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长征背后的“秘笈”

　　面对千山万水，面对千辛万苦，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黔军、川军、滇军、东北军的万般追堵，红军跋涉二万五千里胜利抵达陕北，为什么能？诸多答案已在诸多史册、课文、日记、传记、回忆录乃至文艺作品中呈现，那就换个角度，看当年奉命阻拦长征的张学良怎么说，再说红军为什么能。

　　一、蒋介石眼中的“党代表制”

　　红军长征半个多世纪后的1991年，张学良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采访，在谈及长征时感慨道：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作为信仰唯物主义的任何党史专家学者，当然不会从张学良所言“天生”找原因，至于“力量”自然会归于制胜法宝“党指挥枪”，可是，以“党代表”开创中国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是蒋介石，为什么举世皆知他不能？

　　这要上溯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期间考察了苏联红军的政委（政治委员）制，并手书日记：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

　　从其所言“大约”“政党代表”，可见走马观花式的误打误撞，因为苏军的政委制虽源自法国大革命，但也有着自身的国情特点，即先经1917年十月革命在首都夺取政权，后以国家名义派员接收各地军队，并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显而易见，苏军政委是政权代表，而非蒋介石理解的政党代表。当然了，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委自然也是党派出的代表，但组织关系多一层就有了大差别，后文再叙。

　　1924年，作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正式开课并率先实行党代表制，同时相应成立政治部。不过，虽然《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本部为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以及“本部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但党代表并非军职，尤其在实际操作中，蒋介石的态度是“党代表进连部、营部、团部之后，对于各连、营、团官长，不可处干涉主义，只好处监督的态度。”

　　要知道，当时孙中山建立的南方政府只是偏隅两广及周边，而且不得不倚重地方军阀，其中陈炯明一不高兴就敢炮轰总统府，显然以政权名义派驻代表不可行，因为这意味着上行下效的监军来收编，不可等闲视之；政党代表则可视为双方合作的联络员，可听可不听。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蒋介石误打误撞误解出的党代表制反而符合国情，尤其苏军的政委制实为“党通过政权监督枪”，蒋介石也在强调“只好处监督的态度”，可谓殊途同归且组织架构少了一层“政权”，也算是扁平化管理了。

　　在北伐军出征五个月前，即1926年2月颁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由此将党代表制推广至各军；4月，蒋介石获任国民党军委会主席；5月，张静江经蒋介石力举当选国民党主席；6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正式颁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据此把军委会各机关划入总司令部。

　　简述以上一系列操作后，再细究《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就会发现，虽然明文“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但在“第三章党代表之任命”中，规定“自团以下，及其相当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任命之；自师以至更高级军事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出，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过，军事委员会任命之；但遇紧急时，得由军事委员会主席之署名及政治训练部主任之副署，先行任命”。

　　关键就在于“但遇紧急时”，而挥师北伐哪时哪刻不紧急？可想而知，在国民党主席张静江仅是橡皮图章的情况下，军委会主席兼总司令蒋介石完全可以“先行任命”，因此军权必然会强势压制党权。

　　国民党的其他大佬势必察觉军中党权旁落，遂于1927年3月颁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据此把军委会的权力收回国民党中央，乃至取消军委会主席仅设7人主席团，明显在针对变相操控军中党权的蒋介石；4月，蒋介石的党内最大对手、原军委会主席、原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归国接手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分裂，又另行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导致宁汉分裂，接着颁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把军委会纳入政府体系，如此一来就从“政党代表”回归“政权代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也就名存实亡了，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废止党代表制，算起来仅实施两年时间。

　　不过，党代表制并未随之消失，因为我军坚持保留下来，但相关争辩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国民党的争执。

　　二、中央文件中的“政治委员制”

　　在国民党废止党代表制两个月后，即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直属的南昌起义余部、收拢的广州起义余部、收编的湘南暴动民军登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余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作为当时惟一直接领军的中央委员任党代表。

　　5月25日，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颁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要求各地工农革命军更名为红军（1930年后陆续更名为工农红军）并实行政委制，同时明确指出：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

　　6月4日，中央致信朱毛进一步强调：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

　　7月3日，中共六大军事报告措辞严厉地强调：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

　　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中央明确表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故我们决定不改。

　　需知当年交通通讯均不便，往往是中央指示历经数月抵达时，毛泽东已经实践总结出新经验，尤其在敌军的疯狂围剿下，各地苏维埃或被摧毁，或转入地下，或随军打游击，从整体形势来看，军事任务明显重于建立政权，进而要求政工人员必须懂得军事指挥，自顾不暇的苏维埃显然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也就无从落实体系化的政委制。

