在满洲里边防团也不顺,首长检查装备时问起重机枪的分解结合问题。卫生我们打扫了,库房整理了,谁也没想到重机枪的问题。首长还提出射击的事,要比一比,好在这次是不行了。可团长政委那年冬天带头练了好一阵,最典型的是他俩腮帮子上都有一绺黑印,是冬季练射击时被冲锋枪的铁质枪托冻伤的印记。
到了巡逻艇大队更惨,首长检查冬天上岸封存的巡逻艇时,让陪同人员打开封存艇的一个小船舱,陪同人员以人不在搪塞。首长坚持要看,结果发现小船舱里有瓶剩酒,已经有冰碴子了。分区的一个组刚刚在前面查了一遍,还出这问题你说气不气人。更可气的是首长笑吟吟地举着酒瓶子说这可不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吧?那瓶子的商标是额尔古纳白酒,里面的酒已经有冰碴子了。恨得我牙根子痒痒的,可也十分无奈。面对这种状况,不能认怂吧。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同样的情况今后不会出现第二次了。这叫认账不服输,不能栽面子。后来在北京,首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在背后骂我了。我顿时蒙了,忽地想起来了,首长说你们这些守边的人应该到集团军去见见世面。在七十二师参观学习时,我跟接待我的韩、姚两位副师长,也是我陆院参谋队的同学喝酒时说,我们这帮人那么多脑袋,还对付不了这个老头子,气人又丢人。粟当过他们军长,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惹得老头哈哈大笑。(在额尔古纳河冰道上推车)
从黑山头一出发麻烦又来了,刚出来也就一公里,大雪有十多公分厚,险状频发,行车非常困难。虽然我们的车都是好车,司机都是老手,但为安全起见大家都想暂缓行动,可谁都不愿出头说,只好又是我上。我说为了安全先返回吧,首长不干,说要是赶上这天你打不打仗?我说这不是打仗,要安全。当时那情景,剑拔弩张,大概就差拔出枪来了,当然这是形容词。那段路确实特殊,雪太深了长有一公里多,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全部通过。同样的事在巴彦淖尔也发生过,那次是穿沙公路还没修好,直接过去也就五六公里,而绕路要多走八十公里,直接穿沙漠走司机技术必须好,结果天黑了愣是没过去。返回后倒也好,在沙漠戈壁中的连队一帮人都洗了个澡,让北京来的客人们有了个意外的收获。
也是那次,我们到了大兴安岭深处的莫尔道嘎边防团,我告诉团里在招待所门口的雪堆上放个气象台专用的温度计,让哨兵一小时记录一次温度。早上六点首长准时到门口去看温度计,温度计显示零下五十一度。在边防连队首长反倒很随和。见到小战士总是嘘寒问暖。他多次笑着说,有的人很富有,但我看你们更富有,你们有蓝天白云,有森林河流,多好啊。那一次我们一直走到伊木河,创造了大区首长第一次在内蒙古军区最东部号称森林孤岛的伊木河一连住宿的历史。一路上首长不讲究吃喝接待,但对训练和管理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地形道路非常注意。每到一个边防团团部他都要亲自给上一次微机课,让我们这些人获益匪浅。在车队行进的路上,他还通过对讲机考我们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应当说,这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 在满洲里三角地附近草原)行车途中首长突然问道,你们这面积这么大,每次用图量都很大,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因为首长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把走过的路线标在图上,所以他随车总是带不少的地图。这确实是个事,呼伦贝尔的面积为二十五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和江苏省的总和,我们几十个连队散布在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有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有森林(大兴安岭),有河流(额尔古纳河),有湖泊(贝尔湖),并且是两个邻居,俄罗斯和蒙古,确实是点多线长。好在我们同车的作训科长王吉顺侦察科长等都是地方大学生入伍的,他们挺明白。我就按着他们的说法说了一句:用电子地图吧。那时大概是九八年,我们连电子地图什么样都没见过,只知道个大概。没想到后来再见到时,他竟然已成了这方面的绝对高手了。
(冰道巡逻到西口子在巡逻车上就餐,野外温度零下四十多度,此地距黑龙江江口七十公里)
当然我们也有所展示,在界河的冰道上,他试了试开车,感到确实不好开。而莫尔道嘎边防团的刘二明政委带着他的212吉普车,照着一个大冰瘤子就冲上去了,然后是原地旋转三圈下来。看得我都捏一把汗,实际上我们草原上的三个团跑草原路行,林子里的那个团跑森林路和冰道行,分区的司机是从各团抽调的,跑得多技术就更全面一点。我那时的司机叫徐民,一个很棒的司机,一次给领导开车,大途乐(推车照片中的那个红车)从早上八点开到晚上一点多,全是草原和森林的自然路,上千公里啊,看了十几个点,安全回来后几乎不会走路了。
临分别时胡参谋悄悄地说:只要首长一发话,我就能把你们折腾的天翻地覆,不过看来这次首长对你们不错,一直不发这种话。我开玩笑说:那是看在零下五十一度的份上了。后来首长还专门安排我们到集团军,装甲师,特种大队参观,参观朱日和的对抗演习,并且有话在先,下一次他还要来,而且要比射击,看你们的边防的信息化建设。
(四个边防团的参谋长到朱日和学习)
对射击比赛的事,我们是拉屎攥拳头一直在暗使劲。他也不是一定要赢,而是借此促进我们的训练。后来在巴彦淖尔新营区,我们在办公楼的下面专门建了个25米的地下手枪射击场,在那和他比试过手枪射击。首长出枪很快,动作也很熟练,一看就知道没少打子弹,按他的套路走肯定要麻烦,得另辟蹊径。我是左撇子,可以双手使枪,结果效果还不错。
(首长在巴彦淖尔军分区的地下射击场)
