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毛泽东与傅连暲在长征中结下不解之缘 
傅连暲，福建省长汀县人，历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傅连暲将军之子傅维璋说：“我的爷爷是汀江码头上的挑夫，我的奶奶是家庭主妇，靠给人家洗衣服赚点零花钱维持家里的生计，家里很穷。长汀有个教会学校叫亚圣诺医馆，我父亲在那半工半读。刻苦学习的他在学生里头出类拔萃，毕业以后就留在福音医院做医生，一直到当了医院的院长。”
长汀福音医院是晚清时期英国教会开办的，规模不算大，医疗设备也不齐全。但在上世纪20年代，这个地处山乡小县城的医院，却是方圆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
1927年8月中旬的一天，汀州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秘密拜会傅连暲，告诉他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到国民党军的追击，恳求他尽全力救治起义部队的伤病员。傅连暲一口答应。
8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和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不久，300多位伤员被送到了汀州城。
此时的傅连暲肺病刚好不久，他挺着虚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为伤员施行手术，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医院人手不足，他就把全家动员起来，连他的母亲、妻子和12岁的女儿都到医院看护伤病员。
后来享有“战将之鹰”美誉的陈赓大将也在这批伤员中。那时，他还是起义部队的一位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子弹打断，伤势严重，失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
按照常规，像陈赓这样的伤势，要保住生命，通常要采取截肢手术。可陈赓对傅连暲说：“我才二十几岁，我一辈子的路还有很长，假如没了这条腿，我就不能再做军人了。”
深受感动的傅连暲为陈赓制定了一套“保守疗法”，每天还找来长汀稀缺的鲜牛奶给他喝。在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下，陈赓的腿终于被保全了下来。
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打下了长汀县城。
3月29日，红四军到长汀县已经半个月，各项工作都安排就绪，朱、毛两位领导人稍有点空闲时间，朱德便向毛泽东提议去看望傅连暲，毛泽东早已知道这位名医对红军的贡献：1927年，他敢于冒着极大风险收容和救治南昌起义军的300多名伤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当然应该抽时间去看望他。
当时，傅连暲和往日一样，正在病房指导护理人员为伤员换药。见到毛泽东和朱德后，傅连暲很高兴。毛、朱对傅救治红军伤员的行为表示赞赏。
傅提出了将福音医院改名为红军医院的建议和自己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朱认为，傅不参加红军留在医院对红军更有利。
这次见面、握手、谈话，强烈地激励着傅连暲，而毛泽东也深为这位医生对党和红军的真挚感情所感动，一个良好的印象已留在他的心中。
就在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即将爆发，在江西的国民党军队调往湖南准备参战，赣南兵力空虚，红四军决定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他们在长汀只停留了17天便离开了。行前，傅连暲恋恋不舍，红军缺少医生，自己现在又不能参加红军，便决定把自己亲自培育出来的优秀学生黄深信和叶青山送去参加红军。黄深信后来因劳累过度在战争中死去，叶青山经过千锤百炼成为红军中优秀卫生工作领导干部，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此时，正值闽西天花流行。傅连暲主动找到军长朱德，为红四军全体官兵接种牛痘，以防止恶疾蔓延。他又带领全院医务人员医治了几十名红四军伤员，福音医院成了不挂牌的“红军医院”。傅连暲还鼓励医院中的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了红军中的医疗队。毛泽东感喟地把傅连暲称为“红色军医”，两个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0年冬，毛泽东又率红军来到长汀，毛、傅两人的手又紧紧握在一起。傅连暲非常兴奋，他为毛检查了身体，还准备送些补药给毛，并提出福音医院改名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医院不但不能改名，还要用这块牌子为红军办大事。
傅有些困惑。毛泽东解释说，福音医院在上海汇丰银行有户头，有存款，医院的药品器材大多是从上海、广州买来的，你们能不能以福音医院的名义为根据地买药，如果能在上海、汕头和福建的峰市、上杭等地开设药店作掩护，建立一条药品地下运输线就可以解决根据地的药品供应问题，你说这不是很重要的大事吗？如果福音医院改了名，人家敢把药品卖给红军吗？
傅连暲恍然大悟，这的确是大事，很难办的大事。他想到任务的艰巨，红军的困难，不管怎么样，也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于是他果断地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两人的手又紧握在一起了。
