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14日,援桂医生陈志祥的儿子陈邦杰到广西起接父亲的遗骨,当地群众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迁坟仪式。为此,我们采访了陈邦杰。陈邦杰饱含深情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父亲。下面,就是根据他的叙述整理而成的。


 

(当年天津医疗队在广西)

 

依依不舍的壮乡人

 

听说我爸爸陈大夫的坟墓要迁回家了,许多当地人都赶来了。这34年里,每年的清明都有人来祭奠他,今年来的人更多了。他们一定要按照他们壮乡人的习俗,送陈大夫走好。开棺前接连搞了3天的祭奠,开棺的时辰定在4月14日下午4时,当摆上供品,燃起香烛时,起风了,乌云滚滚。


壮乡人把父亲埋葬得好深啊!真正的厚葬啊!棺材是用百年的杉木造的,顶盖被压得有些弯曲,棺壁足有20厘米厚,至今还是好好的。我第一眼看见父亲的遗骨就泪如泉涌了,父亲的眼镜、手表、皮鞋都还在遗骨上。壮乡人让我撑起一把硕大的黑伞,为父亲遮挡着天日,我闻到了一阵阵的清香。有好几拨人都要求为我父亲收敛尸骨,最后还是县里决定让殡仪馆的馆长带人来做这事。当棺材被抬出地面以后,突然一个60多岁的老人,跑过来要求抚摩一遍陈大夫的遗骨。老人姓蒙,他家就住在陈大夫坟墓的对面,只隔一条小路,30多年来,他一家人陪伴着父亲,他说他不是陈大夫的受益者,但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都敬着他、念着他、爱着他,他一定是一个大好人,今天他就要走啦,我得送送他!更多的人拥上来,都要摸摸陈大夫的遗骨,流着泪说真舍不得让陈大夫走啊!


两个多小时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父亲的遗骨擦拭干净,用红布包裹好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两万响的鞭炮突然爆响,震得地动山摇。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一路走好,入土为安,一定要把陈大夫重新安葬好啊!


坐在汽车里,我怀抱着父亲的遗骨,泪眼模糊的看着这些送行的壮族乡亲,想起了一句歌词:“金奖银奖比不上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比不上咱老百姓的口碑。”


爸,您只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可人们惦记着您30多年;您在这里救治过100多人,可成千上万的人感谢您。他们代代相传,人人相颂,当年天津来的神医陈大夫,用捆扎起来的手电筒做无影灯,三个多月里,竟然做了140多例手术,经常是昼夜连续工作。他们告诉我,您为了抢救病人,多次口对口把病人卡在喉咙里的痰吸出来。


爸,这次我接您回家,咱天津的儿童医院和广西当地的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您儿媳妇在天津农行工作,广西农行的同志听说了这事,他们的领导从南宁来到柳卅,组织车辆和人员帮咱。那个忙前跑后,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是来宾县农行的韦行长。他告诉我,他是最后见过您的人,l966年6月25日的中午,他和另一个小伙伴在水里玩耍,看见坝子上,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脱下衣服,摘下眼镜,要下水冲凉。他们也没在意,就到别处玩去了。回家时路过坝子,只见到一堆衣服,没有见到人。吃过午饭,上学路过,还是只见衣服不见人,他们觉很不对了,告诉了大人们。上百人心急如焚地寻找您,第二天在下游找到了您……爸,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您都带我去游泳,您的技术很棒啊,怎么就……县里的同志告诉我,当时为您做过尸检,肺里和腹部都没有呛水,他们还在长满青苔的坝子上发现了很大一片滑痕。他们还告诉我,您做的最后一例颅脑手术持续了48小时,闷热潮湿,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我想您一定是疲劳到了极点。壮乡人都说您是为他们累死的。


爸,那个走路都不方便的人是退休的教师韦广平,他中风了,可为您迁坟的事,他跑上跑下一年多,这一切的活动都是他安排的。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只是在当年参加过来宾县为您组织的上万人的追悼大会,他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追悼会,那年他只有20多岁,他说他在您的遗像前,灵魂得到了净化。看着今天这场面,看着今天这些人,我的灵魂不是也得到净化了吗?


