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访李达故居 
前不久，到武汉旅游，在武汉大学观赏早期建筑时，发现“李达故居”四个字。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那个李达吗？这里有他的故居？去看看，一定要去拜访一下。
我是在观赏武大狮子山上早期建筑之后，按照高德导航指引去找寻李达故居的。在武大校园内，我和爱人一直是步行参观的，感觉武大校园真大呀！
最先在前行道路下方一块空地上，看到李达先生的半身雕塑，便近前鞠躬致意，并与先生塑像合影。后在一片居住区找到了李达先生的故居。故居是几间坡面尖顶平房，“标识”不太显眼，“蜗居”在居民楼之间，若不是一位老人指点，真的很难找到！这时，已是中午时分，里面没人，好在大门没锁，我便走了进去，迎面是李达的全身坐像。先生身着中山装，端坐在藤条椅上，神情肃穆。他左手握着放在腿上并打开的书本，右手捏着眼镜搁置在书页上，目视前方，一副典型的学者风范。
李达故居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珞珈山南麓西部，坐北向南，背靠珞珈山南坡，是1954年建成的，也属于武大早期建筑之一。故居由院墙围合的三栋砖木结构平房组成，分别为主楼、警卫室、门房，外部以院墙围合，形成独立空间，庭院内种植花草树木，占地面积约1955平米，总建筑面积约335平米。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自1953年到1966年，一直居住、生活这里，直至1966年8月去世。
故居展览厅内，共分为“立志救国”“建党功勋”“漫漫求索”“主政珞珈”“懿范永存”“薪火相传”六个板块，通过现存史料、手稿、档案材料及图片资料，全面介绍了李达先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将武汉大学办成一流社会主义大学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其实，我先前只知道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对于他的历史并不太清楚。还有就是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的，党的一大会议召开时，那个守门望风的女同志，是他的夫人王会悟，一个大名鼎鼎的女性。今天在李达故居浏览，方才大致了解这位“历史老人”的人生故事。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于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佃农家庭。15岁时考取当地颇有名气的学堂——永州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1918年5月，李达作为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回到北京，同爱国学生一道，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李达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和主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筹备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不久后创办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平民女校。1922年2月，平民女校诞生。平民女校是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妇女学校。李达让夫人王会悟出面筹建。学校负责人李达、王会悟、蔡和森、向警予，李达任校务主任，兼教数学课，王会悟兼教语文课，邀请了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高君曼等担任各课程教员。学校仅有一栋二层的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共有学生30人，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女校学生。学校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虽然学校只存在一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其实，党的一大筹备和召开，李达夫人王会悟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从浙江省湖州湖郡女塾学习英语结束后，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上海学生联合会介绍，被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湖南人李达。1920年，李达和王会悟结为伉俪。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前，李达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会议筹备中，李达遇到了两件事：一是会场安排，一是代表住处。他把这两件事交给了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各帝国主义列强染指颇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她在和李达商量时，建议在李汉俊住处开。李汉俊的住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王会悟认为，李汉俊住在他哥哥李书城的公寓里。在上海，李书城有好几处公馆，李汉俊住的是其中一处，在此开会，比较安全。王会悟亲自去找李汉俊，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于是，中共一大便在这里召开。可是一大代表住宿怎么办呢？王会悟想，自然要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王会悟想到了博文女校。一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徐宗汉。博文女校是1916年由黄绍兰与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创办。徐宗汉任董事长，黄绍兰担任校长。二是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只有200米的距离，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王会悟与博文女校联系住宿的名义是，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当时，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房子空着，她们就同意了，给安排了两个房间。后来，代表们来上海后就住下了。为了安全起见，门上了锁。毛泽东来后，门已锁了，王会悟“就安排他住在隔壁走廊，给他找了一床芦苇席子铺在地上，好在是夏天，问题不大”。
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个侦探闯进屋里，并借口说走错了。侦探走后不久，警察突然前来搜查。代表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转移。当时，张国焘提出到杭州西湖。对此，王会悟说：“到杭州西湖开会，张国焘等可能被人认出。”她又说：“我的家乡在嘉兴，嘉兴有南湖，有游船，可以到嘉兴去开会。”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最后一天的会议就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及产生了全国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王会悟参与党的一大会议筹备和最后转移嘉兴南湖红船召开的细节。我对这样一位伟大女性感佩万分。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可以说，李达是开天辟地大事变的主角之一。李达还主持过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书。他1922年出席党的二大。1923年，因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后，离开党组织。
1922年至1923年，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7年至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
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这是党中央对他离开组织后，20余年政治思想表现的最好结论。对此，李达曾激动地表示：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
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和多方面的学者。毛泽东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有李逵之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李达说过，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动动摇摇，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那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在这里，我想把看到的一篇关于李达与毛泽东发生争执的文章摘录一段，这也是发表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文章。
文章说，“大跃进”中，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知道后给省委副秘书长梅白打电话，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还提出要见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是1958年9月10日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毛泽东就只在宾馆见李达的。李达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顿了顿，他说得更激烈了：“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毛泽东也有些激动：“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在场的梅白见此情景，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口号可以由省委取消。”李达仍坚持说：“口号可以取消，思想不取消不解决问题。”两位老熟人终于争得沉默下来。卫士李银桥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略深思一会儿后说：“我记得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4，但不耳顺。刚才，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你转告鹤鸣兄，就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谈。当然，那是心平气和地谈。你再转告他，‘六十而耳顺’，我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不久，梅白见到李达，就如实地将毛泽东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转告了他。李达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我当时也是太激动了，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再怎么说，他是我们党的领袖啊！以后见面时，我会向润之解释的。”
1959年夏天，李达带领哲学系教师萧萐父和助手陶德麟等人在青岛写作。一天，他的老朋友、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到他住的招待所，向他透露了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反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情况。李达听后百思不得其解。送别萧劲光，他立即把萧萐文、陶德麟等人叫到跟前，摇着头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起右来了？”他为彭黄张周打抱不平，愤愤地说：“彭德怀同志出生入死，革命30多年，怎么会反党？真是怪事！”他说得很具体：“我很了解黄克诚同志，他为人朴实，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规定家里的菜金一天不能超过一块钱，这样的好同志会反党，很难相信！”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76岁的李达，即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被戴上“地主分子”“叛徒”等帽子。在遭到极端残酷的迫害下，李达仍坚定地表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信奉的”。7月19日，李达用写交代材料的稿纸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主席，请救我一命。“然而，20天后，这封信才几经周折转到北京，但一切都为时已晚。8月1日，他被开除党籍。8月22日，生命垂危的李达被改名“李三”（“三”暗指武汉大学“三家村”）送到医院。李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然不忘5年前毛主席交给他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当时他的全部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他悲愤地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这条老命，一天写500字也要把书写完。他嘱咐夫人，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上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8月24日，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最终走完了他76年坎坷而不平凡的人生路程，含冤离开人世。1973年1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李达冤案得以平反。1980年10月26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为李达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90年10月27日，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重要讲话。胡乔木指出，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感到自豪。
李达一生，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等著作，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名典。
李达的学识水平、学术建树、民族气节、思想骨气、道德情操以及一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为后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