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只是险象环生的军事较量，还有生死攸关的路线斗争，显然后者决定着前者的成败，不只是众所周知浓墨重彩的遵义会议，还有一系列被史学家认定关键转折的会议，并被文艺家还原出表现各异的人物群像，也许是太过强调路线斗争的冲突，却忽略了争辩各方的共性，正是这一共性让红军能够跨越重重险阻，直至决胜于二万五千里之外。


　　一、舍我其谁的“阴谋”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细述了一场“担架上的阴谋”，以至广为流传至今，其实，此言最早出自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红军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于此请记住这个人，后文会有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大反转。

　　众所周知“担架上的阴谋”所指，便是编入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统称“中央纵队”）长征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因均有病或伤在身需乘担架同行，又因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而商讨对策，所以，才有了这个似贬实褒且颇具画面感的说法。

　　此前，三人曾是观点对撞的对立方，由此不得不提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即以王明为首加之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等留苏学院派，当时与之观点相同或服从执行的人数更多，以至在1931年赣南会议上，强势排挤被视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实践派毛泽东，又在1932年宁都会议正式撤销其军职，此次王稼祥反转支持毛泽东，但大势已定只待历史转折点。

　　时至长征前，毛泽东虽尚存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但只能闲居在瑞金云石山的云山古寺，三十一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接见外国代表团回忆道：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笔者曾于1997年到访铭刻“长征第一山”的云石山，其实不高仅近50米，面积不大仅近1000平方米，相应的云山古寺也不会大，实为300余平方米的三合院，当时住着毛泽东、贺子珍、幼子毛岸红及工作人员，还有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显然并非山高路远导致门前冷落，若说原因，除任务在身无暇拜访以及刻意避嫌等，想必张闻天也起到“镇宅”作用，至少最初安排合住的目的应该如此，却为两人促膝深谈提供了机会，后与王稼祥一同长征便有了“担架上的阴谋”。

　　在血战湘江后，红军8.6万人马锐减到3万余，不仅撤销损失最重的红八军团番号，并且在湘南通道县进行必要休整，尤其必须审视评估堪忧的前途，只因按计划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但“湖南王”何键已有足够时间调兵拦堵，加之中央军、桂军、粤军尾随而来，红军何去何从就成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已无军职的毛泽东“受邀”参会，并力主向西去往敌军薄弱的贵州，史称“通道转兵”。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有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然而，从湖南通道县转兵至相邻的贵州黎平县时，由于坚持原计划的意见未消，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虽然毛泽东的建议得以继续执行，但直至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才让博古、李德彻底放弃去往湘西的念头，而是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奔赴贵州遵义。

　　需知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称，黔军正是因此成为实力最弱的地方军，好处是极为疲惫的红军可以游刃有余，坏处是难以获得足够的后勤给养，所以，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也不无道理，尤其那里已有现成的根据地，关键在于必须做出知己知彼且审时度势的抉择，否则就会如刘伯承所言“只有毁灭”，后文待续予以佐证的战例。

　　本节，请记住“阴谋”、张闻天、王稼祥。


　　二、为长征导航的“马灯”

　　前文有记，通道会议属于中革军委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属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至于1935年1月15日～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则是涵盖党政军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按照流程，博古率先作“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此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发出一致的不同意见，其中张闻天的发言属于全面总结，因此被史家称为“反报告”，结果便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重返领导核心，但鲜为人知的是仅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未赋予任何军职而实际重执军事指挥权，可是，首战——主战场在青杠坡的土城战役失利了。

　　那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按照“北渡长江计划”应从宜宾至泸州段过江，以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但途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时，遭遇过境前来围堵的川军。要知道，此前的粤军、桂军、湘军为保地盘，均表现出誓死一搏的姿态，同时也令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无法插手地方，实际被蒋介石顺手拿走管理权的只有贵州。显然，“四川王”刘湘绝不想让红军尤其中央军入境，便派重兵主动出击四面合围，导致红军在情报有误下失利撤出战斗，随即一渡赤水摆脱敌军。

　　通过此战回看通道会议，当时挟曾国藩余威的湘军实力，绝对高过连年内讧的川军，若非毛泽东的转兵建议，红军势必落入“只有毁灭”的陷阱，然而土城战役的失利，让重执军权的毛泽东落入被质疑的旋涡，以至在1935年3月10日～12日苟坝会议爆发。

　　此前的3月4日，毛泽东正式出任前敌司令部政委，不过，重大决策仍须20余名中央委员集体表决，结果在会议第一天政委之职就被表决掉了，只因他坚持消灭追至鲁班场的中央军，以挫强敌锐气，但多数参会者尤其军事将领执意攻打据守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黔军，以夺弱敌粮秣，却不知滇军的3个旅正向黔军靠拢，因此，支持毛泽东的只有其本人1票。

　　会后，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又与朱德进行沟通；多年后，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毛主席）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至于“把大家说服了”的结果，便是集体表决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此前的三人团成员为博古、周恩来、李德，这并非单纯的职务交替，而是军情紧急下民主集中制的重申，以至鲁班场之战失利并未影响四渡赤水的圆满完成。

