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担架的长征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波澜壮阔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斗争的壮丽史诗。时光如梭，长征作为震古烁今的奇迹已过去近90年，回眸伟大的长征，倍感其历程其真理其精神奇崛而壮丽不朽，令人无限神往。
而此刻，我深情的目光却凝注于一件普通物体上，那是担架，那些穿越腥风血雨的峥嵘岁月里，英雄担架凝成了一道横贯历史时空的美丽绝响！
1.群山连绵，天幕低垂。
红军长征的队伍正跋涉在湘粤黔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就是这样一条崎岖险恶的路径，也是红军前锋部队伐木斩草甚至是以草鞋踩踏而成的，这无疑严重迟缓了行军速度。而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窘况，因为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军阀封锁了交通要道，红军要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就只能在荒山野岭中艰难穿行。
此刻，漫长队伍的中央位置，两副并排行担架上的伤病员硬撑着上半身，尽量让身体靠得更近些，以便能够相互听清对方低声的话语——
“博古本来就不懂军事，李德又只是个洋花瓶，虽然掌握了一些军事理论，但却惘顾实际，只会一味蛮干。第五次反‘围剿’争以来，红军作战屡屡受挫，就是他们瞎指挥惹的祸！”说这话的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他虚弱的语气中透出极度的愤怒与焦虑。
“ 你这个分析可谓是一针见血。李德的那些军事学识，在他的那个国家里，在他的那个年代里也许管用，可当下是在中国，环境、条件和战争性质都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嘛！”
阵阵疾风掠过，那浓郁的湖南口音金石般破空而出，迅即被风卷向苍穹。那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尽管因为久病未愈而显得形销骨立，但深陷的眼窝里仍闪耀着明亮的光泽。
……
这是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开拔长征后的第40天，虽然是日夜兼程，但浩浩荡荡的队伍才仅仅向西开进700多公里。毛泽东因为身染严重的疟疾，又缺少有效的药物，以至于时经数月而未能痊愈，加之深深地担忧红军前途带来的心情郁闷，此时的身体非常虚弱，渡过于都河不久就不得不躺上了担架。
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注定，王稼祥这时也被担架抬着踏上了长征路。1933年4月28日，王稼祥在江西乐安谷岗村被敌机炸弹的弹片打穿腹部，虽然周恩来当即派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率医务组，紧急护送王稼祥到瑞金医治，但由于路途遥远耽误了医治时间，王稼祥一直病根未除，伤口经常流出脓血。于是，两副担架就载负着两颗焦虑的心，在颠簸跋涉中渐渐靠拢着、碰撞着。
诚然，这个带来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非常机遇，并非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那么简单。因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际的情势，是充满着仓促且隐秘色彩的。
确定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这在当时无疑属于最高军事机密。怎么转移？向哪开进？只有由博古、李德把控的所谓中央“三人团”秘密掌握，部队包括中上层将领全然不知。
刘伯承后来回忆长征出发时的境况，用的是“猝然决定”一词。时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则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门：“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其实，早已被“靠边站”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被蒙在鼓里，他只是从报纸上“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的那句话，敏锐地嗅出一个唯一公开却隐讳的信号，他甚至连自己的命运走向都茫然无知。
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那一刻，对于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来说，最要害的尚不在于长征怎么开拔？向哪开进？而是给不给你参加长征的机会和权力。
须知，土地革命时期，尚处于“襁褓”阶段的我党我军斗争经验缺乏，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委派代表的领导。然而各国具体国情各异，而当时身居决策层顶端的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却只一味生搬硬套外国经验，致使中央苏区根据地遭受了巨大损失，党内军中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因而他们拟定长征人选时，对不积极执行所谓的“中央路线”的人，就借口留守苏区打游击坚决甩掉。
而毛泽东恰恰就是他们眼中“桀骜不驯”的人。
可是，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看来，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无与比肩的栋梁，是红军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法宝”，故而一再坚持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应该随军出发参加长征。至此，毛泽东才被列上了长征名单。
然而，刚刚迈过自己的命运之坎，毛泽东就与博古、李德等人发生了交锋。当时，毛泽东得知博古、李德等人以重伤未愈为由，将王稼祥排除在长征名单之外，他立即挺身而出，找到他们据理力争：“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肩上扛着这么重的担子，必须参加战略转移！”
关键时刻，正是毛泽东毫不顾忌自己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颠覆的危险，为党和军队事业的前途命运果敢担当，才使得王稼祥险险地逃过了一劫。
说逃过一劫毫不夸张，因为当时还有1.6万红军战士和3万武装力量，包括10位中央领导人被指令留守中央苏区，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坚持南方游击战争，包括瞿秋白、项英、陈毅、何叔衡、贺昌、陈潭秋、方志敏、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而担任苏区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就是毛泽东的三弟。
而这种的结局是令人扼腕痛惜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倒在了黎明前夜，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精神远征，只有陈毅一个人活下来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长征出发的前夜，中央“三人团”又临时决定，将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个军团随军行动。张闻天毫不耽搁地迅速将消息传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遇，申请把他编入了王稼祥、张闻天所在的红一军团。
