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父亲张继成艰难的革命征程
父亲张继成（原名张方金），1915年农历腊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大悟县）彭店乡吴家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长辈按照家谱给他取名叫张方金，抗日战争后期在山西改为现在的名字。他的家里只有一间半的茅草屋建在半山坡上，周围都是同族的亲戚家的茅草房，房间挨着房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以出入。山脚下，村里有一个百余年的巨大碾子，供全村人使用；山前不远处还有一棵上千年的大柏树，它们经历了风风雨雨，改朝换代，如今已成为古老沧桑的见证。这是父亲最常和我们提起的家乡记忆。
父亲家境贫寒，从记事起就跟随爷爷奶奶在地里干活，依然衣不裹腹。9岁时，爷爷奶奶由于积劳成疾生病无钱医治，连病带饿相继去世，从此父亲和3岁的弟弟海棠成了孤儿。姑奶奶把家里的二分薄地交给本家的干爷种，并把叔叔寄养在他家，把父亲接到自己在杨家湾的家中，9岁到13岁父亲一直在那里给地主家干活。
一、走进革命队伍 装下红色火种
1928年春，从武汉来了一支革命队伍，他们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会，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父亲本家的几个堂哥张方明、张方寿等都参加了革命，张方寿还是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当时父亲还在杨家湾地主家里干活，晚上堂哥偷偷把他叫出去，告诉他家乡来了共产党，他们带领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农民当家作主人。当时父亲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但还是马上跑回家告别了姑奶奶，跟着堂哥连夜走了十几里路，回到吴家河。他一进村就看到大柏树下围着很多人，大家正踊跃报名参加童子团、赤卫队。看到贫苦的农民热情很高，喜气洋洋，父亲心里满心欢喜，觉得再也不用给地主干活过苦日子，可以扬眉吐气了，就挤进人群报名参加了童子团。后来由于做事机智勇敢还当上了童子团团长，加入了苏维埃列宁少年先锋队，跟着赤卫军举起红旗闹革命。
父亲跟着堂哥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抗租税，分钱粮，从村里走到乡里镇上，在墙上贴标语做宣传，发动群众，他们高声唱着黄麻起义时的歌曲“革命洪流高潮起，工农学兵大联合，起来起来闹革命，不怕死不爱钱，努力努力去斗争，把军阀帝国主义，消灭净消灭净。”保卫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那时漫山遍野插着红旗，敲锣打鼓庆祝苏维埃，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八月桂花遍呀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哈，张灯又结彩呀哈，唱一声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是父亲一生最喜欢唱的歌。
1928年夏，随着黄安县苏维埃政权影响力不断扩大，赤卫军形成一定规模，并不断发展壮大。经过几个月的锻炼，父亲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就积极要求参加赤卫军。赤卫军领导看父亲年纪小个子矮，不要父亲，父亲就天天去磨，还让堂哥张方寿帮助求情。经过父亲多次要求，赤卫军领导终于批准了父亲的请求，父亲和吴国忠、张传文、吴德明、吴绍动、吴绍春、吴绍润等吴家河200多人在黄安县参加了赤卫军，同年父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为了能够参军按照虚岁报了年龄，招兵人员在报名表上给他填报的出生日期是1914年12月28日（以后一直沿用）。
1929年4月，黄安县赤卫军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１师（正式番号为红11军31师）。父亲当时还不满14周岁，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被分配在3团政治处做通讯员，后做宣传员，和父亲一起的有同乡何有东、吴国忠、吴立美等人，能够正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父亲非常振奋。
红军独立1师主要活动在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部的大别山地区，并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军处于发展初期，人员少，军事素质差，给养要依靠老百姓，武器装备主要是长矛、大刀、耙子、叉子、梭镖、土枪等，步枪、子弹很少。但红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战士们大都是穷苦出身，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不怕流血牺牲。他们依靠根据地的老百姓，常常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游击，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了胜仗用国民党的武器装备自己。不打仗时部队就操练列队，刺杀，射击，格斗，还学习文化，识字，讲军纪，讲纪律，教育战士们不拿老百姓的东西。部队平时还对百姓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帮助百姓抢收、抢种、砍柴、挑水、扫院子，希望更多的百姓加入到人民的军队。那时党的领导很坚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风气正，纪律严，团结好。战士们常说：我们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虽不同生，可能同死，同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这些，都是红军队伍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8月，父亲所在的3团接受了伏击铁路的任务，他们从黄安县夏店出发向广水进军，天上下着大雨路非常滑，他们在雨中急行军艰难的走了70多里路，天黑时到达了广水铁路伏击点。那时大部分战士是从山区出来的孩子，还是第一次看到铁路，非常好奇，大家都伸出手触摸铁轨，想探出究竟。为了打好这次牵制敌人的战斗，团首长命令各连分头把铁轨拆了，然后埋伏起来，父亲他们趴在泥水里等待着火车的到来。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慢慢过去，有的战士沉不住气了。这时传来团长的命令：继续埋伏，没有命令不许动、不许开枪。