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导师 
也许，我终生忘不掉那日凌晨急促的敲门声和二妹那悲痛欲绝的哭喊声：“哥，咱爸不行啦！”我从噩梦中惊醒，一阵心悸；一种恐惧，只觉得从心底发凉，扩向四肢……
当我跌跌撞撞，气喘嘘嘘地跑到急诊室时，只见父亲平静安详地躺在床上，就像熟睡着。黎明前的黑暗，周围静得可怕，心电图机发出嘶嘶声，记录纸上划出的是直线——心脏猝死，真的是猝不及防，连哭都来不及啊！
老母哭诉说：还不如让我去的好。然而，生命不能交换，死亡也不能替代。人世间的功名利禄、福财寿喜与死比起来都显得苍白无力了。人的一生可以有许多得与失，只有生命不能失而复得。
家父走得太突然，竟没留下只言片语，更没使后人受一点牵累。他悄没声地走了，以至一年了，我还总觉得他在。前不久我骑车走在路上，忽见前方一个老人的背影很像父亲，心头一热，紧蹬几步追上去。虽然心中十分明白那不会是的，却还禁不住回头看看那人的面容。不是！为什么不是？泪水再也止不住……
面对冥冥世界中父亲的在天之灵，我愈发感受到是他赋予我生命，是他教我如何做人。写写他，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我。然而，当我真的拿起笔时，才觉出竟是这般的沉重。一首歌中唱道：“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我得用泪、用血、用心写出为父的他。
一、爱子之心
我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遗像，泪眼模糊。他一脸正气，相貌堂堂，他才63岁，还是满头青丝啊！他一直带病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那个周日还在加班。我那天回家没能等到他下班与他相见，万没料到当天夜里就成永别。
他走得太早，太匆忙了。唯其早，他没享一天清福，临走还在操劳；唯其匆匆，竟连儿女奉汤送药，床前伺候这样最起码尽孝的机会也没给我们留下。我只觉得心痛啊！痛心入骨。过早经受这种打击，那滋味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父亲真是太疼爱我们了，爱心无限，终其一生独独不为自己，岂知，愈是这般，愈让我们痛心不已啊！痛定思痛，更多的是内疚和负罪感。
儿时，少不更事。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极淡漠的，只晓得他忙得早晚不见日头。父亲在为我填写小学登记表时，写下他是中共党员，这便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我幼小的心灵最早产生的是对他的崇敬。当时小学同学中爸爸是党员的极少，我曾经为此很骄傲了些年。
后来，父亲患肺结核在家休息，我们才能天天见到他。父亲清瘦、高大，不爱讲话，表情总是很严肃。尽管他不发脾气，几乎没有打骂过我们，可我总有些惧怕他。一日清晨，他唤我起床陪他去河边遛遛。谁知他带着我专走河堤上的小路，看着陡陡的堤坡和流动的河水，我胆怯得不敢迈步，想逃到大路上去。他喝住我，逼我往前走。刚下过雨的泥路很滑，我慢慢往前蹭，心里恐惧极了，眼里开始往外淌水。“溜那没出息的东西干啥？没个男孩子的样儿。你能一辈子都走平路吗？眼睛朝前看，别老盯着脚下，自己吓唬自己……”说完，他还伸手要扶我一把儿，我生气地把他的手甩掉了。那时的我，不但身体瘦弱，而且性格也很懦弱。看来，他是有意识地练练我，可我却有点恨他了。
两年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个骑飞车的年青工人撞倒，左腿膝盖外侧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看见了白花花的筋，被人送进医院缝了七针。当妈妈得知后急得晕了过去，是爸爸来医院接我回家的，当他听说我没掉一滴眼泪，没吭一声痛时，拍了拍我的头，欣慰地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现在想来，那淡淡的一笑使儿子感受到了父爱中最不易领悟的那部分。撞伤我的那个工人让他的未婚妻带些水果看过我一次。邻居们七嘴八舌：这孩子要是落点病，就是一辈子的事，不能……爸爸妈妈却劝住了邻居们，一再感谢那位阿姨，并坚决不收水果，好像挨撞都是我的错。后来，我才明白，正是他们教会了我要善良和宽厚待人。
