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女共产党员的领队
长征开始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知识分子和农民出身的妇女之间最初确实在思想意识上有过隔阂，不过在过草地时大家同甘共苦，隔阂就不再存在了。——题记
在4支分别长征的队伍中均有女红军身影，她们的事迹至今广为传扬，若追溯最早的记述当是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地点在延安，时间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半年后的1937年5月至9月，她虽晚于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延安行，却首次对女红军进行了全面报道，并用《红色中国内幕》的五分之一记述“妇女与革命”，该书在1991年由三联书店再版译名《续西行漫记》。
本文开篇的那段话，正是引自《续西行漫记》中对康克清的采访，看似唠家常式的问答，却揭示出长征对女红军们的自我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实际上，中国妇女的解放经历了更为漫长的“长征”，若非要具象到某个中心人物，当是被威尔斯认定为“女共产党员的领队”的蔡畅。
一、曲折艰辛的女权之路
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踏上漫漫征程，34岁的蔡畅是队伍中最年长的女红军，无疑也是党内大姐中的大姐，回首十六年前，新民学会在其家中成立时，18岁的她已在长沙周南女子学校任教，但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众热血青年面前，仍是插不上嘴的小妹妹，当时新民学会成员经常在蔡家开会，迎来送往的女主人是蔡母葛健豪。
葛健豪并非寻常的家庭主妇，只说1943年离世时，毛泽东写下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其中的“儿”是指三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分别于1931年、1928年英勇就义，次子蔡麓仙（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于1925年省港大罢工反击英军时牺牲；“女”便是蔡畅。至于“老妇人”当然是葛健豪，并能看出党外人士身份，“新妇道”则是对其为女权运动所做贡献的褒扬——48岁冲破旧制上小学、54岁毅然随儿女西渡留法，这仅是旧中国妇女的自我救赎，若谈及女权运动就要上溯到1896年。
那年，葛健豪的娘家所在湖南湘乡县荷叶镇（今属双峰县）迎来一位新媳妇，便是此后成为女权先驱的“鉴湖女侠”秋瑾，其隔壁住着曾国藩的堂弟媳唐群英，由此“潇湘三女杰”初现江湖。
秋瑾的事迹广为人知不再赘述，只说受其召唤随后东渡留日的唐群英，反而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加之比秋瑾、何香凝年长，自然成为同盟会大姐中的大姐。
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唐群英不仅组建女子后援会，还亲率女子北伐队编入江浙联军，在久攻南京不下时，她挑选8名女兵化装击杀守门清兵，随之手持双枪攻入城内，由此树立“双枪女将”威名并获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后，唐群英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极力倡导男女平权，在遭到极大阻力后，她愤然与留日同学王昌国等人冲击会场，掌掴宪政之父宋教仁、参议院议长林森，甚至扬言重组暗杀团以示抗争到底，但依然未果，只得黯然退而开办女学，至1924年在军阀角力下，湖南准备对《湖南省宪法》进行修订，唐群英、王昌国与留法归国的葛健豪等力阻反对男女平权的势力，进而将相关条款予以明确固化。
要知道，美国第一名女议员出现于1917年，不过，赋予美国妇女选举权是1920年；《湖南省宪法》颁布于1922年，王昌国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省级女议员，可谓开创与国际接轨之先河，不过，这是基于军阀混战中的立宪自治，加之是在资历深、学识广、很剽悍的女同盟会员聚集地湖南，尤其她们推动的女学初现社会成效，因此，主政军阀不得不对女权有所妥协。
既然是有所妥协，那就有伸缩的余地，比如虽规定“义务教育以上之各级教育，无分男女，皆有享受其同等利益之权”，以及“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年满二十一岁以上……皆有选举省议员之权”，但在被选举权方面，仅笼统地规定“公民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加之“未受义务教育者，但义务教育未普及以前，以不识文字者为限”没有选举权，这就给封建势力留下反扑的尾巴，甚至殃及妇女的受教育权以及准备增补的财产继承权，这就是唐群英、王昌国、葛健豪等人在1924年全力抗争的主因。
于此，请记住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以与后文我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续接，并辨析两者的区别尤其历经长征洗礼发生的质变。
续说唐群英、王昌国、葛健豪三人，在军阀混战致使女权无望中退而开办女学。时至1935年，唐群英应邀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但遇到莫名阻力，第二年就心灰意冷地返回家乡，第三年为办女学散尽家财的她抑郁而终，也成为旧中国争取女权的艰辛写照——辛亥元勋尚且如此，何谈受尽数千年封建压迫的无数底层妇女？
显然，时代需要更先进且坚强的力量引领妇女解放运动，若非要具象到某个典型人物，当属蔡畅的嫂子也是妇女工作的前任向警予。
二、反对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
