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领袖6.26指示——记天津援桂医疗队往事（二） 
当年援桂医生郭德林 生前为壮乡人民治病救命 死后捐献自己遗体感天动地
如今三家媒体赴广西，有心人提供线索专访郭夫人 教授遗骨制成标本风范永存
一个永远站立的人
几天来，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没想到这次赴广西寻访当年“援桂医生”，竟引起了天津与广西两地的读者和听众这么热情的关注。5月23日子夜时分，天津的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南宁的天津市政府驻广西办事处，一名叫张玖琴的中年妇女说：自从听说《今晚报》和天津有线、天津滨海台要采访30多年前天津医疗队到广西的事，我就急着找你们，可是一打听，你们已经走了，要10多天以后才能回来，真急死我啦！当记者问，你是当年的医生吗？她却说：不是，我作为“老三届”的学生，只是随我姐姐一起去的家属，我也并不是想让你们采访我的姐姐。但是，有一个人，你们可一定得好好写写他，他就是广西医科大学的郭德林教授，我们曾经和他在一个乡村医院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虽然是个普通人，但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人；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至今，他的遗骨还站立在那里。记者问是你亲眼所见吗？她说是她姐姐说的，不会错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采访郭教授的夫人霍秀云，她今年都80岁了。接着，她把郭夫人的电话告诉了我们。我们联合采访小组与天津驻广西办事处的张鹤年主任商量，决定还是不要半夜打扰老人家了。
当年的天津医疗队
第二天一早，我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与霍秀云老人联系上了，只见她不高的身材，清瘦的面容，一头已经稀疏的白发，腰间扎着一条围裙，一见面她就热情地说：“家乡的人来了，我的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感触，因为像我这么大年纪，同龄的人不多了，没什么亲人了，再说我也走不动了，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见着你们，我感觉特别亲切，就像见着家里人一样。张玖琴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天津的记者要来广西，我就特别想和你们见一见。”
老人一下子抓住了天津电台滨海台见习记者李欣的手不放，眼里流露出慈爱的目光，一个劲儿地夸讲小阿妹有出息。当有线台的记者崔亚正、董国旭架起摄像机，摆好机位准备开始采访时，老人陷入了对历史的沉思，她拿出了几张已经发黄的旧照片，说：“别看我今年整80岁了，可我的脑子一点都没有退化，我相信任何人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都不会轻易淡忘的。我算是天津人的媳妇吧，我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大家庭，我的父亲霍云溪，好像是在张学良那里做文官吧，我只记得他还是个书法家。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你们看这是我十五岁时在我家后花园照的照片。”我们看到照片里的那个花季少女，果然一付大家闺秀模样。她笑笑，接着说：“我是沈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只在学校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辞职不干了，因为我的性格不适合教小孩子，可我喜欢弹钢琴，有的亲戚朋友就介绍小孩子和我学钢琴。到“文革”以前，我都一直在家教钢琴。文化大革命我们被扫地出门了，受到冲击，这是后话。”
年轻时的郭德林与霍秀云
