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的地方,是一片充满故事的红土地。

  前些日子,偶尔翻阅到丁良跃老师《杨得志将军长征前在我家养伤》一文,心中不免激动起来,那是发生在我村小学同学家里的事呀,亲切而熟悉的地方——那谢氏厅堂前有我在长口小学上学时劳动课送鱼草的池塘、玩打仗游戏的山头炮台遗迹。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杨得志部来到我们于都县梓山镇长口村莲塘背谢屋驻扎,准备战略转移。时杨得志腿伤得到谢家草药治愈,于10月17日,率红一团担任左路前锋的红一军团先导,在山峰坝渡口渡河,为中央纵队开辟道路并作掩护。前些年,听弟弟说他在任村主任时,杨得志将军的后代到村里探访过杨得志将军当年养伤的故旧。

  我自长征源头来,应知故乡长征事,了解默念于都的过去今天,展望未来,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欣然,我坦荡,我自豪!


  一、历史选择了于都,于都辉煌了历史

  建县于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迄今已有2225年历史的于都,因北有雩山取名“雩都”,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十八个县和赣南最早建县的三个县之一,素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冲”之称。1949年8月13日雩都解放。1957年6月1日起改名为于都。虽然家乡人们略为熟悉或知晓诸如罗田岩、重光宝塔、寒信古村等保存完好的历史古迹和古村风貌,以及周敦颐、王阳明、文天祥、岳飞等古代名人在这里留下过的足迹,但真正让中国、让世界认知的,还是90年前,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于都河),成为万里长征之源和“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而闻名于世的。

  时值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央红军命悬一线,危在旦夕。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民党军非但拒绝统一抗日,更对红军数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尤其1934年4月底的广昌战役惨败后,扩大了伤亡,苏区根据地日渐缩小,财力物力劣势愈显,党和红军在战略上完全被动,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以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为目的的战略转移,并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

  由于当时的于都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全红县。位置相对优越,距离当年红军反围剿战场的宁都、兴国、石城、长汀都只有90公里路程,离直接与敌人交战的战场稍远,加上拟突围方向在苏区西南部赣粤边界的粤军对进攻红军比较消极,且境内有梅江和贡江两条水路,利于红军大部队的安全集结;政治基础较好,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早期革命者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革命影响颇深,以及毛泽东同志在于都做过了出色的军事调查和群众动员,群众革命基础好,以至于一至五次围剿,于都始终是战争的后方,于都县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已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于都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可靠的铜墙铁壁,便于大部队休整和6000多伤病员得以安置疗伤;物产较为丰富,较利于军粮、弹药等物资补给,特别是有共和国第一国企的中华钨矿公司成为了苏区困难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块石头(钨砂)养活了十万红军”,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打开向外突围这道“生门”的有利筹码;人民积极支持,当时仅30余万人口的于都,积极响应党中央“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约占当时全县青壮力总人口的1/4多,可有力保障红军安全、顺利地完成集结准备。因此,突围转移集结的最终地点选在了于都。在不久前电视剧《追风者》中也有这样的反映。此后,当时的于都又成了中央苏区的大后方、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策源地。这是于都为保障红军顺利突围、长征最终胜利和革命延续发展,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的充分肯定。

  为了保存力量,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1934年10月7日开始,按照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的野战纵队,都开赴于都河北岸集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后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的将军)得到红军总部命令:12日午夜之前赶到江西于都执行架桥任务。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仅四天时间,在敌军重重围困,形势危急之下,于都河沿岸群众和县城居民倾注以极大热情捐献,千余名工匠船工,用800余条大小船只,大量渡河器材的筹集,终于在16日午夜之前,在该县境内长约60华里、河面平均宽度600米、水深1—3米的于都河上完成5座浮桥的架桥任务。1934年10月17 -20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于都河一时承载、护送了千军万马,也承载、护送了中国的命运。8.6万红军将士分别从八个主要渡口,“星夜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的征程,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诗篇。于都河畔,母送子,妻送郎,编织20多万双草鞋,捐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棺材板,架浮桥,渡于河,送别红军。时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随同中央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从于都县城东门浮桥渡河,离开中央苏区,开启了漫漫征程,历经苦难,踏遍艰险,走出辉煌,创建伟大的新中国!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而载入史册,于都河也因此被称为“长征第一渡”。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 ,别故乡,男女老少来送别,热泪盈眶情谊长 ,紧紧握住亲人的手,红军何时返故乡……”——肖华将军《长征组歌》中《告别》歌词表达了当年那依依惜别的悲壮场景。

