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共党史，看中央红军长征 
一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我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及从其它资料中查到的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写这篇文章，以此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时间，是1934年10月16日。在写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这篇文章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什么要长征。在201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记载中央红军出征前的情况。
《党史》：“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第377页）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共产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防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央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央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央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大不利的影响。……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这段历史，就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原因。
《党史》：“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党史在之后的文章中讲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的领导者（这里指“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大的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中央红军出发后，沿着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四道封锁线，并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前，提前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达成停战协议，因而中央红军比较顺利的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前三道封锁线。在此之后，红军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下面，把《黄克诚》传中红四师在湘江边作战的情况，放到文章中。（黄克诚同志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1月15日，黄克诚（红四师政委）与师长张宗逊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因而蒋亲似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调集15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蒋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
在这里讲一点，《党史》中讲蒋介石调集了25个师，而在《黄克诚》传中讲是15个师，这里应该是不包括桂系军阀的部队。
由于中央红军出发时携带了大量的辎重设备，因而行动迟缓，悄然走进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在这期间，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改变行军路线，但博古、李德听不进去，执意按原订计划行军。最终，一切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开始了。
湘江之战
《黄克诚》传：“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正在灌阳作战。’黄克诚回答道。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正在向江边前进！’黄克诚答。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间的渡江点，为后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而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去来对付湘军。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
黄克诚问：‘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卫。’‘不行！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林彪答。
林彪讲完后，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以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战况激烈。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希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深夜，敌我双方依旧打得难分难解。
红四师伤亡不断增加，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了，政委杨勇在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红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至极，心急如焚，心中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走一点，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减少不少战士的牺牲啊！‘兵贵神速’这个仗怎么打？
然而，红星纵队仍在缓慢前行。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电话中传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
黄克诚深知红四师责任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系于千钧一发。
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杂着闪闪的火光和爆炸声。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边的路程，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走了整四天。
在湘江中，红军架设的浮桥被敌机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汹涌的江水吞没，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沉浮，战马的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在其中。湘江水已经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12月1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主力红军渡过了湘江。红三十四师因为担任阻击任务，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8.6万余人的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会议，最终剥夺了博古、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为中央红军渡过危难，走向胜利打开了一条光明之路。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抢渡乌江。在《中共党史》中，对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讲的很简单。书中讲：“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第385页）。
关于中央红军抢渡乌江的据体情况，在《星火燎原》丛书的第三册中分别有杨得志同志写的《冲破天险乌江》和黄朝天同志写的《乌江架桥》两篇文章。从时间上看，冲破乌江天险的时间是在1935年1月2日之后，并且是在两个渡口抢渡乌江的。
杨得志同志当时在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任团长，他在文章中写到：“第一师先遣团奉命从余庆赶到乌江渡口——龙溪，准备抢渡乌江。从侦察来的情况知道，对岸有侯之担的一个团，他们妄想凭借天险乌江堵住我们。（杨得志同志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乌江可真说得上险，两岸全是几百米高大的山，耸天壁立，像用刀切过似的。江面足有一百米宽，滔滔江水翻起白浪，发出呼呼的吼声。别说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使人心惊胆寒。”
黄朝天同志在文章中写到：“长征中的第一个元旦，我们干部团工兵连驻在离乌江六十里的一个村子里……正当我们睡得非常香甜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出发，拂晓前赶到乌江江界渡口，迅速执行架桥任务。
夜漆黑，北风呼号，细雨绵绵。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赶到江边，天已经大亮……到达江边一看，天险乌江真是名不虚传。两岸都是峭壁高山，黑黑的山峰突入云霄。江宽二百多米，波涛汹涌，对岸的敌人正不停地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任务就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这滚滚的江面上，架起一条通向胜利的桥梁。”
在这里，关于红一军与军委干部团工兵连抢渡乌江的过程就不写了。红一团与工兵连在抢渡乌江时，不怕牺牲，克服万难，分别完成了抢渡乌江及在乌江上架桥的任务。最终，中央纵队及红军大部队从浮桥上渡过乌江天险。
二
遵义会议放光芒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城，并在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自从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由于其领导人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使得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及之后突围中损失惨重，广大红军，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强烈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以摆脱长征中被动的局面。
从《中共党史》中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另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他和李德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之后，由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周恩来同志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人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此后，张闻天同志作报告，他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作战中应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后起草了一份《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贻误战机、逃跑主义和搬家似的大转移，给中央红军造成极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同志取代博古负总责（总书记），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成绩，是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二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军事领导人，解决了党、红军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不论是对工农红军还是对中国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指挥下，四渡赤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