说着，她又拿起一张郭德林教授年青时的照片让我们看，他戴一副黑色圆框子的眼镜，气宇轩昂，文质彬彬，英俊洒脱，才华横溢。她擦拭着丈夫的这张照片，眼里充满爱意，“先生是1914年12月出生于天津，毕业于东北奉天医学院，他在那里读了七年书，毕业后到山东齐鲁大学任教，后来又到北京同仁医院和天津民族医院任眼科医师。由于他业务能力很强，医术精湛，在50年代就获得主任医师职称，享受专家待遇。”她又拿起一张他们年青时的合影给我们看，我们不禁赞道：“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啊！”老人的脸上竟然泛起一丝红晕，“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很开明，鼓励我自己寻找我的幸福。我嫁给先生时是19岁，然后就随他走南闯北，再没离开过他。我们是在北京结婚的，他当时在同仁医院工作，是业务骨干，我和他就住在医院里X光室旁的一间小房子里。他干起工作来，经常加班，有时很晚才回家，可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他。后来才发现，我们一直不孕是和吃X光线太多有关系。我俩都爱玩，一有空就到八达岭去游长城，我们的新婚生活很甜蜜。几年后，我们就一起来到天津民族医院，在天津生活了十几年。‘文革’中，我们当然是在劫难逃，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不去说它了，只是有一条，让我心疼，家抄了，钢琴砸啦，钱没了，这些我们都不在乎，只可惜了我俩的那些藏书啊！先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喜欢踢足球，搞摄影，在上学时还当过话剧的导演，我们俩的共同爱好就是读书。有空时，一人抱一本书，坐着读，歪着读，躺着读，怎么舒服怎么读，一直读到昏天黑地，忘记了吃饭睡觉。因为我相信在做人上，读书的人与不读书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那么多的书啊，都可以开一个小图书馆啦，被他们烧了，毁了，要是只被拿走，我也不心疼，书嘛，就是给人看的。我自以为我是个刚强的人，一生也没哭过几次，可那时，我们都哭了，为那些书，更为我们这个民族。先生说，多少钱没有了，不要紧，把我们扫地出门，也不要紧，只是那些书太可惜啦，想起来就觉得是终生遗憾的事情。
“1969年底的那个寒冷的日子，我和先生随着一大批天津医生来广西。走的时候，车站上一片哭声，因为亲人离别，因为亲人远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火车一开，今后会怎么样？好在我们也没有什么亲人在天津了，走时倒是显得轻松一点。火车一路南行，见着山了，见着水了，见着绿了，越走越感到温暖了。我们被下放到广西玉林地区桂平县，县里的同志一看我的先生，就很舍不得放下去。我先生很有资历，很有学问，很有能力，他们就想留我的先生在县医院里干，但是国家有规定，一定要下放到农村，把医务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所以他们也不敢违背，就自作主张，在离县医院最近的蒙圩，专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医疗点。蒙圩离县城有十几里路,做长途汽车很快就到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有教学任务，或者是会诊，一个电话就能把我先生找来。这使我的先生很感动，他一再对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就怕人家不用咱，我学的那点本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能为老百姓看病，我最知足啦。
“在蒙圩，我们被安排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说那里比较安全，当然，房子很简陋，生活完全大变样了，我一直就是在上海、天津、北京住，从来没有到过中小城市，不过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看一眼周围，到处山清水秀的，像是生活在画里；环境真好，喘气都痛快，吃的东西也新鲜。这里的百姓生活是苦点，但是人很淳朴，对我们很好，虽然言语不通，但我能从心里感受出他们对我们的好，他们是从内心里尊重我们，你们想想，这对受过“文革”冲击的我们来说，能不特别地感动吗？
“像所有的农村卫生院一样，就那么几间小房子，人们一看有眼科医生来了，看病的人特别多。没办法，只好把后面住的小房子，搞搞卫生，都变成病房，全部都是满员。每天早上起来，一直要看到晚上，有时工作到9、10点钟，卫生院还关不了门。那时出诊就更不用说了，到偏僻的小寨子里去、到少数民族的小竹楼里去，先生为那么多的人治好了病，而且他什么病都能治，不只是眼科，连内科、外科、儿科、五官科、妇产科的病人都得看。虽然很累，虽然很苦，先生总是乐呵呵的，人们感激他，他总说，我们生活在老百姓中，直接为人民服务，多好啊！医生嘛，救死扶伤是天职。那时做手术，没办法消毒，就用小炭炉，都是我为他的手术器械消毒。到了晚上，点起油灯，先生写他的日记，研究他的手术方案，我在油灯下读书，真的别有一番滋味。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也是快快乐乐的，我们活得对别人有用处，我们活得有价值，我们活得问心无愧，我们活得被人尊重，我们活得很充实。对那一段农村生活的时光，我们没有一点遗憾，我们体验到了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幸福感。先生一直在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即使死了，也可以瞑目九泉了。”