大约夜里12点，终于听到远处传来了火车的轰隆声，火车渐渐近了，一束巨大的光线从车头射来，战士们马上把头伏在地上，父亲第一次看到这么亮的光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心想这就是火车呀，突然一声巨响火车翻出轨道。团长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一起向敌人开火，这是一辆货运火车，战斗很快结束。战士们把缴获的物资抬得抬、扛的扛连夜返回黄安县。天亮了战友们互相打量对方，大家脸上和身上都是泥，有的战士草鞋走掉了赤着脚，宿营地里一片欢笑声。这批物品补充了红军的给养，破坏了国民党进攻苏区的计划。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将红11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军长。下设三个师，第1师师长徐向前（兼），政委李荣桂，第2师师长漆德伟，政委王培吾，第3师师长周维，政委姜镜堂。父亲是红1军第1师3团战士，父亲的表哥宁贤文、同乡周志坚、以及父亲后来的12师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在此期间也先后加入了3团的红军队伍。当时3团的团长是倪志亮，政委是江竹青（后牺牲），红１师从800多人扩充至3000多人。
二、勇敢参加战斗 革命熔炉锻造自己
1930年底到1934年间，父亲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当时，红军经常与国民党军打仗，敌我力量悬殊，减员很多，人员损失惨重时师与师合并，团就直接取消了。红军时期战争十分残酷，一仗打下来可能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的指战员都牺牲了。
1931年1月，在商城长竹园，红1军与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４军，旷继勋任军长，曾中生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原红１军改编为红11师，许继慎任师长；原红15军改编为红10师，蔡申熙任师长；全军共约1.2万余人。父亲在红4军军部交通队（特务队），当时交通队的战士大多是红小鬼出身。
1931年3月初，红4军为扩大战果，主动向平汉路出击，曾冒雪截获一列军车，毙俘敌军2000余人。红军的袭扰，使平汉路北部交通大动脉处于瘫痪状态。红4军经过侦察得知敌岳维竣部动向后，从五十里外奔袭敌人，战斗在双桥镇（今大悟县）打响。蔡申熙与许继慎师长分别率领红10师、红11师，从水两岸展开进攻。岳维峻部拥有超过6个团的兵力，红军参战部队加上地方武装也只有6个团，兵力略处下风。按照常规，这只能打场击溃战，但是由于我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竟然打成了歼灭战。
根据地及双桥镇周围群众也纷纷赶来支援红4军作战。当战斗进入高潮时，无数群众遍布山头，手摇红旗呐喊助威，有力的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瓦解了敌人的士气。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国民党整编34师，活捉师长岳维峻及官兵5千余人，缴获枪支6千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这是红4军第一次通过飘忽作战（运动战）取得歼敌1个师的空前大捷。双桥镇大捷，壮大了军威，宣告鄂豫皖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4军也发展到1.5万多人。
5月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红4军在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的领导下，率领部队由豫南南下，一个月内连续攻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座县城，歼敌七个团，浮敌5千余人，缴获长短枪支、机关枪4千余支，迫击炮近30余门，在广济还得到一辆商车。打下这四座县城，不仅恢复开辟了连成一片的红色区域，在战略上对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是一个支援。国民党追剿部队到处扑空，各线堵击部队处处挨打，蒋介石梦想肃清鄂豫皖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宣告破产。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下辖红4军和红25军，兵力共3万人。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红4军下辖10、11、12三个师，10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11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12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陈赓师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任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一直都是父亲所在部队的领导）。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权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控制。
父亲被分配到１２师师部交通队，在交通队历任班长、排长，当时周志坚和父亲同在交通队。那时候部队的编制是“三三制”，每班由12名战士组成。红四方面军纪律严明，纪律规定为十条：（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支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照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震惊，1931年11月，国民党军队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已达15个师，企图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的红军已发展成拥有3万余人的雄师劲旅，对“围城打援”等战略战术，也已经驾驭自如，运用娴熟。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连续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活捉赵冠英，痛打汤恩伯，生擒厉式鼎，严惩陈调元，重创张钫，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斗争达到了极盛时期。