1968年初，一个不满18岁的男孩子，羽毛未丰却自觉得成熟了，跃跃欲试要远飞了，其实根本不懂人生，更不知父母心。当我割破手指写下“坚决参军，保卫祖国”后，终于穿上了新军装时，一点也不知道爸爸为了能让我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去当兵，给妈妈做了不少工作。离家前，父亲给我买了一柄指甲刀，我说同学送了，他有点失望，说那我就留着自己用吧。我说那咱爷俩换换，不就是你送我，我也送你了嘛。他很开心地笑了。那时的我呀，真是光想着闯世界去了，竟一点也没体味出父亲的那颗爱子之心。当我随着队伍向火车站走去的路上，看见父亲站在路边，向我点点头，我这个傻小子竟然觉得不好意思，心里嘀咕着：不是说好谁也不送的吗？所以，我对他没做任何表示。现在想想，正是父亲把我送上了人生之旅。
三年之后的春节前，我第一次从几千里之外的浙江回家探亲了。好大的雪啊！飘飘洒洒了一路。列车晚点了5、6个小时，父亲跑了4、5趟车站，当接到我时，他高兴地把大包小包统统背起、提着，非让我空手跟他走，上了公共汽车后，他又为我扑打落在军大衣上的雪花，惹得满车人都看我们。我的心被父亲的深情灸得暖烘烘的，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我每每探亲，他都要亲自接送……
当我9岁的儿子被告之祖父已去世时，他甩掉书包，跪在爷爷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响头。当他磕第一下的时候，父亲遗像前点燃的两支蜡烛竟然相向而倒，两行白色的蜡泪洒在桌案上。人们一惊，急忙把蜡烛扶起。我伯父老泪纵横地说：“兄弟，你最想见的人来啦，你闭眼吧，放心地走吧……”我的泪水奔涌了，连心都在颤抖着，久久地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我仿佛听到他对说：“我放心不下的是你怎么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人，不要太娇惯，也别总想着动武，那是无能的表现……”
我真想对他说：“难呀，爸！”
由于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又由于控制人口，独生子女便一个个如“小皇帝”、“小太阳”似的，被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上一辈们团团围绕着，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到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地步。
儿子5、6岁的时候，我们也赶“时髦”，让他参加手风琴班，儿子一背上那120贝司的琴，瘦小的身架压得变驼背了，龇牙咧嘴，眼泪汪汪，做痛苦状，我骂他没出息，逼他学下去。这事被父亲知道了，他坚决不让孙子再受那份“洋罪”了，理由是：“十亿人能都拉琴吗？那样，人还吃饭不？”我说：“这是培养他的毅力和对音乐的兴趣。”父亲说：“一背上那玩意儿就哭，还能有兴趣？”我只得作罢，我不知道是我父亲更爱孙子，还是我更爱儿子。
我为儿子买过多少礼物，莫说是他，就连我这老子也记不清楚。可是，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他被评先进后得到的一支“金星”牌的金笔，那可是对我考取南开中学的奖赏，我永远记着它。父亲一直不主张花许多钱为孩子们买大型玩具，尤其是进口的高达百元以上的“变型金刚”。他甚至有些愤愤然，说这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工资的玩意儿，那钱不知道是让“倒爷”赚了，还是让“洋人”赚了？父亲常在周日，带孙子逛文化街，每当孙子被五光十色的玩具迷得流连忘返时，他总忍不住动心当一回“冤大头”，问孙子要哪件？可这时孙子却拉上他手要走了，并且挺“大人”地说：“太贵了，不值。买个小东西吧。”爷俩高高兴兴地回家来。父亲的心里很宽慰，对我们说：“我这孙子懂事，好啊！”
这使我想起在百货大楼四楼上看到的一幕：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脱下外衣，摘掉眼镜，气喘嘘嘘地擦着满头大汗。地上赫然坐着一个8、9岁，少说也有8、90斤重的胖儿子。蹲着的母亲劝说着：下楼不累，别让你爸爸背了，行吗？儿子摇头，看来不行——
一位局长父亲坐着小车去监狱探望服刑的儿子——
还有那些更多的甘于扑伏在地，让儿子当马骑的父亲们——
这些难道不是爱吗？可这是怎样的爱子之心呢？我不知道，我陷入了爱的迷惘。父爱，这是道难题，我查阅了辞典、辞海、辞源，找不出满意的解释；翻阅人生，却又五花八门，千奇百态。
