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父亲与开国上将王新亭将军的半生缘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银河悦读网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征文活动》，我有幸参与写作并获奖。父亲张继成（原名张方金）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参加征文活动期间，我再次研读了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并查找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从父亲生前接受过的一些采访，以及父亲自己的回忆录，或是他口述让母亲及我们姐妹帮他写过一些回忆文章中，系统地了解了父亲的一生。父亲此前在家里收藏了很多红军方面的书籍，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相关内容，还记得父亲也收藏过多部人物传记，其中一本是王新亭将军的自传《王新亭回忆录》。
我们小时候父亲会时常给我们讲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故事。也会时常提起红军时期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首长：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董老，总指挥徐向前，总参谋长刘伯承、红12师师长陈赓、政委詹才芳、政治部主任王新亭，34团团长许世友、36团团长徐海东、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及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红九军军长何畏等等。父亲还会讲述一些与这些老首长在抗战期间，延安抗大，中央党校时期相遇的事情。
一、父亲和王新亭将军初识在红1军1师3团
可以说，王新亭上将是父亲交集最多的领导之一。1929年4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正式番号为红11军31师），师长徐向前。父亲当时还不满14周岁，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被分配在3团政治处做通讯员，后做宣传员。1930年4月，红11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红1师从800多人扩充至3000多人。王新亭在此期间也加入了3团的红军队伍，当时3团的团长是倪志亮，政委是江竹青（后牺牲）。
王新亭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县（今孝感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里虽然贫困，仍然供他在村里的私塾读书直到高小毕业。后来他又间断到当铺学徒当店员，没想到这份工作在他今后的战斗生活中派上了大用场。
1930年冬季，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天气寒冷，部队还穿着单衣，部队根据情报得知新洲城空虚，上级领导决定攻打新州，搞点物资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红1师冒雪踏泥急行军跑了50多里，敌人没有想到这么坏的天气红军还会出击，毫无防备就被红军攻战新洲城。当夜，全歼了敌人一个旅，俘虏敌人几千人，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新洲是商阜，当时战士们缴获了很多金器都不认识，当铜器玩儿，弄坏了就随便丢弃。王新亭发现后，就组织父亲他们3团的一些红小鬼们将金器收集起来，送到当铺卖掉，用这些钱买了很多棉布给部队做衣服，还将富裕的一些钱交给部队领导，统一发给战士们当零用钱，大家非常高兴。
1931年1月，在商城长竹园，红1军与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师3团改为10师30团，王新亭调任30团书记，父亲在红4军军部交通队（特务队），当时交通队的战士大多是红小鬼出身。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下辖红4军和红25军，兵力共3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红4军下辖10、11、12三个师，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父亲被分配到12师师部交通队，在交通队历任班长、排长。1933年5月王新亭调任12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5月太原解放后，左起：陈漫远、徐向前、周士第、王新亭）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5个军，根据地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宣汉、营山、达县、万源等8个地区。红四方面军红12师与巴中等地的地方武装三个团合并，扩编到红9军。红9军下辖第25师和第27师，后来又成立了第26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在此期间，父亲先在红四方面军红9军军部特务队（交通队）任排长，后调任红26师76团三营7连指导员，父亲在王新亭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
1933年8月中旬到10月底，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仪南战役从8月中旬到8月底，历时半个月，红九军在此战役中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红九军攻占仪陇县城后，王新亭主任派父亲他们交通队在县城内张贴标语，其中一条标语是：朱总司令是仪陇人！群众争相观看，影响很大。仪陇战役共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仪陇及其大部地区，尤其是将南部产盐地区全部占领，意义更加重大。部队经过实战锻炼，提高了山地作战能力，为今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3年11月初，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向川陕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敌人来势汹汹，叫嚷“三个月内全部肃清”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打得最艰苦、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历时10个月。敌人先后动用正规部队140多个团，25万兵力，红四方面军以8万兵力，付出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击毙、击伤敌军副司令郝耀庭等6万余人，俘虏敌军2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火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
