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不仅记事，有时也专门讨论一些问题，为了增强论说的力度，也像我们今天一样，需要引经据典。这些经典人们耳熟能详，司马光再来一段评述，就把问题说的比较透彻了。从整体来看，《资治通鉴》遵循儒家思想，突出仁义二字。在周纪二显王三十三年有如下文字：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这一段文字，没有具体的事件发生，选用孟子见魏惠王和孟子与子思的对话，通过对话孟子和子思阐述他们所倡导的仁义思想。这一段在《孟子》一书中是梁惠王章句上的一部分，与《孟子》一书在原文上文字有差异。大体意思是：邹国人孟轲拜见魏惠王，魏惠王说:“老先生，你不顾路途遥远，从千里之外赶到这里，能给我们魏国带来什么好处和利益吗?”孟柯回答说：“大王干吗要说到利呢?有仁义就够了。假如君王都想着怎样为国谋取利益，大夫都想着怎样为家谋取利益，士人和百姓都想着怎样为自己谋取利益，上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十分危险了。没有听说过仁德的人抛弃他的亲人的，也没有见过讲道义的人无视他的君主的。”魏惠王说：“很好。”
孟子说的这段话是要告诉人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把仁义放在首位，不能舍弃仁义为了利益斤斤计较。如果上上下下都去为自己的小团体争取利益，那么国家和社会就会遭到危险。
下面一段文字，孟轲与子思的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最初，孟轲师从子思，曾经向他请教什么是治理百姓的当务之急。子思说“让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说：“贤德的君子教育百姓，只需要仁义就够了，何必要去说利益。”子思说：“仁义本来也是利益。上面的人不仁，那么下面的人就无法安分；上面的人不义，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欺诈，这就造成了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借以弘扬道德。’这些都是利益中最重要的。”子思不愧为孟子的老师，他的义利观更加符合实际，他引用《周易》上的话：“利者，义之和也。”这是符合实际的义利观。
司马光对孟轲和子思的话做出评价说：子思、孟轲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轲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益，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而同子思的对话，则进一步深入探讨，孟轲显然是赞同子思的意见，最大的利乃是义呀！
我们今天一些人追求眼前利益，追求蝇头小利，甚至为了追求所谓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大义，结果，可能不仅没有追求到所谓的利益，还可能因为见利忘义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们今天阅读《资治通鉴》，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王蒙先生在他所著《得民心 得天下》一书中，对这段话做了深刻的解读，他说：“大的利益，党的利益，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约等于孟子所讲的义；地方的、家族的、个人的利益约等于孟子所讲的利。关注利就会诱发争夺，这是孟子的一大发现，振聋发聩。今天我们仍然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准谈利益调动不起积极性来，叫作不切实际，昨天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麻烦。那么问题在于：一、分清大利小利，提出对权力系统与社会精英的更高要求；二、要从长远上将利与义的辩证关系搞清楚；三、要将争利平等化、正当化、法制化，使利的争夺走向公平竞争的合理合法的健康正面的轨道，使利的产生、分配、竞争都符合规则，使规则符合义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遵从社会公义，就能促进社会和谐，为社会也为个人创造符合道义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