正是这番长征出发前几天的一波三折的细节铺垫，使得几位具有非凡胆识的革命英杰，在中国革命前途也包括自身命运的“岔路口”奇迹般地集结，最终演绎出了改变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担架的长征”。
2.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傍晚时分，两副担架被抬上一座高山岭头。
躺在担架上沉思的毛泽东微微睁开眼，忽然发现依山的峭崖下有片空旷地，便招呼战士们停下歇息。待两副担架并排停稳后，毛泽东背靠着崖壁坐起身，掏出一盒香烟抽出几支递给战士们，让他们吸口烟歇歇脚程，这才给自己点上一支。深吸一口烟吐出后，毛泽东手抚着青翠光溜的担架竹竿，语调凝重地说：“老伙计，卿本无辜，让你们跟着吃苦遭罪了，我也是没的法子啊！”
王稼祥侧过脸怔怔地看着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这是在借物拟人，呼出心中长久淤积的苦闷。那一刻，漫过王稼祥心头的与其说是酸楚，不如说是愤慨，一个多月前江西于都河畔红军出发时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月色朦胧的夜幕下，六百多米宽的于都河风平浪静，上百条小船搭起的浮桥上，挨挨挤挤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着，静得悄无声息。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5个军团加上军委机关8.6万人，开启了浩浩荡荡的长征之旅。
此前，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已提前从瑞金出发赶到于都集结。
从瑞金到于都有百余公里的距离，徒步跋涉两天一夜抵达于都后，毛泽东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他脸上冒着豆大的虚汗，跌坐在路边的石块上直喘粗气。警卫班长胡长保赶紧找后勤部领取了一副担架，搀扶着他躺下。
这副瑞金毛竹扎成的担架，便成为了毛泽东踏上长征路唯一的装备。然而，并不是整支队伍都是以打仗的要求轻装开进的。
渡过于都河的那个上午，王稼祥躺在担架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红军部队中夹杂着大量辎重物资，其中不少需要几个战士才能抬得动，如庞大的印钞机等重型设备。本应快速开进的作战部队，因道路狭窄而与后勤队伍拥挤在一起，甚至连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也混杂其中，队伍开进显得极其臃肿而迟缓。
王稼祥知道，那是因为博古明知转移途中会遭遇敌军围追堵截，却固执地强调根据地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必须带着，这就导致整支队伍首尾最大距离甚至超过100公里，根本就无法按照作战要求编制开进序列。正在内心五味杂陈之际，突然眼前一道白光掠过，那是两匹健壮的良种白马，李德骑着一匹，另一匹驮着咖啡和香烟，裹挟着一阵疾风从路边飞驰而去。
那瞬间，王稼祥感到心头涌起的巨大失望和愤忿，宛如咆哮的洪水要将自己淹没，又似燃烧的怒火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古人曾叹“一将功成万骨枯”，以这样的人做统帅，那是要拿万千红军战士生命去为他的愚蠢狂妄作殉葬呵！
而且直至此时，毛泽东和王稼祥才知道，博古与李德等人制定的计划是“西征”，即到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并创建新的根据地。
“背离实际，一厢情愿！”一缕浓浓的愁云再次浮上毛泽东的眉宇间。沉吟片刻，嗜烟如命的毛泽东突然使劲掐灭才吸了不到半支的烟卷，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说：“这哪里是行军打仗哟，分明就是财主搬家嘛！”言罢仰头闭眼，陷入了痛苦的沉默中。
“嗬！两位在登高望远啦！”一个熟悉的声音随风飘至，是张闻天骑马赶到。王稼祥苦笑着接了一句：“云遮雾罩，远在何方哟！”尽管这几位红军领导人强作欢颜的言语，皆如打哑谜一般地隐秘难解，但他们彼此间的早已经是心意相通，斯时斯境的所思所忧尽在不言中。
自从踏上长征路之后，毛泽东和王稼祥被担架抬着缓缓而行，张闻天就时常骑马紧随其后，每到路边休息或宿营的时间里，三人便围绕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开始后遇到的情况促膝而谈，走走谈谈愈谈愈深。
两天后，1934年11月20日，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抵达乌江江畔。
漆黑的夜晚，三副担架排列在黄平村寂静的橘子园里，但此刻担架上却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窃窃私语。因昼夜行军而病倒的张闻天此时也躺上了担架。由此，“担架碰头会”由两人增加到三人。
正是这番担架上的推心置腹的交谈，给处在危难之中的中国革命进程带来了史诗般的转机。只是他们尚不知道，此刻，就在中央纵队的最前列，一场围绕“坛坛罐罐”的激烈争论正在爆发。
3.征程漫漫，道阻且长。
红军展开长征的初衷，是于被动之中实施的战略转移。然而，就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就已经判明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于是严令围剿部队凭借湘江天险构筑“钢铁防线”。当时，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有16个师，加上陈济棠的粤军和白崇禧的桂军等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超过20万，湘江两岸一时间敌军云集，乌云密布。
1934年11月26日，强渡湘江大战在即，这个山雨欲来的夜晚，朱德同周恩来、博古、李德等召开作战碰头会。面对强悍敌军的围追堵截，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早已是心急如焚，此时更是毫不客气地率先开了一炮：“应该立即把没用的‘瓶瓶罐罐’都甩掉，只有轻装上阵，全军部队才能一举渡过湘江。”
“是啊，累赘太多，严重影响行军作战嘛！”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
尽管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刻，但书生气十足的博古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不行呀！这些军工、印钞、医疗设备都是革命的本钱，可不能轻易丢掉！”
这显然不是研究打仗的思路，朱德强忍着怒火尽量平静地说：“人，才是革命的真正本钱！为了那些东西，要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你们想过吗？”
此时，听到朱德与博古争论话题的翻译，李德突然一拍桌子站起来，盛气凌人地说：“革命怎么会没有牺牲？为了成功转移，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
忍无可忍的朱德用冷峻的目光瞥了李德一眼，起身疾步冲进了夜幕之中。刚打开门，一阵急风就扑面而来，那瞬间，朱德似乎已闻到风中夹带的浓烈血腥味，他跨上枣红马一抖缰绳，战骑仰脖长嘶，顿时如脱弦之箭激射而去。
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身为红军总司令，朱德不能再把时间白白耗在这种无果的扯皮上，他必须迅速赶往前线，把强渡湘江的战役部署调整得更加精当些，把已经无法避免的损失尽可能的降到最低限度。
