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长征劲旅
——英雄童子军，少年堪当大任
红军长征平均年龄最小的部队
红25军堪称“童子军”或“娃娃军”“学生军”。长征伊始，军领导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34岁；军长程子华29岁 ；军政委吴焕先27岁；营团干部，多是20岁出头；大批连排干部，不到20岁 ；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大多十七八岁；战士的年龄多在13至18岁之间，十二三岁的娃娃兵有数百人之多，最小的娃娃兵只有8岁，全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
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相比，红25军平均年龄也是最小的，“娃娃军”名副其实。
红25军的少年儿童，多数都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将士和亲属的子弟，他们在父兄牺牲或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毅然参加重建的红25军，组成了长征中最年轻的的红军部队。
红25军最小的娃娃兵，当属红223团供给处熊发龙的儿子熊开先。 长征出发时，熊发龙把8岁的熊开先装在布袋里背着行军，后来由战友们轮流背到陕北。在红军长征“摇篮”里长大的熊开先，到达陕北后坚决要求当红军，由于年龄太小没被批准。抗战爆发后，13岁的熊开先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小八路”，跟随红25军长征的经历，使他迅速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连长。
另一名12岁的娃娃兵是来自河南光山县的匡书华，他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儿童团员，哥哥匡占华是红25军炊事班长。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到阔别两年的家乡，发现家中房屋被烧毁，父母都已惨死，年仅12岁的弟弟匡书华和其他6个堂兄弟坚决要求参加红军，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匡占华带着12至19岁的 7个兄弟回到部队，年龄稍大的6人被编入战斗连队，匡书华年龄小，又矮又瘦，被部队首长婉拒。匡书华铁了心要当红军，偷偷跟在部队后面行军，被发现后，首长批准他随炊事班行动。
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匡占华、匡书华等7兄弟先后牺牲在不同的战场上 。
“红小鬼”明道和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时，在商洛山区因病流落民间，隐姓埋名当起了放牛娃。红25军进抵陕南后，明道和带着十五六个放牛娃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参加了红25军。
红25军虽然是长征平均年龄最小的部队，但他们意志坚定，斗志昂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孤军北上，以稚嫩的双手高举中国革命的一方大旗，是一支英雄的“童子军”。许多被称为“红小鬼”的少年红军，跟随大部队转战近万公里，在长征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多次战斗中建立功勋。
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身边的小号兵冒着枪林弹雨， 一人抢占了一个山头，顽强阻击来犯之地，发挥了关键作用。原广西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傅继忠回忆：“徐海东身边的号兵打得很勇敢……他跑到山头上一个小庙后，在那一颗接一颗地甩手榴弹，我看到敌人的帽子被炸得好高。最后把敌人压下去了。如果敌人占了那个山头 ，我们全军就会覆没。”
板桥之战中，徐海东陷入敌骑兵的包围，他的马夫“小猴子”眼疾手快，把徐海东推上战马突围，自己却被敌人抓住。多年后，原福州军区顾问宋维栻、原军区副政委詹化雨等人谈及这次战斗时，要求红25军战史编写组在《红25军战史》中对“小猴子”写上几笔，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
徐海东和吴焕先合影
红25军还有部分少年红军，被分配在宣传队做宣传队员。部队每到一地，宣传队就打着小红旗到群众中,积极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主张及政策，调查当地民情，打土豪，分浮财，开仓分粮；写标语、贴布告、散传单，动员年轻人参加红军。红25军打下栾川县城后，部队休息3天，红25军政治部巡视员、开国少将程启文带领小宣传队员们，在此搭台演戏。会场第一次正式悬挂马克思、列宁的头像，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严酷的战争环境使“红小鬼”们过早成熟，个个都是懂事的“小大人”，而在战斗间隙，25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又使他们淘气可爱的天性全然萌发。
开国上将刘震，时任红225团1营指导员，长征出发前把打土豪得来的棉衣都分给了战士们，自己只好把谁都不要的地主家新娘子的红段子棉袄穿在身上，外面穿上罩衣。行军途中，经常有小战士蹑手蹑脚地跟在刘震后面，趁他不备把罩衣猛地一掀，露出里面的大花袄，逗得大家哄然大笑。艰苦的长征路，因为这些“红小鬼”的存在，增添了不少乐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洋溢在红军中。
这支红25军“童子军”，遭到国民党马家军的极端蔑视，敌35骑兵师师长马鸿宾听到其侦查员报告红25军都是些娃娃兵时，十分嚣张地说：“这支从大别山里跑出来的小崽兵，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平凉城下!”