年底，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拨来一批黄金交给傅，作为买药和建店的费用。经过反复思考，傅决定派由自己亲手培育成才的曹国煌去办这件大事。曹诚实可靠，聪明干练，办事使人放心。傅与曹仔细研究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分析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对策，傅反复叮嘱曹，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沉着，更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曹先到联系较多交易额也较大的几家药店，店主们一看是福音医院的介绍信，都热情接待曹，当他们看了购货单后感到奇怪，一个县医院为什么一次就要购买这么多药品和器材，而且大部分是外科用的。曹机警地解释，长汀是个游击拉锯区，有时是红军攻占，有时又是国军占领，不管是红军、国军，医院都得为他们治疗伤员，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嘛，所以外科用药就多。何况我们来上海也不容易，自然想尽量多买一些。药店老板们不但消除了疑虑，还为曹又介绍了几家，所需药品器材很顺利就购齐并办好托运手续。
根据地很快设法把药品器材运走了，傅、曹又着手建立药房。毛泽东说的几个地方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建地下运输线谈何容易。他们决定先从上杭、峰市入手。长汀有个姓丘的大商人，他在上杭、峰市都有商行，傅连暲利用他贪财心态，请他出面合股在两地开设药店，曹国煌任上杭药店经理，并在店内挂牌行医，掩护得很好，还经常到峰市药店查看。有了这两个药店，药物就可以从上海、上杭、峰市这条道运到长汀，较好地解决根据地的药物供应问题。
不幸，在一次从上杭运送药物时，曹国煌被特务发现逮捕，国民党严刑拷问，他没有吐露任何秘密，只咬定自己是福音医院的医生，到上杭开药店是为了医院购药方便，最后英勇牺牲了。曹的遗像至今仍挂在江西革命博物馆。
曹国煌被害，傅连暲悲痛万分，他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伙伴和得力助手，又担心这条地下运输线因此而遭到破坏。他擦干眼泪，带着重礼去找姓丘的商人，终于把药店保存下来。
傅连暲出色地完成这件重要工作，毛泽东非常满意，他对傅的信任和感情更加深了。
1932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他很气愤，加上身体虚弱，便决定休养一段时间，于10月中旬来到长汀福音医院。
毛泽东突然到来，傅连暲喜出望外。他将毛安排在离医院只有半里路程的老古井干休所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干休所紧靠着树木葱郁的北山，环境优美安静。徐特立曾在这里休养过，毛来到时，陈正人、周以栗也在干休所，毛非常高兴，因为有了可以谈天和讨论问题的同志。
毛到福音医院前两个月，他的夫人贺子珍已到福音医院分娩，傅亲自为她接生，顺利生下一个儿子。贺产后患了痢疾，又是傅精心为她治疗，还让自己的妻子刘福赐前去护理。毛到干休所后，几乎每天都去看望贺子珍，亲亲儿子，也算是享受一点天伦之乐。
毛休养期间，傅经常抽空在傍晚时候陪他到北山散步，两人浴着夕阳余辉，漫步在苍松翠柏之间，敞开心扉交谈。傅谈的是自己的身世和医院情况，特别是要求参加红军的愿望，毛都听得很认真。毛谈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历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斗争以及当前严峻的形势等等，对自己的受屈丝毫没有流露。有时还谈到一些战略战术问题，傅听得很入神，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就在不断倾心交谈中，两人的感情日益亲近、加深。
中秋节到了，民俗把这个节日看作仅次于春节的大节，又称它为团圆节，全家欢聚一堂，吃月饼，饮桂花酒。这天，傅连暲十分热情地邀请毛泽东和贺子珍、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和夫人谢小梅、陈正人和夫人彭儒到家里过节，傅全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傅母已年过花甲，身体很好，毛高兴地祝她长寿，又称赞她培育了傅这个好儿子。对毛的祝福和称赞，傅母和傅连暲连声致谢。
傅母和傅妻早已为尊贵的客人准备了福建佳肴，饭后又围坐在天井里的圆桌旁赏月，品尝福建“嫦娥奔月”、“双喜临门”等月饼和热茶。大家对着皓月当空，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傅全家更感到无比幸福。
1933年初，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2月中旬一天傍晚，毛泽东向傅谈到了国民党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形势，认为长汀很危险。傅再一次提出了参加红军的想法，并向毛表示，自己全家和医院全部搬到根据地。
毛泽东赞同傅的想法，并说：回到瑞金后，就赶快派人来商量医院搬迁的事，你也同医院所有的人讲明情况，愿去根据地的，我们都欢迎，不愿去的就留下，最好还能替他们找到另外的工作。
过了两天，毛泽东便离开长汀返回瑞金，不到一个星期，临时中央政府派办公厅的傅公侠到长汀商谈医院搬迁的具体办法。长汀离瑞金虽然只有几十里，但全是崎岖山道，交通不便。傅公侠在瑞金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运输队，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福音医院的东西全部搬完。傅连暲说得好：一片药，一块纱布，一条凳子腿都不留给国民党。医院的全体人员都跟随傅连章到瑞金，没有一人愿意留下。
