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周恩来总理

有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许多过往随岁月流逝，会逐渐湮灭，但有的事情，却永铭心头。

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每逢此时，我便会想起总理那慈祥的面容。在我的心中，除却总理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之外，他对青年人的关心关爱，事无巨细，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恩来总理当年3次接见我们的情景，好象发生在昨天，仍然历历在目。每每在总理诞辰与逝世的日子里，我都会回忆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他的高贵品质和人格魅力，使我的心灵感到震撼，受到洗涤和升华。因此，我想将我的所见所闻，付诸文字，讲给众人，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周总理，学习周总理，铭记周总理。

此文所记载的，并未包括总理一生革命生涯中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及其伟大贡献。那些功勋早已载入史册，千秋万代也说不完、书不尽。这里，只是用一个普通留学青年、一名普通的国家外交工作人员的笔墨，从细微之处，来述说周总理的伟大情怀与人格魅力……

受到周总理三次接见

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学生时代，就曾3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聆听他的教诲。

1964年7月31日晚，即将派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集训完毕，与北京高校毕业生的代表一起，集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作为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有幸参与其中。

当晚7时30分，周恩来总理专程前来，亲切看望并接见了我们。在热烈的氛围里，总理对在场的500多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周总理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然后谈到了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问题。他勉励大家，要到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别叮嘱我们，在国外复杂的条件下，更要认真学习，经受考验，为党和人民争光。他语重心长地说：“出国学习外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努力掌握语言这门工具，......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听了总理的教诲，大家感到身上的担子与责任更重，决心不辱使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不久，我们就奔赴世界各地。在此后数年的国外学习中，周总理的话语，始终激励着我们发奋努力，掌握本领。

当年，中阿关系正值蜜月期，周总理也曾于1964、1965和1966年连续3次访阿，我在1965年与1966年，有幸两次被总理接见。这两次当中，给我总的印象是：总理始终很注意细节，对我们关怀备至。例如: 每次来，都要和我们合影留念，我至今仍保留着两张照片，完好无损。

周总理有丰富的艺术天赋，每一次，都和我们年轻人合唱歌曲，唱《洪湖水浪打浪》、《社员都是向阳花》等当时国内流行的歌儿。有的时候，他还会起头，打拍子指挥我们唱。一次，他还教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说这首歌国内都会唱。兴致来时，总理还和女同学翩翩起舞，来者不拒。只是大家都想与总理跳舞，一些人也只能跳半支曲子，就那样，女同学们也高兴极了。记得有个女同学叫周大燕，当过演员，活泼好动。周总理一下子就记住了她，还专门点她的名，让她起来唱一支《马儿啊，你慢些走》:马儿啊，你慢些走呀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浸透了油，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

歌声响起，总理微笑着，跟着拍节，晃着身体，陶醉其中，仿佛回到了华夏大地，在劳动人民亲手创造的美丽山河间徜徉……

1966年秋，周总理再访阿尔巴尼亚，那一次，随代表团出访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要去阿尔巴尼亚南方巡回演出。当时我在地拉那大学学习不到两年，被使馆派去文工团当主要翻译，专程陪文工团赴各地巡回演出二十余天，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文工团的好评与使馆的肯定。但我总觉得，与总理对我们留学生的要求，做的还很不够。

还是1966年的那次访问，有两件事最能反映周总理的人格魅力。

一件事是：总理到使馆，走进大厅，正好落座在我的旁边，我有幸同他聊了几句话。之后，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个留学生长得又黄又瘦，便大步走了过去，向他：“你叫什么名字？”小黄回答：“总理，我叫黄德银”。总理关心地问他：“你怎么这么瘦弱，是不是有病?”，小黄如实地告诉总理，他经常拉肚子，肠胃不好。总理马上嘱咐他；“那得快些看看病，别影响身体发育”。几天后访问结束，我们去机场送他，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黄德银，对他说：“黄德银，看过病了吗?”。在场的我们无不为之感动。

小黄与我一个班，我是他的班长，平日里我们很要好。他对我说，总理日理万机，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我这点小病，总理都能挂在心头，我真是太感动了，这件事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后来，黄德银被分配在上海工作。他告诉我：他们家书房的一面墙上，一直挂着一幅周总理的肖像，那是他从南京梅园新村专门买来的。每年总理的诞辰和祭日，他都会献上一束花，点上蜡烛，以寄哀思。

另一件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阿关系密切，中国派了几批留学生赴阿学习阿尔巴尼亚语。第一批是1954年，派了6人，其中有蔡祖淼。1960年又派了第3批6人，其中有杨爱珠。后来蔡杨二人先后调到中国驻阿使馆工作，平日里接触较多。蔡祖淼当时已30多岁，尚没有女友，因两位都是上海人，一来二去，蔡祖淼逐渐爱上了杨爱珠。但蔡祖淼难于启齿，原因是尽管自己品学皆优，但长得个头矮小，貌不出众。当年他给总理当翻译，总理第一次见他时说：“唉，你怎么有些像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后来，周总理访阿时，不知怎么得知了此事。一次在使馆跳舞时，总理故意放慢步子，微笑着对杨爱珠说：“小蔡是个好同志，他工作好，为人老实。”这句话打消了小杨的一些顾虑，成全了两个人的婚姻，很快在使馆结了婚，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美满恩爱夫妻。这二人互补性强，杨爱珠生了两个儿子后，重点照顾家务。蔡祖淼一心铺在工作上，也经常帮爱人提高业务水平，使之胜任自己的工作。当然，在他们的心里，也都对总理始终充满了感激，将总理当做了自己的恩人。