　　据此回看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特别指出“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显然是在坚持一年前“三湾改编”确立的组织架构，即被后世认定为制胜法宝的“支部建在连上”，而非名称之争。然而，毛泽东能一眼看透事物本质，并非其他同志也能，结果则是中央不予认可，第四军内部也发生公开争辩，甚至导致军事决策权几经变换，直至一年后即1929年中央发出《九月来信》。

　　该信首先确认“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即毛泽东所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其次确认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即毛泽东所坚持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同时也就承认了建立苏维埃滞后于军事任务的现实。但是，仍指示“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再次但是，又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众所周知，当时的前委指导机关书记是毛泽东。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据《九月来信》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史称“古田会议”，虽然党代表制由此改为政委制，但“党指挥枪”被确立下来，即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代表党行使最高军事决策权。

　　行文于此若止笔，势必犹如蒋介石犯下走马观花的毛病，因为毛泽东真正坚持的并非口号式的党指挥枪，也非书面条例式的党指挥枪。那么，他到底坚持的是什么？这个什么为什么能让红军坚持走完长征，而让张学良致死也没有搞明白为什么？

　　三、毛泽东心中的“党指挥枪”

　　前文有记，蒋介石在考察苏军的政委制后，竟然误打误撞误解出党代表制，并于1924年率先在黄埔军校实施；就在这年，苏军反而把政委制废止了——纵观历史，苏军曾三度废止政委制，而实施阶段为1918年至1924年、1937年至1940年、1941年至1942年。

　　需要特别说明，苏军废止的是政委制而非政委衔，具体操作以师级建制为例，在取消师政委一职后，专设一名政治副师长，其军衔为团政委，显然党权被置于军权之下了；再看蒋介石，虽然废止党代表制，但并未放弃政治思想工作，而是将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部，至于职务设置仍以师级建制为例，在取消师党代表一职后，专设一名政治副师长，显然兜了一圈又与苏军同步了，唯一区别是未设党代表衔，相同的是均由“党监督枪”降格为“党协管枪”，甚至国民党内部戏称政治副职为军事主官的姨太太。

　　仍是前文有记，1928年5月25日，也就是苏军废止政委制四年、国军废止党代表制三个月后，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要求各地工农革命军实行政委制，毛泽东则明确表示“我们决定不改”，仍坚持实行党代表制。

　　若常人来看，这不过是一个职务换下名称而已，何况蒋介石的党代表制时而纳入总司令部，时而收归国民党中央，时而转至国民政府，只不过一纸公文换下公章而已。进一步而言，即便改为政委制，毛泽东仍是当之无愧的总政委，那为什么坚持不改？只因在于建立体系化组织构架与制度化运作模式之上的“党指挥枪”，而非单纯照搬“政委”或“党代表”名称之下的“党指挥枪”，更非苏联红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党监督枪”或“党协管枪”。

　　具体而言，毛泽东虽然通过三湾改编开创“支部建在连上”，但在井冈山会师合编成立第四军后，仍要面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以及旧军队积习的不断挑战，当然这也是新生事物的必经过程，因此先后试行了四种模式：

　　1、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经常吵架；

　　2、政工人员的权力仅限于政训——军事主官权力过大；

　　3、军事主官处于从属地位——政工人员权力过大；

　　4、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

　　显然，毛泽东坚持的是第4种模式，以确保“党指挥枪”能够上通下达地予以落实，乃至落到其本人的头上。史料有载，毛泽东于1931年赣南会议遭到排挤，又于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仅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若按苏联模式的“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他仍可通过政委制拥有实际军权，但众所周知没有，年仅26岁的博古却可以顺利接手全局，可见“党指挥枪”这一由毛泽东实践确立的建军根本原则的力量所在。

　　相比而言，蒋介石败退台湾才如梦方醒下令成立总政治部，甚至委任曾留苏的长子蒋经国为总政治部主任，又于1956年升格为总政治作战部，也就是所谓的“政战”，以至实际成为第四军种，貌似比我军更为重视与健全，却有着根本性的内在差距，只因我军自三湾改编及至古田会议后，已将每一支连队打造成为政战部队，每一名战士随之成为政战队员。若继续深究内在因素，无疑是作为顶层设计的“党指挥枪”，在官兵一致、民主集中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加持下，落实到连队支部便自觉发扬成为“党带领枪”，即每一名党员在关键时刻会发出呐喊：“我是党员，我先上！”

　　回看前文针对井冈山会师所记：毛泽东作为当时惟一直接领军的中央委员任党代表。

　　回看张学良针对红军长征所讲：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综上所述势必就搞明白了，所谓“天生能领导”，实为毛泽东不惧生死、身先士卒、坚持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实践结果；所谓“他有这个力量”，实为“党指挥枪”以及官兵一致、民主集中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激发出每一名党员自觉发扬“党带领枪”的行动结果。言而总之，将“党指挥枪”化为“党带领枪”才是张学良不明白、蒋介石学不会的真正秘笈。

　　最后，重温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