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冯唐讲《资治通鉴》,让我再次下决心通读这部历史巨著。我在很早就接触到了这部书,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大本《资治通鉴》,文字很小,看起来很吃力。我曾数次想通读此书,都因为时间精力主要是意志不够坚定而中辍了。冯唐对这本书评价极高,他讲:这本书是地球人的生存指南。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还听过不止一个人说,毛泽东十分喜欢《资治通鉴》,一生读过十七遍!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书,读了十七遍,就是五千一百万字啊!这是何等的意志,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伟人爱不释手!所以我决心将这部书完整地阅读一遍。
我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写读书笔记,读过一本书,写出读书笔记,才能证明自己是读过了这本书。写读书笔记不是要证明给别人看,而是对自己的要求。如果读一本书,如过眼烟云,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为此,我要一边读,一边写。我的总体想法是,《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每读一卷,写出读书笔记,主要内容为:这一卷主要讲了那些历史事件,对这些事件司马光是如何评价的,这些事件和司马光的评价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他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了这部编年体通史,在他的助手协助下,用时十九年编撰完成。宋神宗对这部书的评价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这篇主要记叙了“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三家分晋”发生在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列卿瓜分,这一事件是春秋结束、战国开始的标志。司马光将这一重要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
在讲述这一事件前,司马光对天子之职做了一番阐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然后,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这些话提醒统治者,必须按照规定的礼数治理国家,否则国家就要生乱。
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礼”,应该是社会管理的规范,也可以说是管理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国家制定的法律和制度,从最高领导人开始做起,各个等级的官员都要遵守,这样逐级传导下去,社会秩序就能得到维护。全社会的人都能遵守法律和制度,“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韩、赵、魏三家掌权人的智慧使然。他们斗智斗勇,既联合又斗争,分析利弊得失。赵襄子讲了“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在讲述了“三家分晋”事件后,司马光讲了一番得与才辨析的道理:“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分析了智伯之亡的原因,就是才胜德也。他非常重视人的品德,圣人和君子都是有才的人;而那些愚人、小人都是缺少得的人,尤其是缺德的人如果有才,那就是更坏的小人。他总结的四种人对于我们今天评价人才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司马光借他人之口谈论到底是“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的问题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方的言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真正富贵的人,是不会骄人的,他们始终保持为人谦逊的姿态,可以将富贵保持下去。而那些骄人者,国君就要失去国,大夫就要失去家,从而沦为贫贱者。而那些贫贱者,他们什么都不管不顾,就会永远贫贱下去。
文中还讲了“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的道理,值得我们注意。在为人处事方面,“卑不谋尊,疏不谋戚”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安王》一篇,除了记录一些重要事件外,重点讲了三件事。一是聂政的为人,他为了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刺杀仲子的仇人,为不连累家人,自己毁坏了面容。她的姐姐冒死去认领弟弟,最后死在弟弟的身旁。这个故事颂扬了忠诚的精神。二是政权稳定的基础问题,通过讲述历史事件,说明国家的稳定“在德不在险”的道理,并且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三是讲了用人之道:“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人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
《烈王》一篇,主要讲了对官员奖罚分明的两件事。对虽然有批评之声的即墨大夫,齐威王并没有听信传言,而是经过实际调查对他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为表彰即墨大夫治国有方,成效显著,“封之万家”。而对另外一个阿大夫说:“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齐威王没有听信传言,注重实际业绩,做出赏罚分明的决定,让齐国的官员再也不敢粉饰太平,使齐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论说了“礼”的重要性,通过“三家分晋”的事件,讲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道理。我们今天读史,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之外,也应该明“礼”,就是明白社会运行的法律和制度,争取做一个才德兼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