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没有超市，街面上只有小店，听大人说那叫“代销店”。代销店月终要“盘点”，又叫盘存，那一两天不开门，盘点之前各家要先打足酱油买好盐……题外的话，打住！

　　代销店制早已寿终正寝；今日，年将七十的我得空，便自作多情，欲对一生来做个以十年为一个阶段的总结，也就是如代销店做月终盘点，对自己的人生也做一个盘点。 

　　10岁时，我左腿股骨骨折。这本不算大事，但旧铺公社医院的医生没把我腿拉直就上石膏绷带了，以致拆了石膏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两寸多到三寸，不能走路，下床亦不能，仍只好躺着。上石膏时，医生与父亲讲：孩子四十天就可以拆石膏走路了。为让骨头长硬实些，父亲等到两个月或再多一些日子才给我拆石膏，我至今记得父亲拆石膏时的喜悦脸色，以为他儿子我马上就可以下床走路了。石膏拆完父亲只是感到有些奇怪，不明就里。喊来接骨的医生，医生也感觉奇怪，说不出原因。于是父亲请来一位高明一些的医生，这位医生一番观察让我伸腿屈腿后用我家的尺杆子（家家必备的裁衣做衣的尺子，可能还是“老尺”，一老尺等于一市尺多半寸）量我的两条腿，一下子真相大白。接骨医生知之，一再向我父亲说对不起。10岁不足的我躺在床上仍无忧无虑，父亲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连连抽烟斗，斯大林式的烟斗，里面的烟末丝丝作响青烟缕缕，两三点火星一明……再一暗。父亲的同事朋友不断前来询问安慰，我亦至今记得父亲执烟斗在手，与其中一位说：“大腿骨头有这烟袋头子粗吧，小孩的还要细一些……”

　　于是去县医院治。那时县城才通电，还是间歇性的，要等到某个特定时候来电才能透视。透视了医生说没办法，转院去南京吧。那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能源紧张，非一定级别的公事买不到汽车票。父亲托亲戚找路子，才得以带我搭小轮船先南辕北辙去安徽的临淮关再乘火车去浦口，再从浦口乘轮船过江到南京，行程或近两昼夜。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小轮船走了一整天带将近一夜到凌晨，那一夜除了清晰的“突突”发动机声音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那时的“行路难”乘车难一言难尽，而今从盱眙去南京汽车只要一小时多。

　　我的手术方案是：先把愈合的骨头凿开，拉直，使上下两个横截面合上，再用钢板钢钉夹起来固定住。手术定于下星期一做；一切准备就绪，大腿上的汗毛已被刮去。

　　周日晚上，手术医生的一个朋友来看他，此人是骨科权威。苍天有眼，让他随手翻到我的病历。随手啊，无意啊，看后他说：这个孩子身体太弱了，做这样的手术吃不消；而且不用做手术，才10岁，以后病腿会长得比好腿快，走路应该没问题。

　　权威的这几句话推翻了我的手术方案，使我免挨一刀，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回盱眙，后来一切如权威所料。这事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决定性的拐点。 

　　20岁上我在盱眙三农机厂当工人。这全赖那次骨折，耽误了读书。1966年夏天那年我读完小学，因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升初中，这便没资格做知青，进了工厂抬铁水。因不甘心一辈子抬铁水翻砂型,于是拼命自学数学与机械制图，中学数学学个差不多了恰赶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再于是我因数学分数高一些总分达大专线，进了淮阴师专（进校时叫“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读中文系。这恐怕也算马克思所说的“笑剧”，亦有咱们中国相声的味道：我因数学成绩好而得以读中文专业。时为1978年，我七年的工人生涯结束了。 

　　30岁我在盱眙县仇集中学教书。其时改革开放尚处初级阶段，社会上流行语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寒假前学校没钱发过年费。基建上有钱，但专款专用不能发。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结果领导层开会做了一个决定，让工友在校园里砍几棵树，作为基建材料卖给本校修教室，这便把钱从这个口袋挪到另一个口袋。过年费有了，尽管少一点儿。这可能是在我进仇集中学前两年的事，每每听同事谈，谈者与听者总要笑上一阵。可谓“历史不会重演”，此类小伎俩亦然。下一年是买一只羊杀了，全校得以大嚼一顿还是分羊肉回家我记不得了，用的名义是生物课需要做解剖实验。谁说只“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何止历史可以任人打扮？

　　我在仇集两年，让我感怀一辈子的是以下这件鸡毛蒜皮小事：寒假结束开学我因故请假一个星期，常州人蒋志强来校报到。蒋南师一九七七级本科毕业；七七年是年底招生，故第二学期开始时分配工作。因年刚过假期刚结束，学校开学工作千头万绪，一时不能给蒋安排宿舍。于是总务刘主任说：王泽清不是请假在家吗，给他锁砸了，让蒋老师先住进去，王老师来领一把锁给他罢了。一个星期后我来，刘主任告诉我原委，一句“对不起”的话没有，叫我打个领条他签个字，领一把锁完事，蒋老师已另安排住处。当时听刘主任说，我心只略“格顿”一下，立即顺理成章以为自然。后来我想，这事如果搁县城，哪个单位也不可能这样。你哪怕是一把手，书记或什么长，把本单位某职工宿舍的锁砸了另安排人进去住，这还了得。

