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长征路上 红色军工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伴随着革命武装的兴起和发展，红色人民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的重要补给基地。

　　1927年10月湘赣边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武装割据，在当地农民自卫军修械所基础上创建了步云山修械所。开始有十多人，一盘铁匠炉，

　　几件铁锉、铁钻、铲刀等，修理枪械，打制刀矛。有铁匠，铜匠木匠，每人一副担子，敌人来，挑上工具立即转移，到了山上放下担子就可以生产。从1927年秋收起义开始，武装起义和暴动的地区，很快扩大到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河南、安徽、甘肃、四川、江苏等省的300多个县份。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湘赣、闽西、中央、东江（海陆丰）、湘鄂赣、鄂豫皖、左右江、闽浙赣、陕甘、湘鄂西、湘鄂川矝、川陕、琼崖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0万人。这些根据地和红军中都建立了兵工厂或修械所。

　　1931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兴国县建立官田中央红军兵工厂，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军事兵器工业的诞生。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于1934年10月突围北上，兵工厂工人踊跃报名，随军出征，保证红军打到哪里，把武器弹药送到哪里。从1934年10月初到12月，先后分三批共560余人，跟随红军出发，他们带一些轻便的修理工具和比较好的机器，其它设备物资就地埋藏，忍痛炸毁厂房后撤离。

　　红四方面军主力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地区，12月到达川北，在创建川陕苏区之后，于1935年3、4月间开始长征，兵工厂人员少数留在当地打游击，大部分随部队长征。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主力于1935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兵工厂技术较好的工人，按连、排编制，由供给部领导，随军修械。随军长征的兵工战士，转战各地，历尽艰辛。行军时，不但要背自己的行李，而且要扛工具，每到宿营地支起门板就修枪，在野外露宿找不到门板，就架起马鞍当工作台，保证把部队打坏的枪支随时修好，经常几天几夜不休息，而且要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许多优秀的兵工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幸存的兵工人员只有20多人。

　　被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写进《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的红军兵工厂厂长郝希英是最早的红色人民军工代表。

　　他1902年生人，曾在（沈阳）北大营迫击炮厂、济南军用炸弹厂、奉天造枪机器厂等军工企业做工，是制造枪炮的大工匠。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有血性的郝希英决定再不愿为资本家、国民党军阀和日本鬼子卖命，他立志参加革命，拿起枪杆子抗击日寇，他的志向和才能被沈阳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郝希英于1932年10月在沈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红色苏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频繁围剿，红军武器弹药稀缺，急需修理制造技术人才。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郝希英和另外两名工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1932年10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被派到兴国县“官田兵工厂”工作，从此开始他军工报国大展身手的新篇章。

　　1934年3月，随着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中央红军的迅速壮大，中央军委决定以官田兵工厂为基础建立新的兵工厂，郝希英担任副厂长。这个新厂有职工两千余人，土机器10余台，每月能生产麻尾手榴弹七、八万枚、修理步枪几千枝及200多挺机关枪、复装子弹三、四十万发，有利支援红军打胜仗。

　　在著名的高虎脑战役中，红军使用兵工厂自制的武器弹药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周恩来同志称赞“这支队伍创立了有史以来空前的成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兵工厂成立了由郝希英等108人的战斗组织，携带了一台六尺车床，挑着修枪工具和几十担无烟火药，随主力红军长征，开展随军修械工作。选上的同志都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老工人，出发前他们向党宣誓：“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和中国人民。”

　　长征途中他们到遵义时已经没有了车床，他们盘起火炉、支起摊子，紧急修理部队送来的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手枪。穿越大雪山，郝希英身患疟疾，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跟部队行军打仗、抢修枪械。走了七天的草地，靠吃野菜、草根、树皮，路上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敌机的轰炸，兵工厂的厂长韩日生就是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牺牲了。

