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主席、朱总司令尊称的“矮子”危秀英
在江西医院干部楼6楼35床，我见到了大家尊称的老红军的大姐危秀英，她是30位长征中女红军之一，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身高1.40米，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
她女儿危敏告诉我，母亲巳病了很久，现在患上老年痴呆症，现在没办法采访了，我提出拍下照片。在拍照过程中，老人慈祥的笑容挂在脸上，嘴里总念着一句话，敌人来了，快走后门跑。
为了拍张更好展现老人晚年的照片，我在危老出院后，于2002年3月3日来到位于八一礼堂的省委宿舍危老家中，危敏夫妻俩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拿出危老年青时在延安照的照片和1953年参加全国人大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给我看,我将照片进行了翻拍,危老见到我很高兴,听说要拍照,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危敏夫妻俩扶抱着危老，安坐在沙发上,我架好相机,拿了一支笔,一本本子,摆了个写字的动作.危敏说:“别动,一.二.三."危老马上接着说:“五.六.七.八"，逗得我们一齐笑起来了，这次重拍的照片，成为展览时较为理想照片，拍完照后,坐下来听危敏转述了危老的简情，并知晓了危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二三事。
1910年，危秀英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
先后担任过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妇女主任、陕北妇女部长。1937年从延安奉调返回江西，任吉安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赣南特委常委兼妇女部长、东北敦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解放后任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农村部副部长、华南农垦局副局长、广东农垦厅副厅长、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职。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下田。悄悄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已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红军到兴国时，她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象她这样的人翻身的，无需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乡亲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情况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自已给自已取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蔡畅，省委书记则是李富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县，蔡畅见到手粗脚健、朴朴实实的危秀英，心里十分喜欢，便说：“秀英，知道写自已的名字吗？”
危秀英一时摸不着头脑，说：“大字墨黑黑，在我眼中哪个都一样，说不出认得认不得” 。这一说把蔡畅惹笑了。她笑够了才说：“秀英，从明天起我教你学文化，一天认十个字，少认一个就得认罚” 。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对后人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矮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两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女红军只有30位。
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批准参加长征。
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因为体重差一斤。
长征路上的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矮子。”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
一方面军中的30位女红军，编于干部休养连的有24位。她分成了三种身份；第一种是休养员，有邓颖超、贺子珍、陈慧清、曾玉、金维映、刘群先、杨厚珍、丘一涵。她们因为伤病、怀孕或体弱，在连队休养，也做些战士思想和群众工作。第二种是工作组成员，有李钊、廖似光、钱希均、钟月林、谢飞、萧月华、谢小梅。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第三种是政治战士，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也参加打土豪、筹粮筹款工作，有时还要抬担架，最为辛苦。危秀英就是一个政治战士。
危秀英承担着照顾四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四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有时还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追赶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个，剩下的一个说自已没力气，不肯抬了。当时，担架上的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已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和民夫慢慢聊起家常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已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的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已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夫。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
还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开步。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
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做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也许是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23年后，即1958年，危秀英去看望蔡畅，竟然在那里又一次碰上了这位被救的病号，原来他叫廖志高，当时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秀英同志，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激的话呢！”
“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危秀英事后说：“蔡大姐送过她一袋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曾向她伸出过帮助的手。”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止救过廖志高一个人，1935年6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沙窝，粮食奇缺，几乎全靠野菜和野蘑充饥。一天晚上，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到宿营地时，只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云三个女战士和哨兵、通信员都躺倒在地下，身边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看样子是给她留的。从小就没少吃这种野菜汤之类东西的危秀英，喝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夹起一朵蘑菇仔细看了看，觉得更像毒蘑。再看地下躺着的刘彩云他们，一个个口流白沫，便断定是野蘑中毒。
可是哪里有解毒药？她急中生智，忽然抱起刘彩云的头，扒开她的嘴，将手伸进她的喉咙去掏，三掏四挖，竟把刘彩云掏呕了。她知道，要能把毒蘑呕出来人就有救了，她于是又抱起邓六金、廖似光终于将他们一个个救活了。她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睡在附近同一个草坪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一位政委、一位参谋长。
危秀英还救过一次邓六金的命。进入云贵高原的大山中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跟不上队伍，迫不得已，她流着泪要求把自已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危秀英扶着邓六金跟在部队后面走。她帮邓六金背行李，给她找水，还用刀削了一根手杖。实在走不动了的邓六金，望着个子矮小的危秀英说：“秀英，你走吧，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只要我在，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危秀英断然拒绝了。就这样，两个人，四天四夜，邓六金终于病好赶上了队伍，长征后，危秀英还做了邓六金的月老，介绍她与共和国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认识并成夫妻。
进入2000年，邓六金回到江西，专门提出要看自己的救命大姐危秀英，当见到危大姐患病时，抱着危秀英泪流满面的说：“大姐，大姐，六金来看你，你还认识我吗？”患有老年痴呆的危秀英只是微笑以对。
这样一个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却在长征路上担负起那么多救人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