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毛泽东等领导关爱的“特殊人”
在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中，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深受毛泽东及红军领导人的特别关怀和照顾。这些被特别关爱的“特殊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二局人。
毛泽东：照顾好二局的同志，一个都不能丢
1935年，中央红军过腊子口的前一天，军委二局的钱江关节炎犯了，腿不能弯曲，走不了路。毛泽东知道后，专门拨给他一匹马，把他驮下山。不久，在六盘山的行军途中，他又拉肚子，浑身无力。毛泽东发现后，又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担架放下来，抬着他走。钱江感动得热泪盈眶。
长征途中，骡马是唯一的代步工具，但非常奇缺，恶劣环境下的不停转战，红军伤病员何其多，部队无法带着不能行走的重伤、病员行军跋涉，这是现实的无奈。受了重伤得了重病，一般都只能是留在当地治疗。但留下来往往又是凶多吉少，红军一走，地主武装、土匪、国民党追兵来了都会搜查，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十有八九生命难保。毛泽东给了钱江一个特殊“待遇”。
二局享受过这样特殊“待遇”的人，在长征中不止钱江一人。
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红军到达了云南禄功县境内。在宿营地，二局的黄华炳找房东借了捆稻草，铺好了他和战友匡思贤的地铺，等着战友来休息。可等到晚饭后还没见到他，黄华炳久久不能入睡，整整等了一个晚上，战友都没有到来。第二天，部队又要出发了，他急得到处找匡思贤，都没有找到。他暗想，十有八九是匡思贤脚伤，走路很困难，组织上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了。一旦寄养在老乡家，可就祸福难料了，黄华炳为好战友的生死难卜伤感。过了几天，他突然看到匡思贤回来了，高兴得迫不及待地问他，是怎么赶上队伍的。匡思贤说，他确实被寄养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了。住了一天后，路过那里的三军团战士进了这个老大娘家。他就请三军团战士向上报告：“我是军委二局的工作人员，因为脚伤不能走路，留在这位老大娘家养病的，我要和你们一起归队。”于是，三军团的战士们就逐级向上报告了。当时，毛泽东正随三军团行进，听到这件事后，马上指示三军团抽出一匹骡马去接他，一定让他赶回二局。他就是骑着毛泽东亲自派出的马回来了。他特别激动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我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战斗了。”
过泸定桥后的一天，二局的雷永通被敌机炸伤了腿，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担架送来给雷永通使用。直到两个月后，雷永通的伤基本痊愈，才把担架还给了毛泽东。
长征中，毛泽东对二局受伤、得病的同志都想方设法让部队带走，二局很多伤病员都享受过毛泽东的马和担架。
不仅如此，还在生活困难、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毛泽东专门交待后勤管理人员：二局同志很辛苦，每天给他们送点东西。每当部队和老乡给毛泽东送来一些猪肉和慰劳品时，毛泽东也总是要分送给二局人。
二局的安全更是毛泽东的心上事。遵义会议后，二局每天出发的时间、行军路线、宿营地点、安全警卫等问题，毛泽东都亲自过问。还派了一个警卫连，负责二局的安全。1935年9月，过了腊子口进入甘肃境内后，敌情很严重，有国民党军队、有土匪、有军阀，前堵后追。为了保证二局的安全，毛泽东亲自交代左权：你要照顾好二局的同志，二局的人一个也不能丢。每天队伍出发时，左权便站在路旁亲自检查，直到二局的同志都走完了他才动身。
1934年11月，红六军团行至永顺县境内，在翻越1000多米的大山龙水界时，译电员谭天哲腹泻脱水，全身无力，逐渐掉队。军团政委任弼时得知后，立即命令马夫老曹牵上他骑的马，原路返回，去寻找谭天哲，把谭天哲驮回了队伍。随后，又给谭天哲两粒在当时十分宝贵的奎宁，挽救了谭天哲的生命。为安全起见，任弼时把自己的手枪送给负责密码破译的科长龙舒林，还派一个加强连负责电台的安全保卫。
电台技术保障员阎侃斋回忆说：红六军团西征后，连续转战，官兵都十分疲劳，有时一天只能喝一顿稀饭。1934年10月23日，在突破石阡至镇远封锁线后，部队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底水沟通过，他疲惫地拄着棍子，走的很慢。任弼时看见了，就问他：“你走不动了？”他知道，当时，任弼时正发疟疾，一会热一会冷，走路非常困难。但任弼时拒绝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坚持和战士们行进在一起。看到任政委病成这样子还坚持在走，他忙说：“走得动，走得动。”于是，强打精神，把步子放的快一些。谁知没走多远，任弼时就让他的通讯员牵过一匹马来让他骑。这匹马是肖克军团长为了照顾生病的任政委，刚从老乡那里买来的，阎侃斋无论如何不能骑。
在贵州印江与贺龙部队会师后，部队打了一家土豪，缴获了一些物品，个人需要可以买。任弼时特意让爱人陈琮英买了一包丝棉套送给阎侃斋，让他值夜班时御寒。当时，军团电台技术人员的津贴每月二十块大洋，比任弼时政委还要高。可见，任弼时对电台技术人员的关爱！任弼时调中央工作临走时，还特意把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送给这位为二、六军团长征作出特殊贡献的无线电大队大队长阎侃斋做纪念。
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人得到的关心厚爱也令人动容。1935年8月31日，包座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来到班佑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指着摆放在一张桌子上的战利品，对毛泽东说：“喜欢什么，你就任意挑吧！”毛泽东对满桌子的罐头、青稞酒、牛肉干视若无睹，却单单把一包香烟抓在手上：“我只要烟，这可是我的命啊！”机灵的警卫员连忙找了一个袋子，把桌上的香烟和辣椒通通装进袋子，想囊括而去。陈昌浩政委眼疾手快，立即抓过几包香烟塞到正在旁的二局局长蔡威手里，说：“留几包给我们的菩萨爷吧。”毛泽东和徐向前都哈哈哈地大笑说：“应该，应该！”红军的领导们都知道这个二局局长通宵达旦工作时，常常用抽烟来提神。徐向前也经常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可可、牛肉、罐头等战利品送给蔡威。
……
看到这里，人们可能会问，二局人为什么能得到红军领导人这样的特殊关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为什么对二局人那么亲近？
拨云驱雾的“灯笼”
毛泽东的话是最好的解答。
毛泽东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刘伯承元帅也形象地说：有了二局，“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叶剑英元帅赞誉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能读天书的人”。
任弼时说：“我宁可少一团，也不能丢掉一部电台。”并在二局全局大会上说：“长征中由于党中央依靠了二局的耳目作用，虽然敌人有压倒优势，对我们也无可如何。”