在《星火燎原》丛书第三册中，分别登有杨得志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写的两篇文章，《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如果从字面上看，这两篇文章好像是写了两件事，但实际上这是相互关联的一件事，是要确保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当时，中央红军为了渡过大渡河这道天险，为了打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在大渡河岸边先后采取了两个军事行动。这两个军事行动的成败，关系到党中央与中央红军的前途与命运。
“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这两个军事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曾多次在电影电视中展现，在本文中就简要的写一写。
杨得志回忆录：《强渡大渡河》（节选）。“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渡河所有的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占领安顺场。安顺场，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军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并控制着安顺场的渡口。这里，所有的船只都被敌人抢走、毁坏，只留下一只船供敌人过河使用。在安顺场的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在上游的泸定城敌人驻有三个团的兵力，红军要渡过大渡河，首先要抢占安顺场。”
之后，杨得志同志在文章中又写到：“我团一营于夜间冒雨占领了安顺场，又花了很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
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在文章中专门讲到“十七勇士”的事情。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渡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黝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兵力隐蔽在小村里，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我命令炮兵连的三门82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同时，我决定组织一支精干的渡河奋勇队，这个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孙继先营长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孙继先念道：‘连长熊上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明、丁流明。’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战士。
突然，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看看我，我也被眼前的场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同意让他参加。这样，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熊上林同志为队长。”
在杨得志同志的文章后半部分中，写了红一团的十七位勇士，在渡河中及上岸后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的情况，写了红一团所属炮兵连三门迫击炮在安顺场渡口开炮射击，杀伤敌人的情况，最终红一团抢渡大渡河成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但是，数万红军要靠几条小木船（红一团在渡口的下游又缴获到两只木船），渡过大渡河是不可能的，这才有红军“飞夺泸定桥”这一战场奇观。
《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是杨成武同志写的。杨成武同志的这篇文章，在《星火燎原》第三册中，占了10页半纸，是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在本文中仍然采用简写的办法，写一写《飞夺泸定桥》的作战过程，如果文友们对原文有兴趣，可以看《星火燎原》第三册。（杨成武同志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成武回忆录：《飞夺泸定桥》（节选）。“1935年5月25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决堵住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在这种情况下，我团接受了军委迅速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27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
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遇到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士们好像猛虎见了羊群，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此后，杨成武同志（政委）与团长王开湘同志带领红四团，在这大山里又遇到敌人一个营的兵力，而且敌人还在隘口上筑起了碉堡。右边是河，无路可绕，最终采取爬上悬崖从敌人的侧后方袭击的方式，才消灭了敌人，并活捉住敌人的营长、连长等在内的二百多名俘虏，打开了通道。
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路
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讲：“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
二十九日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敌人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敌人以一部分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红四团在前进的道路上又遇到一个叫“猛虎岗”的高山。杨成武在文章写到：“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边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里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正是大雾迷蒙，五步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利用大雾作掩护，组织部队摸上山去。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立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军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挎了，我们占领了摩西面村……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吃上饭，肚子饿的实难支持。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敌人点着火把在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深夜十二点，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敌人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讨论着：抓紧好机会，快走，快走啊！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
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我们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泸定桥真是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禁不住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它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杨成武同志在后边的一段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泸定城的情况。泸定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在桥头上。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内驻着两个团的敌人，敌人还在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国民党军队还不断地向河对岸的红军开枪开炮射击，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前进的道路。
在当天中午，红四团在河西岸的天主教教堂里召开了全团的干部会议，会上批准设立突击队。就在开会时，敌人一排迫击炮弹在天主教教堂的屋顶上爆炸，把屋顶炸了一个大窟窿。红四团的干部在教堂内一丝不动，稳如泰山。杨成武乘机说：“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云。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杨成武刚说完，二连长廖大珠迅速站起来，他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又说：“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待。”
杨成武又写到：“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 的任务，并指定二连担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三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云，你还有什么意见？’三连长王有才露出了笑容。”
杨成武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写到：“总攻在下午四点钟开始，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了。
这正时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迅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边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向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
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在这个严重的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红四团占领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这两场战斗，在《中共党史》里也有明确的记载。在《中共党史》390页中这样写：“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
可以这样讲，凡是在《中共党史》里记载的战史，都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否则不会进党史。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这两场战斗，也是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命运的一战，成功了则前途光明，失败了则危及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三
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的时间里，我在前边的文章中先后引用了黄克诚同志、杨得志同志、黄朝天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写的文章，来讲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斗细节。我在看《星火燎原》丛书第三册时，发现杨成武同志除了写“飞夺泸定桥”这场战斗的情况外，还写了“翻越夹金山，意外会亲人”，“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这两篇文章。