  更为传奇的是,为了躲避敌机侦查轰炸,在1934年10月17日到10月20日的4天里,每天傍晚老百姓开始帮助红军架设浮桥,通宵渡河后,次日天亮之前又把浮桥拆掉,晚上再搭,反复拆搭15次,8.6万中央红军全部顺利过河,而敌人竟毫无察觉。34万于都百姓,共同为红军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一直到1934年11月中旬,主力红军抵达湖南中部宜章、良田的时候,国民党才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突围。

  “于都河畔谱写了一曲曲人民英雄的赞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都有6.8万余人参加红军,10万人支前参战,1.7万余人参加长征,贡献了约6000余名挑夫,收留了6000余名重伤病员,有姓名可考的烈士1.6万余人,长征路上每前进500米,就有一个于都人倒下,建国时幸存的长征老干部,仅仅277人。”(摘自管冬梅《长征源——人间正道雩都河》)土地革命至建国时,于都子弟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38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达1.1万人,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277人,其中有16位共和国将军。这里有中缅联合作战受到周总理高度赞扬的丁荣昌将军;被毛主席当时赞誉为“旗子扛得甚佳的小老表”并在娄山关一役获称“丁大胆”的丁盛将军;从红一军团“最小战士”到大军区司令员,在黄土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立下头功,被毛主席夸赞道“曾雍雅打仗是有功的”的曾雍雅将军;长征出发后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与陈毅同生共死的康林将军。还有肩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台手摇发电机(支撑着整个长征的发报机收报机供电,重达68公斤)从于都走到延安,被毛主席称为“长征模范”的老红军谢宝金;强渡大渡河、勇夺安顺场的17勇士之一的老红军肖汗尧;突破乌江第一人和奇袭腊子口战斗英雄的老红军孙辉明……

  40年前,我还在县城上学时,县妇保院旁边一座祠堂改建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原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在长征途中写就的《长征歌》里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的真实写照。在此后伴随我走南闯北的日子,由江西到山东,又从西藏来到云南工作的漂泊辗转中,每每在与江西老乡相聚的时光里,这首诗就是家乡的牵挂和鼓舞,一直让我铭记于心,陪伴温暖前行。后来,在新修建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围栏右侧的镌刻中,我又找到了它。当时还在想,这古陂、新田该不会是我们县城边的古田村和新陂乡的旧称?现在终于知道,古陂、新田是在信丰县域的。1934年10月27日的这场战役,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完全摧垮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二、苦难与辉煌

  中央红军长征的开端,是悲壮的开端。“只有彻透读懂那段历史,才能读懂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金一南将军著作《苦难辉煌》)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从各种史料中纵观得知,中央红军主动撤离苏区,开始突围长征,确是无奈且又悲壮之举。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加之土地政策、肃反扩大化以及“福建事变”的应对不利,机遇丧失,国民党“铁桶计划”,苏区处于被围困之中,红军生存出现严重危机。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躲避数倍于己敌人的追击,而被迫实现得战略转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长征也是当时的领导人对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当时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最初是到湘鄂西地区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建立新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劈革命新局面,恢复中央苏区,是目标明确的“战略转移”。转移是唯一出路。

  谁承想,绝大多数人此去便是永别。他们翻越茫茫雪山,跨过泥泞沼泽,历经血与火、生与死,踏上了一条与死神为伍的悲壮之路,他们中的多数人,永远倒在了长征途中。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数万红军的鲜血染成的。据统计,英雄的中央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重兵追堵,经过11个省,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渡过近百条江河(其中有24条大江河),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松潘大草地,用顽强的意志挑战了人类生存的极限,战胜了党内分裂的危机,进行了380余次战斗,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牺牲的战士至少在20万以上(由于严寒、缺粮和缺氧过草地时红三军中就有七八百人,静静地背靠背坐着,全部牺牲),几乎每三百米就牺牲了一位红军,平均年龄不到30岁,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历时两年,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这是一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远征,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一次战略转移的伟大传奇就此载入人类历史的史册!