但是这个骄横狂妄的敌师长，不仅没有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消灭红25军，自己还险些成了红25军的枪下鬼。
1935年8月18日，红25军翻越六盘山后，与马鸿宾35师侦察连遭遇，将其大部歼灭。马鸿宾得知红25军经过平凉县城北行，命令120旅旅长马应图率领一个骑兵团追击红军。8月20日，红25军223团1营、2营在平凉以北的马莲铺设伏，徐海东亲率3营正面诱敌。当日下午，敌120旅旅长马应图率骑兵团来犯，徐海东率3营且战且退，当敌进入伏击圈时，红军战士一起开火，打得敌骑兵人仰马翻。红军趁势攻入敌人阵地，与敌短兵相接，经半小时激战，除敌旅长马应图带少数警卫人员逃脱外，大部被歼。
妄图“老鹰抓小鸡”的马鸿宾，率领一个骑兵连前来督战，尚未到达马莲铺，听逃兵说马应图全团被歼，吓得掉头就跑。徐海东闻讯，率223团追击10多公里，打死打伤敌100多人，给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狂人当头一棒。
受到打击的马鸿宾不甘心失败，又调动骑兵部队继续追击红军。8月21日，四坡村战斗，其部下208团1000多人被红25军全部消灭，他的亲侄子、208团团长马开基，被红223团2营通讯班长、年仅17岁的神枪手周世忠当场击毙，马鸿宾大为震惊和痛心，方才尝到这支童子军的厉害，从此再也不敢小看红25军。
与马鸿宾看不起红25军“娃娃兵”不同，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对红25军极为重视，因为他们被“娃娃兵”打怕了。
早在鄂豫皖时期，东北军有8个师、西北军的几个旅都先后败在红25军手下。东北军67军117、120、129师9个团在围堵红25军中屡次被痛击。红25军到达陕南后，杨虎城的陕军警备第一、二、三旅及42师等部，都被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警备一旅被全歼。张学良得出了“和红军打仗没法打”的结论。
西安事变后，张扬二将军向周恩来提出要求，指明要徐海东率部保卫西安，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杨虎城还提出把他的警卫旅归徐海东指挥，周恩来欣然应允 。党中央立即任命徐海东为红军南路总指挥，星夜开往西安，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由此可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对红25军这支“童子军”刮目相看。
不仅张扬二将军了解红25军的战斗力 ，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红25军这支“童子军”也非常忌惮，蒋介石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人，标定三人赏金均为25万块大洋。
板桥镇战斗遗址
行军打仗之余，红25军首长非常重视“红小鬼”学习文化。这些来自鄂豫皖三省的农家子弟，只有极个别的在家乡读过私塾，如张池明中将读过几年私塾，算是红军中的知识分子，被分配在军部当秘书。其他大部分小战士，在苏区只上过几天列宁小学，有的是一字不识的文盲。红25军首长沿袭在鄂豫皖苏区的经验，把随队的“红小鬼”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单独训练和教育，许多红小鬼到达陕北后都已识字。他们中有的后来又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文化和军事，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从此走向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功劳。
战火纷飞的长征岁月，锤炼了这支百折不饶的英雄“童子军”，在红25军血与火的“摇篮”里，大批青少年红军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
我军实行军衔制的1955年至1965年间，曾在红25军战斗过的开国将军多达97名，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6名、少将88名。 97名将军生于1900-1910年的有18名；生于1911-1920年的有79名，大都是少年从军，1955年授衔时的平均年龄41岁，比全军将军平均年龄都低。此外，还有数十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97名将军中，建国后担任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共有35人。原军委副主席、被称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原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等人均出自红25军。
刘华清，开国少将，湖北省红安县人，1916年出生，14岁参加红军，历任红25军军政治部组织、宣传、文印科科长。红25军长征时18岁。红25军长征出发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先遣队北上抗日宣言》就是由他亲手刻印的。在独树镇战斗中，刘华清腿部负重伤，他凭着坚定的信念，拉着马尾巴坚持行军。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他负责编辑和刻印军政治部《战士报》、起草文件、刻印布告等，有力地配合了反“围剿”斗争。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政治部敌工部科长，红78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31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红军援西军机要科科长，参加了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和劳山、榆林桥、 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他和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一起，采用鄂豫皖地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成歌曲，传唱至今。
1955年，刘华清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1年，刘华清将军逝世。
王诚汉，开国少将，湖北省红安县人。 1917年出生，13岁参加红军，历任红25军75师224团3营8连班长、副排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红25军长征的历次战斗。劳山战役中，他率领全连指战员英勇战斗，攻克一个个制高点，歼敌100余人，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在的师和兄弟部队一道，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敌37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战后，他受到军首长的特别表扬和特等物质奖励。
