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赵耀副总经理的嫂子,是老红军女儿,她父亲刘达迎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老红军。

通过赵总的联系约定,我来到了位于南昌市苏圃路上的江西医药公司宿舍。赵总的哥哥在宿舍大门口等我,见我到来,领我到他岳父家。

      刘老住在一单元三楼,一直搞医务工作的刘老,身体很硬朗,一边用按摩捶敲打手、肩部位,一边请我坐,87岁的刘老看上去很显年青,身心调理得好,记忆也好,思路敏捷,谈吐非常清晰。

     他1914年出生在江西赣县田村乡南坑,3岁母亲去世,7岁父亲病故,孤苦无助的刘达迎从小靠要饭、帮工为生,1929年,当赤卫队员的堂哥对他说:“要翻身就要跟着红军闹革命,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在堂哥的鼓励下,刘达迎15岁参加了地方少年先锋队,后选去少年团带队,1931年他将全团人员300多人带到了东固,在吉安参加了工农红军,他分在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三师独立团,负责驻守瑞金、方天等地。

       当时,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部队在赵博生带领下投诚参加了红军,由于刚整编的部队,纪律差,中央从红一军七团调了些表现好的骨干去红五军团,刘达迎被调了过去。

      刘老说:“在苏区反‘围剿’的战斗是永生难忘的,当时我们五军团主要打地方保安土围子,从瑞金一直打到赣州,在塘江一线进行防御,为保证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抵御湖南、广东国民党部队增援。到了1932年,我们师回到瑞金、长汀,准备打福建宁化。由于形势变化,我们从上杭打到龙岩,在龙岩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整团,经过洋州天宝山一直打到广东水口,这里住扎国民党陈济棠的一个团,很顽固,战斗力也很强,战斗中我军死伤上千人,伤员都送回到瑞金中央医院救治,国民党也死伤2000多人,从水口回来,红五军团被派到江西于都,负责攻打江西乐安、宜黄、南城。当时乐安、宜黄被攻下解放了,南城还没打开,部队又奉命回到福建泰宁、建宁休整。

       休整后,部队返回江西攻打抚州、金溪。当时天下着大雪,没有棉衣,红军部队被国民党的“围剿”搞得条件非常艰苦,不少战士被冻伤,但士气仍然很高,顽强参加反“围剿”战斗,赵博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在抚州。

      1933年,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蒋廷楷提出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由于当时通讯条件差,加上国民党对苏区铁桶‘围剿’,外部环境恶劣,中央怕国民党有诈,没有相信,也就没有接受蒋廷楷的建议,造成蒋介石派大兵进攻十九路军时,错过了合作机会,十九路军失败。蒋介石又反过来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首先进攻黎川,国民党采取三个师进攻,三个师包围,三个师作后备队。我们红五军团在石城反‘围剿’战斗中歼灭国民党6000多人,后退守广昌、兴国。国民党还派出两架飞机进行轰炸,自己两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国民党误认为是被红军打下来的,吓得一个多月不敢派飞机进攻红军。

     1934年,红五军团在兴国整编后,扩充了红军,当时动员说,要进行战略转移准备对国民党大反攻,实际上是部队集结准备长征。”

       刘老接着说:“1934年10月,我们从中央苏区战略转移,就是长征。最难忘是第二次过草地时的情景。长征时,红五军团是后卫,部队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方面军剩下8、9千人,红四方面军有8、9万人,但部队素质低,很野蛮,中央补充优良的装备给红五军团,由朱老总,刘伯承带领编入了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背离中央政策,我们随红四方面军返回草地南下,看见草地里一路上有很多牺牲的红军战士,有的背靠背坐在地上,有的相互抱着躺在一起,在熄灭篝火旁也躺着牺牲的战士。”刘老含着泪说:“那大部分是我们江西老俵呀!”

       我接着说:“你长征吃了那么多的苦,一生参加无数次的战斗,是国家的功臣,按规定,你可以享受住小楼的待遇。”刘老打断我的话说:“足矣,足矣,我一个村同出来5人参加红军,就留下我一人,长征前我连120人,也只留下我1人,他们为国捐躯,命都没有了,什么也没留下,有的连名字都没有记下,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儿孙满堂,不知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如果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只要求子女们记住历史,继承革命传统,做人要诚实,正直,为社会作贡献,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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