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建立后,致力于中华统一大业,征服了十个搞独立的小政权后,立即把矛头转向辽国。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幽州是北京,云州是大同),北宋曾与辽国在北京西直门外的高粱河大战过一场。本以为唾手可得,结果铩羽而归。亲自到前线督战的宋太宗赵光义,大腿中箭,不能骑马,乘辆驴车狂奔70多公里逃到涿州。辽军的快马愣没追上,他因之得个诨号“高粱河车神”。

  高粱河之战是北宋与辽国的首次交战,没曾想打成了定局之战。这之后,辽强宋弱成为定势,辽攻宋守成为常态。宋太宗很不服气,后来又组织了“雍熙北伐”,再次进攻幽州。这回他不敢上前线了,躲在开封的皇宫里进行遥控。他把十几万大军指来挥去,结果在歧沟关被辽军一勺烩了。从此,宋太宗再也不提北伐之事。

  宋太宗对这两次北伐战争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使统一的步伐止于河北的白沟河一线。从此,幽云十六州被异族政权控制了400多年,直至明朝才收了回来,其中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历史没有如果,只能借鉴。通过寻访古战场遗址,再现所发生的战争过程,可知兴衰之道、可明胜败之因。对于我这个非学历史专业的人来说,有点不自量力,但很想尽到一份责任。歧沟关已经寻访过,就差高粱河了。然而,北京不准外地车辆进到五环以内。“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你比六环少一环……”次次驾车路过,只能望环兴叹。今年的国庆节终于逮到了机会,孙女想去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游学两天。高铁来回,她游学,我寻访,一举两得,不容错过。

  事先查阅了许多资料,关于高粱河战场众说纷纭,迷雾重重。有的说高粱河是永定河向南迁移后留下的古河道,已经不存在,找不着了。有的说高粱河发源于京西的平地泉,曾经流过北京城的心脏地带,什刹海、北海、中海、南海等都是它的杰作。有的说清代的皇家御河——南长河就是高粱河,现在只剩下紫竹院公园到西直门这一小段了。我觉得有两点要查清楚:一是西直门外有没有高粱河的遗迹;二是幽州城(辽南京城)的故址在哪里。查看北京市区的电子地图,从中找到了“高粱桥”“燕角楼”“天宁寺”等遗址、遗迹的名称。第一天的寻访任务,就奔着这三个地标去了。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气氛。满街悬挂着五星红旗,到处摆放着各种鲜花,大量的游客涌向天安门广场。北京的街道还是那么宽阔,但古旧的建筑和狭窄的胡同却很少见了,一片崭新的高楼大厦。城市建设发展得如此快速、如此彻底,一些文物和古迹能否得到保护?心中有些忐忑,可别空手而归。如今,有的城市大拆大建,完全变了脸。有的城市搞伪古建,毫无历史价值。宋辽高粱河之战毕竟是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时间会抹去各种历史痕迹,人们也会淡忘那场战争。

  我选择的寻访方式是地铁加步行。北京城现有17条地铁线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四通八达,来去方便。起早,从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阜通站乘上地铁14号线,转6号线,换9号线,就到了国家图书馆站。乘了将近20站,才花了5元钱。从紫竹院公园的东门进入,无心游览园中的各处美景,着意寻找平地泉和广源闸。可惜的是,公园内有水有湖,有花有草,有寺有闸,却无泉水喷涌。事先预见到了,许多著名的泉眼都因地下水被抽干而不再出水了。如今公园内的湖水以及南长河的流水,是从密云水库经京密引水渠导入的。没有这股水源,北京城内的一些湖啊海呀都会枯竭。高粱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此。

  为寻找“高粱桥”,决定徒步沿着南长河向西直门方向行走。南长河的河道不宽,水量充足,堤岸整洁,绿波荡漾,依然有着皇家御河的规格与气派。“夹岸高柳,丝丝到水”,游船穿梭,满河欢声笑语。当地曾有“天坛看松,长河看柳”的美谈。清代的皇太后和皇帝要去颐和园游玩,便从南长河乘船前往,一路赏柳戏鸟,玩水观鱼,好不惬意。如今的南长河成了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好景观。