1930年底到1934年间，王新亭主任和父亲都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当时，红军经常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仗，敌我力量悬殊，减员很多，人员损失惨重时，师与师合并，团就直接取消了。红军时期战争十分残酷，一仗打下来可能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的指战员都牺牲了。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进行了缩编，将原5个军15个师缩编为12个师，红9军下辖25师，26师，27师。父亲是红小鬼出身，长期在交通队领导身边工作，培养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及战斗精神，对红军政策了解得比较全面具体，同时作战勇敢，组织纪律性强，很快就被提拔为红26师76团三营任政委，后26师缩编，父亲又被调到27师81团二营任政委。作为政工干部，父亲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的培养。
二、王新亭担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师。为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率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借口噶曲河涨水，违抗党中央北上的决定，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还电令右路军一起南下。
1935年9月，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后，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市松岗）又组建了新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当时，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教育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三个科：高级指挥科（科长先后由余天云、张宗逊担任），训练师级以上干部；上级指挥科（科长先后由周子昆、陈伯钧、曹里怀担任），训练营团级军事干部；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政治教导员李井泉担任），训练营团级政工干部，分为一班、二班、三班。父亲奉命进入红军大学是上级政治科一班学员。昔日的放牛娃能够进入到红军大学学习，父亲非常兴奋，倍感珍惜。
父亲刚参加红军时就开始学习认字、写字，他们都是边行军、边打仗、边识字。在行军途中认标语上的字，认前面战友背包上、斗笠上贴着的字。休息时用石头、木棍在地上写字，写自己的名字，写战友的名字，标语、口号等。王新亭主任还利用作战间隙、休整时间给他们上课，交他们学文化，讲政治，讲形势，讲纪律。父亲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一直渴望能够上学，红军时期虽然学习条件环境很艰苦，但还是抓紧时间识字、写字。王新亭主任经常鼓励、督促他们学习，几年下来的不断积累，为父亲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打下了一定基础。
王新亭在红大工作期间，给学员们讲政治课。那时没有教材，他就在讲课之前到学员中进行调查，根据学员的要求和实际水平，亲自动手写讲课提纲。父亲对王新亭的讲课印象深刻，通过政治课的学习，父亲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父亲今后作为政工干部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比较多，营、团级干部大多文化程度偏低，军事理论基础较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刘伯承校长亲自制定教学方案，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红大学员边行军，边打仗、边学习，并将授课内容运用到实际的战役中去，巩固和提高学习的效果。长征途中的流动大学，使父亲受益匪浅。
红军大学一直跟随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张国焘强令部队南下，进至川西南和西康交界地区。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王新亭由红军大学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任组织部长。红四方面军开始第三次过草地，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包座地区。
第三次过草地，父亲在草地里走了20多天，就在快要走出草地时，父亲不幸感染了疟疾，高烧到四十多度，打着摆子，一步都不能走，最后甚至失去知觉，昏迷不醒，险些丧了命，是战友们用担架硬是把父亲抬出了草地。
1936年7月下旬，父亲被送到中央红军医院，打了“奎宁”才医治好。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坚强的活了下来，可是满口的牙齿发烧后没剩下几颗，头发也脱落了，过草地时脚趾甲也坏掉了6个，身体非常虚弱。父亲在中央红军医院边治疗、边休养、边行军、边学习，后随中央红军医院到达陕北，有幸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
10月7日、8日二天，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长征，以敌人的失败，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三、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8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党在抗战阶段的中心任务。25日洛川会议闭幕，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一个军，即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共3个师和直属总部的特务团。
原红四方面军的第4、31军和陕北的红29、30军等部队合编为129师。当时，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王新亭为129师组织部长。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
1937年9月6日，129师在石桥镇召开全师誓师出征大会。10月初师部率领386旅、师骑兵团开始出发，向山西进军。
父亲1937年9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毕业后，被选派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既朱德警卫团），任一营一连指导员，后跟随朱总司令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9月5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与前方总部随营学校在陕西泾阳县举办改编及出征誓师大会
1938年1月上级任命王新亭担任129师386旅政治委员，和陈赓旅长一起工作。新年过后，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129师政治委员。
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日寇后方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王新亭和陈赓、周希汉等分别率领386旅和太岳军区军民在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历经3个半月，共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取得了很大的战绩。