　　离开毛尔盖草地的第二天深夜，狂风呼啸加着枪声，敌人一支骑兵前来偷袭。不等战斗部队支援，郝希英和同志们立刻与敌人展开激战并掩护部分同志带上修理机械工具转移，兵工战士们毫不畏惧，见马就打就刺，打翻了敌人十几匹马，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被打的仓皇溃逃。天亮时，许多同志还未归队，当郝希英找到他们时，已经全部壮烈牺牲，在他们的身上沾满了敌人的血迹，有的同志双手仍紧紧卡在敌人的脖子上，手指一直插进肉里；有的用锉刀使劲儿插入敌人胸膛；有的手里还紧紧握着工具……郝希英掩埋了牺牲的战友，他们在墓前表示决心：“同志们安息吧！我们一定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你们的革命理想，永远保卫你们用生命保卫的兵工厂，为革命的彻底胜利战斗到底！”从瑞金出发108人最后到达陕北延安的兵工战士只剩８人。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采访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参观了红军兵工厂，也采访了郝希英，把军工工人们随红军到陕北后艰苦创业，立志抗日的英雄业绩写进了他的《西行漫记》。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到：“红军兵工厂在吴起镇……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硝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向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蓝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一个球队。兵工厂蓝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的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蓝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取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100多个工人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郝希英）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36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1931年9月18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114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20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80％是党团员……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第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兵工厂合并，在瓦窑堡组成了红军兵工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第一个兵工厂。延安的军事工业就是在这个兵工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以后，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和理工科知识分子进入延安的兵工厂，兵工厂人员成份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机床、设备。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特别讲到：“党的二十大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延安，重温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战胜世所罕见困难的光辉岁月，感悟老一辈共产党员的精神力量。”

　　《游击队之歌》我们大家都会唱。但是，《游击队之歌》被老一辈红色军工唱成这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日本狗，没有枪，没有炮，都是我们自己造……”他们始终忘不了抗日烽火战争年代，在延安窑洞自己造枪造炮打击日本鬼子的艰苦岁月。

　　这些照片就是老红军、老兵工、老英雄、延安兵工厂厂长郝希英给我们留下的。

　　在抗日战火之中敌后兵工厂拔地而起，从简单修理枪械到生产手榴弹、地雷，再到复装子弹、机器制造、火炸药制造，甚至能自行生产步枪和迫击炮弹，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虽然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但从来没有屈服，更没有放弃过抵抗。

　　1938年1月1日毛泽东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革命战争的需要，决定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

　　1938年3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工局，由总参谋长滕代远兼任中央军工局局长、李强任副局长。

　　李强1937年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理工科出身，搞过火炸药、手榴弹、无线电，加之中央特科的背景，他成为组建军工局的不二人选。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地处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钢铁、布匹、农具、纸张、火柴、肥皂等都要从外地输入。抗日战争时期，又处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之下，人民生活更加困难。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

　　人才是军工发展的关键。当时，延安军工部门集中了一批曾经就读、毕业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北平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暨南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德国、日本等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懂机器制造、化工、冶金、地质等专业，还有能造枪造炮的能工巧匠，如：郝希英、刘贵福、孙云龙、张庆森等。延安军工局被称“人才硅谷”。

　　在李强、沈鸿、钱志道形成的科技领导核心的组织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的造枪厂、化工火药厂、手榴弹厂、迫击炮厂、炼铁厂都先后建立起来了，军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我的父亲罗坦、母亲于影在1935年红军时期即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革命工作，1938年6月经徐特立介绍到达延安，在延安抗大、陕北工学、工人学校、马列学院学习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兵工厂从事枪炮制造，至此他们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党的军工战线，他和他的战友们无论经历多么大的艰难困苦、无论受到多么大的曲折冤屈，他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的军工事业奉献一生。我的父亲母亲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参与建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军工战友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红色军工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等等，在这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从土地革命战争的苏区、从红军长征走出的献身红色军工的老军工，怀念许许多多奋战在军工战线的老一辈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学习他们！继承伟大的红军精神！

　　红色军工后代

　　蒋爱丽

　　2024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