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张爱玲天津的家 
楼下卖鲜花，楼上咖啡屋
在天津刚看过赤峰道的少帅张学良故居，出门往右首走不多远，有个十字路口，路口有个显眼招牌，写着“张爱玲旧居”，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一家三口不约而同走了进去。
走近张爱玲与她天津的家。自从张爱玲在她的作品《私语》里如是说：“我第一个家在天津”，由此对这位誉为“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的一代才女的童年生活是在天津法租界的一处花园洋房里度过的更加着迷。
关于张爱玲在天津的家，经学者考证，旧居位于天津赤峰道与山东路交口，斜对面就是张学良的少帅府，旧居一层现为一个小花店。建筑外观看上去还很规整，进得楼内，间或杂物堆积，墙面斑驳破旧，古意犹存，但昔日张宅的繁盛风貌却了无踪迹。
虽然刚去过张学良的少帅府，却不知道张爱玲旧居也在此，我曾经以为，一个女人婚姻幸福与否，是与出身教养程度以及外貌、性格有关的。
其实站在少帅府二楼阳台上，环顾四周寻找斜对面张爱玲的旧居，就能看到了一座小二楼，现楼下似乎是一个鲜花店，真的是张爱玲的故居。
可是，现实根本没有名人故居的样子，况且上楼参观虽是不要门票，但必须至少消费一杯价格不菲的法式拿铁咖啡，名人故居什么时候也市场化了，这样赚钱让故人情何以堪？顿时失落与苍凉感油然而生。于是，我站在张爱玲旧居前，陷入沉思，内心五味杂陈……
张爱玲两岁从上海迁入天津，童年在这里生活了6年
在《对照记》一书中，刊登着张爱玲儿时的不少照片，其中张爱玲和弟弟在张家洋房台阶下及在法国花园的两张照片，这个台阶见证过张爱玲幸福的时光。
对于喜爱张爱玲文字的人来说，一看到这张照片都不陌生，在这个台阶前，张爱玲怀抱一个洋娃娃坐在一个高板凳上，小1岁的弟弟张子静，双腿托着一个玩具狗坐在一个矮的圈椅上。那时幼年张爱玲胖嘟嘟的脸蛋上，满含着天然可爱。
1922年，小煐子（张爱玲的小名）的父亲张志沂通过堂兄张志潭的关系，以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为由，由上海迁居天津，住进了这一处花园洋房，过起了独门独户的小日子。
张爱玲在一篇散文中称，“第一个家在天津”是有缘故的，祖母过世以后，小煐子的父母及姑姑张茂渊一直跟着同父异母的兄嫂在上海生活，“被拘管的十分严苛”。据张子静说“我父母一直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藉口。”
直到张爱玲和弟弟陆续出生，托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张志潭的门路谋到了铁路上的职位，这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在张爱怜的回忆里，来天津后的这几年是张家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恬静时光。
张家来天津这一年，正是张爱玲父母结婚六年之后，张爱玲2岁，张子静1岁。张家迁居北方，并非仅仅因为张志沂突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闲差”，而是因为张家本就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仅张爱玲的“第一个家在天津”，张爱玲祖父的第一个家也在天津。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祖父是清末“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则是名满天下的晚清名臣李鸿章。
1888年11月15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婚礼，娶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菊耦为妻，这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式婚姻。”虽然张佩纶较菊耦大17岁，但其婚姻生活却颇为幸福。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在张佩纶的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生日，夜煮茗谈时，甚乐”这样的幸福地记载。
张爱玲童年记忆满是幸福甜蜜
张爱玲考证家史时，忍不住赞叹祖父母的婚姻，“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关于天津这一段生活，张子静的描述为：我父母男才女貌，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
张爱玲也在回忆中温情地提及：天津的家是一个旧宅，空旷而温暖，有一种春日迟迟之感。她最早的人生记忆也是从1923年天津的一处戏园子开始的：锣鼓喧响，递茶水、点心的人穿进穿出，台上唱念做打的各路角色，踢蹬得满台尘土飞扬。
3岁的张爱玲单独占一个座位，瞪大一双眼睛望着这纷纭滑稽的场景，母亲黄逸梵和朋友在旁边愉快地闲聊。张爱玲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京剧的启蒙，虽然后来写过《洋人看戏及其他》这样的随笔，却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标准的戏迷。
张爱玲与天津，还有两个关于美食的描写：鸭舌小萝卜汤和起士林。这是张爱玲作品里著名的“天津味道”。她在《贪吃与画饼充饥》中说，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形容汤里的鸭舌头清腴嫩滑，并因此传播了一种较有技术含量的鸭舌头吃法：咬住鸭舌根部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子。张爱玲为此道美食还做了精彩的描述：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嘎嘎嘎”叫得那么响。
令张爱玲“不思量，自难忘”的，还有小时候在天津常去的起士林餐厅，姨奶奶每天晚上带她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小的她坐在桌子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把那大块奶油全吃了。香甜的美味吃下后，精神就愉悦起来，因姨奶奶不喜欢弟弟，她才得以独享美味，这毫无遮掩的欢喜是只有孩童才有的。
这些闲逸的生活图景，很具人间烟火味和世俗幸福感。对于张爱玲这样有着显赫家世背景的她，应该说一出生就过着贵族生活，但是这种好光景放在整个一生的背景中，似乎只是一瞬。
随着张爱玲的母亲定居天津两年后，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行为，以陪同小姑子留学读书为名，出洋去了，而萧然淡去。这给张爱玲“繁华与荒凉”的人生底色“苍凉”埋下伏笔。
从作品中破解“苍凉”的人生底色密码
张爱玲的一生，她在《对照记》中，面对童年时拍的一张老照片，她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这句话不仅可以让我们从中解读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也可以从中破解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底色密码。
张爱玲幼年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的失落感，形成了张爱玲深刻的悲悯意识，而这也形成了其写作独特的悲情审美感和创作观。
因此，在她的作品中艺术氛围是苍凉的，人物的心境也是苍凉的，她营造的艺术世界也是苍凉的。“苍凉”是张爱玲文学创作基调的底色，其作品时时处处渗透的是作者令人彻骨冰凉的悲观，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在她的作品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又宽厚的历史学家。她态度诚挚，冷眼旁观，随意嘲弄，真实描述，皆成妙文。这种成就得益于她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 有人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是命运决定性格，最起码在张爱玲这里是对的。