父爱是炽热的却又不时透出冷峻；父爱是粗疏的可有时又很细微；父爱是宽厚的可有时又很苛求；父爱是实实在在的却又显得神秘莫测。亲是爱，疼是爱，骂是爱，打也是爱，就是这么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扯不断，割不开，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可是，心不相通便不能领悟到真正的父爱。
二、为父之道
我们是爷爷的孙子，爸爸的儿子，儿子的爸爸，孙子的爷爷。历史就是这样，人类就是如此。但爸爸是儿子最初的导师，对儿子的一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鲁迅先生就曾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多少个夜里，我总想梦见父亲，却又总也梦不到。白昼里，我清醒着在众多的人海里找不到他；黑夜里，我昏睡着也难于在幽梦中与他相见。哪怕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儿也满足了。
在芸芸众生中，他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人，就像是一滴很纯净的水，渗进泥土里，走完了一生的路。是的，他很纯净，一种难得的和少有的纯净。他出生在天津近郊的一个镇子里，家中生活没有着落，在他三岁时，我的祖父就走西口去新疆帮一家杂货庄做事，一去就是二十年。父亲只读过四年私塾，而且很用功，深得先生的赏识，虽两年多交不上学费，仍让他读书。他因为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人家便再也不去了。父亲11岁那年，他的祖父因自己年大体弱，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硬是七、八天不吃东西，了此残生。这在我父亲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他说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全部财产和祖训就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堂堂正正地做人。”他12岁就独自一人来到天津当学徒，为老板做事了，用他那细小柔弱的肩膀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这就决定了他的人生，他的人品，他的追求。
爸爸爱我们，但告诉我们：“路，你们自己走，我帮不上什么忙。”他很反感那些手里有职权又过于为儿女计的人；也看不上依仗“好爸爸”而混混的人。我入伍两年便入党提干，一下子当了政治部的干事，似乎会有点发展。父亲知道后仍是没有褒奖之词，倒是告诫我这样三句话：“做人要本分；为人要正直；办事要公道。”这是他积大半生经验的总结。不知是我理解的不透，还是做得不够好，我这干事一当就是近二十年，进步甚微。在这一点上，我们父子也相似，他当科长也是二十来年，直到故去。他去世的那年初，我还和他打趣过这事。他笑笑说：“人啊，活得是个人字，活得要像个人。能干点实事就干点事，能做点学问就去做学问，千万别光想着做官，那不会真有出息的。我只担心你，怕是事干不成，学问也不行。”我把这话看成是他对我的遗嘱。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划脚，说长道短，不喜欢道德化的规劝、赞美、贬斥，你说他能干，他由衷感谢你；你要说他“规矩”，他恐怕觉得像吃了苍蝇，会说，你骂我哪？因而识趣的只同别人谈论天气变化、风花雪月、生意发财、男人女人，就是不谈真假、善恶、美丑和是非。于是，“有口皆碑”的殊荣、“千夫所指”的耻辱都成了久远的历史故事，昔日在团体内部曾起作用的道德化的批评消逝了。这个问题折射到家庭便形成了家庭的观念对立。当代青年不像父辈，有着过多的心灵负担和绳索，更没遇到那么多挫折和坎坷。这当然是青年人的幸运，他们对父母既尊敬又可怜，有点瞧不起甚至还有点怨恨。他们最讨厌的是长辈们用自己也不十分相信的大道理去教训他们；最看不惯的是在家里说一套，到单位上面发言又一套的作法。长辈中有人说，年轻一代如何如何，其实还是做父辈的出了问题，为父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真实、忠诚，身体力行。