1931年12月，第三次反“围剿”期间，红12师打回黄安县，父亲惦记弟弟海棠，战斗间隙请假回家，这才知道弟弟海棠和一些红军家属被国民党还乡团抓走杀害了，乡亲们替红军家属收尸却没有找到弟弟的尸体。父亲怀着悲痛的心情，告别父老乡亲归队继续战斗，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外加5个旅，共计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生死存亡的关键性战役。当时红四方面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战士誓死拼杀，红四方面军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保住了有生力量。期间父亲参加了河口镇、新集、康家坪等战斗。
1932年11月初，国民党军队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紧逼之势，迫使我军从南化塘撤向漫川关地区。红四方面军几乎陷入绝境，陷入了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困境之中。红四方面军经奋力拼杀，得以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红12师随主力继续向西北转进。红四方面军兼程行进，经新野、邓县南部，徒涉丹江，于11月初抵达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
11月中旬的寒冬天气，北风呼啸，漫山遍野一片枯黄，红12师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后卫。父亲所在的部队给养已经消耗殆尽，指战员身着单衣、草鞋磨破，一双双脚板也都裂口流血，真是饥寒交迫，艰难困苦。沿途人烟稀少，粮食极缺，师领导深为供给断绝、无粮可筹而忧，忍痛下令宰杀战马给指战员充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于深夜进入漫川关以东的康家坪，总指挥徐向前马上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面对强敌，张国焘一度失去信心，居然提出了分散突围，分兵游击的主张。徐向前总指挥认为，分散突围，好比把一大块肉切成小块，会被敌军一口一口地吃，搏而集中突围，则是一大块肉，即使敌军的嘴张得再大，也难以一口吞下。危难时刻，政委陈昌浩坚决地支持了徐向前集中突围的正确意见，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下向敌人薄弱的北部方向突围。
总指挥徐向前直接命令红12师担任主要突击部队，在红73师的配合下夺路前进，在敌人合围的部署上坚决打开缺口，巩固既得阵地，保障主力部队顺利突围。同时，命令红10师、红11师各一部坚决抵御南面和西面敌人的攻击势态，以保证红12师正面夺路开口，实施突围的翼侧安全。经过三天两夜激战，红12师以肉搏战反复冲杀，终于在敌军第44师两个旅的接合部，杀开了一条血路，为了保全大局，笨重的装备和马匹全部扔掉了，部队轻装跑步前进。翌日凌晨，我军大部队越过了漫川关，又翻越了野狐岭，接近了竹林关。那里驻扎敌守军虽然有两个团的兵力，但并无戒备，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地赶到。总指挥徐向前又率领部队一举攻占了竹林关，占领了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古道，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新生。红四方面军以２千多人牺牲的代价，突出重围，脱离了险境，进入陕南，再次打破了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的企图。
三、进入川陕边区 成为共产党员
1932年底，父亲按照参加红军虚岁的年龄到了18岁，经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冬至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省北部，陕西省南部，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的38个团，近6万人，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展开反“三路围攻”战役。
红12师政委詹才芳与师长陈赓一道，率领部队在巴中恩阳河一线阻击敌军的防御，狠狠的打击敌人。作战中还抓住战机，在巴中南郊的南龛坡，突然向敌军两翼实施反击，歼灭敌军1千余人。
4月下旬，川军发动了全线猛烈进攻，红12师全体指战员奋勇作战，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顽强阻击并大量消灭了川军主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5月下旬，红12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向川军发起反击，在取得空山坝大捷后，彻底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
1933年7月初至10月，红四方面军开展了扩大根据地的斗争，在川陕根据地，老百姓的热情非常高涨，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另外，还有一些独立团和游击队在川陕根据地也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的革命斗争，并建立了各种革命组织，成立了红色政权。
红军部队有纪律，全体战士严格遵守，对待当地百姓就如自家的亲人一样，形成了部队与群众的鱼水情。红军内部上下级之间也没有官兵之分，在战斗中有伤病员、行军中有体弱、生病、走不动的，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照顾，无论是战士还是干部，都主动抢困难、让方便，危险的战斗抢着上。大家团结一心，为不断扩大工农自己的红色政权而努力。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5个军，相继成立了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等五个军，共15个师、35个团，共计8万人。根据地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宣汉、营山、达县、万源等8个地区。红四方面军红12师与巴中等地的地方武装三个团合并，扩编到红9军。红9军下辖第25师和第27师，后来又成立了第26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抗日战争期间，任129师386旅政委，又率领父亲所在的部队一起抗击日寇，此是后话）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南京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执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创造反攻战机”的战略方针，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