——那里（留法勤工俭学）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以上是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赴延安采访时，毛泽东的口述并被录入《西行漫记》（1979年，三联书店）。
——她（向警予）于1923年（实为1922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当了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8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遇害。向警予反对女权主义，引导妇女运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以上是尼姆·威尔斯于1937年赴延安采访后，在《续西行漫记》中对“妇女与革命”的记述。
显然威尔斯认为，作为中共“惟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第一任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反对女权主义，进而以“社会主义”为界定，将“女权主义”与“妇女运动”做了区分，并给出她经过深入采访的论据：因为共产党不仅口头提倡妇女平等，而且在革命工作中实行这一主张，对妇女的才能极为尊重。
那么，其所讲“对妇女的才能极为尊重”源自并体现在哪里？
在建党前后的各历史阶段均有女性身影，包括最初且最基层的女校学运及读书会、女工识字班及俱乐部等，她们就积极参与其中，至1922年召开中共二大成立妇女部，向警予当选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及第一任妇女部长，标志着妇女工作已成独立体系，同时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也是中国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尤其第一条开宗明义：几百年以来，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旗帜上一直写着平等和自由。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平等而言，而妇女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
于此，请记住决议中的“经济”二字。
中共二大闭幕三个月后，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即上海平民女校开课，钱希均曾于此就读；后创办培养革命干部的重庆中法大学，甘棠曾于此就读；另有各地党组织开办的夜校、小学，曾就读的有萧月华、廖似光、邱一涵，乃至将李伯钊、刘群先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蔡畅则是从法国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以上八人后来均参加长征。
进一步而言，我党的妇女干部自始就不遑多让，并且是成体系地前赴后继，仍以向警予为引，在1927年相继发生“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接到撤离通知却坚持留下从事地下工作，终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就义。威尔斯在对蔡畅采访后记下：光是那一年，中国各地遇害的妇女领导人就有一千多。
此后进入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时期，至长征前更是涌现诸多女英烈，篇幅所限谨记：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堂妹毛泽建，朱德之妻伍若兰，刘少奇之妻何宝珍……有的就义在刑场，有的牺牲在战场。
再看长征女红军，邓颖超曾作为天津女界三杰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并创建早期妇女运动组织女星社；蔡畅于1919年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蔡畅、邓颖超于1925年组织支援、陈慧清直接参加省港大罢工；蔡畅、邓颖超于1926年创办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蔡畅作为教育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李贞作为游击队员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危拱之、周越华作为女兵、陈慧清作为秘密交通员参加1927年广州起义；贺子珍、吴仲廉、曾玉、彭儒亲历1928年井冈山会师；李坚真于1930年、金维映于1931年成为中央苏区最早期的女县委书记；陶万荣于1933年出任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即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甘棠、李桂英、谢小梅在长征途中奉命留下创建根据地；吴富莲、王泉媛分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团长……
长征后的1937年，威尔斯由衷地写到：我到延安时，她们在革命队伍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威望，我想这和她们历尽艰险，胜利完成长征，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不无关系，因为长征确实要求其参加者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具备英雄气概。谁要想冒犯这样一位经历了长征的老革命家，不得不三思而行。