民国文坛一代才女张爱玲，人们多知道她是上海人，但少有人知晓，她曾经在天津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张爱玲 1922年春，两岁的张爱玲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天津，寓居在当今这座小洋楼里。
当时的中国可谓乱世，但别说对幼小的张爱玲有何影响，就是整个张公馆都仿佛置身世外，依然重门深掩，帘幕低垂。
她的父亲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擅长吟诗作赋，也擅长游手好闲、抽大烟、逛堂子。她母亲是一个有些西洋范儿的美妇人，曾和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去法国学美术。她母亲好打扮，由此也激发了张爱玲的爱美之心，暗自发愿“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恨不得立时长大。
其实，此时的张家已不复昔日繁华，但仰赖先人余荫，仍可维持世家望族的旧式格局，生活优裕，排场阔绰，仆佣成群。稍稍长大一点，家里便专门为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教他们念书背书。张爱玲很用功，有时在傍晚时分，还有人看见她站在窗前摇摆着身子，嘴里念着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张爱玲夏天穿着桃红色纱短衫、红裤子，在院子里荡秋千，在天井里唱谜语，都令她开心。还有和弟弟玩打仗，也让她乐此不疲。每次都是她当“导演”，情节常常得自佣人给她说的故事，或是看《隋唐演义》一类书中得来的印象。
就这样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中，张爱玲一晃8岁了。这一年，她们家又搬回了上海，而从此张爱玲的人生一改往日的温馨，变得波涛汹涌起来。先是父母离婚，后是她离家出走，再后来就是胡兰成的出现……
张爱玲、胡兰成 如今，张爱玲的旧居已不复存在，当然她本人也已走进历史。不过庆幸的是，她把与她有关的一切复制到了文字里，成为另一种存在或见证，想让人忘记都难，何况来天津旧居寻访张爱玲的人，从来就没断过。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
1995年9月8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洛杉矶警署的警察打开罗契斯特街公寓一间房间的门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凄凉画面：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屋中一张相当精美的毯子上溘然长逝，旁边是一叠展开的稿纸和一支未合上的笔。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逝去的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才女张爱玲。
这天中午的12时30分，张爱玲的朋友兼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刚刚回到家中，便接到张爱玲房东女儿的报丧电话。这是林式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私人空间。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保暖的日光灯还亮着，电视机却是关着的。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床上，头发修剪得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神态安详，头朝着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她身穿旗袍——她平生最爱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身体出奇地瘦。
从室内的情况看，张爱玲临终前头脑非常清醒，甚至还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包放在门边易被发现的显眼处。张爱玲的家极为简单，简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白色的墙壁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饰品，靠窗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在这些纸盒上诞生的。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大约3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等，都用手提袋装着，在这些遗物中，有小说《少帅》、《上海闲游人》、《小团圆》和《描金凤》的手稿。
张爱玲晚年如隐居者一般隐没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中。对于性情孤僻的张爱玲来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避世之所，就像她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写的那样：“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住公寓听市声是张爱玲的最爱，据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她平均每个星期都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达180多次，这种说法在她给文学史学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得到证实：“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不论白天黑夜都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就是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张爱玲去世后，关于她的最后时光海内外大小媒体有过种种猜测和报道，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如实地向世人公布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细节和张爱玲的最后遗嘱。
她的遗嘱极为简单：“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赠予宋淇（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张爱玲至交）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内陆，骨灰撒在任何广漠无人处。”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这个遗愿，在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然而，我在今天，徘徊在天津的童年旧居，追忆着她的童年，悠远而鲜活。这里充满了她的童年记忆。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网红——咖啡馆“爱玲故事”，名人与现代咖啡文化相结合。而这里真正的人文精神，只能靠参观者自己去看，去揣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