总指挥徐向前部署以东面为主要方向，集中红4军、红33军全部、红9军、红30军各2个师，共20余个团向川军发起反击。徐向前亲自指挥，对付主攻方向的敌军，王树声和李先念指挥钳制监视陕南敌军，陈昌浩居中调度。红30军北山场战斗、红4军蜂尘场战斗、红9军大城寨战斗等等都大量杀伤敌人。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奋勇鏖战，彻底挫败蒋介石发动的“六路围攻”。
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打得最艰苦、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历时10个月。敌人先后动用正规部队140多个团，25万兵力，红四方面军以8万兵力，付出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击毙、击伤敌军副司令郝耀庭等6万余人，俘虏敌军2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火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打了二年的仗，有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打仗，父亲他们一面行军，一面与国民党部队作战，边打边走，边走边打，有时接连几天急行军，饭都顾不上吃，但红军战士非常顽强，不畏强敌，不避艰险，英勇奋战。期间，父亲先在红四方面军红9军军部特务队（交通队）任排长，后调红26师76团三营７连任指导员。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进行了缩编，将原５个军15个师缩编为12个师35个团。红9军下辖红25师有73团、74团、75团；红26师有76团，77团，78团；红27师有79团、80团、81团。当时红26师师长刘理运，政委陈少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父亲是红小鬼出身，长期在交通队领导身边工作，培养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及战斗精神，对红军政策了解的比较全面具体，同时作战勇敢，组织纪律性强，很快就被提拔为红26师76团三营任政委。
四、嘉陵江战役——长征的开始
1934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追堵截开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一面策划“川陕会剿”消灭红四方面军，陆续向川陕边云集达200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并企图各个击破。这时，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根据这一情况，为了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部署，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突破敌人的沿江防线，连克歼灭敌军万余人，创造了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是第二次转移，也是长征的开始。当时，红四方面军要和红一方面军会师，总部提出的口号是：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的第一仗。总指挥徐向前亲率有关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渡江地段，拟定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主力，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嘉陵江防线，穿插迂回，夺取敌人要塞据点，向敌纵深发展。红９军从阆中北的涧溪口突破，协同红30军向纵深进攻，保障左翼安全。红４军为二梯队，从苍溪渡江，向南迂回，协同红９军消灭南部守敌。
3月底，总指挥徐向前和张国焘在塔子山直接指挥。红9军于阆中北渡江，31日攻克阆中。4月初，红9军一部在红４军一部的配合下攻占南部，歼灭敌军李炜如部的3个团，红31军迅速向剑门关推进。总指挥徐向前带领中路行动，中路红30军和红9军一部于3月底占剑阁后，以88师向东北急进，协同红31军进攻剑门关。第二天拂晓，红31军的4个团和红30军88师，抵进剑门关，对敌军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王树声在前面指挥，激战了大半天，全歼守敌３个团。至此，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从广元到南部共400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又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打得四川大小军阀焦头烂额，防不胜防。那时有首歌：“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这首歌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了杨森（羊子）、田颂尧（冬瓜）、邓锡侯（猴子）、李家钰（矮子），刘湘等人的窘相丑容，让人听起来忍俊不禁。
1935年5月，红26师缩编为第76团，7月中央军委重新任命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谢富治。军直辖第76团，团长陈家柱，政治委员舒贤文。红四方面军再次缩编后取消了军直辖第76团，父亲调到红9军27师81团任二营政委，81团团长肖永继，付团长张明伦，政治处主任李有庆。当时２７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李德明，政治部主任丁先国。
五、翻越夹金山 战胜艰难困苦
1935年，为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翻越了海拔４千多米高的夹金山。夹金山被当地老百姓称作神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山。当地老百姓告诉父亲他们，过夹金山要上午过，每日中午以后“风神”来了，狂风大作，大雪纷飞，沙石漫天飞舞，天昏地暗，气候十分恶劣，一不小心就会被大风刮跑，就过不去了。过山的人都得带一块木板，到了山顶留给“山神”，到了山上不准说话、不准笑、不准坐，否则会触怒“山神”，“山神”就会把你打死。红军战士当然不相信有什么“山神”、“风神”，但当时听了这些话，战士们心里还是有些打怵。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来自南方，有些战士连雪花都没见过，更不要说雪山了，要走过雪山困难是可想而知，但是，雪山阻挡不住红军战士前进的步伐。
