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难忘的童年时光

　　一、快乐大家庭

　　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父母都在万人国营大厂里工作。家中兄弟姐妹五人，还有奶奶，一共八口人。我们厂是建国初期，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造的。厂前的两个大楼，是黄色圆顶的欧式建筑。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作为地方干部，从山东出发，跟随解放大军，渡过长江，一路南下，到了解放后的上海，在华东局工作。父亲在华东局政治研究院任文教助理，母亲在保育院当会计。

　　1954年，403厂筹建，需要大批干部职工。父母听从组织召唤，告别繁华的大上海，先后来到荒凉的北国小城，成为建设大军的一员。父亲在车间做党支部书记，母亲在财务处当会计(后也担任过一段小学支部书记)。厂里给我家分了两间家属房，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住一间，我们三姐妹和奶奶住一间。奶奶是从山东老家来的，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尽管这样，我们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吃上奶奶亲手做的可口的饭菜。

　　厂里规定双职工的孩子，可以上托儿所，幼儿园。保育员阿姨都是当年随爱人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工厂的。她们都很和蔼，很有耐心，领着我们做“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等等的游戏。阿姨还教我们学儿歌，唱童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托儿所的一种主食。是用糖腌制的肥肉，包在面里做的糖包。一咬一股油，又甜又香，真解馋呢！

　　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有时下班晚了，奶奶怕我们饿着，催我们先吃饭。这时，懂事的小弟弟总是会问，“给爸爸妈妈留饭了吗？"那可爱天真的模样，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北方的冬天，寒风凛冽，白雪皑皑。雪停了，我们立刻跑到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聪明能干的哥哥，找来几块木板，一段粗铁丝，作成小“冰车"。哥用绳子拽着冰车，我和小弟坐在上面，嘴里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儿，忘记了寒冷，陶醉在银白色的世界中……

　　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看小说。一遇到不认识的字，前后一连就顺下来了。妈妈从厂里图书馆借回一本本小说，《卓娅和舒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红岩》……文革开始后，好多书都成了禁书。在中学读书的大姐，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本本书，我们都抢着看，因为要抓紧时间还回去。有时也会拿回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我们也如获至宝。我们认识了《平原枪声》里的马英，认识了《草原烽火》里的李大年 ，认识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为了新中国，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小学时期

　　1964年我上小学，第一批加入少先队。我记得入队仪式是在儿童公园，在少先队员的雕像下举行的。我第一次举起右手宣誓：“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第一次知道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从此，红色的种子深深植入我的脑海中，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候学校每次搞活动，都要求穿着白衣服，蓝裤子，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脚穿白球鞋。

　　五、六十年代，小学生放学是不用家长接的。一是家里孩子太多，家长也忙不过来；二是就近入学，一个班里的学生家都住在一起，放学时排成队，走到谁家了，和同学们招手再见，就自己上楼了。老师还给我们编了学习小组，每周活动两次，放学后集中到某个同学家里，先写作业，然后就一起看小人书，或者到外面跳皮筋，踢口袋，男同学滚铁环，弹溜溜球。大家玩的真开心啊!我还记得职工电影院门前，每天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在摆地摊，出租小人书。薄一点儿的是二、三分钱一本，厚的紧俏的则是5分钱一本。只可以在那儿看，不许带回家。我经常带着零花钱，去租小人书看。有《刘胡兰》，《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等。看的入了迷，常常忘记了回家，直到天快黑了，人家要收摊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课也不怎么上了，学校成立了红小兵，我被选为红小兵的中队长。有一次学校要搞演出，我们班是一个诗朗诵《我们最爱韶山冲》。头几句是这样说的，“湘江的水啊，竹林的风，红小兵最爱韶山冲。”我和一个男同学合作朗诵的。我们还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已经记不得学了哪些内容。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了。学校组织师生，连夜上街游行庆祝。我们还在老师指导下，排练了大型团体操《葵花舞》。头几句歌词是这样的，“长江滚滚向东方，朵朵葵花像太阳，满怀豪情庆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学校根据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情节，排练了团体操，我们用白色被里，改成小分队滑雪的白斗篷，穿着绿军装，伴随着“穿林海，跨雪原”的音乐，模仿着滑雪的动作，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三、母爱如山