翻越夹金山和过草地这两件事，当年对中央红军，对中国革命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两件大事。在中央红军长征征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战场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在翻越夹金山和过大草地的途中献出了生命。中央红军长征征途中的难，是我们这些在建国后出生长大的人体验不到的。为此，我把杨成武同志写的这两篇文章，节选出部分章节来请大家看看，从而了解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
杨成武回忆录：《翻越夹金山，意外会亲人》
“我们红四团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后，乘胜向西北疾进，连续占领北龙坪、天全等地，六月十一日下午，进低四川边境宝兴县所属的大跷碛。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横挡住我们的去路。
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白雪皑皑，雪光耀眼。从山下望去，像是用银子砌起来的；山峰被云层笼罩着，真有‘不见庐山真面目’之概。
……
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我们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访问。老乡谆谆告诫我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这时，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岚四起，遮蔽天日。要通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
这时正是盛夏，我们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里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无法买到，能找到的只是每人一根木棍。看来，我们只能以内心的革命烈火去战胜雪山的严寒，用手中的木棍去征服雪山的艰险。”
随后，杨成武在部队出征前做了政治动员，要求大家克服困难，过雪山不拉下一个人，不掉一匹马，强帮弱，大助小，让每个战友安全越过夹金山。
杨成武在文章中又写到：“十二日清晨，在宏亮的集合号中，部队从邻近的几个小村落向大跷碛村集结，进行翻雪山前的动员。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在口号声中，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像平地树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
九时许，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麓进发了。来到山下，气温骤降，脚下的路冻得梆硬，木棍着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我们一鼓作气爬上山腰，举目环视险峻情景，使人怵目惊心。左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岩，右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路中间是晶亮硬滑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岩，越陷越深。先头班用刺刀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就手拉着手，踏着他们走过的脚印，谨慎地前进。……
山上雾霾弥天，时浓时淡，人行其中，宛如腾云驾雾。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将士们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脸上、身上像波无数把尖刀刮着。我们浑身哆嗦，牙齿间打战，就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也无济于事。越往山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大家头晕腿酸，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这时候，要是有谁停步坐下，就会永远起不来。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力气，互相搀扶着，与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将到山顶，天上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劈脸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疼，我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
冰雹过后是万里晴空，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举目一望，只见千里冰雪，银峰环立。除开山峰上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竖起来的‘旗杆’以外，是一片琼玉世界。俯视山下队伍，像一条灰色长龙，蜿蜒而上，把这个一望无边的琼玉世界划成两半。……
山顶上的一段道路是曲折的盘道，绕着夹金山的主峰蜿蜒而过。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紧张搏斗，我们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山顶，无人掉队。下山时，已经不像山上那么吃力，山歌声此伏彼起，荡漾山谷。战士们好像要让高傲的夹金山认识它的征服者的英雄气概。
……
将到山脚，一条深沟切断去路，我们只得沿着沟边绕道而下。突然山脚下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木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说是敌人吧，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射击，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
随后，红四团派出了侦察员。经过联系，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
红四团的干部战士们想不到在夹金山下，遇见了日夜盼望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家欢呼着进了达维村，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的首长前来看望，并送来三十担粮食。
次日，红四团的干部战士们告别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继续向懋功、毛儿盖方向前进。
（注：最后这一段文字，是把杨成武同志文章的结尾精简后写成的，是为了避免文章过长。）
下面，把杨成武同志写的回忆录：《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一文（节选），也放到这篇文章中。
杨成武回忆录：《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节选）
“八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命令我们团为过草地的先头团。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我们先头团交代任务。
我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十数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
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毛主席。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
杨成武进门后毛主席说：‘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队已赶到懋动，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省吃俭用存下了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个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毛主席听后对红四团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及在过草地时需要做的工作，又向杨成武作了认真的交待，并让他去见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周恩来副主席。
在上述事情都办完之后，红四团在二十一日清晨，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杨成武在文章中又写到：“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大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西南北。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星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来。我们跟着通司（向导）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的前进。
……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着天快亮。
……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的同志倒下了。……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
……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啊！不少同志长期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我们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
在《星火燎原》第三册这本书里，写红军过草地的干部还有：李湘涛、肖文玖、吕黎平、刘文章、谢方祠等多位同志。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过草地时给红军各部队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还是很大的，许多红军战士都牺牲在大草地中，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作为后辈人，应认真地读读老前辈们写的过大草地的文章，记住那段革命史，从中学到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党史》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前的这一段文章里，重点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 另立中央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就不再写了，否则会太长。红军长征，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对此后中国革命的进程，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影响都是深远的。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毛主席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此后，在1935年12月，毛主席写《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时，再次讲到红军长征。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写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长征又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通过学《党史》，我们可以从党史中学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示。从我这里讲，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长征精神通过文字往下传，向第四代、第五代人那里传播红色的历史，传播革命先辈们在长征途中冲锋陷阵，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战沙场的革命精神。
继承革命传统，传播红色精神，向革命老前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