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军住过的老屋
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我来到了位于于都县贡江镇建国路中段41号的刘家老屋，我也称它是刘家上屋（因在上屋的南边还有刘家下屋），寻找儿时的记忆，同时也要寻觅当年红军留在这里的足迹。
当我掏出钥匙将紧锁大门上的锁打开，推开大门的时候，我头脑早已关闭的记忆闸门也随着大门的推开而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也许这是人去屋空的缘故，这幢占地三亩多面积的老屋显得格外寂静。
我伫立在大门前许久，这幢建于清末的客家老宅，那就是我爷爷生前住过的地方，我的大部分时光也是在这个老屋里度过。破旧的悬山顶，斑驳的马头墙，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一百多年来的峥嵘岁月。
望着这幢晚清年代建成的客家古建筑，典型三进式的九井十八厅，这在县城并不多见，我想这幢老屋应该是目前县城保存唯一完整的并被红军居住过的老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值得骄傲的是，这幢九十年前曾被红军战士居住过的老屋，依然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我作为这幢老屋刘氏子孙也曾有机会在这幢老屋生活过五十多年，这幢大屋是我生命中度过唯一时间最长的一幢老屋了。
因此，在我心中始终挂念着这幢老宅，久久都难以忘怀。
确切地说，这幢老屋是祖上传下来给刘氏子孙的私人住宅，县政府把这幢老屋命名为刘次垣民居，大概是因为刘次垣是名人的缘故原因，并列入了县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
从刘氏族谱中获知，刘次垣确实应该算是名人。光绪乙酉年间，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拔贡，第二年再赴京参加考试，获得了进士，并被朝廷分派到江苏任直隶州州判一职。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在家乡从事教育数年，桃李满天下。民国二年，他兼任了赣南宁航业会会长一职，提倡航运的畅通，他身体力行保障了贡水的畅通无阻，从而促进了赣南商业的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也许是多年没在老屋居住的缘故，堂叔以及堂兄弟们也先后离开老屋搬入散居全国各地的新居。这时的老宅因久未住人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大厅前的空坪上杂草丛生，各家的房间还遗留了不少丟弃的旧家具，在潮湿的空气中散发出阵阵地霉味。
目光所及之处破旧开裂的墙壁，仿佛在叙述着我已老矣，如同是一个风烛残年的空巢老人，孤立寂寞地静静立在那里，眼前的情景令我望着心寒。
我缓慢地在整幢房屋大厅里行走，记忆也随着行走逐渐清晰起来。
刘次垣是我爷爷的爷爷，我称他为老太公。他一生生了七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并为他的子女们建造这幢拥有九井十八厅的房屋，让我们这些子孙有了遮风避雨的福地。
在屋内墙壁上用毛笔书写了几十条内容不同的标语吸引了我的目光。“打破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为红军一百万而努力奋斗、白军兄弟本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屠杀工农、打土豪分田地、拥护苏维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掀起反白军以及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保障分田胜利、推翻国民党统治、加入红军、红军胜利、男女平等、农兵解放万岁、巩固于都红色政权，猛烈向外发展、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富农只能分坯田”等等。
这些散见在整幢房屋各处墙壁上的标语都是九十年前红军在这里居住时留下来的，现在看见它们，仍然让我的内心还是那么的激动。真的要感谢刘家曾在这里居住过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以及兄弟姐妹，还有下一代的侄儿侄女们，历经四代人的共同关注和精心保护，才让这些标语依然清晰地供游客浏览。特别是有数条的红军标语下留下的落款更是让我欣喜万分:“雩东黄龙区模范连；宽田区红军连”。
是的，我听刘家的长辈们曾经说过，自从上世纪的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党代表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于都县城后，毛泽东党代表就住刘家西边大门的对面，仅仅相隔一条小巷的管屋，红四军的军部就设在近在咫尺的葛氏宗祠。自然刘家的老屋从此也进驻了红军，那也就顺理成章了。长辈们说过，每次都有一百多名红军在前后大厅以及楼房的地面上也密密麻麻铺上了稻草在老屋里宿营，从红军留下的标语的不同笔迹以及落款：红军模范连，也充分印证了这里是每次都有不少红军住宿的理想场所。
在这幢老屋住过并时间最长的红军当然非刘治三莫属了，他就是我的亲爷爷，他是这幢老屋唯一参加过红军的人了。
我在老屋停留时间最长，并回忆起爷爷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后的种种往事。
也许是1929年4月受到了红四军首次来于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我的爷爷刘治三主动放弃了在赣州的织布工作，回到于都来参加革命，来参加红军。
一、爷爷见过毛泽东同志