　　此后，红军声东击南兵临贵阳城下，吓出城内坐镇的蒋介石一身冷汗，红军旋即挥师西向云南，历经巧渡金沙江、穿越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夹金山（史称“爬雪山”）后，毛泽东不得不直面一场更大的危机。

　　本节，请记住“马灯”、周恩来、朱德。


　　三、一触即发的“内战”

　　翻过雪山，红一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史称“懋功会师”，接着便是众所周知的张国焘另立中央，过程无需赘述了，只看他凭什么？

　　张国焘，北京大学高材生，师承李大钊，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并当选中央局三人团，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受到列宁、斯大林接见；懋功会师时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领红四方面军8万余人马。

　　插入说明：史家对于懋功会师的兵力有不同记述，综合而言红一方面军2万左右，且是疲惫之师；红四方面军4万余，可称兵强马壮。

　　从行政关系而言，时任中央政府执委会主席毛泽东是副主席张国焘的上级，但后者的个人资历、军权实力等不输前者，以至放胆越级瞄准党中央的领导权，关键破口是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只因中央负责人的更迭须经共产国际核准，但在长征途中无法取得联系报批。

　　那么，原中央负责人、三人团之一博古就尤为关键了，尤其被张国焘请到驻地了解遵义会议情况，完全可以选择留下反戈一击，实际则是在毛泽东决定北上后，他随行连夜赶往红三军团驻地。

　　共产国际派驻军事顾问、三人团之一李德也尤为关键，他虽被遵义会议收回军事决策权，但依然保留军事顾问职务，也就有充分理由随同总司令部（张国焘在懋功会师后接任红军总政委）移驻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不过，实际则是选择跟随毛泽东北上，并且不惜挺身“护主”。

　　那是在以红一、三军团为主的右路军北上后，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奉张国焘之命予以拦阻，对此，开国中将莫文骅在《永不磨灭的怀念》一文有记：“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幕发生在公开场合，见证者颇多且有多角度回忆，其中一个情节是李特竟然在毛主席面前拔枪，李德主动冲上前扭抱制止，可见当时的紧张态势以及李德的态度。

　　二十五年后的196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在“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前提下，不得不提及更为关键的周恩来，作为遵义会议前后的原三人团、新三人团成员，他一直是“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个人资历也不输于张国焘及至任何人，尤其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是教授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是政治教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一期生、参谋长倪志亮是四期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林彪是四期生；在领导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以及聂荣臻、林彪是参加者，叶剑英则在暗助起义……

　　进一步而言，周恩来无疑会对任何可能性产生影响，包括遵义会议的合法性、红军将领的倾向性以及中共中央的惟一性，实际则是他选择跟随毛泽东北上，最终取得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即长征胜利。

　　本节，请记住“内战”、周恩来、博古、李德。


　　四、后记

　　其一，回看第一节的张闻天、王稼祥，作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然坚信正统苏联模式，也就必然与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产生理念之争，但在深入体察国情后，尤其红军长征面临生死存亡时，他们毅然选择与毛泽东共谋扭转大计。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原有立场？

　　答案：无疑是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

　　其二，回看第二节的周恩来、朱德，需先上溯井冈山时期的朱毛理念之争，当时，出身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朱德更熟悉旧军队指挥体系，作为惟一直接领军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更强调“党指挥枪”，而非苏联红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党监督枪”，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选择支持毛泽东并体现于古田会议，朱德予以执行并贯彻终生；时至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后、苟坝会议前，军事决策权实际移交朱德、周恩来之手，而在苟坝会议第一天，出任前敌司令部政委仅6天的毛泽东被集体罢免了，后取得周恩来、朱德的支持才重执军事指挥权乃至决策权。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放手军事决策权？

　　答案：无疑是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

　　其三，回看第三节的周恩来、博古、李德，作为三人团成员显然是遵义会议的最大失意者，于此无需赘述已是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只说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暨会议主持人博古，他没有打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也没有以种种理由提出会下交换意见，而是直面批评与接受表决，在懋功会师可以选边站时，仍遵守不利于己的会议决议；再说执有共产国际授权的李德，与博古有着同样的处境，甚至有更大的选择权，不过，他即便在回忆录中对遵义会议仍存不满，却能在危急时刻挺身支持毛泽东，如其所言“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选择跟随毛泽东北上？

　　答案：无疑是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

　　最后，回看本文唯一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在1927年三大起义失利后，他就是唯一坚持领军的中央委员，而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这一舍我其谁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进而言之，无疑体现出坚定的信念、誓死的勇气以及力挽狂澜的能力；时至1934年长征，敌方的恐惧感与仇恨值可谓拉到顶点，无疑欲一劳永逸地对红军决策者除之后快，可想而知危险甚至高于井冈山时期，有史盲竟然误读“担架上的阴谋”“遵义会议”为权力斗争，却忘了试问还有谁勇于谋取当时中国最危险的职位？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舍我其谁地抢站风口浪尖直至力挽狂澜？

　　答案：无疑是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


　　注：本文配图均为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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