心里所念唯有国家与人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当年诸葛亮《出师表》里的名言，被敬爱的周总理实践了一生。

众所周知，文革中，因林彪、江青等人的掣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非常被动，处境困难。包括自己的养女孙维世都无法保护，最终被迫害致死。

总书记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的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总理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了党和国家工作正常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协助毛主席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1967年2月初，我们根据教育部、外交部要求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的通知，回到了北京。当时，正是林彪、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的时候。他们攻击总理是“保皇派”、“救火队长”、“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甚至有“打倒周总理”的大字报。

回来的留学生都住在友谊宾馆“闹革命”，组织“造反队”，互相辩论，张贴大字报，有时也参加北京市“造反派”一些活动。尽管如此，我们驻阿留学生中，没有一个人随波逐流，追随林彪、江青反周总理。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总理始终有着不可亵渎的人格魅力，我们大家都敬仰他、爱戴他。

我的老同学、时任上海外办处长华达明告诉我：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沪。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陪同外宾来上海。总理那时已身患重病，但他丝毫不考虑自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别人。

总理抵沪次日中午，至机场为蓬皮杜总统送行时，适逢下雨。警卫人员想为总理打伞，但总理坚持不要，也不穿雨衣。他冒雨陪外宾在机场上绕群众队伍走了一圈，向欢送群众频频招呼致意，并对旁边的同志说：“你们看，客人和群众不都没有打伞吗？”。外宾专机起飞后，总理首先叮嘱，要立即给淋雨的群众烧些姜汤喝，以防感冒。当时，不少随访的法国记者都深受感动，说周总理已是高龄，还和群众一样淋着大雨送客，这一点，在法国是想象不到的。这充分说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是心连心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总理除了年事已高，身体还患有重症。

 后来，我们听说，总理“文革”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心里特别难过。据说他对医生说：“文革”让他少活10年。他还对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每每听到这些话，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难受至极。

面对自己的绝症，总理是很坚强、很勇敢的。他对亲属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讲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一天，应该相信规律。”在病疼折磨时，他就同邓颖超大姐一起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他对床前的吴阶平医生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说的最后一句话，临别人世，他心里想的还是别人。

邓大姐也说:“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周总理是自我革命的杰出典范，他从未满足于自己的成就，总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病重后多次说过，担任总理二十几年，应该把国家治理得好一些，人民生活改善得多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会感到安心。现在这种情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我看过电影《周恩来去延安》。他请基层干部群众吃饭时，真情地说：“没想到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生活得这么苦，作为当家人我应该向你们道歉。”

“是给敬爱的周总理戴孝”

噩耗传来，哀乐阵阵，神州鸣咽。

1976年1月8日的夜晚，我是在办公室度过的。那时，我爱人还在山东老家，尽管在家属区有间房子，但我总觉得住办公室安静方便。

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低沉的哀乐声唤醒。仔细一听，是关于周总理辞世的噩耗，刹那间，一种难以名状的悲痛涌上心头，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敬爱的总理，您怎么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之前，只听说过您病了，但万万没想到，您会走得这么快，这么早！

 因为种种原因，“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人们的悼念活动，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

1月10号那天，我们单位派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主动报名参加。上午10时许，大家来到解放军305医院的一个偏僻角落，戴上黑纱和白花，怀着沉痛心情，走进一间很小很小，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看到了敬爱的总理。只见总理孤孤单单躺在那里，身上覆盖党旗，面色苍白消瘦。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出了门，在呼啸的北风里，我和参加告别的战友们，抽泣着呜咽。我明白，这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对一位特殊的长者，一位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包括外交战线有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人的由衷情感。

当时我心里在疑问，为什么不把总理送到人民大会堂，让更多的人向遗体告别?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四人帮”的最怕，他们怕的就是周总理的巨大影响、周总理崇高的人格魅力！

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当天，我以买火车票探家为名请了假，一大早就来到长安街。长安街上，人头攒动，大家自发地来到这里，戴着黑纱和白花，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翘首张望，静静地等待着。当总理的灵车出现时，人们簇拥着涌上前，让灵车慢些再慢些，好多看一眼敬爱的周总理。大家哭着喊着跟着灵车，跑出去好远好远......

第二天，我特意穿上军装，戴着黑纱和白花，从北京站乘火车回山东龙口老家探亲，乘了火车又转长途汽车。一路之上，许多人问我给谁戴孝？我挺胸告诉他们每一个人，是给我敬爱的周总理。

从老家返回北京后，夜晚时分，我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民英谁纪念碑周围人山人海。人们戴着白花，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大家热泪涌流，泣不成声，整个广场沉浸在鸣咽声里。一时间，好像天地也同八亿人民一起，痛悼我们的总理。举国人民，用真挚、深沉、无比哀痛的心，向苍天倾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广场上，还张挂有许多漫画、讽刺诗。“四人帮”调来了一些郊外工厂的民兵，手持大棒，从中山公园窜出，向手无寸铁的人们大打出手，并清理了纪念碑旁的花圈、条幅、白花墙，造成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在讲话中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并称周总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这六个方面的杰出楷模，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学习与传承。

敬爱的周总理，您没有离去，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的光辉业绩将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