但此时的朱德势单力薄。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朱德后来说：“宁都会议让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可他意见不但没有被博古和李德等人采纳，甚至连他自己也一步步地被边缘化。长征途中，朱德编在军委第一纵队，而毛泽东编在军委第二纵队，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但是两人的珠联璧合，已经成为了红军的灵魂。
然而，大错已经铸成。国民党地方军在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中，为自保均采取 “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白崇禧只让桂军对红军“衔尾”追击，却没想到红军的移动速度竟会如此之慢，桂军居然一下把红军大纵队给拦腰切断。
1934年11月27日夜晚，红军先头部队经过激战攻占湘江渡口，并与不断增援的敌军展开惨烈的拉锯战，但军委纵队的1.4万多人和千余副担架，尚以绵延50多公里的庞大阵容在山间甬道上“龟速”行进着。
情势异常险恶，以“军事专家”自居的李德终于黔驴技穷。
就在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在与毛泽东透彻地分析当前战情后的王稼祥，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被担架抬着赶到前线指挥部。王稼祥简明扼要地向周恩来转述了毛泽东、张闻天及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担忧和意见，尔后，两人一起强硬地重申朱德提出的战略主张，那就是战情刻不容缓，必须立即“甩掉瓶瓶罐罐，一举渡过湘江”！
这一次，本属军事外行的博古早已惊慌失措，只得接受了之前被他否定的正确意见。最终，中央红军在朱德的指挥下，血战四天四夜得以渡过湘江。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求实派与博古、李德的理论派第二场交锋。虽然毛泽东没有出现在第一线参与决策指挥，但他的正确主张作为主导方针，与朱德、周恩来的意见形成了巨大合力，最终使红军的有生力量赢得了绝处逢生。
这就是当时中央红军及军委总部的现状。
博古、李德等人严重脱离实际、无视战争规律的独断专行，最终给红军队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湘江一役，中央红军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尤其是号称“铁流后卫”的红五军团，死守阻击阵地五昼夜，打退敌人数十次飞机大炮的疯狂进攻，以损失七千多将士的代价，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五军团所辖的第34师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牺牲。
惨烈的湘江之战，无疑给震古铄今的壮举烙上了悲壮的血色印记，六万多红军将士的鲜血，验证了毛泽东与王稼祥的担忧和判断。
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战略转移变成了被敌人撵着追打的东躲西藏，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布下的口袋阵，红军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扭转穷途末路的局面？成为红军领导层中最揪心的话题。
那些波诡云谲的日子里，毛泽东忧虑的目光一次次地投向昏暗的苍穹，他在焦急地寻找那一缕穿透黑云的光明，用以照亮危难之中的中国革命前程。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寻梦人，便不会太沉寂太荒凉，因为他足以传达一种声音，完成一种呐喊的使命。
那个时刻，王稼祥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身边，他的心紧合着伟人的呼吸吐纳而跳动着。他就是那个无我无畏的“马前卒”，就是那个甘于寂寞的寻梦人。
4.形势严峻，岌岌可危。
这就是当时红军的艰难处境，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
1934年12月10日，红军抵达湖南西部的通道县。此时的毛泽东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几乎是天天都在彻夜无眠地奔走，上到周恩来、朱德，下到师团领导，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沟通寻求出路的对策，而与王稼祥、张闻天的“担架碰头会”也更加频繁，因为一个巨大的陷阱正横亘在红军长征队伍的前方。
与毛泽东数年间的朝夕相处，王稼祥有了一个超乎寻常的感知，那就是每逢毛泽东坐卧不宁之际，恰是革命前途接近风口浪尖之时。湘东南的这些晦暗阴冷的日子里，连日奔波加上对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日甚，急火攻心之下，身体本就虚弱的毛泽东再次被病魔击倒。于是，“担架碰头会”又时而两人时而三人地重启。
王稼祥愤愤地说：“他们究竟要把红军折腾成什么样呢？先是冒险主义，不顾力量对比，无视装备差异，非要跟敌人硬碰硬。仗没打赢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成了逃跑主义，让敌人撵着屁股追着打，红军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沉重地说：“窝囊倒是小事，关键是红军的家底已经不起这样瞎折腾。明知前面张着大口袋，还非要往里头钻，这不是傻吗？”
王稼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心中的忧虑所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虽然得以轻装快进，但已觉察到红军战略企图的蒋介石，迅速部署重兵在红军队伍的左后侧紧紧跟追。而博古、李德等人却丝毫意识不到危险正在降临，仍然执迷不悟地抱着向湘西进军的幻想不肯放弃，而这个愚蠢选择的必然结果，无疑将是踏上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想到这一层，王稼祥不禁打了个寒颤，霎时陷入痛苦之中：“局势其实再明白不过了，可他们怎么能就这样视若无睹呢？”
毛泽东说：“是啊！我跟朱老总和恩来都谈过了，必须尽快改变战略方针，只有到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党和红军才有出路。我们现在剩下的这点部队是革命的火种，绝不能拿去重蹈红六军团西征的覆辙。他们都很赞同。”
毛泽东此时提到的红六军团西征战例，发生于1934年8月。
当时，任弼时和萧克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立即率领刚刚组建的红六军团九千多人，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展开西征行动。对于派遣这支部队孤军西征，当时众多的红军将领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直至长征出发后，得知将要开往湘西才陡然缓过神来，红六军团的孤军涉险竟是为即将展开的中央红军西征探路。
然而，红六军团经湖南进入贵州后，即陷入桂、湘、黔三省敌军和众多民团的围堵之中，几经血战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三千多人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这就是红军长征之前悲壮的红六军团西征。
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但毛泽东毕竟有着铁一般的意志，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在他的心中永远高过个人的荣辱成败，他决不能容忍这样的悲剧在红军中再一次发生。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王稼祥意识到这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打定主意必要时挺身而出充当“马前卒”。