在过雪山之前，父亲让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准备粮食、衣服、酒、辣椒、生姜、胡椒等等，战士们不但要背武器弹药、每个人都要把米袋子斜绑在身上，腰间别着茶缸、草鞋等。为了顺利通过夹金山，营部召集各连队干部开会，要求按上级领导规定，早一点出发，走到半山腰以后，不要快走也不要不走，要慢慢的不停地前进。而且不准坐下来休息，上山后不准唱歌、讲话，走路要跟着前边人的脚印，身体好的要帮助身体弱的，不要丢下一个人，争取全部人员在中午十二点之前都通过雪山。
夹金山从山脚下走到山顶有30多余里，云雾缭绕看不到山峰，山下很热，山上很冷，就像两个世界。早上父亲他们开始翻越夹金山，沿着先头部队走出来的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无声无息地前进着。太阳出来了，站在下面往上望去，队伍就像一条巨龙向山顶移动，行进间可以看到有人在招手。
雪山上的风暴来的迅猛，刮起来真是飞沙走石，弄得大家睁不开眼睛。为了不走失，减少体力消耗，同志们三两并排手拉着手，顶着风艰难前行。越往上爬路越窄，越高路越陡，气候也越恶劣，空气越稀薄，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却又不敢停歇。当时，父亲他们穿的是单衣单裤，光着脚穿草鞋，山上气候变幻万千，一会儿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一会儿大风刮得人都不能站稳，雨雪同时下来，身上又湿又冷，衣服只能期盼太阳出来晒干。父亲把体弱有病同志的枪支弹药都驮在马背上，让大家互相搀扶着向前移动，为了节省体力，战士们都拿着树枝当拐杖，支撑着身体往上爬，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前进。为了御寒，大家把被单裹在身上，实在受不了了，就咬一口红辣椒抵御山上的风寒。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父亲感觉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爬一步停一停，一口接一口大口喘着粗气。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太疲倦了，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他们的身体冻僵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长眠在雪山上。同志们用双手为他们筑起一座座高高的雪坟，在心里默默向他们告别：安息吧，我的战友，你们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热血和生命！
距离山顶只有200多公尺了，空气更加稀薄，父亲已经感觉是上气不接下气，头昏眼花，好像几天没有吃东西一样，但是不敢停住脚步，艰难的一步步爬行，终于爬到了山顶，大家个个筋疲力尽。战士们虽然身体疲乏，但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回头望着半山腰处一座座堆砌的雪坟，暗暗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战友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完成。
下山的时候相对快一些，如果不小心也会有许多危险。很多战士都是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一直滑下去，有的甚至是抱着头滚到山下的，衣服全都烂了，马也一样坐在地下滚下山坡。还有些战友不小心滑到山坳里，被大雪掩埋了，如果能被同志们发现，还有可能被救上来，但很多战士却永远地被埋在了雪山里，根本找不到。再往下走积雪越来越少，大家才感到轻松了一点，下山的时候，一会儿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天也突然暗下来，紧接着一阵急雨，雨中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了下来，战士们互相搀扶着向前移动，不一会儿，雨止风停，太阳又恢复了原有的光芒。红军战士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把高大的雪山远远的抛向身后。
回忆起上山的经过，战士们也明白了上级领导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准。如果上山时走得快了，呼吸量就会大，就会头昏；自己开路就有可能掉进山涧；要坐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唱歌、讲话都会消耗体力，这都有可能坚持不到山顶。
长征途中父亲数次翻越雪山，第二次过草地时，又要翻越蔗山、夹金山、藏巴拉山等大山，很多同志都因疾病、饥饿牺牲在长征路上。
六、懋功会师 革命曙光在望
1935年5月底，红四方面军命令红30军政委李先念和红9军军长何畏率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27师各一部，由岷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６月初，红９军攻占理番，继而攻占懋功，在猛固桥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战斗，又攻占达维。6月中旬，红9军27师和红一方面军２师在夹金山北麓会师。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到达达维，在达维桥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红９军指战员的夹道欢迎。战友们相见激动无比，相互握手拥抱，战友们跳跃着、欢呼着，口号声响彻云霄。
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吸引了许多当地老百姓，场面十分壮观。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红一方面军的战友送去了一批批慰问品，有单衣、皮衣、草鞋、袜子、手巾和粮食、肉等给养。为加强部队建设，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还互相学习、交流作战经验，相互参观访问，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懋功会师，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下旬，红9军27师81团留驻在丹巴县半扇门乡喇嘛寺，按照张国焘的指示为南下部队筹集粮食等物资，安排住宿，接应南下受挫返回的部队，并宣传发动群众加入红军队伍。