  徒步走了2公里多,但见南长河上左一道桥,右一道桥,就是没有高粱桥。好在看到“长河文化遗产廊道说明牌”上的文字介绍,才稍感心安,原来南长河就是高粱河。“南长河开凿于辽金时期,元代称‘高粱河’,承担了向元大都输水及漕运的重要功能。全长9.6公里的长河是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连接紫禁城至颐和园的重要水上通道,也是串联北京动物园、五塔寺、紫竹院、国家图书馆、万寿寺等重要文物、文化和休闲游览空间的纽带,更是为老城六海(中南海与北海、什刹海)提供水源的主要河道。”还有更为确切的文字说明:“明代,高粱河改名为玉河。清代,玉河改名为长河。其范围按清代《日下旧闻考》所载:‘高粱桥在西直门之北,其水发源于玉泉,由昆明湖秀漪桥东流注此,即长河也。’”这把高粱河的历史沿革说得明明白白,但还须找到“高粱桥”来进一步印证。

  打开手机导航,领到了西直门附近的一座桥。满心欢喜地上前查看,却是座新桥。没有桥名,更没有重点文物保护石碑。点上一支烟,看着新桥发呆,是导航点标错了,还是定位不准?就此罢休,又不甘心。这时,有环卫工人推着收拾垃圾的小车走了过来,是位胖胖的北京大爷。上前向他请教高粱桥在哪里?他用手一指:“那边有三道桥,两边的走车,中间的走人,走人的才是高粱河的老桥!”得,被我问着了。

  横过马路时,看到街名为“高粱河斜街”,心中一乐。有河必有桥,有桥必有路,有路必有名。因河而斜的街自然被叫作“高粱河斜街”,终于看到高粱河三个字了。这条街通过南长河时建有三座桥梁,把一座老桥包夹在中间。老桥的桥面、桥栏杆、桥涵都在,但不走车,不过船,一副非常陈旧和破败的样子,显然是座废桥。但,保护的规格相当高。桥头的保护石碑上刻着“大运河——高粱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3年3月5日公布,北京市文物局2018年7月立。这说明这座桥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是岁月的痕迹,文化的沉淀,历史的印章。正由于有了这座桥,才能证明高粱河的存在,才能追忆曾经发生的宋辽高粱河之战。

  桥头还有一通石碑,刻着如下内容:“高粱桥原名高亮桥,传说高亮赶水曾到此,因而得名。高粱桥是明清时期城内去西郊的必经之路,是城内与农村的分水岭,过了桥便是一片田园村舍。”这虽然是个传说,但进一步证明桥下之河就是高粱河,是北京城发展的一个见证。在寸土寸金的海淀区,对这座废弃的老桥予以保留,实属不易。

  站在高粱桥上四下瞭望,对战场情况大致有了判断。这一带是山区与平原、城市与农村的交接处,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有利于骑兵作战和大兵团行动。高粱河之战发生在幽州城之北,从西直门外的高粱河到沙河、昌平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高粱河距离幽州城较近,应该是两军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有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地方。因之将其命名为高粱河之战,而不是沙河之战、昌平之战。

  公元979年5月,北宋军队攻下了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的都城太原。御驾亲征的宋太宗志得意满,决心借得胜之威进攻幽州,夺回被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手下的多数将领都认为不可,围攻太原从春到夏,部队战损巨大,非常疲惫,后勤供给又不足,急需进行休整和补充。但,好大喜功的宋太宗对这些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顾兵无战心、将有退意的实际,强令部队翻越太行山,行军千里,进攻幽州城。劳师远袭本为兵家大忌,更何况是疲惫之师。宋太宗却猴急得不得了,扈从六军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时,他大怒,竟要将主将处死。6月23日,宋军赶到幽州城南。宋太宗驻跸宝光寺,下旨将幽州城包围起来,立即组织攻城。

  早在北宋进攻太原城时,辽国就预判他们下一步会攻击辽南京城(幽州城)。为此,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汉人高官、大丞相韩德让担任辽南京留守,起到稳定部队、团结民心的作用;二是派北院大王耶律斜轸和统军使萧讨古率兵前去增援,协防辽南京城;三是加固城墙,加宽城濠,扩军备战。耶律斜轸和萧讨古的部队分别驻扎在城北的昌平和沙河,协助城中部队的防守。宋军的先锋部队到达后,巡哨城北,遭遇辽军,与之交战。宋军的后续部队不断涌来,辽军抵挡不住,溃散到昌平的得胜口。宋太宗接到探马的报告大喜,感到契丹人的战力不过如此,督促追击,争取全歼。耶律斜轸看到宋军来势很猛,锐气正盛,便打着耶律沙部的旗帜佯装败退,诱敌深入,而后利用骑兵突袭宋军的后方,反败为胜,与宋军在沙河一线形成对峙。守城部队见此增强了坚守的信心,更加众志成城。