果不其然，这次紧急军事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西征路线。博古刚不紧不慢地说完开场白，毛泽东就站起来率先发言，他准确分析了红军当前的险恶处境，以凝重而决绝的语气指出：中央红军开辟湘西根据地的战略企图已经暴露，红军已到生死存亡的时刻，必须果断地避开敌之锋芒，挺进敌军防守薄弱的贵州。
对于这次会议发言的语序和措辞，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他看来，眼前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促成红军改变转移路线，确保红军迅速远离险境。因此，当下尚不能过早地引发博古和李德等人的激烈反弹，故而暂时没有触及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计划的敏感话题。
王稼祥和张闻天紧跟着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向南挺进贵州的主张。在周恩来、朱德的坚定支持下，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改道挺进贵州。
通道转兵是扭转红军命运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在那个山雨欲来的艰难时段里，就像云层中透出的一缕亮光，给迷茫中的红军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挥师南下的中央红军，虽然走的是未曾勘察的险山恶水，但高山密林却让敌人的侦察机变成了“睁眼瞎”。正在湖南境内忙着收拢扎紧“口袋”的国民党军，待到发现“猎物”仿佛一夜之间突然蒸发时，红军早已大踏步地挺进贵州。
避实击虚，势如破竹。12月15日，中央红军进驻黔东南重镇黎平城。
黎平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斜坡地带，苗岭山脉余脉横贯全境，东北与武陵山系接壤。红军所到之处，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永从等地民团望风而逃，这样一来，无异于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中央红军则一举跳出包围圈，获得了自长征以来第一次长达数天的休整时间。
5.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城召开临时会议。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会上，经过长时间酝酿的毛泽东先声夺人，提出变“北上湘鄂边”为“西进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政治局临时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坚决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关于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方针，最终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形成新的战略决策——转兵贵州，挥师黔北。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说，自己当时是“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黎平会议，他的意见由博古带到会议上。黎平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会后，周恩来立即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
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当时两人吵得很厉害，一向性情温和、具有绅士风度的周恩来被激怒了，严厉的批评了李德，还把桌子一拍，连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弹跳起来熄灭了。范金标说：“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尽管李德蛮横无理地反对，但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人的坚定力挺，中央政治局迅速印发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议题初定为两个：第一、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第二、建立新根据地的问题。
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重要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这场“西进川黔边”与“北上湘鄂边”之争，可称作是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等人的第三次交锋，而且这一轮交锋意义重大。
实际上，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因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再加上长征离开了苏区，原先的职务无疑已是徒有空名。后来回忆那一段“至暗时刻”，毛泽东曾感慨地自嘲说：“别说人了，连鬼都不登我的门呢！”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和李德根本就容不得他有丝毫染指军事决策的机会，毛泽东纵有天大的真知灼见却也无权发言。
然而，中国革命的实际、残酷的战争现实，最终还是无情地教训了“左倾”领导人的偏执狭隘。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其意义在于从组织程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被称为是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迷信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挥师黔北，一路攻城拔寨，顺利通过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等县境。然而，这段长达四百公里的行军进击可谓充满崎岖与艰险。明里要应对敌人的骚扰袭击，暗里还要防范博古、李德等人试图“翻盘”的暗流涌动。因为黎平会议以来，博古和李德根本就没有放弃错误路线，一路上仍然在与周恩来、朱德等争吵不休，还不停地找军团将领兜售游说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然后再寻机东进湘西的错误战略。
这种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行径，对贯彻黎平会议确定的新的战略方针造成了严重干扰。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争论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耐心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
王稼祥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一个坚定的想法在心头渐渐形成。宿营镇远的夜晚，他找到毛泽东、张闻天展开紧急“担架碰头会”。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简直就像被蒙住眼睛的犟驴子，怎么拉也不肯回头。要赶紧设法扭转局面，红军已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张闻天紧锁着眉头说。