也是在首长的引导和推动下,分区部队的建设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在九八年有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分区机关干部全部开始学微机;分区部队首次建设了全内蒙古军区自建的第一条光缆;各部队开始使用电子地图和定位仪;分区部队年年以不同形式搞比武,部队的整体素质逐步提高。同时我们也在思索,该怎样确定我们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和工作标准。
为迎接友邻大区首长到呼伦贝尔看地形,粟副司令作为陪同领导又来了,这次我们仍采用“讲情况”的汇报方式,也就是在地图前不拿任何东西,直接口述汇报基本情况。一般情况下,内蒙古军区首长和陪同首长事先都要先审查一下,但知道是我汇报时,他们都说不审查了,你随便讲。其实这也是我们在首长引导下的一种具体实践,因为他不喜欢甚至是非常反感那种念稿子的汇报方式,有时甚至会问某个领导,你能不能不念稿子说话啊。第一次我试了十天初步成型,后来还带了几个徒弟。
那一段时间凡来听汇报的,我们都用这种方式,相当受欢迎,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工作汇报而是通过“讲”的方式介绍天文地理,历史文化,部队建设,中间还可以随便提问。当然这也逼迫我们不断熟悉各种情况,充实新的内容。而每次讲完,首长都要提点小意见,让我们又有所提高。( 给总部首长汇报) 有一年首长陪客人来,这一次我们事先让盟里的歌舞团重点准备了两首歌,一首是新四军军歌,一首是黄桥烧饼歌。几个蒙古族的彪形大汉唱了这两首歌,发音虽然比较硬,但效果那是相当的好。晓鲁的夫人激动地跳上台去唱了一首歌算是答谢。新四军军歌是陈毅作的词,他儿子儿媳当然激动。其实我也很激动,不是拍马屁,而是真感情,我父母都是新四军的老兵,自然也就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情感。还有一次我们在吉拉林的俄罗斯后裔家里招待客人们吃饭,俄罗斯风味的。老的先是话很少,渐渐的话多了,这帮老家伙全是六十五岁左右当年哈军工的,他们和主人们用俄语对开话了。女主人更棒,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开始跳舞,是那种来回拍手,轮流站起蹲下的俄罗斯踢踏舞,我们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蹲下站不起来,站起来蹲不下去,人家人高马大照样跳,让我们自叹不如。
还有一次首长是坐值班飞机来的,飞机快要到海拉尔时下面出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蜿蜒在草原上非常漂亮,首长第二天指名要去那个地方。老舍当年曾说呼伦贝尔的莫尔格勒河是天下第一曲水。我们的作训科长王吉顺判断首长看到的不是莫尔格勒河而是伊敏河于是带着首长直奔巴彦呼硕,到那一看,首长说就是这。不太高的山坡上有个敖包,河水弯弯曲曲的从旁边绕过,四周草原风景如画,那个地方是“敖包相会”这首歌的创作地。五十年代就是在那拍的“草原上的人们”那部电影,“敖包相会”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海拉尔北山工事当年是日军在东北地区修建的相当有名的一个筑垒地域,看过之后,首长说,你应当写一个东西给军事历史杂志社。在他的启发下我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五千多字的文章登在“军事历史杂志”上,编辑刚看到文稿时很是惊奇,虽然他并不知道事情的背景。实际上这篇文章首先是题材选得好,当然我们熟悉那个地方用了很长时间。为此我们把机关的组织生活和平时训练都搬到那去,多次结合现地去熟悉地形,要知道那地方光地下工事就有数千米长,是日本人逼迫数万中国人花费数年时间建成的大型防御阵地,我们领着机关专门走过一次,那次从北山下去顺坑道一直走到海拉尔火车站。后来总长到海拉尔要看这个地方,部长先去看地形,我们找了当地最好的导游,结果部长还是不满意。事情便落到了我头上,粟副司令说你大胆讲好了,他心中有数,也是给我们撑腰壮胆。
在呼伦贝尔工作了近七年,首长大概去了五次。在巴彦淖尔工作了七年,首长去了四次。每次他都给我们不少的肯定和鼓励,也都对我们的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实在的,我接触过不少领导,从总长到大区一级的都有,像他那样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不讲究吃喝,又非常注意学习,动手能力强的确实不多。那几年我们在他身边亲身经历了不少事,从骑马到驾驶摩托雪橇,从车辆驾驶到微机的应用,从徒步爬上博克迪沙漠的最高点到驾驶飞机,我都在他身边,这不是套话,每个类型后面都有一串轶事,会在其他文字中叙述。在这些过程中也探讨和争论过不少事,有次还专门问过网上传得很多的一件事。
(在大兴安岭红花尔基林区)
首长说这件事已过去几十年了他不愿意谈这些事,因为角度不同,掌握的情况不同,后来他还是在适合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算是对这件事做了答复,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相信会有自己的结论。以我的感觉,首长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也是一个很注意学习和关心部下的人,他最不喜欢的大概是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和他打交道别玩虚的,而且你自己先要整明白,只要你有道理争几句也没什么。我曾经在陪他的途中和他带的机关人员发生过两次相当激烈的讨论,一次是因为信息化建设的思路问题与朱日和基地的XY,一次是因机关训练和ZZ。首长只是在边上听着,事后要我理一理自己的观点,自己小结反思一下。
这些事过去了很多年,所以说出来也没什么,至少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作为当时第一大边防军分区,我们并非浪得虚名,四个边防团队,十四个武装部(鄂伦春、鄂温克、莫力达瓦达斡尔,新巴尔虎左右、满洲里…)都有自己的风采,现在想想还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