此处的“她们”是指长征后的女红军，不过，此时的她们已非她们，而是建党以来无数女英烈的化身，意味着必须肩负未竟事业的重任；她们历经长征洗礼克服思想意识上的隔阂，已然形成一个凝聚力与战斗力极强的团队；她们一步步走过最偏僻、最贫苦、最受封建压迫的地区，无疑会更加明确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尤其她们的才能经过实践乃至生死的检验，加之并非全部专职从事妇女工作，反而将妇女工作带入党政军各领域，进而形成一股由内至外的强大推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早期的国民党也不乏巾帼英杰，比如秋瑾从容就义在晚清刑场，唐群英率领女兵冲杀在辛亥战场；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随同李大钊就义的惟一女性张挹兰，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不过，史书也载入唐群英等人诉求女权屡屡受挫，最大阻力竟然来自国民党内部。当然，并不否认国民党也很重视妇女工作，但后来的代表人物集中到宋氏姐妹，历史图片显示头戴西式遮阳帽、身着华贵裙服视察战争废墟、伤兵医院、遗孤学校等，并不否认她们忧国忧民爱民如子的情怀，但谈及深入民间调研推动妇女工作，想必任何人不会寄望也不能强求。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那就必须详述中共代表人物蔡畅了。
三、长征洗礼的妇女解放运动
——女共产党员的领队
以上是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为蔡畅单独所设章节写下的标题，文中更是不吝赞誉之词，除了“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还有“她的嫂子向警予于1928年在武汉遇难后，她就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女共产党员”、“当时还在世的一位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中唯一的一位妇女”。
其实，威尔斯于1937年5月抵达延安时，蔡畅在任甘肃庆阳县委书记，此前任陕甘省委委员、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长，再前也就是陕北会师后，奉命出任陕甘省委统战部长期间，一位回民首领出于敬重主动与她歃血为盟，这在当时最为国际化的上海也算离经叛道了，更何况偏远且更加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威尔斯已给出全面且感性的答案：当红星像一颗彗星在中国西北大地的上空掠过时，当地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那么，到底是怎样崭新的世界？
民谣《庆阳来了蔡大姐》已给出具象且生动的答案：庆阳来了蔡大姐……牌楼面前开大会，说几句话儿真入味：妇女都是人生养，为啥世代受人欺？如今有了共产党，把咱妇女地位提，不准买卖不准欺，不准重婚童养媳，男满二十女十八，自由恋爱结夫妻，提倡妇女把书念，男女平等是正理。
歌词中的“蔡大姐”便是蔡畅，时任庆阳县委书记，对外身份是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显然行政职务是县级。威尔斯没有注明采访蔡畅的时间，不过离开延安是在9月，其间发生“七七事变”后，蔡畅回调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兼管妇女工作，当然此处的科级肯定比县级高，但毕竟其上还有部级，且在八年后的1945年中共七大才当选中央委员，威尔斯却认定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中唯一的一位妇女”，显然是基于党内的实际分工并被“极为尊重”，而对李坚真的采访无疑加强了这一判断：
——1935年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时，衣衫褴褛，没有鞋穿。当地的妇女尽管手里没有机器，却很快组织起来了，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时，一共手工缝制了60万套军服。
——红一方面军初到西北时，在几周内竟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补充了2万名新战士，原因不外乎由于妇女组织起来了。
——红军每到一村，妇女就开会筹集军粮，收齐后分送给战士。
毋庸置疑，古今中外都不会忽视后勤与兵源的重要性，更何况历经长征极度困乏的红军，而迅速解决的主因竟是“妇女组织起来了”，这在古今中外也堪称绝无仅有了。
据此，再看“女共产党员的领队”蔡畅，她不顾长征后极为羸弱的身体，更放下任何人无可辩驳的资格，先任联络团结地方贤达包括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战部长，再任开展地下工作的白区工作部长兼妇女部长，后任深入民间基层的县委书记，时段为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师，至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长征结束，再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于此，不谈开辟巩固新根据地的艰巨性与使命感，也不谈迎难而上几乎无所不能的工作能力，仅通过民谣《庆阳来了蔡大姐》看蔡畅做了什么？答案是：推行妇女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提升妇女地位，实行男女平等。
相比而言，这与其母葛健豪、唐群英、王昌国等极力诉求的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财产继承权等没有太大差异，甚至权利范畴相对更窄更弱，但对偏远农村地区的妇女已是亘古未闻，当然不仅于此，随之落实土地政策中的男女平等就属翻天覆地了。
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有记，“妇女和男子一律平等，可以分到等量的土地”，以及“苏区成立之初，妇女分到土地后不懂得如何耕作，只好组织起一个个小组来学习农活”。此外，她还采访了一家妇女管理的国营工厂，并称“她们是自由的，受人尊重的，人人为参加工作而感到自豪”。