老人家忙碌着翻找着先生过去的照片和遗物给我们看，她说：“两年多以后，当时的广西医学院，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派人把我们接来了，后来安排先生担任附属医院眼科学教研室副主任。他对工作更投入了，他痴迷医学研究，认认真真为病人看病，本本分分做人。当然，我们也有机会调回天津，但是先生对我说，我们还是不回吧，留下来报答广西的父老乡亲们，因为他们对我了解、信任，真心对我好，我在哪里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现在的广西医疗事业和天津比还是差一些，所以我要一直留在这里。”
老人拿出先生写的论文手稿给我们看，我们还看到书橱里有许多鲁迅的书。她说：“先生退休后也在忙，出专家门诊，写论文，他甚至要写一本有关鲁迅与医学的书，我们都喜欢鲁迅，喜欢他的著作，硬骨头的鲁迅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鲁迅是影响我们一生的人。
“到医学院这些年，先生的身体很好，根本没有病的，我们家的房后有一个花圃，那时我们住在平房教授宿舍，现在都拆了，我们养的花很有名的，有许多名贵的花，他每天都去浇花，94年的5月，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那天他又去侍弄他的花，黄昏的时候还不回家，我去叫他吃饭，才发现他死在了万花丛中，是突发脑溢血，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讲，很惨啊！……许多病人们一听说他突然去世，就哭了。都说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两袖清风，从来不拿病人一针一线，他对病人一视同仁，只要是病人需要，他跋山涉水，费多大力气都行。
“关于捐献遗体的事呢，早在同仁医院的时候，先生就为没有人愿意捐献角膜而发愁，就曾经说过他死后请我帮忙把他的角膜捐出去，我忙用手堵他的嘴，新婚蜜月，不许乱讲。80年代初他又说，我将来要是死了，拜托你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做解剖，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挺严肃地说，不是玩笑，他在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都跟你一辈子啦，还能有什么意见，我们又没有子女，我和你生死同心，我死了也要捐献的。他死的时候，我就和领导说，那时，领导就有点犹豫。我说，为什么他没有文字的遗书呢，因为他自己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死了，他那么健康的人怎么能写遗书呢？我能确定他有这个心愿，我是他的妻子，完全可以做主。生前死后，只要对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人死以后，那个遗体啊，既是清风又是泥。在我们家里，像我哥哥是上海造船厂工程师，他死以后，骨灰就撒到黄浦江里，我们家里人思想都不封建。捐献遗体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吧！什么事情总要有人第一个去做，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在广西医大很轰动，认为这是第一例，从来没有过，一些报刊还报道了这事。后来有人说这在全国也没有，又有人说某地的才算第一例，你们这个算是全国第二例。我觉得很无聊，我说这不是什么炒作的事情，这是一种事业，一种人生观的价值，一种完美人生的追求。也许有人会说我无情，其实人嘛，总是有感情的，无论怎样坚强的人，都是有感情的，我这一生能与先生携手相伴，是我一生的幸福。”
老人在书房里摆放着先生的遗照，我们看到此时的先生显得很成熟，很硬朗，很飘逸，很洒脱。老人深情地望着先生的遗照，献上一束百合花，对先生说：“家乡的亲人来看咱们啦！还是你说的对，只要对人民做过一点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后，双手合十，沉默良久，眼里流出泪水，轻声说道：“独度黄昏谁是伴？”。我们忙劝老人别太伤心，她说：“不伤心，我为先生完成了他的遗愿。人总是会死的，在先生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总对我说，他要先死了，让我别总是看他的遗像，平时用布蒙起来，每当百合花开的时候，献上一束足矣。正是百合花开的时候，你们来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我们问老人，是不是先生的遗骨还立在医科大学？