  宋太宗本以为一鼓就能拿下幽州城。可是,强攻了十多天却不见成效,架云梯爬城墙上不去,挖地道也钻不进去,部队伤亡不小,士气低落。宋太宗明知辽国肯定会派兵增援幽州城,但他既不派兵阻援,也不围城打援,却一个劲儿地催促部队攻城。一些将领和大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能听之任之。

  辽景宗耶律贤不断接到前线的战报,北宋大军云集,猛攻辽南京城。城中守军绝大多数是汉人,宋太宗已经派人进城劝降,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城外的部队虽未大败,却无力救援,只能声援。赶紧派兵增援,否则辽南京城不保。辽景宗想把契丹人马撤回来,以保存有生力量。皇族中的名将耶律休哥认为,万万不可!辽南京城一丢,其它州也不保了。没了幽云十六州,辽国就失去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同时,也失去了粮食、战马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来源。他主动请缨,由他率领五院军前去增援。临朝称制的萧太后对此表示欣赏,把增援部队原定的主将耶律沙换成了耶律休哥。

  辽南京城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的,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文明程度都在其它15州之上,也超过其它4京。背靠燕山,腰依太行,两腿伸向平原,是从草原到中原的必经之路、咽喉之地。公元936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当上皇帝,把幽云十六州拱手白送给了辽国。这可把垂涎已久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乐坏了,他把幽州北京定为辽南京,把云州大同定为辽西京,派重兵加以把守,用心经营了43年,成了中原地区的一个特区。没有幽云十六州,辽国不会进步那么快,也不会那么强大。

  于公元960年建国的北宋,对此不能接受,没了幽云十六州的屏护,辽国骑兵便能长驱直入到黄河岸边,威胁到都城开封的安全。这使北宋的历任皇帝都如刺在喉、如芒在背,睡觉都得睁只眼睛。

  从草原上昼夜兼程赶来的耶律休哥部,于8月1日抵达辽南京城北,与耶律斜轸部汇合在一起。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所率领的五院军和六院军,都是辽国的精锐部队,清一色的契丹子弟,装备精良,战力超强。每人三匹马,六种弓,四百只箭,长短枪各一把,人和马都披甲。契丹人性勇猛,善骑射,上战场打仗不过是平时围猎的再现,人人兴奋,士气高昂。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都是知名战将,有勇有谋,身经百战,从无败绩。他们商议留一支部队在正面牵制宋军,他们率领骑兵从两翼进行钳击,争取一举将其击溃。当时,天色已晚,耶律休哥叫部队点起火把后发起冲击。只见漫山遍野火光,马蹄声地动山摇,辽国骑兵如浪涌来,似墙推进,万箭齐发,刀枪并举。耶律休哥一马当先,带头冲杀,先后三次受伤不下战场,直至昏死过去。下面的官兵一看主将如此玩命,更加奋勇争先。守城部队也打开城门冲了出来,全城百姓一起呐喊助威。那阵势,那气势,摧枯拉朽,锐不可挡。

  这可把宋太宗给吓坏了。他见过稀松平常的南方步兵,一触即溃,有的没打就举手投降了。他没见过凶猛异常的北方骑兵,不仅马快、箭快,刀更快,再不跑小命就不保了!说话之间,他的大腿中了两箭,也有说是屁股,极为难堪,疼痛难忍。侍从找来一辆驴车,他乘上去赶紧逃命。宋军的步兵已经被辽军的骑兵冲得乱七八糟,晕头转向,兵看不到将,将找不着兵。听说皇帝跑了,下面立即作鸟兽散。可是,人腿哪有马腿快,一万多人作了刀下之鬼。