6月底，中共中央确定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红军两大主力共同北上抗日，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7月，81团撤离喇嘛寺，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后来父亲才知道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政府”的错误主张。
这期间父亲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照顾董必武等老首长、老同志。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董老他们坚定的毅力，不怕困难的态度，乐观主义的精神，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让父亲终身受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消灭他们，中央红军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处境非常困难，物资非常匮乏。懋功胜利会师后，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装备相对好一些，而中央红军只有８千人，干部、战士没有多少补给。因此红四方面军从物资上，人员上给了中央红军很多的帮助。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首长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长者，他们德高望重，也是红军的宝贵财富。经过长时间的行军、打仗，特别是翻越雪山后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党中央为了照顾这些老同志专门拨出经费。虽然两大主力红军在懋功会师，但也要经常行军、打仗、转移，摆脱国民党的围追阻截。父亲拿着银元和战士们到在老乡家里、到集市上买羊和粮食。组织上要求尽力改善老首长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尽快恢复体力。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行军时父亲他们还要赶着羊，有时白天躲避起来，晚上行军。董老还利用休息时间给战士们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还教战士们识字、学文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一定能够夺取胜利的信心。当时粮食短缺非常紧张，也不好买到。粮食、野菜、羊骨头一起煮着吃，这已经是最好的补养品了。每当杀羊，董老他们舍不得吃肉，让战士把肉送给医院的伤员、病号和女同志。
七、过草地 无畏克难勇敢前进
8月中旬，由于张国焘的故意拖延阻挠，致使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只好决定：以红一方面军1、3军和红四方面军红4、30军，以及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学员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向班佑、包座开进；以红一方面军5军、32军和红四方面军红9、红31、红33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至此，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茫茫草地行军北上。
在过草地前，父亲他们做了很多准备，并想尽一切办法筹粮。过草地时，由于连续鏖战，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物资奇缺，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军队阻截，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而且川西北草地，既无道路也无人烟，草丛下就是烂泥潭，大片大片的沼泽地，稍有不慎就陷入泥潭，草地气候也十分恶劣，雨雪冰雹来去无常。过草地时，战士们的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柴草是湿的、土地是湿的，身上从来就没有干过，虽然是一周的艰苦跋涉，但还是困难重重。过草地时首长也和普通战士一样，行军稍有空余时间就都去挖野菜，野菜也不好找，期间，很多战士由于误吃有毒的野菜牺牲了，为了减少伤亡，首长下令只许吃认识的野菜，有的干部战士为了他人的安全，就自己偷着试吃野菜，只要吃下去没有毒，马上通知大家。由于粮食严重不足、潮湿寒冷、疲劳疾病，许多红军战友牺牲在草地里。1935年8月底，父亲他们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9月上旬，张国焘依仗自己人多势众，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准备南下。９月中旬，为贯彻中央北上的决定，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中共中央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以及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学员先行北上。
9月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红4军、红9军、红30军，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学员从阿坝、包座南下。9月底，父亲第二次穿过茫茫草地。虽然过草地有些经验，但粮食更加紧缺，供给更加艰难，而且是深秋季节，天气异常寒冷，尤其是深夜和黎明，无衣无食，苦不堪言。过草地时，父亲他们还会看到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他们有的胳膊挽着胳膊、有的背上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双手向前爬攥着泥巴青草、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真是触目惊心。第二次过草地父亲又失去了许多战友，看到战友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父亲很悲痛。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提出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宣传红军要团结、要北上抗日的主张。因此，总司令朱德被派往前线，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军大学兼校长。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地区艰苦转战，损失惨重，仅名山东北的百丈镇一战就伤亡近万人。12月初父亲奉命参加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学习，对父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没想到昔日一个泥腿子能够到红军大学来读书。父亲非常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他们虽然经常白天行军打仗，晚上才能学习，但父亲抓紧一切世间学习文化，学习政治理论，学习军事技能。学习的时间总觉得太短，半年后，父亲学习毕业又回到了红9军27师81团。