王稼祥毫不犹豫地接口道：“要论打仗确实还是泽东有办法，当下的这种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局面，只有让泽东出来指挥，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扭转。”
张闻天仰望苍天，若有所悟地接了一句：“你的意思是进谏不如换帅？”
王稼祥猛地用左手撑起身子，右手攥紧着拳头斩钉截铁地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话言刚落，脸上竟突然出现痛苦的痉挛，是刚才这猛然用劲又牵动了腹部的伤口，不由得皱着眉头缓缓地躺下。
毛泽东凝望着王稼祥，目光中闪过浓浓的关切，复又扭头沉思着说：“这是个大题目哟，要估算出究竟有几成把握，毕竟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呢！”
其实早在前两天，“担架碰头会”又新加了一个新成员，那是脚上战伤化脓的聂荣臻。那天，没等毛泽东回来，王稼祥、张闻天就与聂荣臻展开了话题，因为之前有过多次交心，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聂荣臻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核心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不假思索地表示赞成：“早该如此了，只可惜白白地损失了那么多的好部队、好战士！”
这天的“担架碰头会”之后，王稼祥又马不停蹄地找到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结果验证了王稼祥的判断，军团将领们都对这个改变期盼已久。
此时距离遵义仅有一步之遥。王稼祥心急火燎地找到周恩来，一番推心置腹的深谈之后，周恩来决定迅速采取组织措施，进一步固化黎平会议决议。
1934年12月31日上午，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镇。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当日下午至次日拂晓，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一举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同时以明确的措辞，对“三人团”的军事决定权做出了限制，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历史定格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1935年1月1日的拂晓时分，开了半天加一整夜的猴场会议尘埃落定，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被抬出会场。
猴场会议虽然是迫于形势而召开的，却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左倾”路线不懈努力中的一个重要链环，既以组织的形式杜绝了“左倾”路线翻盘的可能，而且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决裂，彻底打破了“三人团”大权独揽的局面。会议还根据王稼祥的提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增加一项议题，即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无疑标志着遵义会议的前期组织准备宣告完成。
猴场，这个黔南曾经名不经传的古镇，由此而一跃跻身中国革命史册。
6.1935年1月1日至5日，奋勇西进的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在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等处突破乌江天险，继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黔北名城遵义，敌人计划在湘西围歼中央红军的狠毒阴谋就此破产。
但王稼祥并未为这场长征以来少有的胜利所陶醉，而是敏锐地意识到期待已久的改变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迅速找到周恩来提出尽快召开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对王稼祥的建议给予了明确支持。此时，作为“三人团”中负责中央日常事务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心思正放在缜密地思考如何开好这次会议上，他必须确保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举达到预期的目标。
王稼祥继而找到朱德，红军总司令历来以敦厚温和著称，但这一次的态度却旗帜鲜明、坚定决绝，只以简洁的三个字回应王稼祥：“要得嘛！”
毕竟，朱德与毛泽东已经相识多年，对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从来都是由衷佩服的。虽然长征后两人一个在军委第一纵队，一个在军委第二纵队，几乎没有碰面交流的机会，但朱德与毛泽东的珠联璧合，早已经成为了红军的灵魂。
联络工作基本就绪，王稼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展开了遵义会议前的最后一次“担架碰头会”。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报告提纲，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提出揭露和批判，王稼祥沉思着说：“这样做是再好不过了，闻天理论功底厚，又是政治局常委，由他作报告身份最合适了。只是闻天对于军事战略方面不是很在行，这一块恐怕不容易说得透彻。”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军事上的问题，我会作补充发言的，你也讲讲。”
王稼祥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陡然挺起胸膛说：“那是当然的，到时候就是你拦着不让我讲话，我也会憋不住要向他们开炮的。”
1935年1月13日深夜，博古感到自己的发言材料已准备就绪，便告知周恩来14日通知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会议。周恩来则以扩大征求意见范围、减少传达环节为由，提出将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前线各军团的将领们也来参加。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博古对他还是极为尊重的，加之周恩来的提议合情合理，故而博古并没有表示异议。
遵义会议的规模确定，周恩来连夜派人通知不在遵义的刘少奇和李卓然两位同志赶来参会。当时，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正在和军团长董振堂率部镇守乌江，担负着保卫遵义会议的重任，接到通知后立刻策马直奔遵义而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的“柏公馆”召开，共20人参加会议，除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柏公馆”是原国民党军第25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红军攻占遵义后即将总司令部设置于此。因为与会成员白天都要处理大量军务等重要事宜，所以连续几天的会议都是在晚间召开，几乎天天都是开到半夜。
王稼祥是唯一被担架抬进的与会者。进入会场后，他就被搀扶着坐在毛泽东的斜对面，他的手紧撑着椅子，随时准备站起来发言。他知道，今天的会议是一场生死搏击，历史给予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了便不再拥有。