爸,我要追寻您那人格的魅力。

 

遥远的追思

 

爸,我接您回家。家里人都好想您啊!


我的二叔、三叔和姑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人老了,就爱怀旧。虽说天南地北的住着,可他们总是讲您这个大哥待他们恩重如山,讲给他们的子女听,他们的子女又讲给我听。特别是三叔,退休后几次来广西找您的墓地,并一再嘱咐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您的坟墓迂回天津。

 

(左图: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

 

他们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咱家的家史,一米九身高的爷爷是湖北人,跑到上海去打工,在有轨电车上卖过票,也应当是穷苦人家出身吧?后来到法国领事馆去当打字员,后来当了职员,由此看来,爷爷也是个好学聪明的人。奶奶在36岁那年生姑姑时,因产后大出血死了。作为大哥的您才十几岁,每早天不亮,就起来刷马桶,打扫卫生,准备早饭,帮两个弟弟穿衣服,给小妹妹喂奶。由于爷爷在法国领事馆做事,您就入了法国人的教会学校,因为他们一直是用法语教学,所以您的法语非常好。他们说:您考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立志学医,与我奶奶的早逝有很大关系。您要救治天下身受病痛折磨构人,所以您才会那么敬业,那么投入地工作。妈告诉我,她家在苏州,她父亲死得早,她和母亲艰难度日。妈妈的功课也很好,一个远房亲戚说:不读书太可惜了,我借钱供你读书吧,这样妈妈就考入上海的震旦大学,认识了您。1953年毕业时,你们是可以留在上海的,可是您却提出,到离毛主席最近的北京去。当你们有了积蓄时,您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笔一笔还清妈妈读书时的借款,您总是说:不要辜负了帮助过我们的人。


可是,您帮助别人从来不要求回报。二叔到北京读大学,是您和妈妈资助的。三叔“文革”期间支边去了新疆,无辜被武斗中的流弹击伤,您一封封地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并教他如何战胜伤痛,加强功能的恢复。


妈妈还告诉我,1961年,当您得知您在上海医大时的一个老同学在天津工作,他的妻子在北京工作,两地分居,生活困难,按当时的政策,只有通过对调才能解决他进京工作时,您又成人之美,全家搬到了天津。许多人劝您慎重考虑,您说,都是大城市,医院的条件也不错,在哪里不也是为病人服务吗?您和妈妈到了天津儿童医院,这对学内科的妈妈没什么,可是对搞成人外科的您来说,有些专业不对口,您也曾提出调到总医院去,可是非常爱才的儿童医院的范院长不放您走,您也就安下心来,在潜心研究外科的基础上,又学习了内科学,儿科学,妇科学。


妈妈一说起您离家时的情景就忍不住落泪。那天,妈妈刚从承德医疗队回家,而且身体不舒服,您又匆忙地准备着赴广西。妈妈说:我们一直是分多聚少,都在天津,也难得见面,不是你值班,就是我加班,有什么事就靠写留言。你能不能不去?您说:不行啊,广西爆发了“乙脑”,这是中央派出的医疗队,我能不去吗?好在时间不长,三个月就回来。可谁能料到,这一走竟成永别……


听老邻居讲,您是天津市的政协委员,青联委员,您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却终未能如愿。因为全国解放后,上海法国领事馆的人撤走时,送给爷爷一只袖珍小手枪作纪念,成为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您从来没有抱怨过爷爷一句,爷爷的生活拮据,您还是照样寄点钱过去。


串起记忆的碎片

 

爸,我们在北上的火车里了。如今的铁路运营很正常,车速也提高了许多。唉!那一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要不是闹武斗,要不是铁路中断该多好啊。听人家说,你们已经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就是因为铁路不通,你们才被耽搁下的,要不,可能就出不了那事。