新医院设在瑞金郊区的杨树下村，这个地方平坦宽阔，有一所面积大、房屋多的杨家祠堂，很适合做医院。有了院址，福音医院搬来的东西很快就有秩序地安排好了。毛泽东从20里外的叶坪赶来察看，非常满意地对傅说：傅院长，这是我们根据地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医院，就由你来当院长。我们再给你派个政委来帮助你。
傅连暲听了当然高兴，随后，毛泽东又去看望了傅的母亲，向她表示谢意和欢迎。
3月中旬，医院正式开业，取名为“中央红色医院”，第一批就安置了80多名红军伤病员住院治疗。当地的乡亲们也络绎不绝前来看病。傅连章还经常奔波在山间小路上，到驻地分散的红军中去治病。虽然劳累，但精神上十分愉快，只要想到自己已经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就感到身上增添了力量。
从长汀到瑞金，傅连章不仅向根据地捐献了经营多年的福音医院，其中的设备、医药有相当部分是他的私人财产，还把多年积蓄的4000块大洋也毫无保留地捐给中央政府，真可谓是毁家抒难了。对此，毛泽东十分钦佩。临时中央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特意登了一篇文章《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称他为“苏区第一模范。”
1934年，由于根本不懂军事又掌握军政大权的王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节节失利，毛泽东忧心如焚，加上操劳过度，在于都病倒了，高烧40℃。傅连暲在福音医院时就派去当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钟福昌给他打了几次退烧针，还服了奎宁丸，但毛的体温一直降不下来，三四天来，毛泽东只是躺在木板床上，不吃不喝，有时勉强喝几口米汤，钟福昌无法治疗，只得电告临时中央政府，张闻天得知后，马上派傅连暲前往于都为毛治病。
于都离瑞金180里，傅连暲骑着一头骡子日夜兼程赶路，他心里比谁都着急，恨不得立刻飞到于都。第二天傍晚，总算到了于都，傅连暲擦把汗便跟随焦急等待的钟福昌来到毛泽东的住房。只见毛躺在床上，消瘦的脸颊烧得通红，两眼紧闭，眼眶下陷，额上敷着凉毛巾。这情景使傅连暲一阵心酸，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连忙为毛试体温，听心肺。温度计的水银柱已升到41℃，幸好心肺正常。在仔细向钟福昌问清毛这几天的病情后，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傅判断毛患的是恶性疟疾。这时正是初秋，南方流行疟疾的季节，这种病不同于一般疟疾，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江西有不少乡亲就是死于恶性疟疾，而且从得病到死亡，不过是10天左右。
毛泽东听到脚步声，睁开眼一看是傅连暲院长，朦胧的双眼顿时发出光亮，下意识地点头打着招呼。傅连暲顾不上客套，立即打开药箱，开始望闻问切。傅连暲转而讯问站在一旁的几个土郎中，其中一个年长些的土郎中告知了医治的经过，并暗示病人没有救了，赶紧准备后事吧。旁边的警卫员小吴双眼哭得肿胀，连声求着傅连暲院长救治好毛主席。
傅连暲此刻倒显得平静了，他相信毛泽东不能死。傅连暲不慌不忙地再三检查，他结合以前病例特征和毛泽东病情症状，诊断毛泽东确有生命危险，如果再耽搁几个小时，真的就没有救了啊！博连暲马上为病人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接着又吩咐助手多用毛巾沾水冷敷毛泽东的额头，多喂凉开水。
当晚，傅连暲就在毛泽东的病床前打了一个地铺，与他同居一室，以便随时掌握毛泽东的病情和医治护理。此时的傅连暲院长因为在医院为病人做手术已经熬了几个通宵，可是面对重病中的毛泽东，他岂能闭眼休息？他叫助手给自己打了一针咖啡因，强迫提神后，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为毛泽东测体温、喂开水和冷敷，直到天亮。
真是苍天有眼，五天后，毛泽东的高烧终于退下来了，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可以下地慢慢走动了。傅连暲和助手、警卫员等人才松了一口气，毛泽东握着傅连暲的手说：“傅院长，谢谢你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们辛苦了。”话音刚落，只见傅连暲歪斜了身子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助手对毛主席说：“这是傅院长劳累所致，主席您现在没事了，他就放心了。”
从病魔死亡线上抢救毛泽东，毛称傅为“现代华佗”。
傅没有想到第五天的午餐时，在毛主席那里工作的吴洁清端了一个土罐送来，里面是热汽腾腾炖好了的一只鸡，吴告诉傅说，是毛主席特意为他买的，让他补补身体，因为傅过去害过肺病身体不好。傅坚决推辞。吴又告诉他，主席一定要他吃，而且只能一个人慢慢吃。直到毛泽东亲自来劝，他才眼含热泪吃了一些。这只鸡，他一连吃了三天才算吃完。这件事永远刻在傅连暲的心上。
傅连暲在于都整整住了10天才返回瑞金。行前又对钟福昌交待如何继续服药，如何精心护理，真是千叮咛万嘱咐，钟福昌为之感动不已。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撤离中央根据地，考虑到傅连暲身体不好，想让他留下，留守根据地的项英也希望他留在根据地工作。傅连暲坚决不同意，他辞别老母妻儿，毅然踏上长征艰途。他和医院的同志一起装了八大箱子药品，由四匹大骡子驮着跟着部队出发。长征途中，国民党前堵后追，加上飞机狂轰滥炸，红军一次次浴血奋战，伤亡很重。傅连暲日夜救治伤病员，出发时所带的八箱药品没多久就用完了。凭着他的经验、技术和医学知识，他采用民间偏方治好了不少同志。例如最可怕的伤寒病，病人都是高烧昏迷，肠子容易破裂出血，死亡率很高。傅连暲在没有药品的情况下，采用了两个民间的偏方治疗，一是冷敷退烧，将毛巾浸透凉水，放在病人额头上和胸部，不断更换毛巾；另一是喝浓茶，因为茶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长征路上打土豪时得到不少茶叶，正好用来治病，把茶叶煮得很浓，两小时喝一碗。傅连暲用这两个偏方治好了不少同志的伤寒病，王树声、邵式平、康克清几位同志是在过雪山草地时得的病，都被傅连暲治好了。