王诚汉以勇猛顽强著称，19岁被提升为团长。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送他一个绰号叫“老虎团”团长。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1军181师师长，指挥了咸阳阻击战，重创“马家军”，为牺牲在“马家军”铁蹄之下的红军将士报仇雪耻，受到彭德怀的称赞。
1955年，王诚汉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等职，是红25军走出的军政双全、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2009，王诚汉将军逝世。
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红军出英雄。红25军以其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谱写了中国革命壮丽史诗中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卓著功勋，将彪炳千秋，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的群英谱上。
红25军领导人和参谋、警卫人员合影
——鸟枪换洋枪，每连配备机枪
红军长征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孤军转战5省，行程9000多公里，在没有后方依托的艰苦环境下，这支仅有2980余人的弱小部队过关斩将，屡次绝路逢生，除了红25军正确的战略决策、灵活机动的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外，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他们克敌制胜，斩关夺隘的重要因素。
红25军长征出发时武器装备已经相当先进，除了步兵团外，还专门配备了手枪团，步兵团配备一个重机枪连，其余每个连配有6挺轻机枪，战士配备崭新的马步枪，子弹、手榴弹充足，是红军长征中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
根据1934年10月8日中央红军的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包括军委第1、2纵队，红一方面军第1、3、5、8、9军团在内，总兵力共8.68万人，只装备马步枪29153支、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一多半人没有枪支，持枪炮者仅占总人数的41.7%。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大多数新战士只能用大刀、长矛。这些武器不仅种类繁杂，而且配件不全，马步枪中只有60%配有刺刀，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枪弹严重不足，红军只携带了马步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只有40余发，而且其中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而机枪弹仅有22.3万发，几乎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这些不多的武器在中央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后已经消耗大半。
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装备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红四方面军长征前主要对手是四川军阀，缴获的武器口径比较杂，而且枪械质量一般，当时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的武器主要还是自制的，质量低劣，即便少量重武器是引进的，但比较陈旧。如川军当时装备较广的机枪是一战时的路易斯机枪。后期才通过走私渠道进口少量美国勃朗宁M1918轻机枪。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尽管是由总体实力较雄厚的红四方面军的红5、9、30军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组成的，但全军2.1万多人也只有8000多支枪，每支枪只有5到25发子弹。
与三支主力红军相比，红25军的武器装备堪称第一，这是他们用鲜血、生命和胜仗换来的。
“没有抢，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我军早期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红25军亦是如此。1932年11月红25军重建后，正值敌人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25军先后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岗等战斗的胜利，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武装了红军部队。
1933年3月，红25军郭家河大捷，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35师205、207团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以下百余人，俘敌205团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战马百余匹。
1934年4月8日，红25军在高山寨附近全歼东北军109师一部，缴获捷克式轻机枪12挺，马步枪200余支，子弹数万发。红25军第一次拥有了新式轻机关枪，这是红军战士从来没见过的“洋枪”，替代了汉阳造和红军制造的鸟桶枪、掰把枪等土枪，部队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
罗山长岭岗大捷，使红25军的装备得到进一步更新。1934年7月16日，敌115师逼近罗山长岭岗附近。17日晨，红25军按计划向殷家冲出发，到达长岭岗南侧高地，发现敌人戒备松弛，未发现红军，且所占地形及其不利，遂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歼敌以出其不意。上午9时，红25军发起攻击，战斗经过3个小时，至中午胜利结束，全歼敌东北军115师5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轻机枪120挺，重机枪8挺，长短枪800余支，俘敌400余人。
由于此战缴获甚多，战后，不少连队配备的轻机枪多达9挺，223团一营装备了清一色的马步枪，2营全部装备了奉天兵工厂造的“奉天造”，3营全部换上日本三八式步枪，部队使用的轻、重机枪在全国红军中都是最好的武器。
长征前夕，红25军由商城县葛藤山赶往鄂东，会和鄂东北道委和程子华，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光山县斛山寨之战中，打垮包围红军的敌64、65师、东北军117、120师4个师，毙伤俘敌近4000人，缴获大量优良武器及军用物资，为红25军长征胜利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良的武器装备，使红25军在长征中如虎添翼，屡战屡胜，并在险象环生的长征中一次次化险为夷。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形势图
