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上午,机缘巧合,在我国的林都小兴安岭乌伊岭小镇,我和当地武装部的张政委和洪部长,一起来到一栋很普通的居民楼里,敲开了一家住户的房门。

  一家人热情的把我们迎了进去,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上来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大概一米八几的样子,腰板挺直,穿着朴素,干净利索。

  环顾四周,家具摆设极其简单,整个看上去却很洁净,给人一种舒服和温馨的感觉。就座后,张政委说:快到八一节了,我们代表组织,来慰问一下您这位老首长、老革命。

  老人忙起身点头,真诚地笑着回答道:谢谢组织上的关怀。

  他叫王明秀,河北丰润人,1933年2月生人,1948年从黑龙江密山入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兵。

  说起自己过去所在的部队和参加抗美援朝的事情,他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入伍时只有15岁,当时征兵的首长来到我家,当时我弟弟也在场,我先举手说:我想去当兵。征兵的首长问了些家里的情况,走时还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过了没几天,得到通知,我被批准了。到了部队,我被分配到修理连当通讯员,后又分配去给领导当警卫员。我们部队是1949年进的山海关,我们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北京解放。我们的坦克学校在北京丰台,我们的部队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的所有国庆和阅兵都有我们部队的身影。说到这儿,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和自豪。

  我们的坦克部队那时叫战车大队,是苏联支援的,当时也就十几辆坦克,共三种,最有名的是T34坦克,上面装有自行火炮。在战场上,打美国鬼子的坦克,我们T34是立了大功的。

  我们是1951年从安东(丹东)进朝的,第一次到了安州,我们部队自己挖了山洞,把坦克都藏在山洞里,只有炮筒在外边,还用树枝伪装起来,怕被美国鬼子的飞机发现了。

  当时由于生活艰苦,加上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影响到视网膜杆细胞代谢,我得上了夜盲症,在暗处或者夜晚的时候,我的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前线没有医疗条件,治不了我那病,没办法,我被部队送回到天津治疗。通过治疗,我的眼睛慢慢好了,我被安排回到了北京部队的留守处。

  1953年我们团长回北京开会,他没有带警卫员回来。团长对我说:小王,跟我回前线吧。我答道:首长,服从命令。坐火车,倒汽车,走了好多天,我就这样又一次回到了朝鲜,回到了我的老连队。这次我们过了三八线,到了开城。

  我们挖山洞,挖掩体,挖防空洞都是用镐刨,战友们的手经常磨出血泡,冬天都震出很多血口子来。当时我们部队几乎把山都给挖空了,给养和弹药送不上来,现有的兵力和坦克都藏在山洞里。

  记得当时,天上黑压压的全是敌人的飞机,我那时年龄虽然很小,但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开着苏联产的嘎斯车,通过敌人的封索线,给前方送给养和炮弹。

  那时在部队上,压缩饼干是好东西,一般还吃不上。大部分时候,我们吃的是炒面,有时连水都没有,饿了就干吃几口面,再捧地上的几口雪吃。

  更记得那次战斗,敌人打来密集的火箭炮,部队伤亡惨重,我们一个连的战友,几乎全牺牲了。我师傅姓周,是东北人,在那次战斗中也牺牲了。那个山沟里到处都有战友的坟墓,有的人牺牲了,能从花名册上找到名字,有的部队花名册都被战火烧掉了,上哪儿找名字去?