　　父母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智力投资，给我们兄弟姐妹们五人买了《十万个为什么》跳棋，军棋，象棋，羽毛球拍，还有快乐琴，就是圆圆的按键上写着数字的那种。我们用快乐琴，弹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唱支山歌给党听》……开始了我们的音乐启蒙。母亲白天在单位里工作，晚上为我们五个孩子洗洗涮涮，做棉衣，经常忙到深夜。黑龙江的冬天，最冷达到零下二、三十度。怕我们冻着，妈妈做的棉裤总是厚厚的，两个裤腿放在地上都能立住。

　　五六十年代，整个国家经济落后，物质短缺，食品都要凭票供应，每个月一个人只有半斤肉，好多天能吃上一顿饺子，全家八口人，满满一大白盆，萝卜馅儿放一点肉。那时的我，肚子里好像很空很空，特别能吃，一顿能吃30多个饺子。妈妈总是把她碗里的饺子，拨给孩子们。还说慢点吃，别噎着。我说，妈，你够吃吗，妈说:“这饺子太腻了，我得就着窝头吃。”不懂事的我，信以为真。每次吃鱼，妈妈都是等着孩子和奶奶吃完了，她才沾点鱼汤，擦擦盘子。

　　五岁时，我得了百日咳。这种病每天要咳很多次，尤其是晚上，咳的厉害，如果治不好，会并发支气管肺炎，百日咳痨病等。妈妈每天背我去医院打针，日夜守候在我的身边。夜里我咳嗽的睡不着，她一会儿给我喂水，一会儿给我捶背，还弄了一个小手绢围在脖子上，以免气管着凉。还想办法弄来了鸡苦胆粉，哄着我吃下去。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我的百日咳很快的就痊愈了，没有留下并发症。勤劳善良，可亲可爱的妈妈，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家庭和本职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幸在60岁那年，就离开了我们。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都在隐隐作痛。

　　四、我和二姐

　　二姐比我大四岁，聪明活泼，学习优秀，多才多艺。她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她还是厂子弟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校军乐队鼓手，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学校乐队的扬琴手，校篮球队员。她细高个，眼睛大大的，声音像银铃一样。她还得过朗诵一等奖呢！每当军乐队演奏的时候，我都跟在队伍的后面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逢人就说，那个敲大鼓的是我二姐。

　　有一年，学校号召捡粪支援农业，高年级的学生都有任务，我经常和二姐一起去捡粪。一天，我们姐俩又去捡粪。近的地方捡的人很多，我们就走的很远，来一辆马车，我们就盯着那马屁股，盼着它快点儿拉。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小，捡了满满一篮子马粪。这回家的路太远了，姐俩抬着粪筐，走一路歇一路，手都被筐把勒红了，也不愿意把马粪倒掉。回到家时天都黑了，爸妈都急坏了，担心出了什么事儿。聪明的二姐，平时总会领着我和弟弟玩着新花样。擅长画画的她，用玻璃纸，把小人书上画面描下来，涂上颜色，做成幻灯片。晚上我们把灯关了，窗帘拉上，拿着手电筒对准幻灯片，墙壁上出现了不太清晰的影像，我们姐弟三人还是很兴奋。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出现在银幕上，我们还装扮成各种角色，做了配音。邻居家的孩子们知道了，都挤过来看，二姐还用小纸片做成电影票，发给小伙伴们。他们羡慕的说，明天还演吗？我们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我家有一台120照相机，二姐买了相纸，显影粉和定影粉，领着我们学洗相片。不是专业的，没有经验，洗出来的相片不是黑就是白，有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也不灰心，一次一次的进行试验。终于有一天，相片洗出来了，非常的理想，我们太高兴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成果啊！二姐会讲很多故事，一到晚上，我和小弟就缠着她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等，其他的记不太清了。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斗爆发，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国家实行了屯垦戍边，动员组织大批知青，组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半军事化管理。刚满16岁的二姐，听说兵团来招军垦战士，以为是要参军一样，就报了名，由于她是近视眼，体检怕不合格，就偷偷买个视力表，把看不清的那几行，都背下来，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终于得到了批准。她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奔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军垦战士。记得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们一起去车站送二姐。人很多，当时担心打仗，家长和孩子们都哭成一团，悲切的场面，令人难忘。战备的需要，老人和孩子都要疏散到农村去，奶奶回了老家。大姐已在68年下乡到农场。我和小弟被送到河南洛阳二姨家。就这样，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从此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我们姐妹一别就是六年，再见面已经是1975年了。