1936年2月初，敌军集中薛岳部６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决定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境，夺取道孚、炉霍、甘孜，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４月，红四方面军进驻瞻化县城，并与当地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至此，南下后一直处于不停征战中的红四方面军终于有了休整喘息的机会。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时，已从南下前的八万余人锐减到四万多人。残酷的现实证明，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这时得到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消息，根据朱德总司令提议，红四方面军暂时就地补充休整，接应红二、红六军团后一同北上。
这段时期，父亲他们27师81团还到过九寨沟一带，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为北上做准备。九寨沟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风景秀丽，大部分是藏民，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筹集粮食、盐巴、草药。上级首长要求他们必须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不许随便去打扰，红军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就在那时，父亲学会了与少数民族打交道，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为今后与少数民族交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八、甘孜会师 从胜利走向胜利
“甘孜”藏语乃洁白美丽之意，至今已拥有1300年建制史，因五世达赖弟子霍？曲吉昂翁彭措在此创立第一座格鲁巴寺庙而得名。
为了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汇合，红四方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各部队广泛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当时，红四方面军粮食也非常紧张，指战员自己忍饥挨饿，一点一点节省粮食，为红二、红六军团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牛羊。总部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前，准备一件御寒衣物作为礼物送给战友。首长还请当地藏族同胞中的工匠，教他们学用皮革做鞋子、衣物，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干部、战士人人动手，剪牛毛、羊毛，捻成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
1936年7月1日，草原上风和日丽充滿了欢乐的节日气氛，父亲他们远远望见红二、红六军团的队伍，便飞奔过去抢过战友的行装背在自己的身上，紧紧地握手，相互问候，格外亲切。许多藏族同胞也簇拥在路旁，手捧着酥油、糌粑夾道欢迎。到了宿营地，炊事班的同志立即打來热气腾腾的开水，让战友们洗脚解乏，有的看到战友的衣服破烂了，不等统一安排，就先拿出亲手打好的毛衣、毛裤等礼物，让战友们赶紧換上……往日寂靜的草原沸腾了，处处洋溢着欢笑声，回响着嘹亮的歌声。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郊隆重举行庆祝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接着，简单地介紹了甘孜地区的情況，并告訴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共中央已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抗日前哨阵地——陝甘地区，現在陝甘边区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朱总司令的讲话，使与会的两大主力红军全体指战员备受鼓舞。
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合为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加强了，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逐渐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有了清楚的认识，强烈要求北上抗日，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7月初，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一起北上，踏上了長征的最后征程。父亲他们红九军跟随朱德总司令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九、三次过草地 曲折的道路终成圆满
这又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军，父亲第三次穿过一望无际、满目苍凉、绵延数百里的草地，再次面临御寒难、宿营难、行路难，还有饥饿的生死考验。这是红军走的时间最长，也是最艰苦的一次。由于行进途中粮食严重不足战士们只能靠野菜、野草、草根、牛皮、皮带等充饥。
在准备过草地时，部队在阿坝开了动员会，主要是做三件事。第一、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带着银圆去找老百姓（大部分是藏民）买牲口和粮食。第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学会识别野菜，知道辨别哪些野菜有毒不能吃。第三、干部战士都要动手编草鞋。在买粮食的过程中，有的战士还在马槽里拣回了一些青稞子，大家把捡到的杂粮用锅炒熟，并尽量碾碎磨成粉，然后分给每个战士，装在随身携带的粮食袋里。许多战士用找到的一些牛皮、布条和草绳打草鞋，没想到后来编草鞋的旧牛皮，还有旧牛皮带、牛皮套在草地上派上了大用场。