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途中分娩，傅连暲帮助她们顺利生下后代。在红军从扎西向赤水河的急行军中，贺子珍腹痛难忍即将分娩，她不让警卫员告诉毛泽东，傅连暲知道后立即赶到贺子珍身边，几个女同志将贺扶到一个老婆婆的破茅屋中，凭着傅高超的医术，贺平安地生下一个儿子。由于敌人的追击，他们必须尽快离开那里，贺子珍含泪用早已准备好的几条毛巾把婴儿包裹好，又脱下自己的大衣和仅有的四块大洋交给老婆婆托她抚养孩子。几位女同志也含泪解下干粮袋，把粮食倒在老婆婆的瓦盆里，然后用担架抬着贺子珍追赶队伍。
看着这些情景，傅连暲心里难过极了。在长汀福音医院时，他曾为贺子珍平安接生过一个儿子，离开根据地时，毛泽东把爱子留在根据地至今生死未卜，今天，又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得不留在老乡家，将来能否母子相见？
长征到阿坝，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临产，在一间四面透风的陋室里，傅连暲为她顺利接生了一个女儿，父母替女儿取名“远征”，第二天陈琮英便抱着孩子随军前进。
在行军途中，傅连暲遇到过一次特殊的险情，那是在红军渡过汀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一天下午部队急行军在一条只有两尺多宽的狭窄小路上，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大河，人多路窄，不免有些拥挤。傅连暲骑在马上，紧拉缰绳，不料马不慎失足跌入河中，幸好傅落在河边的浅滩上，而马和行李都被激流冲走了。当时已是11月份初冬气候，寒气袭人，又没有衣服换，他只好穿着湿衣服跟随部队急走。到宿营地后烤干了衣服，可被子没有了，夜里睡觉怎么办？只能和衣而卧了。不想此时毛泽东的警卫员来了，还抱着一床被子，一见到傅就说毛主席知道傅医生跌到河里，很关心，叫他来看望，还把自己惟一的被子送来。看到警卫员放到木凳上的被子，傅心情非常激动，他知道毛主席只有一条被子和一条毯子，把被子给了我，只剩毯子，天气那么冷，这怎么行？他一再要警卫员把被子抱回去，警卫员坚决不肯，还说这是主席的命令。这晚傅连暲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他与毛泽东交往的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这被子不是单纯地御寒，而是代表着毛泽东对傅连暲的深厚感情。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中央、中央军委及前敌指挥部率领，傅连暲被分配到左路军中担任朱德的保健医生。由于张国焘从对抗中央的正确军事战略方针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使左路军受到很大损失。经过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坚决斗争，才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比右路军晚了整整一年。
一进保安县城，见到的是欢迎的人群和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真是喜气洋洋。真巧，傅连暲在人群中看到了钟福昌，他高兴得不顾一切地喊了出来，又挤过人群去拉住钟的手，两人都高兴得跳起来。
傅连暲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的情况，然后便跟着钟到了毛居住的窑洞。
毛泽东一下站起来，在昏暗的窑洞里看到站在面前的确实是将近一年没见面、生死未卜的傅连暲。两人的手又紧握在一起了。
毛让傅坐下，详细询问了左路军在长征路上的情况，又留他吃晚饭，还特地让警卫员煮了碗面条招待他。看到傅还穿着单衣，立刻叫人领来棉衣棉被送给他。
几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特意“宴请”傅和他在懋功时喜结良缘的新婚妻子陈真仁，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了陪客。所谓“宴请”就是在平常的菜肴外增加两个菜，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规格了。对毛的“宴请”，傅连暲既高兴又不安，认为自己没什么功劳却享受这样的优待，他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能回报毛泽东的这份情谊。傅的新夫人陈真仁15岁就参加红军，她一家11人一起参加长征，在红军中传为佳话。这个平日里的女中豪杰此时在几位领导人面前却显得有几分拘谨羞涩。
三位大姐对陈真仁这个小妹妹都很关心，询问了她在长征中的情况，看到陈真仁只穿了一件夹衣，贺子珍立即请总务处长送来棉袄和大衣。
对傅连暲来说，这次在毛泽东家做客，比在长汀中秋节欢聚更有意义，他感到毛对自己如此关怀，说明他们之间的交情更深了。
在保安，傅连暲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还办了一个卫生所为同志们治病。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扣留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赴西安去妥善解决这件大事。
毛泽东对傅说：写封信托人带到西安去寄出，也许能和家里人联系上。