　　五、奶奶教我补袜子 

　　小时候，穿的袜子不是布的，就是棉线的，很不结实，几天就磨出一个洞。没有条件买新的，奶奶就帮我们补一补，接着穿。长大一点了，我们姐妹就和奶奶学着补袜子。奶奶有一个木头做的脚模型，我们叫它“袜桩”。在奶奶的指导下，我们先把破袜子套在“袜桩”上，再剪一块儿大小合适的布片，用针线先把它固定在袜子上。然后把布片边缘折叠好，用针线密密的缝好，最后再把固定的线拆掉，一只袜子就补好了。看着补好的袜子，奶奶笑得合不拢嘴，用浓重的山东话说“挺好的！"我们也能帮奶奶干活了，姐妹三人很是开心。以后袜子破了，我们都自己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袜子破了，总是舍不得扔掉，总想补一补再穿。

　　奶奶从山东老家，带来几个木头刻的面食模子。有小猴子的，大公鸡的，莲花的，佛手的，逢年过节，奶奶就会把这些模子拿出来，刷洗干净，做出形态各异的馍馍来。她还用剪刀剪出小刺猬的模样，用手盘出小蛇的样子，并用红豆或绿豆，给它们安上眼睛。每当香喷喷的馍馍出锅了，我们都挑选出自己喜爱的那个，捧在手里舍不得吃，左看看，右看看，稀罕的很。 

　　奶奶的腋下，有一个很长的伤疤，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当年，日寇侵略了我的老家山东。在一次扫荡中，奶奶裏着小脚，跑的很慢，被日本鬼子追上了。当时八路军女干部，都剪了短头发，为了掩护自己，常在脑后挽一个假发髻。鬼子怀疑奶奶是八路军干部，上去就拽奶奶的头发。 一看不是假的，恼羞成怒，端着刺刀就朝奶奶捅来，奶奶本能地躲闪，但还是被刺刀刺中，倒在血泊中……幸亏八路军及时赶到，送到野战医院，缝了七，八针，奶奶才捡回一条命。奶奶的经历，让我恨透了日本鬼子，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六、长姐如母 

　　大姐长我六岁，家里五个孩子的老大，她颇有小家长的威严，脸一沉下来，我们都有些怕她。大姐品学兼优，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同学们都很佩服她。她最爱给我梳小辫，能编出许多花样，给我这个丑丫头，增添了几分美。 

　　作为家里的老大，大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母照顾弟妹。还是小女孩的她，后背上背着我，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去托儿所接送我和小弟。大姐的后背，就是我幼时的摇篮。我经常趴在大姐的身上睡着了，还尿湿过她的衣服。  

　　长大后，听姐说过一件事。就是我小时候出麻疹，拉了肚子，而妈妈恰好不在家。还只有七八岁的她，把臭烘烘的我，按在水池子里，打开自来水给我冲洗……那情景可想而知。现在我还开玩笑的说，我那么怕冷，就是小时候你给我冻的！这都是后话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大姐也和同学们一起到北京大串联，一走就是一个多星期，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大姐回来了。我高兴极了，揉着眼睛，扑到大姐的怀里。姐从北京给我带回了“礼物”，是一双尼龙花袜子，还有一件的确良衬衫，是黄色格子的，这是我第一次穿新衣服啊！之前都是捡大姐二姐穿小的衣服，这在当时可都是稀罕货呢！我兴奋的爱不释手，对着镜子照个不停。第二天就穿到学校，向小伙伴们显摆。

　　1967年，子弟中学排演歌舞剧《白毛女》，大姐是合唱团伴唱的。演出结束，经常带着妆回到家里。那描黑的眼眉，浓浓的双眼皮，红扑扑的脸蛋，真是好看，引得我和二姐围着她，问长问短。大姐还发了几次演出票，姐弟们去看了好几场戏呢，有些唱段我们都能唱下来了。