过草地并不比爬雪山轻松，莽莽草地一望无际，荒芜人烟，部队都要露宿在草地上，草地上能吃的东西寥寥无几，哪天能够走出草地真是未知数。虽然是第三次过草地，但这次走的是新路线，一路上除了和敌人交火防止伤亡外，还要防止陷进草地被吞没。
康藏高原草地的天气温差很大，白天热得很，晚上又冻死人，气候一天三变，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冰雹，变幻无常。那时候老战士们一般每个人都有一个被单，而新战士只有军装，没有御寒的其他东西。那会儿是不停的打仗，不停的补充兵员，新战士特别多，后勤装备非常匮乏。由于草原的夜晚很冷，草地上又湿又潮，大家根本不能卧地而睡，只能背靠背地席地而坐，坐得腰酸背痛、腿麻、脚肿。宿营时，眼瞅着躺在一块高地上，可是，在天亮时，十几个人竟睡在水洼洼里。因为草地很软，人多体沉，硬把“高地”压成泥水坑。宿营时如果下雨，大家就把被单支起来遮雨，挤在一起取暖休息，虽然过草地非常艰苦，可是战友们亲如兄弟，互助友爱，非常团结。
草地表面很平静，但险象环生。战士们把草地叫做草甸子，有些地方看似杂草茂密，但是当你踩上去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泥潭，整个身子就会陷下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难脱险，能够抽身走出泥潭的希望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在过草地时大家尽量跟着向导走，踩着前边走过的路线前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第三次过草地，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根竹棍探路，就算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误入了沼泽里，等到发现时已经救不上来了，或者救助的战友也一起陷进去牺牲了，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在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慢慢地从视野中消失，当时的场景真是很残酷。于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如果再有人掉进沼泽地里，救他的人就趴在地上把竹棍伸给他，然后大家一起把他拉上来，避免更多的牺牲。
过草地时条件非常艰苦，最难的是沿途没有干柴烧，没有大的炊事用锅，做饭烧水都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大家所带的粮食严重不足，战士们每天都是忍受着饥饿行军前进。但红军纪律非常严格，规定每天每个战士只能吃半杯粮食，剩下的拿野菜充饥，为的是把不多的粮食留着多吃几天，能够坚持走出草地。父亲当时是营政委，一次看到战士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偷着往战士们煮饭的锅里多放了几把炒面，结果还受到了上级的批评。草地上能吃的东西寥寥无几，野菜、野草都被采光了，战友们就挖草根吃，扒灌木丛的树皮吃，就连腰上扎的皮带、枪套、身上裹的牛羊的皮子，甚至脚上穿的编草鞋的牛皮带子也割成细条煮煮吃了。
在长征途中党组织机构是健全的，当时父亲任9军27师81团二营政委，是总支部书记。下属3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党支部书记，有若干个党小组。每逢宿营时，遇到问题还要经常召开党组织会议，主要内容是围绕吃粮食、互相帮助、相互友爱等问题进行自我检讨，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在部队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没有减弱，许多党员同志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精神上鼓励大家顽强的走出草地。当时大家都喜欢唱红军歌曲“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指战员们，大家只有一个想法：走出草地，北上抗日。
第三次过草地，父亲在草地里走了20多天，因为每天行军，又缺衣少食，战士们身体都非常虚弱，腿肿、脚烂、身体像散了架一样，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同志们靠着顽强的毅力，靠着信念和信仰，坚定的前进。就在快要走出草地时，父亲不幸感染了伤寒，“打摆子”，高烧到四十多度，一步都不能走，最后甚至失去知觉，昏迷不醒，险些丧了命，是战友们用担架硬是把父亲抬出了草地。同志们在草地里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再一次战胜了艰难险阻，胜利地走出了渺无人烟的草甸子。
1936年7月下旬，父亲被送到甘孜地区的中央红军医院，打了“奎宁”才医治好。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坚强的活了下来，可是满口的牙齿发烧后没剩下几颗，头发也脱落了，过草地时脚趾甲也坏掉了6个，身体非常虚弱。父亲在中央红军医院边治疗、边休养、边行军、边学习，后随中央红军医院到达陕北，有幸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期学员。
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巨大伤亡，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父亲他们二营第三次过草地后，全营350多人锐减不到100人，这些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都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髓和力量。
1936年10月10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西会宁地区实现了胜利大会师，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主席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红军长征过后保留下来的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战士，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红军精华。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政治立场，军事素质过硬，忠于党，忠于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构成了以后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