爸,您和妈妈相爱得很深,您也深知妈妈是个从学校门到医院门的大夫,人很单纯也很善良,甚至有些软弱,家里的事有我外婆一手包办,外面的事全由您操持,她只一心研究业务。您的突然离去,对妈妈的打击很沉重,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一病不起就是三年啊。至今,她还有许多解不开的扣儿。听说当时来宾县要追认您为烈士,但天津儿童医院里的工宣队说,又不是倒在手术台旁,算什么烈士?外婆踮着一双小脚去问人家该怎么办?人家说,老太太,你管不着,你走!妈妈伤心得连哭都哭不出来,直到后来有人把您的一件行李送来,妈妈发现了您写给她而未能发出的一封封信的时候,才失声大哭出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看着您的一张张照片哭。我觉得我一下子长大了,我要对这个家负责任,我学会了做饭,每天给住院的妈妈送饭。


爸,至今,您医院的老同事、您的朋友们见到我都扼腕长叹:你爸是个难得的人才,是个好人,死得太可惜啦!那些年,我们住在东风里筒子楼的老邻居们每逢春节挨家请我去吃一顿饭,他们都说,您活着的时候,一下班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就给邻居们看病,您还为一位邻居接生过孩子呢。那时我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如今想起来心里很酸楚。


爸,我和妈妈在1976年来到广西看望过您一次。那一年,毛主席也逝世了,人们全都戴着黑纱,来宾县里的7个领导都戴着黑纱陪我们母子来到您的墓前祭奠您。那时,我就想,您安眠在这山清水秀的小丘陵下,一定很寂寞吧。第一次站在您的墓前,我甚至有点陌生感,但是今天我只觉得与您是这么亲近。


我总想,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十年。在我12岁的记忆中,努力地勾画着您的形象,艰难地搜寻着、拼凑着您留给我的碎片一样的记忆——


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您是个行动多于言语的人。还记得筒子楼里的那个水池吗?经常往外溅水,人们不断抱怨这个水池子太矮了。一个星期天,您买来水泥、砖,请来一个师傅把水池子加高了半米。


您是个勇敢的人,那年邢台地震,人们都跑下楼去了,只有您.在楼上没动,仍旧在看书,我问过您为什么不跑?您笑着说,真是要命的大地震,跑又能怎么样呢?与其跑上跑下的折腾,还不如抓紧时间多读些书。


您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我看过您的笔记本,摞起来比我都高,您画的手术插图很漂亮,特别是您为36岁就逝去的您的母亲画的肖像真美。


您是个很有学识的人,您会法语、俄语和英语,记得有一次妈妈和我下军旗,总是赢不了我,您上阵帮妈妈出招儿,为了瞒我,你们用法语交谈,急得我直蹦高。


您是个很细心的人,也许是外科医生的职业素养吧。我10岁那年,为了考验一下您是不是关心我,不经意的说了一句,需要一块橡皮,结果您真的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给我买回了橡皮。

 

(右图:陈邦杰和父母在北京的合影)

 

您是个很节省的人,您的一条皮带接过好几节。每次家里买蜂窝煤,都是您自己搬上楼。20世纪60年代初,您的工资是106元,妈妈的工资是91元,当时算是收入挺高的了,您却从来不乱花钱。当然,更不允许我乱花钱,那年,我看到商店里有一把电动枪。六块五毛五,我一次次去看,求外婆和妈妈给我买。一个星期天,您找我谈话,先是算了一笔账,一个烧饼五分钱,一个人一天吃六个,就是三毛钱,你这把枪的钱就够一个人20多天的饭钱,你要那玩具有何用?我仍然不死心,有空就去看那把枪,怕它被别人买走。后来,您还通知亲属:不能给他买,买了也不领情,才使我绝望。您知道吗?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是个遗憾,当然,已经46岁的我是不会再为自己买上一个玩具枪了。


对啦,我又想起一件事,那年儿童医院发了两张电影票,到下瓦房影院看《怒潮》,我跟您去的,检票员说,小学生不得入内。有人过来要买您手里的这两张票,您说,我这票不是买来的,怎么能卖呢?人家说,那你就送给我。您却说,那怎么能行,这是单位包场,不能让其他人员混杂其中。这样看来,您还是个很固执的人。……

 

爸,您不会笑话我吧?一个12岁的孩子,能记住多少您的教诲呢?可是如今我长大了,我可以告慰您的是,我已经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我是做技术工作的,我要在那个领域做到最好。如今我也做了父亲,我更觉出了您那厚重的父爱,谜一样的父爱,早早就逝去的父爱。您以您的生命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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