高山寨、长岭岗大捷，缴获东北军的精良武器，在长征中的方城县独树镇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长征途中极为险恶一仗，遭遇敌人6个旅1个团围堵，前卫部队从上午11时投入战斗，一直打到夜晚8点，整9个小时，与敌人反复拼杀七次，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交织的火力网打得敌人狼狈逃窜。红25军坚持到天黑后，由军首长亲自挑选六七十名机枪手组成突击队，平端机枪，一字排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最终胜利突围进入陕南。显然，要靠土枪和大刀长矛，红25军就凶多吉少了。
红25军在长驱千里进军陕南途中，因武器装备先进，国民党一些地方武装、地主围寨的家丁常误把红25军当成了东北军，称呼红军为“奉军”。期间，也有国民党地方民团、土匪对红25军袭击阻扰，但在红25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不堪一击，抱头鼠窜。
长征中红25军官兵视武器装备如生命，在残酷的战争中不仅拼死保护手中武器，还奋勇杀敌缴获了大量新装备。
红25军进入陕南后，继续发扬能打大仗恶仗、能连续作战、能攻善守的战斗作风，先后又打了许多胜仗，最著名的有四次大仗，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长征路上的消耗。
虞家河之战歼敌60师800多人，河南省卢氏县兰草镇的一位当年亲历老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去的时候，气势汹汹，抢鸡杀狗；回来时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为了抬他们的伤兵，把当地老百姓家的门板都抢光了，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大官被红军打死了，红军缴获了许多枪炮，老百姓拍手称快。”
此后，红25军又在洋县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尾追之敌警二旅，毙伤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打伤其旅长张飞生；在葛牌镇全歼敌警三旅5个营 ；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
这些战斗的胜利，大大弥补了红军没有兵工厂、不能制造武器弹药的不足。这几次大胜仗因为缴获敌人枪支太多，给每个红军战士换了新武器、装备了地方武装后，还剩下几千条枪。由于红军始终处在运动和游击之中，这些枪支不好携带，又不能留下资敌，只好全部处理掉，有的被烧成铁打马掌，有的扔到河里，还有几千条枪埋在了陕南的山里。
1935年6月15日，红25军打掉敌44师的后方补给站，又发了一笔装备之财。红25军从陕南出发，经130多里急行军，奔袭河南淅川县荆紫关。手枪团化装成国民党44师部队，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还受到敌外围警戒部队的列队欢迎，手枪团未费一枪一弹将其缴械。红223团迅速攻城，打下城内敌44师后方补给站，歼敌一个营，活捉敌44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武器、子弹、棉花、布匹、被服、粮食、药品等军用物资，极大缓解了红军缺衣少食、药品奇缺、经费困难的处境。之后，迅速回师陕南。
红25军在险象环生的长征中一次次化险为夷，精良的武器功不可没。红25军长征最后一战板桥之战，也是全赖轻重机枪强大的威力，才使徐海东及部队突出重围。
1935年9月3日，红25军在合水县板桥镇宿营，按照徐海东军长的部署，4日凌晨一点，徐海东带领223团作为前卫先行出发，去包围合水县城，掩护军直、225团通过后，223团再作为后卫部队为全军殿后。
徐海东按预定时间出发后，迟迟不见225团跟上，不久听到后方传来密集的枪声 。原来跟随225团行动的军参谋长戴季英推迟了部队出发时间，在225团遭到尾追之敌35师骑兵团的袭击后，又带领主力一营先行，致使二营、三营陷入极端危险之中。徐海东迅速带领部队转回，布置兵力抢占山头、阵地，策应二营、三营突围，亲自带三挺重机枪和警卫人员阻击敌人。
敌骑兵凭借快马的优势，集中兵力向徐海东冲击。危机时刻，马夫把徐海东推上白色战马，向外围冲去。八九名敌骑兵紧追徐海东不放，边追边狂叫“活捉徐海东”，与徐海东仅有四五十米的距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225团1营指导员刘震率一营一连赶回，集中全连的机枪一字摆开，让过前面的白色战马，对准敌骑兵猛烈开火，方打退了追兵，救出军长徐海东。
红25军庾家河战斗纪念碑
红25军因武器装备好，军容整齐，刚到陕北时，还引起红26军部分战士的误会，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红26军班长、原 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沈元军回忆：“25军刚到陕北，我们看到他们队伍穿的那么整齐，武器那么好，钱也多，用现洋买鸡蛋、买东西。当时有的人怀疑，是不是红军？是不是杨虎城派来的？不久打了劳山、榆林桥战役，打得漂亮，老百姓反映好，我们的看法也变了。这是一支真正的红军，很能打仗，我们和红25军比赛着打。榆林桥俘虏1000多敌人，我们的装备也换了。”
红25军的武器装备长征胜利后，不仅没有损失多少，还比以前更加富有，更加精良，堪称锦上添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不仅送5000大洋救急党中央，还主动将机枪分一半支援中央红军，赢得了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确定落脚点，挽救中国革命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最早的部队
1934年10月，全国革命形势继大革命之后，又一次出现危机，红色苏区大都沦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各路红军纷纷踏上了长征之路。
10月17日，中央红军8万余人，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11月16日，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孤军北上；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挥师北上；11月19日，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2、6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向陕北进发。
红25军作为第二支出发的长征部队，力量上是最弱小的一支，却第一个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为几乎走投无路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7月，红25军取得了鄂豫陕边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大公报》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松潘北上。恰在此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
红25军长征路上书写的标语