　　1968年11月份，大姐当时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和全班同学一起奔赴黑龙江省嫩北农场，加入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开始扛过麻袋包，每包都有200斤，大姐还没满18岁，生长在城市，从没干过力气活，又是个女孩子，根本就杠不动。就两个女知青一起抬。后来又分配到畜牧班当上了饲养员。她和战友们，每天要挑水，铡草，切豆饼，照料几十匹马和几十头牛。经常要值夜班，半夜起来给牲畜喂饲料。有时赶上风雪天，马厩的门被风刮咔咔作响，吓得两个女知青抱在一起，互相壮着胆。后来领导看大姐脑子聪明，算账快，就让她去食堂当了出纳员。

　　农场是机械化种粮，主要品种是黄豆和小麦。大姐很顾家，知道我们家里副食紧张，凭票供应，她每次探家都要想办法从老职工家买豆油，白面，猪肉等，给我们改善生活。所以弟妹们都特别盼着大姐回来。

　　1972年，农场领导决定推荐大姐上大学，根据文化考试成绩和报考志愿决定去哪个学校。姐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每天早上三点钟就爬起来复习，晚上下工后温书到深夜。她当时报考黑大英语系，成绩考得也不错，很有把握。可是后来发生的“白卷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文化考试成绩不作数了。1973年，大姐被分到一个农机校中专班学财会。

　　大姐中专毕业后在工厂当会计，1982年，厂里派财会人员去沈阳机电学院脱产进修。在几百人竞争中，大姐考了第一名，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大学脱产进修时，姐的女儿才四岁多，还在上幼儿园。一次，大姐收到姐夫寄来孩子的照片，看到年幼的女儿，头发散乱，身上穿着不合体的衣服，她禁不住掉下眼泪。毕业后，回到工厂。她又考上了会计师，由于业务突出，很快被提拔为财务科长，后来又担任了更高的职务。 

　　大姐的好学上进，给我深深影响。1977年10月，听说高考恢复文化考试，重点面向知青。当时的我，已经在农村插队两年，脚受伤感染回家治病。听到消息后，高兴极了，找出保存的高中课本，面对只有一个月的备考时间，废寝忘食的复习，准备考大学。大姐已结婚怀孕，正在娘家待产。为给我增加营养，姐挺着大肚子，想尽办法做点好吃的。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猪肉，肉票用光了，大姐又买来午餐肉罐头，给我包饺子，逼着我吃下去。看着大姐笨重的身子，吃着姐亲手包的饺子，我的眼泪掉在碗里。姐这是把她的大学梦寄托在我的身上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初考、复试两道关口，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本科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后来还当了教导主任。 

　　七、篮球场的小球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厂在家属区建了几个篮球场。其中一个规模比较大，安了几只大灯，四周用铁条焊起了观众席位，呈阶梯状，能容纳好几百人，我们叫它灯光球场。市内的几个大厂，常举行篮球比赛，灯光球场是主要赛场。

　　我们家姐弟几个，都是小球迷。那时课业负担不重，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一听说哪天有篮球赛，高兴的奔走相告，早早回家催奶奶做好饭，派一两个人先去篮球场占座位。球赛在晚上七点钟开始，观众席上人山人海，人挨着人，连球场门口也都站满了人，观众都是厂里的职工和家属，场内气氛十分热烈，裁判的吹哨声，观众的助威叫好声，此起彼伏，引得路过的人纷纷驻足观看，连周围居民楼上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场面十分壮观。

　　观众们对厂队的运动员，都非常熟悉，有的是自己的同事，感到非常亲切。队员在主场比赛，也就格外卖力。常年看篮球，渐渐懂得了一些篮球规则，如三秒区，走步犯规，罚球，三步上篮，三分球等等，经常是运动员犯了规，观众的叫声和裁判的哨声几乎是同时响起，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喊着“XX犯规了”，看的非常投入，忘记了一切。比赛的哨声结束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路上还在议论着这场球赛。

　　长大以后，下乡，上大学，毕业分配回到家乡工作。接着结婚生子，忙着工作和小家庭，把看篮球和灯光球场忘得一干二净。记不清是哪一年，我有事路过球场，只见没有了往目的喧闹，球场已变为一片平地。几十年过去了，我已从十几岁的少年，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岁月沧桑，往事如歌，小时候在灯光球场看篮球的场景，都还历历在目，令人难忘，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 

