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5日,红军长征刚结束,毛泽东、杨尚昆就联名发出编写《长征记》的征稿启示。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在陕北的领导同志带头写文章。当时红军的高级干部,年龄普遍二三十岁左右,拿枪杆子的人拿起了笔杆子。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由徐梦秋、丁玲、仿吾成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从200多篇来稿中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1937年2月完成,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为不刺激国民党,暂停出版。1942年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内部发行。2006年刘统教授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2019年三联书店出版时又增加了5篇文章,补充后更加完整全面。该书真实记载了长征过程,内容翔实、坦率,文字朴实、生动、有趣。从书中人们才知道,长征也曾很快乐。一群怀着理想和信念的青年才俊,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悲伤和痛苦,又有希望和欢乐的战斗生活,从那些生动、质朴的文字中流淌了出来。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世人皆知。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空中有敌机骚扰袭击,地面有高山大河横绝阻拦。所过之地多为贫苦边远山区,部队给养困难,红军战士普遍缺吃少穿,残酷惨烈的战斗随时不断,每天都有牺牲,随时都会倒下。倘若没有《红军长征记》这些真实的记忆,这些长征中的快乐也许会永远湮没在历史烟云之中。长征是一场人类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不可思义是在那样的环境下,红军指战员们还能轻松愉悦的面对,随时随地“享受”不可多得的传奇生活带来的快乐。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枕戈待旦的战争环境中,始终洋溢着活泼、阳光、乐观、朝气蓬勃和昂扬向上的情绪。倘若没有《红军长征记》这些真实的记忆,这些长征中的快乐也许会永远湮没在历史烟云之中!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的确,红军长征大部分时间是在行军,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红军是怎样“走”过来的?且听红军将士怎样说:
年轻的红军战士们虽然是走得很艰苦,但也走得愉快,因为他们心充满着革命的热情!李富春回忆:“夜行军开始不习惯,几天后就感觉很畅快了。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幽雅。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有时半夜高歌,声彻云霄。”童小鹏的回忆让人忍俊不禁:黑夜行军不能打火把,就一个接着一个,前边的提起脚跳过去,后边的就依样从之。走在前边的老曹明知前边有个石头,故意不跳,轻轻地跨过去,惹得紧随其后的童小鹏以为平常无事,扑通一跤跌倒了。“一个哎哟哎哟地叫痛,一个吃吃吃地笑个不止,搞鬼得逞,再假做人情,嘘疼问痛。”在总政的队伍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合伙开办了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经营各种古今笑话和奇闻逸事。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回忆:那时候天天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经常说笑,哈哈地笑。长征是艰难的,牺牲流血、困苦饥饿,但大家都很乐观。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曾回忆说:大家开玩笑,成立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邓小平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邓小平和罗荣桓都爱抽烟,但长征路上找不到烟抽,就找点干树叶,用破纸卷起当香烟抽。邓小平笑道:“我是香烟厂长,负责制烟的!”有一晚,邓小平兴冲冲地回到驻地,见罗荣桓已睡,便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了!”罗荣桓信以为真,立即起来,一看,就是些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便将树叶搓碎装进烟锅,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欢乐风趣的谈笑,成为战士们艰苦行军中不可缺少的调节剂。长征是艰苦的,长征也是快乐的,因为年轻热情和理想信念!
茫茫雪山,何其艰难危险,但在红军脚下,一样行进在谈笑风趣间。周士梯回忆,在雪山上,萧劲光提议吃冰淇淋,全体赞成。大家纷纷解下茶缸,挖底层的雪,有人拿出糖精来“共产”。周士第吃着加了糖精的雪说:“我这杯冰淇淋,比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陈赓立即与他抬杠,“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安乐园给你多少宣传费?我给了陈赓同志一棒。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陈赓同志暗中回了一枪。”大家又说又笑,浑身的疲乏一冲而散,挺起身又向着雪山顶上爬去。
红军长征,要说环境之艰险恶劣,以“过草地”为最。风雨、泥泞、寒冷、饥饿的折磨,堪称人类忍耐承受之极限!王茂全少将在红军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的机枪连排长,他回忆,那些漫无边际齐腰深的野草,掩盖着软如豆腐的沼泽。王茂全亲眼看着好几个战友掉进沼泽里,还没来得及拉,便消失了。除了面对恶劣的环境,还有残酷的饥饿!“指战员们大都只能嚼未经磨过的麦粒。三四天后,连麦粒也没有了,靠挖野菜充饥。后来,大家把皮带、皮包也当作食物。有些战友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了。”
在如此艰巨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下,红军靠什么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党史专家石仲泉曾经为红军过草地总结出6件法宝:“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阶级的友爱,革命的情谊,严格的纪律,乐观的情绪。”是啊!没有这种支撑坚定信念的乐观精神是走不出草地的!