  长征拯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路途中,国共双方矛盾地位的历史性转换,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格局,促使当时中国社会诸多矛盾朝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方向转化,决定了中国政局的基本走向,使“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中央红军长征是,是促使当时中国政局朝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这个层面上来看,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行军途中战局的变化,原来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特别是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到达广西兴安,伤亡惨重。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此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认同了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放弃原本北上湘西的计划,红军继续西行转兵入黔。在贵州瓮安猴场会议中,改变了原有的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在川黔边区展开战略反击,建立新的苏区和根据地,红军抢渡乌江,夺占遵义,四渡赤水,南下西进,打乱了敌人追剿计划。

  在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1月15-17日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事实上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得以涅槃重生。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毛泽东,以其胸怀、睿智、毅力和魄力,率领党和红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同萧华将军在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中所描绘的那样:“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后的1935年5月12日召开会理会议,红军进一步统一了意志和认识,并在1935年5月21日四川西昌的礼州会议上真正确定红军行军路线,北上抗日,正式提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一词开始出现在红军的文件和宣传标语中。随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夹金山,终于在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至此,“局部长征最终演变成整个主力红军的长征,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也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把红军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起来了”。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也让日本侵略者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成为侵华战争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也正是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最终成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金一南将军著作的《苦难辉煌》做了很好的阐释。

  两河口会议后,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英勇红军再次经历反分裂斗争,爬雪山,过草地,激战腊子口,通过甘肃通渭榜罗会议,决定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延安吴起镇会师,10月22日吴起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伟大传奇的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胜利完成!一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祸兮福所倚”。“一场惨痛的失败,开始酝酿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一次即将开始的艰难行程,最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央红军雄狮,用时两年,行军两万五千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一路艰辛,百折不挠,也涌现了数不胜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日后成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革命胜利的钢铁洪流。

  吴起镇会师后,长征结束,毛泽东主席挥笔写下《七律·长征》,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这段艰难历程与英勇豪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事实证明,举世闻名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谱写的团结战斗、勇往无前的光辉之歌;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更孕育、铸就了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长征精神。


  三、长征精神之于中国、之于人类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勇敢前行。”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长征比的是精神硬度,一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一切……”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它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磨砺。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展现了人与人的生理、心理和自然环境极限之间的斗争。从于都河出发,漫长的行军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与敌人的战斗,雪山严寒、草地泥沼(这里是红军万里长征最艰苦的地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红军过草地时的牺牲最大,走出草地后,她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饥饿疾病、高山峡谷、急行军的奔波等非战斗减员同样考验着疲惫之躯,甚至一觉醒过来后就会发现同伴悄悄的离去,一坐下去就会有人再也站不起来,最后经历殊死抗争、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的红军战士仅剩6500人。多少人此去万里无归路,多少人马革裹尸不识途。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但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但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取了革命烈士的生命,但夺不去他们的精神!当年毛主席写《七律·长征》诗作时,想必他老人家的内心一定是惊涛骇浪般的感受,一定有“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情愫吧。

  长征也是一次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不仅为以后的革命保留了火种,更是成就了不朽的长征魂!可以说,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危险重重,每一幕都惊心动魄。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红军将士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勇往无前,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突破生命的极限,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抵达了胜利的终点。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毛泽东同志还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你该震撼,正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险象环生等生死考验,红军将士共克时艰、战胜强敌,“半截皮带”刻写下了铁心跟党走的精神高度,周恩来同志曾讲,“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困难……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你该折服,正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尽管各路红军参加长征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同,但都能够绝对听党指挥,自觉服从大局,严守纪律,互相配合支持,紧密团结,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甚至有了“周恩来主动将自己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动人事迹,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智慧胆识和胸怀境界。

  你该动容,正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一往无前,无坚不摧,那管被装的军需处长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为了让大家吃上野菜,部分红军冒着生命危险提前试尝,有的腹泻不止,有的中毒身亡。那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感人至深。

  你该钦佩,正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通过遵义会议及以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系列会议,最终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红军绝地重生,转危为安。

  你该叹服,正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因为红军帮人民,人民爱红军,便有了“34万人保守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半条被子”“歃血为盟”“单家集夜话”……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一同迎接胜利的曙光。

  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红军将士意志、勇气、力量集中迸发的高光时刻,触及到人类精神可能到达的极限。即便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日本学者河上肇读了《西行漫记》后,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老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得力量,至为喜悦。”法国女学者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长征展现出人类精神、信仰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认识长征就是在认识人类自己,就是在发现人类精神的价值。

