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6日傍晚,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野战军八万六千人开始从江西赣南于都县陆续跨过于都河,走上万里征途。一年以后的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领导随陕甘红军一纵队到达刚确定的目的地,处于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在三天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中央红军这一年长征的经历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这一路上,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四道封锁线,在黎平转兵进入黔境,强渡乌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毛主席重回领导岗位。关键时刻,毛主席使红军转危为安。红军四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佯攻贵阳进入云南,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再难再苦都闯过来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打得只剩下三万多人。本盼望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可以壮大红军的力量,万没想到张国焘挟兵自重,突然向中央发难。他借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的机会,指挥左路军走到中途时,擅自停止前进,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命令,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两个军也被裹挟。他还命令右路军中四方面军两个军南撤。甚至胁迫中央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改北上为南下。事态万分紧急,如果局面控制不住,会给党和红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毛泽东称这段历史“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面对张国焘的发难,为了顾全大局,防止在红军中发生内战,党中央一方面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教育,同时即刻率领在右路军中的中央机关、一方面军部队单独北上。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使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红军部队减少至八千多人。而北上落脚点一时也还没有找到。但党中央提出的“北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还是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与会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拥护。
9月13日,红军离开俄界继续北进。9月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9月17,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腊子口被红军一举攻克,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的哈达铺。在哈达铺,红军的侦察连捕获了一个从兰州回来的国民党军少校副官和他驮带着的几箱子书籍、报纸、衣物等。红军从这些驮子里查获到一批近期报纸,上面登载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人诬称“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等。侦察员马上把这些报纸给中央首长送去。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国民党的报纸向红军提供了他们此时最想知道的陕北红军的消息。于是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了解到的陕北红军的情况,会议改变了先前俄界会议做出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做出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
此时,原中央红军一军团、三军团、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机构重新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林彪(副),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杨尚昆(副)。支队下属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纵队下面是大队,即原来的团级建制。
9月28日毛泽东就红军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给红军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为了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会上毛泽东用浓郁的湖南乡音亲自朗诵了刚写就的《七律?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9月29日中共中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翻越六盘山。黄土高原地形开阔,沟壑狭窄。非常不利于红军行动。在这无遮无拦的山川上红军经常受到敌人飞机轰炸和骑兵追杀,很多落伍,掉队的红军战士被敌人的骑兵杀害,与敌骑兵作战成为红军进入甘肃后的一大课题。10月7日我军在固原县青石咀成功消灭东北军骑兵一部。杨定华目睹了这一仗“观察哨回来报告,敌骑兵约有400匹马,一二十部马车。均进入青石咀休息,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杨定华描述说:“一军团的林彪将军听了观察哨的报告,缄默了一会儿,就持着望远镜跑到山上去看。他在望远镜中发现马路附近所有房子都冒起很大的黑烟来。于是判断骑兵一定是在做午饭,而且警戒都未派出,所有马匹都散于马路两旁吃草和打滚儿。他们如此安心显然不知红军要经过此地。于是,林将军叫了十几个传令兵,他不费踌躇地立即下了一道口头命令:‘即用三个团,也就是三个大队包抄歼灭这股敌人。’此时,纵队、大队的首长都来了,毛泽东也亲临前线指导。三个大队对青石咀的敌人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这个敌人变成了瓮中之鳖。”童小鹏在日记中对这一仗也有记载“途经青石咀,发现骑兵两连,当即将其消灭,缴马百余,军用品甚多。这种胜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红军指战员在这场战斗的鼓舞下,一鼓作气,于当天下午就翻过了六盘山。身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站在六盘山顶,压抑不住自己此时喜悦的心情,思绪中欣然迸发出佳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为何物,凶神恶煞也,蒋介石自然算在其中。蒋介石此时在四川坐不住了,当日决定飞赴陕甘视察督战。
童小鹏在10月10日日记中说:“当天部队来到镇原县一个叫三岔的地方。正准备宿营时,有五匹战马向驻地飞奔而来。当骑马的人弄清眼前这支部队是中央红军后,来人即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毛泽东。原来这是陕北红军刘志丹派来接应中央红军的同志。毛主席看完信,心情异常振奋,当即登上一座山坡,挥舞着手中的信,向正在休息的红军指战员宣布:‘同志们,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陕北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整个山坡上下立刻沸腾起来,指战员们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而欣喜若狂,到处是欢声笑语,大家激动的互相拥抱,不少同志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在陕北红军向导的指引下,陕甘支队的指战员加快步伐,不分昼夜地爬山越岭,疾驰向前。童小鹏的日记记载:10月12日这天一纵队又走了一百里。当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进至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时,毛泽东对身边的指战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国民党围剿军指挥部曾放言:“该匪远窜甘境,饥疲已极,沿途饿弊,病亡、落伍者甚多。固甚容易消灭。”现在这些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自己头上了。这天,国民党西北“剿匪”军37军军长毛炳文在电报中不得不承认“匪过红德城后东折,似已与陕北徐(海东)、刘(志丹)两股会合。”毛炳文描述自己的部队“我各师连日追剿,沿途经匪洗劫,居民逃避一空,给养采购无从,日行数十百里,不得一饱,且时届严冬,棉服已追发不及,饥寒交迫,疲敝已极,因而卧倒路旁及落伍者沿途皆是。”言外之意,红军到家了,自己的部队拖垮了,再追也没意义了。
而第一个跨入根据地“回到家”的是一纵队的先头部队。时任一纵队四大队政委的杨成武清楚地记得,部队是在10月18日这天来到吴起镇。一年前第一个跨过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的就是杨成武率领的这个团。吴起镇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杨成武,什么牌子能吸引住杨成武的目光呢?原来是当地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杨成武不无感慨地说道:“苏维埃,多么亲切的名字啊,见了她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 而根据杨定华的回忆录记载,19日当天彭德怀率领的二、三纵队下了陕甘两省分界的子午岭后很快就会合了。下午又与一纵队会合。杨定华说:“战士们会面的时候,都感到无限高兴。尤其是前天从甘肃分手,今天又在陕西会合,战士们都认为有重要意义。”杨定华描述三个纵队会合时的情景:“队伍汇集到一条路上,在沟里行走。从山上望下去,浩浩荡荡,犹如江河的洪流。”根据萧峰的日记记载,这天,他接受一纵队参谋长左权的命令,率警卫连和工兵连担任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任务。萧峰说:“毛泽东来到吴起镇后,住在镇内一个小球场南边儿的窑洞里,这天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当天晚上19时给彭德怀发去一封电报。一向用“彭”字简称彭德怀司令员的毛泽东,这天的电报用了“彭司令员”。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让他把军务交给叶剑英、邓发,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即决定打退追敌,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0月21日,彭德怀率红军在吴起镇西北,对一直尾追红军不断骚扰的国民党军马鸿宾部骑兵,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重创了国民党军的四个骑兵团。毛泽东为此非常高兴,欣然提笔写下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到达吴起镇的童小鹏心情特别好,他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的今天,正是撤出中央苏区的一天,到今年的今天,恰恰是一周年了。在这一年当中,走遍了中国西南、西北的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陇、陕等十一省,饱尝了各种天险途径与艰苦生活。而在周年时进入陕甘苏区的边壤。这应该算是一件顶光荣,而且是突破世界空前纪录的伟大事业。”
陈虎 2024·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