　　八、 自制冰棍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之一就是，在炎热的夏天，能美美的吃上一根冰棍了。有三分钱一根的，五分钱一根的，冰多的三分一根，奶多的就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多数是老太太，他们推着一个小车，用筒状的保温桶装着冰棍，上面用厚厚的棉被覆盖。嘴里喊着，“冰棍——5分钱一根！有山楂味的，还有奶油味的！”一听到吆喝声，我们就拿出零花钱，飞奔过去买上一根。那凉凉的，甜甜的，真是爽得很呢。

　　有一年冬天，二姐提议说：我们自己做冰棍吧！姐弟们一致同意。于是，我们找出饭盒，兑好糖水，还放了几匙奶粉，然后就放在窗外开始冻。零下二，三十度的黑龙江，真是个天然大冷库呀！我们都迫不及待，过一会儿，就打开饭盒盖看一下。怎么还没冻好啊！妈妈说，哪能那么快呀！有糖和奶粉，冻的肯定要慢一些。你们快点睡觉吧，明天早上一定会冻好的。果然，到了第二天，“冰棍”冻好了，我们把这块大冰块，砸碎了，每人分了一小块，甜甜的吃了起来，可惜当时没有模子和冰棍筷子，不然一定会制作出理想的冰棍来。

　　九、“谎报敌情”

　　小时候，很早就受到革命传统教育。老师常给我们讲，国民党蒋介石还盘踞在台湾，经常派特务，到大陆来进行破坏活动，我们要提高警惕。还看过电影《英雄小八路》，非常敬佩影片中的少年英雄，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当上英雄。

　　一次，我和堂妹英子一起出去玩，看见电线杆子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话：“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俩感到很奇怪，是特务发暗号接头啊！咱们上派出所报告吧！

　　姐妹俩赶紧跑到派出所，向警察叔叔报告了这件事。叔叔一听笑了，小朋友，谢谢你们，小小年记警惕性这么高，提出表扬！我和英子妹赶紧说，警察叔叔，你怎么还笑呢？赶快去抓特务吧！叔叔接着说，这是一种民间习俗，谁家小孩夜里啼哭，不爱睡觉，家人就写这么这个贴子，有点迷信色彩。我俩听了这些话，恍然大悟，知道警察为什么笑了。

　　小姐俩离开了派出所，心中有些遗憾，却没为自己行为后悔。我们约定，再遇见可疑的人和事，还是要去报告。

　　十、“赛虎”的故事 

　　有一年， 家里出现了老鼠的踪迹。妈妈托人从农村抱来了一只小猫。我和弟弟一看，真是喜欢。猫咪长的漂亮极了，白色的肚皮，背部是是金黄色的，带有黑色的斑纹，真像一只小老虎。我们给它取名叫“赛虎”。“赛虎”可爱又聪明，我们吃的冰棍，剩下的给它吃，总是舔的很干净。那时候的电灯开关，是用一根灯绳连接的。猫咪发现了这个秘密后，经常跳起来，用小爪抓住灯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忙的不亦乐乎。当它被关在屋里出不来，会用脚爪扒开一个门缝，趁势钻了出来。“赛虎” 长大了，会捉老鼠了！有意思的是，它捉了老鼠后并不马上吃掉。而是玩上一阵，只见它用嘴叼着老鼠，一会儿放在地上，老鼠挣扎着要跑，猫又迅速地用脚爪摁住。经过几个回合，老鼠被折腾的精疲力尽，才被吃掉。我们管这叫做“猫戏老鼠”。