老人说：“是的，先生过世捐献遗体，医科大学收到这份珍贵的遗产后，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利用，5年后，他们怀着对先生的崇敬，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我们提出要去看看先生的遗骨，向他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老人家说：“我就不陪着去了，因为一个人不管怎样的坚强，也是会哭会笑，有七情六欲的，去看他，会引起太多的回忆，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心脏也不能像你们年轻人了，再说，先生那年五月去世，我七月就摔坏了腿，到现在行动也不太方便。”
考虑到时间已近中午，标本室的工作人员要下班了，我们临时中断了采访，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见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郭德林教授的遗骨，屹立在标本室里。我们拍摄了先生遗骨标本并采访了标本的制作人员后又返回霍秀云老人的家。我们告诉她，虽然我们不曾与先生谋面，但听了您的介绍，先生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特别是见到先生的遗骨标本制作得很好，先生现在依然堂堂正正、高高大大地站在那里，先生是一个永远站立的人。老人显得很欣慰，并且说：“我死以后陪他去一起‘站着’”。
展览馆里的照片
当我们问起老人的生活时，她显得充满自信，她说：“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紧，不然要胡思乱想的，一个人总是要有感情的，何况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每天我都自己做家务，没请保姆，自己搞卫生，煮饭，同时，买点东西，到近处走走。”她指着书房里书柜里的许多书说：“剩下的时间就靠看书、看报打发了，我的书很多，现在我觉得年龄大了，我要送一部分给人，因为书是给人看的，你老摆在家里有什么用呢？这个小孩（指大学生）喜欢文艺，我就把文艺的书送给他；那个学生要用功，我就给他一本英语的《长征》，让他练英语；还有人要研究鲁迅，我就送她《朝花夕拾》什么的。大学生们都可以来我这里找一点资料。我还定了书报，我宁可少吃饭，这个钱还是要花，这是精神食粮。所以我的报纸一年的都摞在一起，一年以后才换新的，学生们都来我这里找资料。我只能发挥这一点点余热了。”
说起今后的日子，老人还很乐观，她说：“我家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孩子，没有姐妹，两个哥哥都去世了，就剩下侄儿侄女小一辈，现在他们都有他们的事业，很忙的，都在外地，他们到广西出差的机会又很少，我不能拉他们的后腿。我自己现在就面对现实，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要坚强。先生1994年去世的，八年了。学校对我很好，每月发一些补助费。我一个人生活，还有过去教钢琴时的一点积蓄，生活要量入为出，得豁达地想这些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有100块钱，就可以去买好一点的菜；你有10块钱，也可以买便宜的菜。好东西没有钱就不买呗。吃饱了穿暖了就行啦！所以在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我和先生的品质，对我们很好，我这个人是特别的注重品质，我认为好品质要比金钱重要得多。做人是要有尊严的，所以我要求别人一定要尊重我。而对一个人的尊重是因为他的品质高尚，不是说看谁有钱就尊重谁，没钱的就不受尊重。我并不需要人家给我什么，只要你理解我，尊重我。当然这要两方面说，人家给你的尊重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我住在这里，要是不守规矩，净做那些让人不尊重的事情，那谁会尊重你？我和我的先生一辈子都在做一个自尊的人。”……
我们要和老人家告别了，老人依依不舍，说：“我和先生在1979年回过一次天津，就再也没回去过，有生之年怕是难回了。咱们这一别，可就难得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送出门外，和我们合影时，老人家的眼里，噙满泪水，可嘴上却说：“要坚强，我是不爱哭的。”我们几个记者早已泪流不止，见习记者李欣叫着奶奶，拥抱着霍秀云老人哭作一团……
返回的途中，大家久久沉默不语。在我们的心中，郭德林教授那高大的身影、高尚的情操、高贵的气质将永远站立着。
刊于2002年6月4日《今晚报》
（与《今晚报》记者赵保起合作。此文曾被同年6月的《作家文摘》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