信寄出后一个月，当他们从保安搬到延安时，果然收到了傅妻刘福赐的回信，信中带来的都是不幸的消息：70多岁的母亲在国民党炮轰长汀城时惊吓成疾而死，家中房子被敌人拆毁了，女婿陈炳辉和女儿受到“左”倾路线迫害，死在自己人手中。刘福赐还算大难不死，带着三个孩子在长汀靠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勉强度日……
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到傅的家庭生活困难，提笔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短信，请他们每三个月给刘福赐寄些钱，帮助这位幸存的红军妻子和三个孩子解决一些困难。
党中央搬到延安后，傅连暲负责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为抗日前线培养医疗卫生人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
一天，毛泽东对傅说：你从1927年就为红军服务，10多年了，你做了很多工作，又参加了长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我看你可以申请入党了，你去找陈云同志，向他提出申请。
毛泽东鼓励傅连暲入党，还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傅连章高兴得忘了一切，也顾不上向毛告辞就飞快地向陈云的窑洞跑去。一进窑洞，便迫不及待地向陈云表达自己入党的愿望。陈云请傅坐下，认真倾听傅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对傅早已了解，听他讲后即表示，欢迎他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并安排傅先到干部训练班听党课，学习一段时间。
离开陈云的窑洞，傅连章快步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陈真仁，两人都兴奋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傅便到干训班报到。干训班设在一座破旧的城隍庙里，课程有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没有教材课本，只是由李富春、王鹤寿等同志以做报告的形式讲授。对傅连暲来说，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最系统的一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机会，他学得很认真。这段学习，极大地提高了他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认识。
7月，傅连章接受毛泽东亲自交待的任务，到西安去买药，8月回到延安后又到训练班学习。不想，几天之后，训练班主任王德带他到办公室，把一份用毛边纸印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他，笑着说：你可以填表申请入党了。
傅连暲工工整整地填写了志愿书，在证明人一栏里写下毛泽东和陈云。
入党介绍人是训练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同志。
1938年9月7日是傅连暲最难忘的日子，他站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44岁了，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一百岁也是年轻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年纪大。在我面前，摆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这个目标，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不停止。”
中央医院建立后，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在第一批安排住院治疗的伤病员中包括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后来成为将军的方强。王稼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子弹还在腹内，方强的伤更重，子弹紧挨着心脏穿胸而过，流血过多，早已昏迷。由于傅连暲的精心治疗护理，使他们转危为安。
入党后的傅连暲真是重新获得青春。他更加不辞劳苦地工作，建医院、培养一批批医务人员、开展陕北边区的医疗和卫生防治工作，造福乡亲，功勋卓著。1944年中秋节，是他50岁的生日。党中央特意破例为他举办祝寿会。为什么说是“特批”呢？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言在先，不许给党内个人做寿。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任弼时、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发、杨尚昆十人联名送了一幅写着“连暲同志五十大寿——治病救人,长命百岁”的寿帐。在延安的外籍医生马海德、柯棣华也高兴地应邀参加。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祝寿会上讲话，他说，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毛泽东因有事不能到会。第二天见到傅连暲时，紧握他的手向他祝贺。对于这样隆重的祝寿，傅连章既兴奋，又深感不安。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党中央就给了这么大的荣誉。