红25军自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后，即与党中央以及兄弟部队失去了联系，此次得悉了党中央的确切消息，鄂豫陕省委当即于7月15日在长安县丰裕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了目前形势 ，认为红25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北上，即使红25军全部牺牲也是值得的。于是，省委决定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
7月16日，红25军改变向陕北进军的决定，从沣裕口出发，向甘肃挺进，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红25军西进甘肃，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截断西兰公里，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减轻了一、四方面军的压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这一行动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
8月21日，发生了与国民党军的四坡村之战。红25军先头部队经四坡、羊圈洼、掌曲，在东王家徒涉汭河。当军直属队和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223团准备渡河时，国民党35师208团1000余人，向红25军突然袭来，与223团展开了激战。正在指挥部队渡河的军政委吴焕先听到枪声，立即率领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余人，从沈家坪上塬，从右翼直插208团腰部，迅速占领了羊圈洼的几个制高点，从侧面发起进攻，敌208团顿时乱了营。
然而不幸的是正当吴焕先指挥部队反击时，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胸部。指战员们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后，怒吼着：为吴政委报仇！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拼刺刀搏斗。与此同时，徐海东指挥的223团，从正面发起了冲锋，把敌208团像赶羊似的压到掌曲沟圈，人马相互践踏，争相逃命，敌团长马开基企图骑马夺路逃走，被红军战士举枪射中，连人带马倒在断崖边上。
这场战斗208团被全歼，团长马开基被击毙。但不幸的是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停止了呼吸。傍晚，徐海东等军部领导人和战士们抬着政委的遗体，渡过汭河，停放在汭河边郑家沟农民郑克昌家的上厅房，徐海东亲手为吴政委擦洗血迹，将一件军大衣盖在身上，用白布裹了身子，安葬在郑家沟村东宝盒子山脚下。
四坡村之战，红25军政委、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英勇牺牲，他是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四角曹门村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政治家，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
后来在寻找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板桥之战，军长徐海东也死里逃生，在敌人的围困中，他们妄想活捉徐海东，才没有近距离开枪射击，徐海东方得以策马脱险，但此战红25军损失200余人。
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红25军没有直接到陕北，而是西进甘肃，军政委吴焕先血洒疆场，军长徐海东九死一生，红25军将士损失惨重，红25军为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可圈可点，可歌可泣
在甘肃的转战中，红25军始终找不到中央红军，考虑到部队已经十分疲惫，继续做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对红军极其不利，省委决定红25军立刻到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
红25军长征期间发布的布告
9月9日，红25军在战胜严重的饥饿威胁之后，到达陕北永宁山。当陕甘边特委和西北工委得知红25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极为振奋，立即派习仲勋、刘景范到永宁山迎接红25军。同时发出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发动群众欢迎红25军进入陕北。红25军从永宁山出发，沿途群众箪食壶浆，热情相迎，到处都是欢迎红25军的传单、标语。陕北党组织和人民亲人般的关怀，使刚从敌占区远途血战而来、经历九死一生的红25军将士分外感动。鄂豫陕省委要求红25军切实整顿军容风纪，模范执行群众纪律，虚心向陕北红军学习，团结一心，共同对敌。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延长县永坪镇。
9月16日，刘志丹率红26军、27军从东线赶到永坪镇附近，与红25军胜利会师。18日，红25军和陕甘红军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部红军会师。根据此前由中共西北代表团主持的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将红25军、26军、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下辖三个师，红25军编为75师，26军编为78师，27军编为81师。全军团共7500多人。
红25军和陕甘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大会师的前奏。红15军团的组建，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5军团成立后，立即发动劳山战役。9月下旬，全军团迅速在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下寺湾一带集结。徐海东、刘志丹亲自到劳山察看地形并部署任务。月底，部队按“围城打援”的作战部署，进入伏击地区。10月1日，经5个多小时激战，在大小劳山全歼东北军110师师部及628、629团，当场击毙敌师长、参谋长，俘虏3000余人。为扩大战果，红15军团于25日乘胜强攻榆林桥，又全歼东北军107师619团和620团一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此两战两捷，巩固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
尽管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15军团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却一无所知。
红一、四方面军川西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中央红军近万余人。在两支红军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爆发，向党中央索要最高权力，经过一番较量，出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不顾党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的计划，擅自率左路军8.3万人南下，并自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
