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七夕
中国人以农历七月初七为七夕节。
七夕起始于上古，由星宿崇拜衍化而来。七月七，月、日皆逢七，也称“重七”，又因节日的祭拜活动仪式在晚上，古人称晚上为“夕”，故名“七夕”。
七夕节自西汉时得到普及，唐宋时达到鼎盛并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至清末以来，因长期战火，七夕节虽还在民间流行，但形式和内容俱遭弱化。新中国建立后，七夕节在民间有一定的恢复；但随着人们的文化水平与科学认识的提高，作为节日灵魂的神话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节日本身的吸引力随之下降，想要恢复曾经的盛况已遥不可及。不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于2006年5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名录。
七夕的起源
七夕节源于古人对星象的崇拜。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探索宇宙的奥秘，依据星象变化来占卜灾害等，这是人类为了生存与自然作斗争的起始阶段。通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将天上的星座及组成星座的星星分别命名，对天空星象进行规划管理，并将天上星宿与地面区域一一做了对应；这个对应关系就天文来说，称作“分星”，对地面来讲，称作“分野”。星象占卜就是观察分星的变化，预测对应的分野的凶吉或旱涝。大家都熟知的《滕王阁序》，开篇就说故郡南昌，新置为洪都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其意就是洪都府这个地方从分星角度对应天上的翼、轸二星，从分野角度看与衡、庐二地（山）连接。就我们盱眙来说，县志上记载是“今县境当星纪之次值斗一星”；即盱眙县境对应南斗六星中第一星。因南斗又对应吴越等地，所以盱眙按分野先属扬州（九州之一）后属吴地，淮河北岸的泗州分星则对应奎、娄二星，地域分野属徐州地。
在星象崇拜中，对牵牛、婺女（织女）二星的崇拜，是演变为七夕节的源头。
农耕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对风雨雷电等大自然现象难能理解，由恐惧渐而产生敬畏心理；在不断认识天空星宿的同时，产生祈祷降福的企盼。“牛郎织女”的故事不断得以丰富完善，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或企盼不断叠加的结果。其中牛郎由牵牛星座演变而来，织女则是织女星座的代表。牵牛星座由六颗星组成，归属于天鹰星座，在天鹰星座中牵牛星是最亮的那颗星；牵牛六星的位置分布像两个倒置的三角形，一上一下，组成的图案似一个头上有两角，但只有三只足的牛，因此古人称其为“牵牛”，附近的星座便分别组成了可耕作的“天田”和用于蓄水灌溉的“水利设施”；织女星座归属于天琴星座，由三颗星组成，其中织女一号星是天琴星座最亮、在整个天空排第五亮度的星。这样牵牛郎有可耕之田、灌溉用水，织女有纺织之能，这种男耕女织的景象，显得十分和谐完美，是理想中的家园，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向往的人间乐土。再对应到星象占卜方面，牵牛星代表农耕收成，织女星代表纺纱织布；在上古农耕时期，民以食为天，这二星成为人们崇拜的神星自是必然。夏秋时晴朗的夜晚，肉眼可见牵牛织女两个星座之间，横亘一条银河（又称天汉、天河、河汉、银汉、星河、星汉、云汉等），牵牛星座在银河南岸，织女星座在银河北岸，这也为后来的鹊桥相会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星象崇拜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成民间对农耕的崇拜，特别是将织女奉为编织彩云、锦缎的女神，被女孩子视为心灵手巧的代名词，当成崇拜偶像；七夕也因此成为七巧，再因七与乞同音，七巧又等同于乞巧，赋予了向织女乞讨灵巧的新意；结合对七七数字的崇拜，不断的给织女加注内涵，如称织女为七姐，早期的七夕节又称“七姐诞”；再赋予织女为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内涵，从而完成并完善顶礼膜拜的所有准备，终至节日的形成。据此可知，七夕节自雏形诞生之日起，就是靓女们独有的浪漫的节日。
七夕节的普及发展
七夕节在汉朝时基本成型并得到普及。
首先，出现用牵牛、须女纪年的文字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司马迁的记载注释说：“南斗、牵牛、须女皆为星纪，于辰在丑，越之分野，而斗牛为吴之分野也。”这里的须女又称婺女，在星象占卜时，婺女主“布帛裁制嫁娶”，故又称织女。清代黄奭辑录汉代成书的《春秋纬命历序》记载：“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记：“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其次是兰夜斗巧游戏自皇宫至民间皆普遍流行。因七月又称兰月，致七夕又称兰夜，七夕斗巧改称兰夜斗巧，凭添了几分文化色彩，也多了几分浪漫情趣。有资料说，汉初时兰夜斗巧游戏就在皇宫流行，内容是众多宫女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代画家李嵩曾以此为背景创作扇面画《汉宫乞巧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自汉以降，有关记载七夕节的文献已比比皆是。如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就记道：“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关于七姐诞的乞巧风俗出现于北方西安一带的文字记载。