在正太路西段战役开始的同时，为配合主要方向上的战役行动，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由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的17团、决死一纵队的42团、57团、59团和212旅，以及各军分区的部队，于8月20日分别对同蒲、白晋铁路和一些主要公路进行了破袭，对铁路沿线据点内之日寇进行了攻击。
1940年10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计划，此时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反击日寇的报复性“扫荡”。反“扫荡”作战持续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战况非常紧张残酷。为抗击日寇报复性扫荡，父亲奉命调往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57团任二营营长，再次回到了老领导们身边。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386旅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参谋长周希汉。在此期间，57团团长黎锡福、政治部主任郭寿征率领父亲所在的二营以及三营属沁北支队，归386旅政委王新亭指挥。
1940年11月18日到30日，日军又对我太岳区进行了毁灭性的大“扫荡”。手段残酷毒辣，骇人听闻，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本性。面对这种险恶形势，王新亭政委带领父亲所在的57团及兄弟部队，在太岳军民的支持下，团结一心，奋勇迎敌，经过12天的顽强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毁灭性大扫荡。”
四、进军中条山
1941年8月十八集团军总部（下简称集总）命令以386旅、决死一纵队（后改称决一旅）、212旅组成太岳纵队，隶属“集总”（1942年1月改归129师建制）。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参谋长毕占云。下属386旅由聂真任政委，刘忠任副政委，周希汉任参谋长，张祖琼任政治部主任。决死队一旅由李聚奎任司令员，李成芳任参谋长，刘有光任政治部主任。
由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政策，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军队无作战准备，遂节节败退，中条山地区被日军占领。1942年1月，“集总”和129师决定，由王新亭、聂真率太岳支队17团、18团、57团由岳南出发南下中条山，开辟根据地，57团为第一梯队。
（1944年于山西安泽县，左起：王鹤峰、王新亭、聂真、郭钦安）
在两个月开辟中条山根据地的斗争中，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和地方干部一起，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4月中旬，成立了晋豫联防区指挥部，刘忠任司令员，聂真任政委，下辖第17团、18团、57团及三个军分区。
1942年5月，129师政委邓小平参加晋豫区党委会议之后，由王新亭和聂真陪同来57团检查指导工作，当时正值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邓政委及各位领导与57团一起同敌人周旋了一星期。邓小平政委听取了王新亭和聂真的工作汇报，对新开辟中条山根据地的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邓政委指出：南进支队开进中条山以来，只有两个来月，已经控制有二十万人口的地区，基本地区有五万人口。我军南下，确是救人民于水火，军队进入中条山后，严格执行纪律，保护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对我军印象极佳。邓政委的评价，对南进支队无不以很大的鼓励。
针对敌人的扫荡，邓政委指出：要充分利用中条山的地势优势，开展游击战争，避开敌人主力，由内线转到外线打击敌人薄弱环节。要继续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中条山根据地，采取政治攻势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法有效制止敌占区的扩大。积极保卫群众夏收秋收，解决粮食问题，保证军需民食。这些指示向部队传达后，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
邓政委指示王新亭将中条山部队交给刘忠同志指挥，随即和王新亭等几十个随行人员，拔山涉水，风餐露宿返回太岳总部。
1942年12月，日军推行“山岳剿共实验区”计划，除向岳北区“蚕食”增修据点外，又妄图利用交通线进行“蚕食”，分割我太岳区抗日根据地。为破坏敌人修路计划，太岳军区作了统一部署：令决死队一旅的57团、59团在路北打击敌人；386旅16团，后由772团在路南尾敌跟进侧击。就这样敌人在前边修，我军在后边边打边破。当敌人进至良马以西时，良马以东敌所修之公路被我军民破坏殆尽。敌人因孤军深入，兵力不足，只能建立少数据点掩护修路。在我军不断打击下，被迫东撤。至此，敌之修路计划宣告失败。
1943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了第37师、第62师、第69师团等部，加上伪军共2万余人，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面对日军的大举“扫荡”，决死队第一旅进行反“扫荡”作战，同时与沁源军民继续进行围困据点里的日伪军，与日伪进行坚决斗争。11月下旬，决死队第一旅、129师386旅在太岳区军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日军的此次“扫荡”。就是在这次反毁灭性大“扫荡”作战中，父亲身负重伤，在战地医院治疗后，转移到太岳区棉上县、阳泉县养伤，弹片一直残留在父亲体内。在治疗养伤期间，为继承和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完成革命事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父亲改为现在的名字——张继成。
1944年初，父亲伤好痊愈，再次被组织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学习。经组织批准，母亲跟随父亲一起到达延安。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要抢占东北，党组织号召各校学员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父亲听到消息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要求去东北工作。母亲当时在延安中学学习，也一并报名参加延安干部团。他们跟随第一批延安干部团奔赴东北，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1944年父亲张继成、母亲梁静在延安）
一切听从党指挥，时刻听从党召唤，是父亲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具备的基本素质。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生命都可以舍弃，绝不会向党和国家提出任何条件。至此，父亲离开了原来的部队，原来的领导们，虽然心中充满不舍。王新亭政委在红军及抗日战争时期，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政治素质，对父亲将来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父亲终身受益。
老一辈革命者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们的坚定信仰、高尚品格、伟大贡献都是我辈学习的典范。我们要时刻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