　　此二十年以后吧，我读到铁凝的一篇文章，说她插队期间一次家中来信，生产队队长拿到信拆看了，然后对正在田里劳动的铁凝讲：“姑娘，你家来信了，我拆了看了，家里一切好，没有什么事，你放心干活吧。”原话我记不得了，意思是这样。那时，农村、包括城里平民人家没有大事一般舍不得花八分钱买邮票寄信。别说八分钱邮票，一分钱信封的钱也是能省就省，人们往往把来信的信封小心无损地拆开，有时要用毛巾蘸水轻捂其粘缝，再反过来粘好，这便又是一个新信封，我就不止一次如此翻新过信封。

　　那队长是出于关心才先拆了信看然后告诉这位知青让她放心的。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总会有冲突。后来我一回忆起我的刘主任砸我锁、一想到铁凝的生产队长拆信就感到温馨。那位生产队长很可能没多少文化，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里的积极因素在国民中早一代继一代地、潜移默化地传下来，传到他们的头脑里。 

　　40岁时，我在盱中任教，此记两件小事。学校有电脑了，全县学校只有我们县中有。286的，没硬盘，用5.25寸软盘启动与存储文件，软盘损坏丢文件致几个月的心血付之东流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发生，当事者顿足捶胸……为保险，我用两个软盘做备份。启动软件是四川省龙门浩职业中学开发的。如果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能一直良性发展的话，龙门浩职中今天将不得了，说不定今日举世皆说龙门浩而不是华为。

　　学校新盖了一栋楼，名“树人楼”。那时我任语文教研组长，想就此出一下联在全校范围内征上联“树人楼前忆树人精神不拘一格树人才”。而终是腹案，了之，接前话说。此楼被评为省优工程，但下雨了，顶楼与三楼不漏二楼漏。奇怪，小说家恐也想象不出此怪。于是，我狗逮老鼠看了一些资料，知道了盖房子处理“落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也知道了雷大人是如何处理故宫落水排水问题的，当然早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看到街上满是拉着“专修楼房漏水”广告的小货车，便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了。话说回去，但我到现在仍不明白为何一座四层楼只二楼漏雨，让我作专门设计我也想象不出怎么才能设计这样的楼。 

　　50岁时，我成新上海人已有好几年，在嘉定的一所高中任教。那次上公开课，我选了一篇大约任何一位语文教师都不会选的课文。那篇课文的主要材料是我国近代史上若干个不平等条约的节选，尽是数字（“一期课改”教材）。课怎么上呢，之前我布置学生带计算器。上课了，我叫学生把计算器拿出来，听课老师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语文课上要用计算器，他们此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语文课，后来恐也没听过。我是这样实施我的教学的：先让学生默读课文画出数字，再敲计算器算出条约里的外债全国人民平摊每人得担负多少？遭屠戮的人数相当于我们全校学生的多少倍，是你（学生）所在的镇、区人口的多少倍，占全市人口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么多人能站满多少个足球场？……如此，我带着学生把数字后面的历史与政治生动地具体化了出来，数字变成了可身历的、就在眼前的可触摸的历史。最后我让他们据此当堂做小作文，要求浅显具体而生动形象地用数字展现其背后的历史。

　　课上得成功也有特色。三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上过若干次公开课，回想起来最满意最得意的是这一次。我独辟蹊径，把一篇几乎没有语文因素的课文上得引人入胜，没有人想到我会这样处理课文。可这只是校内公开课，本校教师与领导听的，他们应该早忘了，被时间老人湮灭的事多矣。 

　　60岁，我退休了。当年实施户口制，父亲把我的年龄少报了一岁，我便推迟一年退休。推迟一年于己是讨巧还是吃亏？说与同事，同事为此居然争论不下，我自己则更糊涂了。后来看到同龄同事拿老龄卡免费进公园而我还得买票时，我感到我吃亏了。于此，我不禁吟起曹雪芹的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来。同事比我小月份是我的阿弟，他却能享受老龄卡的待遇我这个阿哥却不能。进公园后理智告诉我，我这是小学低年级层次的感觉，而又想起盱眙的一句俗话：吃亏人常在，讨便宜死得快。于是，又释然了。我当然知道，我这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过阿Q精神也不必彻底否定。

　　有人说：十年之内不宜写史，因为十年内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没有经过一定时间长度的淘洗；诚也，60岁而后到如今，就不写了吧，如果天假我年，后来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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