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记其家乡宜兴的七夕风俗：“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即牛郎）、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南朝梁时期，代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乞巧。有蟢子网瓜上，则以为符应”。
上述记载表明汉时京城，魏晋南北朝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七夕乞巧仪式已颇为复杂，拜祭牵牛织女二星已超出乞巧的范围，月下穿针，庭中摆放瓜果已很普遍，根据蜘蛛所结网判定是否“得巧”的习俗也已经形成；更为甚者是加入了乞求富贵、长寿及乞子等内容。
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述说：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历史进入宋朝时，七夕节经拨乱反正后得以正式定名并成法定假日。
在现存文献中，“七夕节”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此前的文献多称 “七月七”、“乞巧节”、“七夕”等。据《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四《典礼二十九?纪节》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宋太宗下了一个《改用七日为七夕节诏》。诏曰：“七夕佳辰，著于式令。近代多用六日，实紊旧章。讹俗相承，未之或改。自今宜以七日为七夕，仍令颁行天下为定制。”
宋太宗的这个诏令表明，在北宋初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七夕节是在“六夕”过的，这实在是个“讹俗”，错的离谱，乱了规矩也名不符实，这令宋太宗十分恼火，以下诏令的形式昭告全国，改“六夕”为“七夕”，以正视听，从而恢复七夕的历史本来面目。后来有学者考证认为“七夕改为六夕，始于五代。”可见北宋初期过“六夕”是沿用了五代的风气。至于五代时，是什么原因致七夕节在六夕过已无从查考，只能说明，国家在分裂动乱时期，出现诸如在六夕过七夕节的奇葩事是不足为奇的，只有在国家统一强盛时，一切事务才能按逻辑规律有序推进和运转。另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七夕节是大宋法定节日，且休假一天。宋哲宗元祐年间任晋州知州的庞元英，在其著作《文昌杂录?卷一》中亦有明确记载。
明清两朝的七夕节比之前朝更具特色。史料记载，明清时，文人更多参与到七夕节中来，以聚会的形式，呼朋引类或游湖听曲，或品酒作诗。康熙年间的一次七夕节中，参与和诗的有二百多人，居然能够汇成一部诗集。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内记载了自己于乾隆三十六年七夕游览扬州瘦西湖，泛舟于烟波之上，赏两岸亭阁花木，仰观浩瀚的星空。清末重臣翁同龢曾于光绪六年（1880年）七月初七与友人一起到北京什刹海岸边的秦氏园游玩。民间的七夕仪式中，增加诸如做点心、剪纸、刺绣等内容。乾隆年间在皇家园林盛行乞巧游戏，宫廷画家所绘的《十二月令图》中就有一幅《七月乞巧》可以佐证。
乾隆皇帝扩建清漪园（今颐和园）时，用汉代上林苑昆明池旧名，改称“昆明湖”，同时以昆明湖象征银河，在湖东南岸设立一座铜牛像，比作牵牛星；在湖西岸的延赏斋中摆列很多石碑，碑上还刻有全套的《耕织图》，将内务府的织染局搬迁到此处，隐喻为织女。在皇家园林中完整呈现出七夕的神话图景，应该是想突出倡导男耕女织、重视农桑的涵义。
浪漫的七夕节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学形式出现。七夕因多种文学形式的介入，发展成为浪漫色彩浓烈的节日。
据唐代《岁华纪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这是文学最初介入的记载，将织女拟人化描写和神话银河鹊桥的传说自此流传。可知早在东汉时期，牵牛织女天文星象已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牛郎织女，并逐步丰富其美丽的传说。
应劭是汉末学者型官员。他开鹊桥说之先河，为汉语言文学形式提供了永恒主题，延续近二千年直至现代。
与应劭同时代的一位不知名诗人，几乎在应劭记叙银河鹊桥的同时，写出一首《迢迢牵牛星》，被载入《古诗十九首》。这首诗抓住银河、机杼这些和牛郎织女的神话相关的物象，借写织女有情思亲、无心织布、隔河落泪、对水兴叹的心态，实际比喻人间的离妇对辞亲去远的丈夫的相思之情。在诗中，牛郎织女已是一对分离的夫妻。随后的建安时期，曹植在《洛神赋》中有“咏牵牛之独处”的感叹，在《九咏》中公开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是当时最明确的记载，可见在汉末三国时期牵牛和织女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已基本定型。后世诸多文学作品，包括黄梅戏《天仙配》等，皆是围绕汉末即定型的牵牛和织女的故事情节创作而成。