我母亲的家境显然比父亲强，她嫁给父亲时，带来一些陪嫁金银首饰，此后，她随父亲过了大半生艰辛的日子而无半句怨言。五十年代初，为响应号召，爸爸动员妈妈卖掉一只金戒指买了“公债”。一九六三年，特大洪水包围了天津，农民兄弟引水泻洪，家园遭灾，城里人便捐献钱物支援灾区，这次是我亲眼所见，妈妈打开她那个小提琴型好看的首饰盒，取出最后一只更大一点的金戒指送给了父亲去捐献。父亲很歉疚地看着妈妈，妈妈笑笑说：“家里实在是没有闲钱，拿去吧，应该的。”就在父亲去世百日后，我们几个子女陪老母去摩肩接踵的金店又为她老人家买了一只可心的金戒，一方面是安慰老母，一方面是了却父亲的歉疚之情。
五十年代，有一辆脚踏车骑便被认为很“阔气”了。当然，我家那时不会有的，记得有一天中午，爸爸骑一辆公车路过家门，打个招呼，说是把车骑回单位，再乘电车回家吃饭，可能晚一点，别等他。街坊们都笑他傻，他却是说公家车不能办私事。他就是这么认真。就在他年过六旬，公司办公会议规定他下基层检查工作可以派车，他也绝少用车。有的仓库远在郊区，骑车去一趟要一个多小时。他又是绝不参与“吃喝风”的人，连工作餐也不吃，工作完骑车返回，别人拿他没办法。
我忘不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是爸爸妈妈把粮食让给我们，自己吃野菜、树叶，甚至花生壳、酱油渣……我还忘不了那年，妈妈怀着我的小妹，“害口”时也没得吃，就去黑市买了七毛钱的虾皮，为这事，爸爸发火了，以后不止一次地在党组织会议上做检讨。这在今日，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件事，我在清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张市六医院的卡片，上面写着父亲“已做节育手术”。年龄38岁，算来当是1964年。我近日因写关于计划生育的材料，翻阅有关资料，方才得知1962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我又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忠诚。
啊！爸爸，我的生命之源。他为人太耿直，不懂圆滑，不会虚伪的应酬。他只信奉：无欲则刚，无求品自高，不贪行方端。不幸的是，今天不少人非但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所需的是非感，自律精神，反而连传统的耻感心理也淡化了。请客送礼很是时兴，人们由无可奈何变得熟视无睹，照此办理。反之却被认为是不通人情，不懂世故，不会打点。爸爸始终讨厌那些玩意，说那是“狗吃连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也没完全搞懂。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一位老工人来家看爸爸，不知爸爸为人家办了什么好事，看得出那老人很感谢的样子。临走时非送爸爸一本挂历。爸爸硬是笑呵呵地让人家一定拿回去。我对爸爸说：一本年历算不上啥，何必这样伤人呢？他笑笑，什么也不说。
1987年，他去一个化工产品商店检查工作，发现并扑灭了一把火。为表彰他，给他50元奖金，他都缴了党费。当妹妹告诉我这事时，我脱口而出：是吗？还不如买两只烧鸡吃吃。我看到爸爸的面色不快，脸一下子红了，知道这话伤着他了。第二天是周日，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真的上街为我们买来了烧鸡，我这心里很不是味。
爸爸是保卫科长，加上他的脾气秉性，恐怕是会得罪一些人的。可当他突然逝去的消息传到他单位时，人们惊愕了，络绎不绝的人们送来近百个花圈和挽幛。遗体告别仪式那天，爸爸单位的领导把小车让出来接我母亲，他们自己骑车去的海口路殡仪馆。几百人为他送葬，许多人落泪抽泣。面对父亲那安详的遗容，我再一次看到了他的人品和德行。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