  说到这儿,老人不能自已,难过的哽咽起来,大家都紧张地站了起来,他女儿一边递上毛巾一边用手轻抚老人的胸口,我们都怕老人太激动了,对他身体不好。洪部长劝慰道:老人家,您是革命的功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平复了一下心情,老人继续讲:我是1954年7月1日入的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国内,1958年退伍来到伊春南岔技工学校,先是当了汽车教员,后又被调到林业管理局开大车。

  当时解放后,咱们国家为了还清苏联的外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一起过苦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冬天了,有一家人就剩下了一个土豆子,大人怕冻坏了,放在被窝里当宝贝藏着。最后看孩子们饿的实在不行了,才煮了给他们吃了。

  我老伴是哈尔滨人,2003年去世了,当时是她的亲戚介绍我们认识的。我们共养育了四个子女,都很孝顺。大儿子王永生从大庆石油管理局退休后,回来照顾我。现在国家政策好,我得有脑梗、高血压等病,吃药、住院国家全报销,不让自己花一分钱。我在哈尔滨住院,人家医生和护士都拿我当样板,对别的病人说:看看人家这老革命,能正确对待病痛,多乐观,活的多明白。

  我感觉现在生活的非常幸福,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是千千万万的战友们,用生命给我们换来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珍惜。生活水平越高越好,我们越不能忘了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虽然离那次和老人有些时日了,但他高大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了做为军人的我们心里。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白发老人,是原总后勤部某部的退休干部刘振武,说起那段难忘的经历,他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停顿一会,思绪陷入战争场面的回忆中。

  我是在1951年3月份抗美援朝时期参军的。离家时才17岁。在陇西老家县城穿上洋布料的黄军装后,我回过一次家,母亲抹着眼泪送我时,我并没多大伤感。我想我终于可以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

  离开家乡前我没见过汽车,我们先去渭南训练,5月份坐闷罐车去了东北吉林怀德县的半家屯,在那儿学习一些简单的朝鲜用语和进驻朝鲜后的注意事项。我被编入辎重二团,听说是搞运输的,将来能开上汽车,听了这话,我兴奋得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当年的8月份,我们用架子车拉着给养,一步一步从鸭绿江跨入了朝鲜。在三八线附近,我们的部队驻了下来。开始挖汽车掩体、防空洞。吃的炒米炒面干咸菜,还有各种罐头。汽车三团配备的全是苏联产的嘎斯51,当时说苏联出装备,咱们出人力。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说,除了干体力活,别的什么都不会。美国在战场上搞细菌战,我不小心得上了伤寒,全身无力,吃不下,喝不下,老觉得浑身冷。住在简陋的战地医院里,我40多天没太吃东西。我的头发全掉光了,那时我真想回家,我想我可能回不了老家了。后来我的病好一点了,我就出了院。出院后就去汽车五团了,我被分在二连。开始给炊事班挑水劈柴,住的地方也是在半山腰挖的掩体中,山下有泉水,那水又清又凉。后来我去了修理班学修汽车。1952年10月份,参加了18天的集训,从车站向仓库倒战备物资,后来我就被放单了。

  我们白天睡觉,晚上干活,天快亮时在掩体里把车伪装起来。美国的飞机晚上经常空袭我们的车队,发现灯光就扔炸弹,有时扔大照明弹寻找目标,他们的照明弹能在空中待20多分钟。倒是阴天下雨时空中的能见度低,敌人的飞机不敢飞,我们跑车跑的比较放心。

  一起开车的战友,头一天还在一个床上睡觉,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面了,被敌人的炮火炸死了。美军飞行员向我们的运输路上扔三角钉,三角钉是空心的,不管扔在哪儿,肯定有一个角是向上的,轮胎被扎后就漏气没法跑了。还有蝴蝶雷,美军用降落伞扔下来,一落地炸开十几颗小雷分散开了,那小雷一碰就炸。美军为了封锁我们的运输线,炸桥炸路,挖空了心思。

  1953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收车晚了些,敌人扔下的一颗子母雷差一点要了我的命,雷炸后硝烟散去,我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还在,觉得嘴里咸咸的,吐出来一看,门牙被崩掉一颗。平时给家写信也就报个平安,不敢多说什么,怕家里人挂念。

  我在前线立过两次三等功,每次的奖励就是1枚奖章,1件印有三等战功字样的背心。那时没有物质奖励,对每一名志愿军战士来说,一枚奖章,就是最高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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