这座老宅是我爷爷的爷爷（客家方言称之为老太公）刘次垣，为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座能够遮风避雨的福地。在这个古老宅第的大家族中，我的爷爷排行老二，老太公亲自为爷爷根据辈分取名叫晋璧。
有人曾经问过我，解放前你家就能住那么好的房屋，家庭生活优渥，根本不用为生活发愁，为啥你爷爷还会选择和工农一起，去参加革命，去参加红军呢？
据我所知，爷爷虽然读书不多，仅有高小的文化水平，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乐于和工农接近，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爷爷早在1927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地参与其中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在1929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来到赣南，特别是来到于都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居住在管屋，从而成了我家的邻居。
我家在这条古巷东面，管屋在古巷的西面，相隔不到5步之距。毛泽东同志住得很近，那时我家驻扎了不少红军，相互之间的串门那就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了。
毛泽东同志那时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朱德任红四军军长。1929年4月10日在于都县城的昌村中学（现在的城关小学）召开了党员积极分子大会，4月12日在东门沙坝召开了万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两个大会上宣布赣南笫一个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成立县赤卫大队。从此于都有了自己的新生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毛泽东同志在这两次的大会上充滿激情的演讲，深深地震撼了当时在现场爷爷的内心，更加坚定了他要革命到底的信心。
爷爷在现场公开表态要参加工农红军，他是我们家族中唯一一个近距离见过毛泽东同志的人了。
二、改名
1929年参加革命的爷爷，已经三十二岁了，有四个孩子。爷爷为了表达投身革命的志向，毅然把原先叫“晋璧”的名字改成为“治三”，并一直沿用到他最后的牺牲，都没有再改变过。
叔叔曾向我解释了爷爷名字“治三”的含义：“爷爷把名字改为治三，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一是治家、二是治国、三是治天下。”
叔叔说这“三治”出自《礼记·大学》：治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治国是指治理好“病中”的国家，使国家富强起来；治天下是指使天下的民众和万物。使天下老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当时的爷爷就已经具有了家国天下的博大胸怀，通过名字来警示自己肩负的使命。
三、参加游击队
爷爷参加工农红军后，在于北地区红军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基本上整天在外，顾不上家了。他带领游击队在于北地区广泛地开展活动，仓前、岭背、仙下、银坑、马安、桥头、葛坳、曲洋和兴国县靠近于都县边境的部分地区也是游击队活动的范围，都留下了爷爷的足迹。
爷爷生前的战友谢宝金，曾经深情地回顾他在岭背参加红军、随游击队四处打游击的情形。他曾说过是刘指导员领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配合红军主力打上宝、打桥头等战斗中，游击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说指导员每次的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对鼓舞士气起到了榜样作用。
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过一篇叔叔写的纪念文章，回顾了他们三兄弟曾跟随爷爷打过游击的往事，让我非常震动——红军的故事离我如此之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乡村的邮递员，在仓前、山塘、秀塅、红峰等地乡村邮路上给乡亲们送信，走过的地方都是爷爷当年游击队活动的范围，听当地的老人回忆红军游击队，总能令我眼前一亮，他们也许见过风尘仆仆的爷爷。
四、为架设浮桥主动捐献门板和墙木板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86000名中央红军集结在于都河畔，并筹集了八百多条渡船待命。
下面这段文字是某电视台来老屋的报道：刘次垣民居（我家老屋）在苏区时期多次驻扎过红军，刘次垣的孙子刘治三，是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由于这家人与红军的关系很好。红军长征出发要搭浮桥，他家先把屋内的门板都捐给红军搭桥，后因红军夜晚搭桥白天拆，木料损耗大，任务急而重，急需大量木料，刘治三又把一些房梁锯下，同时拆了两个房间的木墙板一并捐给红军搭桥应急之用。
爷爷主动拆木板墙的行动，得到了家族其他人的响应，他们也纷纷把家中的木板墙的木板拆下捐献给红军架桥。
记得叔叔曾经对我说过一段往事：当年红军踏上浮桥离开于都河时，爷爷带着我的爸爸和二个叔叔站在于都南门口的宋城墙欢送在这里过河的红三军团时，曾感慨地对他们三兄弟说道：“红军渡河太不方便了，希望革命胜利后，你们的子孙中要有人能够从事桥梁的设计，为于都为国家设计更多的桥梁，那我死而无憾事了。”