当然，也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好名声算个啥？到头来还不是得到人们一掬毫无价值的泪水，一堆没有生气的假花和几句听不到的好话。还不如……于是，我陷入了人生的困惑。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所言所行所好所恶，有些是很崇敬的，有些是能理解的，有些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些又是只能钦佩他，而自己做不到。但不管怎么说，父亲实在是儿子最初的导师。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将来呢？今天，指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在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中是何等的强烈，强烈到不在乎孩子的任何“小节”的程度！如贪婪、吝啬、霸道、自私、攻击性强等在父母的心中似乎不再是缺点。“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语）无疑是对的，今日的父母不惜缩衣节食为子女的智力投资。然而德育怎么搞？面对一阵又一阵的狂热和排山倒海般的各种潮流，把孩子培养成怎样的人，许多人茫然不知所从而又不甘人后。
由于经受过“文革”浩劫的家长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是小人得道，君子受罚。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下一代实施“豺狼式”的教育。对于受欺负的孩子，这一代父母告之：“他揍你，你也揍他呀！”不错，如今的独生子女几乎人人有个性，过去那种唯唯诺诺，软弱可欺的绵羊式的孩子不多见了。这也许是一种社会进步，于变革国民精神有益。同时令人忧虑的是，这样能培养出勤劳进取，宽容善良，既有独立创造气质又富合作精神的健康人格吗？
为父之道，不只在于言而尽在行之中。记得儿时对谁不满，便顽皮地用粉笔在墙角胡涂“某某是我儿”，自以为沾了天大的便宜。如今，人之子同时又是人之父的我，尤其是在失去父亲之后，深深感到的是做父亲的困苦和艰难。人啊！活到多大年纪，也觉得还是有爹有妈好啊！
三、父子亲情
啊！爸爸，我的生命之源。他活得太累，太清苦，也太认真。他不会找乐趣，不会寻开心，甚至可以说是不会活。他恪守着生活的低标准。他最爱穿的是我送给他的又肥又大的蓝军裤和我从来不穿的军用胶鞋和棉鞋。子女们想为他添点东西，还得动一番脑筋。他很少穿的呢大衣和毛料上衣都是因为做得太肥大我无法穿，他才收下的。而且一定要妈妈为我买到合身的之后，他才心安理得。他对自己太抠门，太小气。平时，他在单位吃饭，总是捡最便宜的菜吃。在家里也是这样，妈妈跟他急也没用。那一年，我到市里办事顺便看看爸爸。我到他单位时已经过了午饭的时间，他马上跑到食堂为我弄饭，端来了肉和豆腐，还抱歉似地搓着手说：“晚了，没好菜。”其实那顿饭，我吃得很香，很美，永远不会忘。可是，当时我这傻儿子什么也没说，现在想告诉他，又到哪里去找他老人家啊！我好悔呀……
爸爸去世后，我把老母接到我家住些时，妈妈说父亲生前曾对她说：我也想退休，可是工作一时离不开。再说，以后我一准死在你前头，你没有劳保，我再为你存点钱，将来别太拖累了孩子们……我听到这再也听不下去了，一个人跑到厨房，拧开水龙头，装作洗脸的样子，“哗哗”地痛苦地然而是无声地大哭了一场。
父亲就是万事不求人的脾气。年纪大了，诸如买煤、买粮买菜一类的家务事，他很少让我们插手，有时像是怕我们干，他都在我们去之前，抢着干完了，令我满面惭愧。周日便是我们家的节日，我们兄妹合家去父母那里相聚，全家十几口人，爸爸就高兴地忙前跑后一整天，晚上，他还要亲自打着手电筒送我们下楼……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想到的还是我们。那一夜，他心绞痛，烦躁不安，难以入睡，又怕影响我母亲休息，还到另一个房间去睡。当妈妈提出要去后楼找我妹妹送他去医院时，他想到的还是大半夜里别惊动他们了。连他自己也想到，竟这么就去了，妈妈悲天怆地，说是她把一个大活人给耽误了，可这也怎么能怪老母呢？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留给我们太多的思念，太深的亲情，太重的愧疚。我不太懂美术，然而，当我第一次看到罗中立先生的油画《父亲》时，心灵被震撼了。在金色的晒谷场上，那位淳朴、憨厚、善良、勤劳的父亲，双手捧出一大碗清水，半张着仅剩下的一颗牙齿的嘴，嘴唇干裂，他满面皱纹，一头汗珠，手指上捆扎着棉线，淤血的指甲沟清晰可见。令人凝睇良久，不觉潸然泪下。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传统美德的父亲形象，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用语言怎么也表达不清的父亲。
