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举凡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日新月异、几乎可以说是加速度的、高质量的提升。国家经受住了外部环境风险和挑战加剧、内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压力持续达三年之久等等严峻的考验。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全面工作，有旨可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效可验。所有这一切事实，展现在祖国大地上，是随处可见的。我国的国力民魂，是雄强健旺的。时与势的确在我们一边。作为一个普通党员，　一个中国人，我由衷地感到满意、高兴，与有荣焉。奋进新征程，喜迎二十大，这个喜非常感性地时时洋溢在我心中，这是我晚年精神生活最大的愉快；感时观世，使我觉得自己的余生过得很有价值，很有希望。这是我要向党讲的心里话。

　　同时，我也要向党坦诚地说出一点心中的忧虑，提出一点刍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用并列句而不是转折句的叙述方式，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文明建设、文化举措、为民立心，为国铸魂等方面一以贯之的创制沿革和成效之后，同时也指出，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新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是有目共睹，有聪共听，感同身受的。

　　仅举二事，以见一端。

　　2012年，我曾回福建漳州市漳浦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在看到家乡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的有形的巨大变化的同时，我在与部分老同学、老朋友的接触中，有些震惊地感到一种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精神苦闷（这些同志大多是县城与乡镇基层干部、中小学退休校长、老教师等等）。不少人多年订阅并传看当时的《炎黄春秋》以了解“中央精神”，接触大量港台奉“国民政府”“正朔”的知识分子输入的政法文教材料，对我们党的性质，历史怀有一种幻灭感，对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宣扬的极富进攻性的“普世价值”论缺乏抵抗力、受其迷惑甚至认同。当时除了官媒刊登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党的重要会议文件以及时政报道之外，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基本上退失了、消弥了。而在文艺领域　里“革命”、“社会主义”、“人民性”、“党性”等话语，更是多年不见提起。素有关心国家大事，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基层干部，基层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状态，与主流媒体所呈现的精神气候和文化景观是存在某种分离和相斥状态的。我不能也不敢回应这些询问和质疑。2012年那次回乡，我在精神上是过得不太愉快的。此后的几年期间，这种状态并未有根本的改观，直至我在北京有一天听到《炎黄春秋》当时的领导及编辑部整套班子被连锅端的消息，才有一种云散天青的感觉，颇有一种解惑释疑的愉快。我不禁感叹，在某些时候，真是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待到十年之后的2022年初，我又有机会回到老家小住了10天。这次的所见所闻，和十年前大不一样了。有形的城建、生态、市面、民生等景观，更加崇宏美丽，和乐安康自不待言。更让我印象殊深的，是基层干部，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思想状况的深刻变化。不少老同学、老朋友都说，去年一年的百年党史学习，廓清了多年积郁的许多疑云，分清了大是大非，收获很大。有人说，这次入党初心的唤醒，党的征程的重温，来得太及时了。还有人说，感觉是一次灵魂的滌新，党性的重铸。还有人感慨地说，好像到现在，才有点明白新时代“新”在哪里了。这次学习，等于接受了新时代的试炼和洗礼。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我比较熟悉的当代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大概是新时期文学“反思”浪潮的一个渐趋极端的分支，沿着共和国历史、党史，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历史节点，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上推上溯，一步步“告别革命”、“否定革命”、“抹黑革命”……以来，我所经见的很多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特别是二十世纪末出现的以写百年史名义出现的长篇巨制，其中对“土改”的描写渐渐发生了“观点转换”，实现了逆转和颠倒，农民成了流氓、暴徒，地主成了文明、文化、慈善的化身。对“土改”采取暴露甚至控诉的笔调的现象，真的比比皆是。虽然早在1980年代中期，老文艺评论家陈涌同志就对当时影响很大的《古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写了《我所看见的＜古船＞》一文，发表在《当代》上。他指出对“土改”的“观点转换”，涉及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立党立国的根本原则的颠覆，是不能淡然处之的。但因陈涌同志早先批评了刘再复著名的文艺的主体性理论，早已被视为僵化、保守的人物，所以那次对《古船》的批评几乎没有引起注意，无声无息。到九十年代，还受到另一位老文艺评论家以保护青年作家的名义提出的反驳。

　　在我结束了一段旅美生活后回国，重新参加文艺界的作品研讨活动时，有一次去参加一部也涉及土改的作品研讨会，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散文家，她蹙着眉头问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写到土改就全反了个个儿啦？……（你说该怎么发言？）”……后来，就发生了曾经也写过不少较好的作品的著名作家方方写出了《软埋》震动文坛的事。当时，两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当代》同时全文刊载，出书首发即五、六十万、继发八十万……评论界叫好声蜂起，动静闹得太大了……终于引起读者大众的愤慨、批评，直到被有关方面叫停，下架。虽然对《软埋》并没有公开批评，但此事在真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彰显文化界意识形态变化方面的风向标意义，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我讲这两件有关部门抓意识形态斗争，促使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重大变化的成功的例子，是想说明，这两件做得正确的事，还属于在小范围里采取行动，只做不说，没有在社会上展开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并不广为人知，圈外人很多并不知底里。当时这样处理，是不无道理的，顾及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其实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类似的现象、类似的问题，相信还有不少。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邓小平在89年风波后总结的“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提出的要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他发出的这个警示，到现在也还没有过时。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也多次提出，要发扬伟大的斗争精神，准备进行许多应对时代挑战的复杂斗争的号召。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居安思危，在以立促建，以立促变，以立维稳的同时，立与破并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上分清是非曲直，击浊扬清，以利于明确团结的共同目标，扩大团结的社会基础，并以此教育全党，教育人民。要学习鲁迅不断进击的精神，多办几件提振民心、民魂的实事，更深入地促进意识形态领域里更多无形却可感、可思、可悟的变化。这对振起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是很必要的。


　　（注：这是我对党的二十大的一点期望和刍议。写于2022.7.3。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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