我看到我家的两间空荡荡只有几根木柱支撑的房间时，曾问过当时还健在的奶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奶奶说，你爷爷当年把木板墙拆下来送给红军架桥过河，你爷爷牺牲后，家里穷，就再也没有能力来把已拆掉的木板墙给重新补上了。我才意识到，爷爷舍小家为红军的行动离我如此之近，红军伟大的长征第一步的足印离我如此之近。
值得告慰爷爷的是，如今，于都县城的河面就已经有红军、长征、集给、渡江、胜利等五座大桥，从而满足了当地人们过河的需求，从此于都河于再是天堑而是通途。
爷爷希望他的子孙中，能有人从事桥梁的设计的愿望也没有落空，得到了实现。爷爷的重孙子就是北京专业设计院里专门从事桥梁设计的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设计了不少桥梁。我想爷爷得知他的子孙真的有人从事桥梁设计，也会含笑九泉。
如今，随着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于都县无数老百姓主动捐献木料的事情，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欧阳夏丹来到我家现场，讲述发生在这个大家庭支援长征的往事，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在这栋老宅不但可以看到现在县城保存最完整的客家民居古建筑，还可以看到当年红军留在这里的大量标语、支援长征时拆过的木梁、木板墙的印记，老宅已成了真实、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刘次垣民居已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爷爷的事迹也逐渐被人们所知道了。
五、舍生取义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开始了漫漫征途。爷爷所在的游击队输送了一批年轻力壮的队员到主力部队长征。爷爷的好战友谢宝金被选上，因他身材高大，力气挺大，身体素质不错。
谢宝金曾讲过这样一段与我爷爷有关的细节：有一次上早操，主要练刺杀。有一个刚当兵不久的新兵，因没有枪，于是站在旁边观看。爷爷见状，看见不远的篱笆墙有一根木头可以用来操练。爷爷就走过去想拔起来，拔了几下，都纹丝不动。谢宝金上前说：“指导员，这是力气活，让我来吧。”说着他握着木头猛用了一下力就拔出来了。正因为谢宝金力气大，长征途中有了用武之地，他负责背一台60多公斤重的发电机，走了二万五千里，从于都一直背到延安，保障了中央军委的通信畅通。
如今这台发电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供人们参观展览。
中央红军离开于都后不久，中央苏区开始了白色恐怖。国民党靖卫团卷土回来，开始大肆血醒镇压留在当地继续打游击的红军和手无存铁的红军家属。红军游击队被迫撤退到交通不便的山区，继续开展斗争。
1934年12月的一天傍晚，爷爷从兴国返回于都，在路过岭背小禾溪时，被一个带着靖卫团兵的伪保长认出，他大喊一声：他是红军，快抓起来。爷爷赶忙把携带的情报，塞进嘴巴，嚼烂进肚子里。拷打，要爷爷说出红军游击队的下落，吞进肚子里的情报的内容是什么，爷爷硬什么也不说，靖卫团只好将爷爷连夜押送到岭背圩关押起来。
第二天刚好是岭背圩日，前来赶集的农民不少。靖卫团绑着爷爷游圩示众，还妄想从爷爷口中获得红军游击队的下落，好一网打尽。
爷爷硬不吃这一套，在围观的农民面前大声宣传：“老表、表嫂们，不要相信这些匪徒的鬼话，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爷爷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可舍生以取义。对党的忠诚，对自己名字“治三”理念的追寻，贯彻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靖卫团把爷爷押到不远处的岭背河畔，凶残地把爷爷杀害。
爷爷为保守党的机密，为保护红军游击队的安全，没有屈服靖卫团匪徒的严刑拷打，威胁诱迫，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操，最后光荣牺牲在他长年战斗过的地方，年龄定格在了37岁。
六、共和国没有忘记
我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大门上就钉了一块烈属光荣的牌子。每月我家都能领到抚恤金。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南昌的烈士纪念堂，我有幸翻阅了革命烈士花名册，从中查阅到了爷爷的英名。
一张印有“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革命烈士证明书，刘治三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并加盖了公章。在证书左侧还有表格及文字记载：赣烈字第“140558”号，姓名“刘治三”；性别“男”；出生时间‘1902年（有误，应是1897年）”；籍贯“江西于都城关镇”；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红军游击队指导员”；参加革命时间“1929年”；入党（团）时间：（未填，应是1927年）。这个证书，现被叔叔家收藏至今。
共和国没有忘记爷爷等众多的革命烈士，人民也没有忘记，我自然更不会忘记爷爷的故事，谨以我笨拙的笔，做此记录，以让我的后代不忘他们的先辈做过的事，也能肩负起“治三”的使命，继续前行。
老屋留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的一幅画，红军留在老屋的痕迹更加增添这幅美图的色彩。尽管如今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慢慢老去。但再破的老屋，也值得我们留念。
目前，建国路被县政府划为在建的红军历史文化街，我家的老屋也在规划之中，我坚信老屋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以崭新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