博古不紧不慢地做着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报告，一直在为“左倾”路线辩护，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丝毫不去检讨军事指挥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李德听着报告面露笑容，但大多数与会者脸上都显示出极为不满的神情。
博古的报告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立即站起身来，按照“担架碰头会”商定的报告提纲，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让博古十分震惊，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在会议上对他提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李德也不安起来，深感意外却又茫然无措。
这时，毛泽东掐灭烟头站起来说：“闻天同志的发言，正是我想要说的。”
毛泽东对博古的报告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指出博古、李德等人将红军失利归结于客观原因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抛弃游击战术、奉行“左倾冒险主义”才是真正的根源。接着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说完后才气定神闲地坐下。一场严峻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了桌面上，会场里一时间鸦雀无声，与会者都沉浸在惊愕与沉思之中，毛泽东那浓重而清朗的湖南口音，犹如一道闪电踅入了他们的心间。
李德听完翻译后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的博古则将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却没有回应他，而是缓缓起身说道：“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责任，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承认错误吗？几万的红军战士都因为我们的错误牺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
周恩来终于陷入了哽咽，军团将领们都是心情沉重，眼神悲怆。
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我来说两句！”王稼祥手撑着桌沿费力地站起身，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目光直视博古和李德说：“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李德同志一再否定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创造的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甚至抛开军委集体领导，进行完全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我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鉴于当前形势极其复杂，领导和指挥红军的重担，应当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担当最为合适！”
这是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微妙瞬间，王稼祥的发言刚落音，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紧跟着发言支持他的意见，坚决要求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力挺毛泽东重新掌舵红军，会议立即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抬起头，睿智的目光迅速扫过整个会场，攥成拳头的右手举在胸前用力一顿，以坚定的语调说：“我完全赞成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建议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如同晴天响起一声霹雳，会场里顿时响起暴雨般的掌声。博古和李德再次震惊了，博古抬腕看了一眼手表，见已近凌晨1时，便着急地宣布暂时休会。
遵义会议的第一回合旗开得胜，然而，正确与错误的对决仍在继续。第二天会议刚开场便波澜乍起，有人直接向毛泽东发出挑战：“我对毛泽东昨天的发言表示反对，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就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吗？”
毛泽东沉默不语，依旧大口吸着烟。
朱德对这种谬论实在是忍无可忍，他猛然站起身一拳捶在桌子上：“红军大多数将领都没喝过洋墨水，我们打的胜仗还少吗？谁对谁错历史就是证人！”紧接着，朱德严厉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讲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无数红军战友们的牺牲时，刚强如铁的红军总司令终于禁不住失声流泪。
这已是第二位中共高级领导人泪洒会场，但李德显然对他们的痛心疾首无法产生共鸣，仍在声嘶力竭地为自己开脱责任。他们的追随者也高声叫喊：“博古和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行为！”
朱德毫不理会他们的叫嚣，手指着李德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只会胡折腾瞎指挥，搞得红军丧师失地、血流成河，红军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路线走下去吗？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创造并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是铁的事实。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朱德极有份量的一番话瞬间引爆了会场，一直隐忍未发的一线指挥员们顿时群情激奋，纷纷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评“左倾”路线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时候，密切洞察着会议动向的周恩来果断地以双手示意肃静，宣布启动投票表决程序。
王稼祥率先为毛泽东投出了一票，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刘少奇以及军团将领们也纷纷举手支持。会议做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红军军事指挥小组。
这是长征中的一场辉煌而伟大的会议，是党和红军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更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巅峰时刻，历史在生死存亡的拐点上重新选择了毛泽东，从而挽救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
7.仍然是被担架抬出了会议室，仍旧是那个战伤未愈的孱弱之躯。