每当我想起朱自清先生《背影》里的父亲，每当我看到站在街口，义务维持交通的老人时，每当我看到弓着疲惫的身子踏着三轮车远去的老人时，每当我看到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腋下夹着饭盒，行色匆匆于花花绿绿的人丛中的老工人时，心中便肃然起敬……我写父亲，实在是为了献给他们那一代人啊！他们忠诚、质朴、真挚、勤勉、无私、奉献、认真、有责任感，就像是那位老农，自己嘴唇干裂，却捧出一大碗清泉，端给后人。那就是生命之泉啊！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即使倒下了，也以他们的死，加深着我们生的含义。
人们几乎是同一个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然而却是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走完人生之途，告别这个世界的。人到中年是免不掉父母亡故的打击的，而我总以为那还是较遥远的事。加之来的是这样突然，所以就更悲痛，痛不欲生。前不久，我一位好友的父亲也故去了。他患的是癌症，晚期倍受煎熬，异常痛苦，但他硬挺着，不叫喊疼。去世前还对儿子幽默地说：“看来，我是日本轮船——满丸（完）啦，我不怕死。”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两个小时，还对儿子说：“咱爷俩再抽支烟吧。” 像是在静静地候着末班车。那也是一个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老人了，但我敢说，像他那样坦然面对死亡的人并不多。
我去为那老人送葬了，来到火化场，人可真不少，见到孝子孝女们又以各自不同的形式祭奠亡灵。有披麻戴孝，一身素白的；有扯起“西方接引”招魂幡和拿哭丧棒的；有腰间扎一方白布，头戴一顶孝帽的；还有只戴黑纱、白花的。我还看到一位中年女同志，手捧父亲的遗像，遗像下别着数枚勋章，看来是位功勋卓著的老人。送葬的队伍似乎显得冷清些，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只佩以黑纱、白花，又显得非常肃穆，庄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大群着重孝的人群，最惹眼的是这支送葬的队伍是分乘15辆一色银灰色“皇冠”出租车来的，有人说孝子是个个体户。人们议论纷纷，我也觉得他似乎太那个了。就在我没弄清他太哪个时，那位个体户孝子撕心裂肺地号哭着，被好几个人抬出了灵堂，其状悲切，我心里似乎又觉得他不太那个了。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走出灵堂的吗？我未语，我也是被人架出来的，我再一次体味到与父亲诀别的悲痛。
就在我写完此文的当夜，我去看望老母后归家的路上，遇到一队孝儿孝女，每人捧着纸牛、纸马、纸人或一捆烧纸，走在前面的还提着一架录音机，播放着道士们为超度亡灵念诵的经文，配之以敲打的鼓乐声，那气氛倒也别具一格，队伍来到大路上，面朝西方，呼啦啦跪倒一片，哭声大作。这是封建？这是迷信？这是愚昧？这是铺张？这还是孝心？我说不清楚。
朋友们劝慰我，我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哀思会变得淡去。然而，一年过去了，这深厚的、凝重的父子亲情却化不开，散不去。父亲永远活在儿女的心中。我深知道烧纸不是钱，我更不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会收到这所谓的“钱”。父亲生前无嗜好，生活得既俭朴又简单，所有家当中，只是偏爱那台18寸的彩电。妈妈对我们说，他回家每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是必看的。我那两个手巧的妹夫为父亲扎制了一个“电视机”找来笔画上屏幕、按扭，还很像。父亲去世“五七”那晚，我们一起把它烧了，儿女们跟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我们给您送电视机来啦，您不会太孤单的，别太寂寞了，我们会常探望您的……我愣愣地看着那熊熊的火焰，似乎又见到了父亲的音容笑貌。
白日里寻不到您，黑夜里又梦不见您，只能在烧纸的火光中见上一面了，我那可亲可敬的父亲。儿女们只能在这火光和满天飘舞的黑色纸灰中得到些许慰籍。
刊于1990年6月22日《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