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是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和苏区精神的形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起源地。

于都,在著名作家魏巍笔下,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笔下,是“中华民族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

由此可见,于都县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圈可点,惊天动地。


一、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于都出发长征,于都籍占1.7余万;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3.7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幸存约7000人,于都籍幸存1000余人

在于都县有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在纪念园的雕塑上方有七个鲜红的大字“长征从于都出发”。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革军委从瑞金迁驻于都。此后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研究与部署了红军突围转移各项具体工作,规定军委直属纵队及各军团代号,发布命令将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军团,制定下发了红军主力南渡贡江(于都河)计划。

1934年10月13日至20日傍晚,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计8.6万人集结到于都县,准备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为何要选择于都县作为出发地呢?重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理位置重要,符合长征的战略意图。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赣州东部,东邻瑞金,南接安远,西连赣县,北毗兴国和宁都,有“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冲”之称。长征最初设想是渡过于都河向西运动,于都正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便于中央机关和红军聚集,转移机动方便。当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在兴国、石城、长汀等各个主战场,于都处于突破国民党粤军封锁线的要冲,红军要向西南方向突围,就必须将各军团都集中到于都。中央苏区瑞金、兴国等地到于都的距离相等,便于各路红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三是群众基础好,利于筹措长征的物资和兵员补充。1926年11月于都建立第一个中共党组织;1928年2、3月,建立了赣南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于都桥头根据地;赣南第一个地方武装:赣南红军十五纵队;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在于都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于都的“中华钨砂公司”还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为苏区经济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有机可乘。党中央利用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代表与粤军秘密谈判达成借道协议,准备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于都通过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因此,于都县作为长征出发地天时地利人和,最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选择在了于都。

(于都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展览当年送给红军草鞋的样式)

8.6万人从于都出发长征,需要做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10月15日,为掩护和支援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中共赣南省委和省苏政府在这里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讨论如何做好红军转移的物资保障,如何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后,于都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开始了竭尽全力的支前活动,场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河宽600多米,水深1—3米,水流深湍,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底为沙石,大部队要迅速过河就得架设浮桥。当时,搭浮桥只有工兵没有材料,于都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过来帮忙,村民把自己的木板、门板送到渡口。

在于都县至今流传着曾姓老人将寿棺捐献给红军架浮桥的真实故事。

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渡于都河架浮桥急需材料。于都县城东门有户姓曾的老人,儿子参加红军,儿媳生孩子刚满月,他将家里所有的门板扛去架桥又将自己睡的床板贡献了出来,在地上铺上草席,就地而眠。

10月13日,曾大爷听说架桥工地上还缺门板,回来跟儿媳商量:“将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吧?”儿媳一听,着急地说:“不行不行,你走路都摇摇摆摆,万一那天……”儿媳说不下去了,背转身去,偷偷地抹泪。

曾大爷看出了儿媳的心思,笑着说:“你是怕我死了没法埋?用张草席将我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说着,从屋角拿出了一把斧头把棺材拆了,给架桥的红军工兵送了过去。

为了不让国民党发现红军转移的迹象,红军工兵部队都是夜晚隐蔽架浮桥,于都百姓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里的河面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8个摆渡点。

(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师长征渡口——焦俊杰拍摄)

此外,当时于都沿河所有的民船大都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和成千上万的木料、门板,献出来供红军渡河、架设浮桥之用。

长征前夕,8.6万多红军部队在于都集结休整、补充近半个月,补充武器弹药、兵员、粮食等,准备长征。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倾其所有,送走了最后一个青年,贡献了最后一粒口粮,拿出了最后一块银元,捐献了最后一块木板。据不完全统计,于都百姓当时为红军献出粮食79390担,相当于30多万于都百姓3年的口粮;完成购买公债89.1万余元;筹集草鞋8400双、菜干150担,硝盐500余斤,筹钱62500元。于都县党政机关还组织了3000挑夫随红军长征。   

为中央红军补充兵员的数字更令人感慨。长征前于都县两次突击扩红,1万余名于都儿女报名参加红军,组成了8个补充团。主力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在于都补充红军9700余名新战士。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于都籍干部战士达1.7万余人,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于都人。

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不仅将最好最干净的房子滕出来给红军居住,而且组织慰问队带着粮食、鸡蛋、猪肉、蔬菜草鞋等物品,挨家挨户慰问红军,还组织妇女洗衣队为红军洗衣服。

于都县还为收治、掩护红军伤员作出巨大贡献。中央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留下重伤员一万余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又有一批重伤员送到于都,长征前后于都安置红军伤病员一万多人,占中央红军伤病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几乎全县所有农户都安置了伤病员,县苏维埃政府为每名伤病员发了150斤谷票、3斤食油、2斤盐,伤病员的膳食照料均由群众负责,药品由各级政府派人送到各户。

10月16日至20日傍晚,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央政府所属机关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分别从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三门和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红军渡于都河前,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渡口,向红军送上一杯杯茶水,送上一顶顶斗笠,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十送红军》的歌曲反映就是这一场面,婉转缠绵,撼人魂魄。

(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河渡口)

这是一个于都老百姓中至今还相传的红军渡河往事。

1934年10月16日,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像往常一样在于都河撒网捕鱼,这时他和另外几个渔民被红军招呼到岸边。红军对他们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听说要渡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和几个渔民当即答应下来。

当时,与李声仁一同打鱼的船只共有20条,其中大船、小船哥10条,分别只能装载20人、10人。当晚,红军将士分批登上了李声仁等人的20条渔船。李明荣回忆说,红军指挥员要求不能开灯,所有的船只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父亲撑篙,我母亲掌舵,只能凭着渔民们的熟练撑船技术,运送红军。”

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有的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李声仁和其他渔民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官兵送到对岸。第三天晚上,李声仁等人又一船接一船地将另一批红军送过河去,来回运送了30多趟。离去前,红军战士们给了渔民们一些报酬,还说,“渔民兄弟,我们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从10月16日到10月20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从此,于都河成为“红军长征第一渡”闻名遐迩。

(当年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于都人民的评价)

8.6万多红军大部队从于都县出发,于都30多万乡亲封锁消息,保守住了这个天大的秘密。蒋介石长达半个月之后才得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去向。于是,对于都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报复,3000多干部、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仅于都桥头山洞被活埋的就达数百人,在沙心乡被杀绝的农户就达37家。

对于都人民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当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在于都河渡口如今树立起10.18米高的“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寓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在此渡河。该碑碑体为双帆造型,意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

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是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长征出发的真实写照。

右边为叶剑英1962年为缅怀当年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诗中引用燕国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历史典故,追忆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为他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于都革命烈士纪念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从于都出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进行了380多次战斗,攻占了700多个县、市,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数百个团,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43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央红军穿越了14个省、18座山、24条河流、贫瘠的草原、雪山,行程约25000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于都出发时的8.6万余人,仅幸存约7000人。

而参加长征的8.6中央红军,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于都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官兵倒下;于都籍参加长征的红军1.7万人,到达陕北仅幸存1000多人。于都随红军长征的3000挑夫,在长征路上要负重前行,帮助红军运输大量设备、物资,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离队回乡,少部分随红军继续长征,于都挑夫占整个运输队人数的一半还多,最后活着到陕北的寥寥无几。

这一组数字就是于都人民对红军长征所作出的奉献,不仅感人肺腑,而且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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