《红军长征史》中这样写道: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他们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在吟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这些出自红军战士之口的诗篇,不仅是对草地行军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身处困境的红军战士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正是这些洋溢着乐观、斗志和热情的歌声、故事声和朗朗诗歌声,冲破了漫漫长夜,激励着战士们的信心和勇气,战胜了草地的凶险和饥寒的威胁!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朱德对“过草地”的回忆。总司令身负重担且三次过草地,但他的回忆轻松愉快甚至富有诗情画意:“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困难极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和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也是极有趣的。”他的夫人康克清也“夫唱妇随”,形容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
长征中的“同乐会”,多年后成为老红军战士们快乐的回忆。离开遵义前,在苟家井的陈公祠举办的“同乐会”上,李伯钊、蔡畅、贺子珍跳起了西班牙舞。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李伯钊的“昂扬歌声和活跃身影”,说她曾经怎样一边打着洋鼓,一边唱着《抗日反帝歌》和《红军反攻胜利歌》。何涤宙在《遵义日记》(该文章因故未被收入初版《长征记》,后被刘统发现增补入2019年版)中,该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军民同乐”的欢乐场面。文中讲到,红军干部团跟遵义师范学校的学生联欢。“先打篮球,红军参与打篮球那些人不是留法的就是留苏的,在瑞金的时候就一块玩球,这次在篮球场上喊的那些防守、上篮,都是用的英文术语,把遵义这帮学生给镇住了。”“红军里边还有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啊,张嘴就是洋文!”到了联欢表演节目,“遵义师范学校的校花们都来了,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然后我们来一个节目,干部队的队长萧劲光,跳上台表演了一段高加索水兵舞。他是留俄的,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舞步潇洒,激情四射,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荤,学生们兴奋又震惊,于是好多学生表示要参加红军。”
除了军民同乐,更多的还是红军内部的官兵同乐。红军长征中的同乐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在懋功举行的同乐会。1935年 6月18日至6月21日,连续几天,红一、红四方面军各部以团为单位开展了广泛的同乐联欢活动,特别是在懋功天主教堂举行的干部同乐会盛况空前,表演更加丰富多彩。“火线剧社和猛进剧社都到场,表演了戏剧《十七个》和话剧《一只烂草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还有边章五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1935年1月24日,总政治部还在土城策划组织了一象模象样的迎春文艺晚会,其精彩程度和热烈欢乐气氛都不输当下的“央视春晚”。长征中的战斗是经常的,但残酷的战斗,也没有影响红军战士们的高昂士气和幽默风趣。
在回忆文章中,血腥的战斗依然自在轻松,战士们在敌人飞机炸出的弹坑中跳来跳去地躲炸弹成了“饭前饭后的运动”,在猛烈的炮火中成功转移成了“鞭炮欢送”……
漫长艰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们经历了人类难以承受的生存极限的考验,但他们虽然饥寒而并不潦倒,虽然艰辛而并不萎靡,虽然疲惫而并不落魄,虽然凶险而并不胆怯,并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整天忧愁,苦闷,消沉,生活在悲怆、伤感、沉重的氛围中。红军这支每时每刻与死神打交道的队伍,无论是行军、宿营还是打仗,快乐无处不在,他们被斯诺称之为“最幸福的中国人”。
有人说,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心中还是苦的!错,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们对心中目标充满希望者再苦也不会有“苦”的感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革命最终胜利的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人最大的精神支柱,即是产生快乐的源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道:“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