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党中央战略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与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连续在清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部队14000多人。傅连章于3月中带领中央门诊部和保育院全体人员与儿童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撤离延安后，傅一直关心毛泽东的身体。10月1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问好，并反映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问题，还提出将来自己死后把遗骨送医学单位作教学用。毛泽东在杨家沟收到信后，很感动，在指挥战斗的百忙中，给傅回了一封短信：
“连暲同志，来示悉，很感谢。我身体近来更好些，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多保重。此祝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新中国建立后，傅连暲由于多年劳累，积劳成疾，只能吃稀粥和汤，蔬菜水果也要切碎煮烂才能下咽。1949年12月初，经苏联大夫诊断为消化机能障碍，要他先休养两个月，12月3日，军委卫生部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对傅十分关切，4日便批示“照办”，嘱按苏联大夫的意见，让傅休息。
两个月后，傅不管自己的病情如何便投入工作，他担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职务，还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这时，他和毛泽东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毛也一直关心他的身体健康。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傅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抗美援朝时，林彪推说有病拒绝担任志愿军总司令赴朝参战。毛泽东对林彪十分器重和偏爱，不仅没有批评他抗拒赴朝的行为，还让傅连暲组织专家为他检查身体。但检查结果，真相大白，林彪并无大碍。他看后曾对人说，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吸吗啡的毛病。后来这话传到林彪耳朵里。从此，林彪对他便怀恨在心。傅虽是奉毛泽东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但却因此埋下祸根。1966年“文革”开始后，傅连暲受到冲击，殴打、游斗、抄家，在军委卫生部机关和宿舍大院内，揭露傅“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1966年8月29日，傅写信给毛泽东求救，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是林彪一伙置若罔闻，1968年3月14日清晨，将傅连暲和妻子陈真仁逮捕，分别关入监狱。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傅交待“罪行”，傅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无休止的折磨很快就摧残了傅的身体，他的体质本来就虚弱多病，管理人员却奉命只给他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他只能喝几口菜汤。仅仅半个月，3月29日，他便惨死在监狱的水泥地上。当天便被火化了，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终年74岁。傅连暲在神志昏迷和临死前都在喊毛主席，叫嚷着要去见毛主席。
1973年11月，经毛主席批示，并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璋将军为革命烈士。
1975年5月17日，“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整整9年，傅连暲惨遭林彪迫害冤死也有8年之久。毛泽东突然在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挥笔批下“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显然，这个批示表达了他对这位与自己相处37年，建立了不平常交情的老友——中国第一位红军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伤感与怀念。
1975年9月20日，军委总后与卫生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为傅举行追悼会，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谭震林、粟裕及部队医务界近千人参加。傅连暲平反了，但是这位为革命献出一切，功勋显赫，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医生早已尸骨无存，一缕青烟，一坯黄土消失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还能相见！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璋夫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先后两次为同一个人平反，在全国尚属首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