  时年76岁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就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他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金一南将军是这样评价的:“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11省区,行程25000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我们在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无不慨叹这群战士,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衷心叹服信仰之坚定与意志之不拔;在国民党与被俘红军将领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时,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意志与决心,“革命理想和战斗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前赴后继的火种,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同样永远不能忘却,86000主力红军从于都长征出发转移后,奉命留在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的包括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毛泽覃在内的红军24师和十多个独立团,计三万余人,有力的掩护红军战略转移。很多高级干部和将领在留下来坚持最困难最危险的根据地斗争中牺牲了。小学时就熟读的陈毅将军的《梅岭三章》,不由脱口而出,“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不仅仅是陈老总的“绝命诗”,更是留守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的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写照,是共产党人革命信念的丰碑,是大无畏英雄主义和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正气歌”。几十年来,每读到这些铿锵悲壮的诗句,无不动人肺腑。

  “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陈毅)“革命者是不怕失败的。”(毛泽东)正是有了凄风苦雨中的这些零落星火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才最终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长征已成为历史,历史永不磨灭。那段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我们不能忘记。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铭记历史才能让我们砥砺前行,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如今,各种红色教育、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云集长征出发地于都,传承长征魂,再行长征路。让人欣慰的是,不断有年轻人背上行囊,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再次出发,回到“长征路上”,用实际行动与先辈“对话”……如果说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这种子已经撒播在了时空之中,让一代代人都从中思考信仰的意义、人生的方向,最终收获精神的力量。红军长征精神俨然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更是保证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长征精神昭示的时代呼唤

  “一条河就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流向”。

  于都河,哺育于都儿女的母亲河,在红土地上已静静地流淌了数千年,直到90周年前的1934年10月,它完成了从平凡到神奇的嬗变,从此名扬天下,举国知晓。它不仅见证了那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见证了苏区人民群众与党和红军的鱼水深情,而且亲自“参与”并帮助红军踏上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万里征程。它是于都人的骄傲和精神寄托!在历史大变局的重要关头,是于都人民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渡向胜利的彼岸,倾尽了所有,那是几代人的牺牲啊!

  贡水一渡,撼天动地。于都河边,我们向英雄红军致敬!向英明领袖致敬!因为长征,于都从此有了新的注脚:在作家魏巍的笔下,它是“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叙事里,它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开篇;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眼中,它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卷首……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它是永远的长征源头。

  去年,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绝地重生》,于崎岖中见巍峨,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深情回顾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由失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再现了1934年到1935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在生死抉择时刻绝地重生的进程。红军长征绝地重生既得益于领导人的胆略高明指挥,也和党领导红军将士发扬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精神分不开,同时与党和红军得到人民的支持分不开。正像片中周恩来同志所说:“我们一路走过来,哪次不是身处险境,然后又想办法绝地重生!“

  这无疑是一部重现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给人鼓舞,给人力量的好电影。特别是今天,我们为实现党的下一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中,要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去攻克新的天险和堡垒,新的长征人从伟大的长征精神吸取力量,非常必要,也正是这部电影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看到赣州市融媒体中心《跨越90年,于都河上的传承》视频时,我对家乡的变化再次感到震撼并由衷地自豪与祝福。“90年前,军民齐心协力,在于都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八万多名红军得以顺利渡河,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天,于都人民接续奋斗,在于都河城区段架起了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五座大桥。每一座大桥不仅是民心桥、发展桥、景观桥,更是一座座丰碑桥,不仅具有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对长征精神最有力的传承。”

  感谢谢金俊老师,通过影像不断地给我传递着家乡巨变的喜悦信息。那座建成于1969年历经52载春夏秋冬、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于河大桥”,要爆破拆除重建为“胜利大桥”时,既有一份怀恋又充满期待。这可是贡江在于都境内建造的第一座大桥,曾经是于都河上多年间唯一的一座桥,是我走出家乡,走到县城,走向外面世界的桥。一座桥,留在几代人的记忆里;一座桥,见证着时代变迁;一座桥,凝聚着无数人的情怀。比前四座大桥早好几个年轮的“胜利大桥”,终于在2024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于都发出“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伟大号令五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胜利通车了。