为了避免红军自相残杀，毛泽东率领仅有7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北上。北上途中，召开了俄界会议。著名军史专家金一南在《浴血荣光》里，如此描述在北上的漫漫征途中，处于彷徨中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俄界“会议对当时的形势做了最严重的估计，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作出了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泽东当时甚至做了队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区地下工作的准备。”后来，毛泽东曾形容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
就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一条消息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极大关注。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占领榜罗镇，从当地邮局缴获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有一大块根据地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存在，毛泽东喜出望外，中国革命有救了。9月27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面前，由于有了张国焘的教训，毛泽东担心已经控制了陕北的红15军团是否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众所周知，徐海东是张国焘麾下的战将，红25军长征前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是张国焘的老部队，由红25军改编的75师是红15军团装备最好、最具战斗力的主力军。
红15军团成立时的情景
徐海东是服从党中央，还是服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张国焘，都是个未知数。如果徐海东死心塌地跟随张国焘，一致对抗党中央，将会是什么结局呢？
此前，毛泽东和徐海东从未谋面，对徐海东完全不了解。忐忑不安中，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借款信：“海东同志：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毛泽东”。中央红军转战两万余里到达陕北，衣衫褴褛，人困马乏，人力物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确实需要一笔钱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但是这封借款信也是投石问路，借以试探徐海东的态度。
见到毛泽东的亲笔借款信，徐海东二话没说，立刻叫来军团供给部部长查国桢，询问还有多少军费，当得知还有7000余大洋时，立刻拿出5000大洋送给党中央，并言明是送不是借。同时复信表示，红15军团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据金一南在《浴血荣光》描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着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
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毛泽东会按俄界会议的决定，带领仅有的7000余中央红军西征。“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必须要通过马家军控制的河西走廊，后来西路军西征的事实证明，打通通往苏联的国际路线根本行不通，西路军这支红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以21800余人有备而战，尚且兵败祁连山，最后生还者不足千人，中央红军如果冒然西征，后果不难想象，7000余红军势必要牺牲在马家军的铁蹄之下，中国革命势必从此一蹶不起。
那么南下呢？张国焘带领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8.3万人南下，再过雪山草地，在川康地区转辗一年之久，最终无功而返，一半红军将士骨掩青山，到达陕北时仅剩4万余人。由此可见，西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北上尚有一线生机。
11月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来到15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表彰了红25军的远征功绩，称之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指示红15军团要打好下一仗，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还给徐海东带来一部电台，让他时刻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联系。之后，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11月21日，红15军团和中央红军，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直罗镇战役。此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617团，总计83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劳山战役中由红25军改编的红15军团缴获的迫击炮和弹药
1936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此后，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指挥中心，领导中国革命长达10年之久，延安成为继红色首府瑞金之后的红色堡垒。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徐海东表示自己因病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对革命贡献不大，不参加评衔都可以，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指示给已经病休15年的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名列无冕之帅、第一大将粟裕之后，这表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徐海东及其领导的红25军在中国革命危难时刻的特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