汉赋咏牵牛后，唐诗宋词自是不迥多让。在众多以《七夕》为题的唐诗中，崔灏以“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来描写节日的盛况，同时表明七夕节已普及到寻常百姓家。林杰写的“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似乎透露出节日拉动消费的信息。不过林杰诗的前两句“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还是点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主题的。李贺感慨“天上分金镜，人间望玉钩”，叹七夕月不圆人难聚。罗隐则惋惜“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是啊，一年的期盼仅换来一夕相聚，今夕过后，又要在期盼中等待一年，怎不令人惆怅？
众多写七夕的唐诗中，白居易另辟蹊径，借牛郎织女故事来喻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带起一个风俗，引得一众痴情男女，夜静人深时在葡萄架下听银河鹊桥上传来的窃窃私语。
与唐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宋词。说起宋词，当首推欧阳修，因其写一首《月波清霁》词，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五句、两仄韵。《钦定词谱》认为欧阳修既是始作也是正体，因词中有‘鹊迎桥路接天津’句，取为调名；后由周邦彦定名为“鹊桥仙令”。 《月波清霁》就成为《鹊桥仙?月波清霁》。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经宋词的洗礼，为后世创立了“鹊桥仙令”词牌，而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此愈发深入人心。
有宋一朝以七夕为主体填词《鹊桥仙》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苏轼、李清照、范成大这样大诗人或大文学家，但流传最为广泛、最为人所熟知、最打动人心的则是秦观填的那首《鹊桥仙?纤云弄巧》。词人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故事，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上阕写牛郎织女聚会，下阕写他们的离别。全词哀、乐交织，熔抒情与议论于一炉，融天上人间为一体，优美的形象与深沉的感情得到有机统一；遣词造句用情深挚，立意高远，语言优美，议论自由流畅，通俗易懂，却又显得婉约蕴藉，余味无穷，尤其是末二句，将词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千古佳句。
明清时文学形式是小说，七夕节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描写。《禅真后史》第二回有“朝朝七夕, 夜夜元宵”的说法；《三续金瓶梅》第十六回“采莲船姊妹欢娱 七夕节斗巧穿针”中有:“到了七月初七日,家家过巧节,看牛郎织女星会鹊桥缘”的叙述；《杏花天》第十一回“绣阁设盟联坦腹 花营锦帐遇生狂”中有“过了一日,正是穿针之夕,家家乞巧,户户举觞”的描写；《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中，用一句“元来七夕之期,不论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为乞巧穿针之宴”，道出七夕节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性。《翦灯余话》卷三“贾云华还魂记”中,莫夫人对女儿言七夕是“今夕天上佳期,人间良夜”,对书生魏鹏言“赋小诗以纪佳节”。用“佳节”称七夕节，可见七夕节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人们记忆尤深的就是新编黄梅戏《天仙配》和电影《牛郎织女》。
亟需赋予新内涵
无需否认，在平面媒体及自媒体的冲击下，一些传统节日已不再受到重视，特别是不再受年轻人的垂青，曾经的光环不在，日渐式微。就七夕节而言，一度有被西方情人节所取代的趋势；形势比五代时期遇到的曲折还严重，五代时期仅是六夕过七夕而已，算是程序上的偏离，经过调整即可回归正轨。今次遇到的困难，是节日本身受到冷落，究其原因不外是内容陈旧致参与兴趣减退、形式无创新缺少吸引力、受感官刺激劲爆的洋节的冲击等。形势不容乐观，但形势也催人奋进，在困难面前我们应该坚持民族自信，已传承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毕竟博大精深，何况七夕节历史上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调整纠错能力。相信在两个百年交汇之际，国家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在民族传统节日方面，注重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做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赋予节日新内容，相信包括七夕节在内的所有传统节日，将会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8月14日（农历七月七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七夕晚会，以“爱·自有光”为主题，以“爱藏眸光流转间”“爱自时光翩跹起”“爱在百年荣光里”三个篇章为主线，在极具浪漫色彩的古韵与美景中，通过歌曲、舞蹈、音乐剧、情景表演、跨屏联动等形式，与观众一起探寻恋人之间纯真的爱、传统文化脉络中真挚的爱、家国百年荣光中炽热的爱，唱响关于“爱”的多元舞台。
这应该是赋予“七夕”等传统节日以新的内涵的开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节日必将焕发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