  万幸的是,宋太宗捡回来一条命。那一年,他刚40岁,当皇帝才3年。当时,还闹个大乌龙。大臣们找不到宋太宗,以为他阵亡了,哭声一片,满朝悲痛。他们商议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打算拥立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上位。就在这个时候,宋太宗奇迹般地生还了。都说一将成功万骨枯,而宋太宗是一帅无能三军哭。

  战后,辽国上下一片欢腾。他们本是马背上的民族,牛车上的国家,习惯于在野战中取胜,在“捺钵”中治国。正由于占据了五京之地,他们才由行国变成了城国。如果辽南京城被打下来了,不仅会失去五京之地,还得退回草原重过游牧生活。守城的主将韩德让是个汉人,他亲自登城,日夜巡视,奋力拼杀,誓与一城百姓共存亡。为此,我还想找到辽南京城的故址,搞清辽南京城当时是个啥模样,为啥能够守得住,进一步把这场战争讲全面、讲透彻。

  辽南京城的故址在西直门的正南方向,广安门那一带,有燕角楼和天宁寺为证。从西直门地铁站乘上2号线,在长椿街站下车,向西南行就走进了辽南京城。在广安门内大街与北线阁街交叉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树立了一个纪念性的牌坊。由白色的大理石构建,顶部悬挂的云纹图案圆盘中镂空着“燕角”二字,造型优美,古朴庄重。牌坊脚下的石墙上镌刻着说明文字:“辽燕角楼故址,为辽南京城子城(皇城)东北隅角楼。子城位于南京城西南隅,三隅均与城垣相交,只东北隅独立,故建此楼。燕角谐音为烟阁、线阁,故址在今广安门大街与南、北线阁街道相交处。”

  《辽史》上记载辽南京城,方圆36里,城高3丈,宽1丈5尺,有26个坊,30万人口。坊的本义是街巷、里弄,古时一里见方为坊,住在其中的人家称作街坊。后来引申为店铺、手工业场所。北京现在还促留着坊的街道名、门市名。经专家勘察与考证,辽南京城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约2200米,其北城墙在白云观一线,南城墙在白纸坊一线,东城墙在法源寺一线,西城墙在小马厂一线。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南京城:“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必出,而桑柘麻麦羊豖雉兔,不问可知。”由此可见,当时的辽南京城建筑漂亮,经济发达,物资丰富,生活富足。这因为辽国实行的是“分俗而治,各安其生”的统治政策,用北面官统辖契丹人,用南面官治理汉人,并行管理,互不干扰。对汉人除要求纳税和出征外,其余自便,后世将其称为“一国两制”。城中的各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通婚和相处,非亲即友,安居乐业,不允许有人破坏他们的和平生活。

  皇城位于辽南京城的西南角,其三个城角与城墙相接,只有东北角独立,就是这个燕角楼。说来很有趣,契丹皇族不习惯住在宫殿之中,有公事时才去宫殿,其它时间在帐篷里活动,尤其晚上必去帐篷里睡觉。在皇城中都留有一块空地,用于给他们支帐篷使用,旁边如果有湖就更理想了。

  天宁寺与塔位于辽南京城的西北隅,属于城中的佛教巨构。建于公元1119年,也就是高粱河之战后。由于该塔建在城内,因此可确定辽南京的北城墙和南城墙的大体位置。也由此可知,辽南京城的北城墙距离高粱河大约5公里左右。城外部队与城中之兵在那里汇合,一起战胜宋军就比较可信了。

  在去天宁寺的途中,过南护城河时巧遇岸边的“蓟城纪念柱”,柱头上刻着“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纪念柱前有《蓟城纪念柱碑记》和《北京建城记》。这一柱两记用于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至1995年)。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在所撰写的《北京建城记》中指出:“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纪念柱树立的地方是北京最早建城的地方,那里距离辽南京城很近。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和发展起来的。北京对辽代的遗址、遗迹重点加以保护,其原因也就在这里。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根脉和保障。蓟城纪念柱立得非常及时,侯仁之教授的贡献更为宝贵。

  一条清幽幽的高粱河,流过一座金灿灿的古都,串起一部沉甸甸的3千多年建城史。意犹未尽的是,不仅仅是战争的教训,还有文化的思考。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如磁石般吸引着周边的少数民族,使他们志愿学习和接受,直至融入其中,从而形成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中华大家庭。幽云十六州既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也是最佳之地。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改变着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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