1935年10月11日下午，川藏交界的甘孜境内，狂风怒号，雪屑飞扬。王稼祥费力地从担架上撑起身子，凝望眼前的海拔近5000米高、终年积雪不化的夹金山，山峰犹如一柄利剑直插云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更似剑锋般透发出一股凛人的寒气。而此刻，红军队伍正在艰难地翻越这座天然屏障。
王稼祥稍稍沉吟了一下，嘱咐战士们放下担架，扶他坐上那匹枣红马，但仅这一折腾，就让他把身子痛苦地佝偻起来。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大伤未愈，伤口经常流脓血，医生不得不用橡皮管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外面缠上纱布、棉花，使脓液排出体外，长征途中连日行军食不果腹，伤情更是愈发严重。尽管如此，想到战士们抬着担架攀爬雪山的艰难，王稼祥还是选择忍着疼痛骑马，可行至半山腰时，山势变得更加陡峭泞滑，他只得下马拄着竹棒一步一颤地爬到山顶。
登上山巅的一刻，王稼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回望山下苍茫无垠的雪野，数条逶迤蠕行的队伍正在奋力地挣扎前行，不时有人支撑不住翻滚下山，每支队伍的旁边都有三三两两的战士逗留着，那是在照看陷于奄奄一息的战友，而遥远的雪山脚下，已是隆起了几座新的雪山包，那是战士们刚刚以雪筑起的特殊坟茔，更有那些因战伤而未能挺过生命关隘的不屈冤魂。
哀恸仅是瞬间，王稼祥的心情突然变得无限豪迈而激昂起来。就在那一刻，他感觉不仅仅是战胜了这个自然界的巨大障碍，而且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那份隐隐作祟的怯懦，因为此刻，红军队伍已经站在了血肉搏击的制高点上。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篇章，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翻越大雪山，完成了史诗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赢得抗战胜利、夺取全国解放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英雄担架见证了漫漫长征的苦难辉煌，英雄红军以血肉铸成的铁脚板日均行程37公里，跨越18条包括5条终年积雪的大山脉，渡过24条大河流，穿越方圆达1.5万平方公里的草地，转战11个省，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场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牺牲倒下……
而王稼祥则是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走完长征的。拖着带着流脓伤口的痛躯，爬雪山、过草地，一次次战胜死神的威胁。到达陕北后，刚刚从上海来到陕北根据地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得知王稼祥是拖着重伤之躯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惊叹不已地说：这么重的伤，居然能坚持过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共中央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1937年初，王稼祥因伤势复发被送往莫斯科治疗，11月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到达延安，在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准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批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设立宣传委员会，决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自此，王稼祥直接领导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943年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1949年1月，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下车就直奔毛泽东的住处看望生死与共的老战友。
对于王稼祥的到来，毛泽东显露出了格外的高兴，立即停下手头工作与王稼祥交谈起来，在关切询问王稼祥的身体和工作状况后，毛泽东直奔主题：“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新中国的政府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然有个初步考虑，但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答案。”
从毛泽东眼中流露出的热切光芒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一刻已是期待已久。王稼祥原本轻松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凝重起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
王稼祥进一步分析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毛泽东连连点头，对王稼祥剥茧抽丝般的精细剖析表示赞同。
王稼祥接着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的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变的，加之交通及黄河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展眉一笑，凝视着王稼祥追问道：“那么，可以选择哪里定都呢？”
王稼祥望向毛泽东，缓慢而坚定地説:“我认为新中国最理想的首都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我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考虑到这些因素，首都以定北平为宜。”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禁不住站起身边踱着步边沉思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应该定在北平。蒋介石把国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能够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在新中国犹如一轮旭日即将磅礴而出之际，历史惊人地重现14年前的一幕，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定下了定都北平的决心。自诩“一介书生”的王稼祥，再次以他的赤胆忠心，辅佐毛泽东写下了历史性的璀璨之笔。
1973年6月，王稼祥在中共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协助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1974年1月25日，对马列主义中国化做出了不朽贡献的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走完了他68年曲折而辉煌的一生。
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不禁黯然神伤，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仰望苍穹，深深感慨地说：“王稼祥同志，一个在担架上力挽狂澜、鞠躬尽瘁的共产党人！”
8.