徐向前元帅的话可以印证：“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红军总司令部领导把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誉为：“活菩萨”、“千里眼”。称赞蔡威：“手中自有10万雄兵！”
从这些赞誉中，不难看出“二局”是一支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是侦收、破译，获取情报的特殊部队。而且，在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作用如此之大！正是因为有了二局侦获的情报，红军领导人才能对敌情了然于胸，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杀出敌军重围，夺取作战胜利。
照亮着前行的夜路
红军时期特别在长征中，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肩负着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任，承担着长征能否完成的决定因素之一的重要使命！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六军团的突围西征、四方面军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三军会师，……长征的每一步、每一战的谋划，都有二局人将日夜不停侦获破译的敌情及时地送到决策领导们的手中，红军的每一重大行动部署都凝聚着二局人的心血和智慧；红军的每一步、每一战的胜利，都隐藏着二局人的贡献和功绩。
1935年1月，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逼遵义地区，对中央红军形成铁桶般的重重包围。在土城战役出师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二局获悉的情报，果断提出“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又根据二局获悉的情报，指挥红军于2月18日由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回师贵州。3月4日，二局侦获蒋部署围攻的电报，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3月16日到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县境。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奔集川南，合力“进剿”。毛泽东毅然决定“出敌不备折而向东”，于3月21日晚至22日率中央红军由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当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北岸沙土、安底地区时，二局获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主力也向乌江北岸前进。这将使敌我在乌江北岸遭遇，造成不利于红军的血战。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令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前进方向西移。毛泽东采纳此建议。敌周浑元、吴奇伟果然如命西移，使中央红军争取了一天的时间，于3月31日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4月8日，又根据二局获悉的情报，毛泽东率领红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移，直奔云南金沙江，智取三县，控制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叶剑英于1975年回忆长征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指挥英明，机动灵活，多谋善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就像放在手中玩那样。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点，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收集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1934年11月，六军团侦察台侦获了军阀陈渠珍的密报，获悉敌意图后，军团首长决定在龙家寨设伏，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该敌。龙家寨战斗取得的胜利，为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1935年6月，侦察台侦悉了鄂军张振汉纵队由来凤经忠堡向宣恩增援的电报，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急行军，在敌之前进入忠堡地区设伏。此战大获全胜，生俘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军团以此由被动转为主动。
1936年8月5日，二局局长蔡威支撑着十分虚弱的病体破译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鲁大昌部关于坚守岷州的军力部署密电，总指挥徐向前立即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向甘南挺进、抢占天险腊子口、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攻克漳县、围攻岷州，红军总司令部进驻岷州三十里铺一带。（如果不能及时破译这份密电，已经走出草地的红军又将再次退回到死亡的魔沼中。）从8月7日至26日，躺在担架上的蔡威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不断破译了马步芳、鲁大昌、朱绍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重庆行营的来往密电，为左路军北上，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说：“在数倍于我的敌军围攻下，如果没有无线电台的工作，我们的仗是很难打的。”
……
这些出神入化的战例不胜枚举。
在史无前例的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二局及红二、六军团侦察台作为一支特殊的部队，履行着特殊的职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发挥了无以替代的特殊作用，为保证长征作战的胜利和红军实现向陕北的战略转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毛泽东把“二局”誉为照亮红军漫漫征途的“灯笼”，有了“灯笼”的照明，红军领袖才能看清道路指明方向，红军队伍才能踏平坎坷行稳致远，冲破黑暗迎来光明。“灯笼”，是对二局全体技侦人的至高褒奖。
红军领袖温暖的“特殊”关爱，托起了革命征程永远明亮的“灯笼”。
张兵：中共党员，大校；退休前为原总参某部政治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