显然，这已非口号中的男女平等，也非法律明文上的女权，而是实打实的劳动权及其上的经济自主权。据此，回看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开篇强调的“经济”，以及威尔斯所称“向警予反对女权主义，引导妇女运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想必就能理解女权主义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区别了。
进而言之，妇女只有拥有经济自主权才能真正获得法律及至政治上的权利，这是早在中共二大成立妇女部时就确立的主轴，后历经工运、妇运、农运的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工作步骤，但是，尤其这个但是，在深入落实中仍会遇到诸多具体问题，包括基于内外因素的路线选择乃至斗争，至1941年蔡畅出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历经基层调研、专题谈论、反复修改后，于1943年2月26日正式刊发在《解放日报》，史称“四三决定”。
半个月后的3月16日，78岁的蔡母葛健豪在家乡去世，虽因战乱阻隔不知蔡畅刚完成一项注定彪炳史册的妇女工作，但冥冥之中完成了由女权运动到妇女解放运动的圆满交接。不仅于此，鉴于葛健豪为我党早期工作所做贡献，身为非党员的她与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一同被录入《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那么，为何称“四三决定”注定彪炳史册？这就需要从前文所讲“基于内外因素的路线选择乃至斗争”切入历史大背景了。
仍以蔡畅为引，她于1931年奉命转移到中央苏区，在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期间，就曾主动学习农业技术并发动组建妇女耕田队，引导广大妇女成为劳动生产的主力乃至主导，可见相关工作早就在进行中，只因红军长征被迫归零，但抵达陕北便迅速从零创建，并被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见证与记录。
在威尔斯离开延安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可是，蒋介石既清楚更忌惮我党发动群众的能力，因此只给八路军、新四军划定战区，并未赋予地方行政管理权，乃至以此为由发动“皖南事变”。不过，在日寇的长驱直入下，国民党军政官员望风而逃留下大片空白区，就给我党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腾出空间，随之妇救会等地方组织被建立起来，其中，历经长征的康克清出任晋东南妇救会名誉主任，而被威尔斯记为“已经靠自己的本领享有红军女司令的美名”的她，甚至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建妇女自卫队。
可是，国民党竟督导属下官员返回搞摩擦，乃至收罗投敌武装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进而导致两套政权并存的情况，这是在敌占区。在战区后方及至解放区则是通过选举产生联合政权，我党由此逐渐掌握地方行政管理权，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国民党的掣肘，同时为了顾全抗日统一战线，也必须有所妥协包括土地政策，但部分同志因此畏手畏脚乃至偏离根本方向，而授权蔡畅主持起草“四三决定”无疑是在纠偏，尤其直抵妇女解放运动的本质，即明确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并强调“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需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
进一步而言，虽然“四三决定”的全称含有“抗日”“目前”字样，但实际影响到新中国相关法律的制定，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成效。
其实早在1947年，国际社会就已关注我党在解放区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效，蔡畅因此受邀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第二年当选该国际组织副主席；1949年，这位历经长征的“女共产党员的领队”出任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
四、后记
回首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及秋瑾、唐群英、王昌国等，为了女权运动可谓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结果却与她们的愿望相差甚远；
回首蔡畅的嫂子向警予及杨开慧、毛泽建、伍若兰、何宝珍等，为了妇女解放运动不惜用生命践行誓言，身后留下前途未卜的未竟事业；
回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红一方面军）、李贞、陈琮英（红二方面军）、张秋琴、陶万荣（红四方面军）、周东屏、戴觉敏（红二十五军）等，在未竟事业被迫归零的情况下，毅然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她们分属4支独立长征的红军队伍，绝大部分在会师前甚至未曾谋面，却抱着共同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尤其历经长征洗礼愈加坚定团结，在不同岗位为妇女解放运动奋斗不止；
最后，回首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无疑更能感悟长征女红军团结一致、不惧艰辛、不畏从零开始的精神所在，以及对当今国际风云变幻下新时代长征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