  长征路上智慧的光芒,不仅是历史的印记,更是照耀我们继续前行的灯塔和永恒的力量。它提醒我们,无论面临何种挑战,都要有前瞻的眼光、果敢的行动和坚定的信念。于都的父老乡亲,在党和国家关怀下,以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这一火炬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书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90年前长征出发那送别红军的赣南山歌是那样的凄婉、悲悯、无奈、期盼,《十送红军》展现了当年军民鱼水情谊;90年后的今天,于都河畔不断传出了激昂、豪迈、生动、幸福的歌唱,演绎着故乡人民在赣南苏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长征路上的精神传承与创新足迹。一首《红军渡 长征源》的“于都县县歌”唱出了传承,唱出了豪迈,唱出了希望。“胜利不忘哪里来哟/红色源头记心窝/梦想未来多壮阔啊呀嘞/心中丰碑永远巍峨/光荣不忘属于谁啊呀嘞红色光芒永远不褪色。”每次回到家乡,无不为故土日新月异变化的城市建设、道路桥梁、车站交通而欣喜,为一河两岸的高楼大厦、广场栈道、霓虹灯彩而赞叹,工业园的规划拓展、“天键”上市、文旅融合、商贸消费、产业集群、城乡发展,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服博会等盛大召开,当前正着力打好“长征文化、时尚之都、富硒产业、体育融合”四大品牌,百万于都父老乡亲正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牢记总书记嘱托,接续先辈光荣,传承长征精神,吹响时代号角,辛勤耕耘、团结奋进,各项事业正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阔步前进。

  长征精神永存于都人民心中!在于都,长征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将梦想照进现实的砥砺中;在于都,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在这块红土地上人们的血液里。当年上学时的于都县城,记得只有长征大道和红旗大道主路,拥挤破旧的街巷,“俱往矣,换了人间。”曾经的革命老区实现了华彩蝶变。如今的于都早已成了被红军长征红色光环笼罩装扮的真正大都市,一座现代化的长征文化城,到处都能看到以“长征”、“红军”开头命名的建筑、商铺、街道,长征文化成为了于都这座城市的重要标识。满眼尽“红色”,无处不“长征”:长征第一渡、长征公园、长征广场、长征大桥、长征大道、长征邮局、长征小学、长征宾馆、长征超市、长征源合唱团、红军大桥、红军小道……处处都能感受到红色气息,时时刻刻让人想到那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即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空前绝后的远征。

  位于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前来于都游览的人们必到打卡之地,它详细记载了于都人的牺牲和奉献,集中承载了于都人的骄傲和自豪。于都人民正以各种方式传播着红色文化、长征精神,构建新的文化生命体,把于都打造成为展示长征历史的重要窗口、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基地、汲取新长征力量的精神家园。2019年5月,习总书记正是在这里,向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花篮,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并发表重要讲话。

  长征,跨越时空的精神召唤。于都河畔,回望那腥风血雨而又壮怀激烈的场景,我们依然会为一种叫做“伟大”的情愫而深深震撼。虽然革命先辈中很多人的名字已经难以知晓,历史的尘埃或许会掩埋掉许多情节和细节,但他们的精神早已汇入长存的浩气之中,与国家和民族的脉搏一起永恒跳动。我们走近可亲可敬的革命遗址和珍贵文物,去感受革命先辈的赤诚初心和家国情怀,传承革命先辈忠诚、执着、坚定的鲜明品格,鼓起迈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作出应有贡献。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先辈们前仆后继,为我们换回和平年代;先辈们不畏艰辛,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留存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彪炳千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人间正道是沧桑,“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历苦难与辉煌的于都,矢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正如管冬梅老师在《长征源——人间正道雩都河》表述的那样: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雩阳之子”始终保持着“出发”的状态,为着建设富强美丽平安幸福于都而奋勇前进。

  感谢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的丁良跃老师、管冬梅老师,潜心研究和挖掘书写了很多这样的长征历史事迹,让我这在外漂泊多年的于都子弟,多一份情怀更加关注并设法去了解熟悉和探究思考红军时期故乡的风云际会和苦难历程,也通过市县融媒体以及于都谢金俊、刘卫东等摄影家和一些研究长征文化史学者、专家的影像、文字,透过对历史的缅怀,感慨家乡父老乡亲在新长征路上创造日新月异的壮美画卷,由衷心生敬意与自豪。

  2024年,值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长征90周年、于都解放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于都向全国全党发出“新长征再出发”5周年之际,谨以此纪念。


  (2024年8月15日 林军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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