王稼祥，原名嘉祥，别名稼穑，1906出生，安徽泾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途中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职。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候补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那个细雨霏霏的春日，我伫立在泾县厚岸村的柳溪河畔，古老的山村掩映在苍松翠竹的簇拥之中，环绕升腾的氤氲，更给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增添了一抹水墨画般的空灵之美，让人强烈地感应着一种远离现代喧嚣的沧桑感，仿佛一个声音正从岁月深处袅袅飘来，娓娓述说着一个不屈英魂的生命轨迹。
1924年秋天，王稼祥考入上海大学附中，由此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确定了人生奋斗方向。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王稼祥毅然率领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因此而遭到学校开除。同年11月，王稼祥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王稼祥留苏期间，正值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红色政权。得到消息的王稼祥热血沸腾，立即向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提出回国投身革命的请求。1930年2月，王稼祥获得批准回到上海，主持《红旗》等党内刊物的编撰出版。1931年1月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王稼祥再次申请派往苏区革命第一线，两个月后长途跋涉抵达江西宁都的青塘镇。同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王稼祥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
这一年，王稼祥年仅25岁，也就是在这时，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那个明月高洁的夜晚，毛泽东紧握着这位留苏高材生的手迟迟不肯松开，促膝长谈间，初次谋面的两人各抒己见，时而争锋相对，时而开怀大笑。很多年后，王稼祥还深有感慨地回忆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领袖毛主席……他说的话虽然简单明了，却极具说服力，和我见过的俄国领导人完全不同。”
当时，毛泽东刚刚领导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他指挥红军以游击战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让王稼祥极为钦佩且感兴趣。毛泽东得知后，当场挥毫写下总结游击战精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送给王稼祥，还拿出一些亲笔撰写的游击战战例总结材料供给他研究参考。
历史就是在这种因果交织中铸成轮回。倘若不是当时毛泽东的睿智坚决，王稼祥就只能被留在苏区打游击而失去参加长征的机会，也就极有可能与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刘伯坚等革命者一样，过早地牺牲在敌军对苏区的残酷“围剿”之中。
反观毛泽东，他对王稼祥同样一直是关怀备至。
1937年夏天，朱仲丽到达延安后不久即到杨家岭巡诊，毛泽东见来了个新面孔的军医，就亲切地问她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听到回答是湖南人，叫朱仲丽，毛泽东笑着说：“你是人中最美丽的啰！”朱仲丽连忙摆手说：“哪里，哪里。”毛泽东又笑着说：“哪里？就在你的名字上啊！仲丽嘛，自称人中之丽呀！”
虽是初次见面，但朱仲丽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心里正惦记着一件事，以前曾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的王稼祥，从长征前至今仍是孑然一身。时隔不久，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其间，毛泽东关切地对他说：“稼祥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找个女同志组织个家庭喽。有目标没有呀？”
听了毛泽东的话，王稼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一时无言应答。
几天后，六届六中全会闭幕那天，中央领导人缓步走出会场，朱仲丽迎面走来，毛主席当即叫住她对王稼祥说道：“稼祥，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其中也包括你哟！”
王稼祥与朱仲丽握手互相道好，朱仲丽刚离去，毛泽东就接着介绍说：“她父亲朱剑凡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八个孩子都投身革命，朱仲丽是老么，15岁起就帮父亲做地下党工作，去年才来到延安。怎么样？我这个小老乡不错吧？”王稼祥点头称赞道：“是个好姑娘。”此话一出，毛泽东立即心领神会，当即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以后有事找她，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姐夫。”
正是得益于毛泽东的关怀撮合，王稼祥得与朱仲丽结成伉俪，相伴一生。
英雄担架的内蕴非凡而隽永。腥风血雨的时代里，英雄担架被赋予的神圣使命，是一份对于中国革命功败垂成的使命担当，其份量可谓重若千钧甚至是无法衡量。我更在诗意地缅想着英雄担架的传奇归宿——
呵！功勋卓著的英雄担架，在完成神圣使命之后，或许已变成茫茫草地上的一堆堆熊熊篝火，为奋勇蹚过死亡之境的红军战士驱寒添暖！
呵！坚韧无畏的英雄担架，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抑或已变为登城云梯中的一根根硬实横杠，助力挺进黄土高原的英雄勇士们攻城杀敌！
呵！沉默无言的英雄担架，在实现浴火涅槃之后，抑或已化作浩渺时空间的一支支无字竹简，镌刻着中国革命穿越腥风血雨的苦难辉煌！
柳溪流泉潺潺，两岸松涛如吟，我耳畔回响的是一代伟人那抑扬顿挫的湖南口音——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那瞬间，毛泽东苍劲宏亮的声音横贯历史长空，伴随着这气吞山河的雄壮宣言，我仿佛清晰地看见，那一副副穿越弹雨硝烟的英雄担架，正化作壮丽史诗中的瑰丽诗行，鲜亮而恒远地闪耀在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