　　有一年春天，猫咪突然叫个不停，声音很难听。我和小弟不知怎么回事，用手摩娑着它的毛，一边安慰它，一边喂它最爱吃的东西。但是，猫咪吃了几口，又叫了起来，而且一声比一声响。它还跳上窗台，扒开门缝，总想往外跑，远处好像隐隐还有一只猫在叫。 妈妈说，这是一只母猫，想找伴儿了。终于有一天，“赛虎"不见了，我和小弟急得哭了起来，到处去找，也不见它的踪影。妈妈也托人到处打听，还是没有结果。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吃晚饭，忽然听见猫叫声，是“赛虎”回来了！开门一看，果然是它。我和小弟高兴地跳了起来，猫咪看见主人，也很高兴，喵喵的叫着，漂亮的皮毛上挂着许多灰尘。“赛虎”回来后，变得能吃能睡，肚子也慢慢的大了起来。妈妈说，它这是怀了小宝宝了。我们赶紧找来纸盒箱子，垫上棉絮，准备迎接小生命的到来。“赛虎”第一窝，只生了一个宝宝，是一只黑色的小猫，一点儿也不像它漂亮的妈妈。我们猜想，这只小猫，他的爸爸，一定是一只黑猫。

　　连续几年，猫咪生了好几窝小猫，其中只有一只，长得很像“赛虎”。猫太多养不过来，都送人了。由于“赛虎”和它孩子们的存在，家里也不见了老鼠的踪迹。但是，我们却一直不舍得把它送走 。过了几年，“赛虎”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常常呕吐，给她吃药也没有效果。有一天，好长时间没听到她的叫声，过去一看，它怎么一动都不动呢。“赛虎”死了，我和弟弟大哭了一场，亲手把它掩埋在一个建筑工地。我的动物朋友赛虎，伴我度过少年时的一段美好时光，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到当年的一些情景，心中不免还会泛起波澜。

　　十一、 父亲的冤案

　　一九六八年（文革时期）的一天，爸爸没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妈妈哭着告诉我们，爸爸被打成“漏网走资派”“假党员”,被造反派关进地下室。这如同晴天霹雳，砸向我们这个幸福之家。奶奶边哭边叨咕着，我二儿子，已经在济南战役牺牲了。我三儿子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共产党的，怎么就成了假党员？孩子们也茫然不知所措，不相信一身正气的父亲是“坏人”。 

　　坚强的妈妈，从不在造反派面前掉眼泪。父亲被关在地下室，造反派逼父亲承认自己是“假党员”，父亲不承认，就遭来一次次毒打，耳膜被打破，腰也被打伤。怕爸爸一时想不开，妈妈隔几天就去看望一次爸爸，给他带去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吃的。开导父亲要挺住，问题总会搞清楚，我和婆婆孩子们等你回来。

　　妈妈则像棵大树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照顾着年迈的奶奶和五个子女。父亲的工资也停发了，只开生活费。母亲靠她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一家八口人的开销。后来，父亲被下放在车间劳动。当年担任党总支书记的期间，爸爸非常关心工人师傅，常常尽自己能力帮助有困难的职工。因此，在车间劳动改造这段时间，有些工友偷偷去看他，送手套，送吃的，送上一些暖心的话，给爸爸精神上的支持。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父亲要被放回来了，前提是要在街道开一次批斗会，母亲不忍心看着爸爸被批斗的场面，带着我在外面躲了一天。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家门前那批斗的标语，还在风中飘荡。见到久别的爸爸 ，全家人默默流泪。

　　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也受到牵连，上中学以后，我本应第一批入团的，被团组织考验了半年，第二批才入上团。

　　到后来才知道，爸爸党员登记表找不到了，又没有人证，就被怀疑是假党员。后来，有证据证明父亲确实在1947年加入的共产党。当时，国民党进攻山东，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占领山东海阳县好几个月，党组织都处在秘密状态，党员之间有的也互不认识。形势危急时，档案和登记表或者被埋，或者被大雨淋湿，有很多都找不到了。

　　“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上级党组织派人进行多方调查取证，几经波折，寻找到已经改名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终于认定了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恢复了他的党籍，为其平反，父亲母亲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做为子女的我们，也挺起了腰杆。

　　十二、 在姨妈家度过的时光

　　1969 年，我十二岁，在东北的一家国营大厂的子弟学校上小学 。那一年， 爆发了珍宝岛战役，中苏关系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家里也有了变化，大姐，二姐先后下乡到农场兵团。黑龙江地处边境，备战需要把老人和孩子进行疏散。奶奶被送回山东老家，我和小弟，也被送到千里之外的河南洛阳，寄居在二姨家里。父母身边只留下了哥哥。这样全家八口人，地北天南，天各一方。

　　那一年的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妈妈送我和弟弟来到二姨家。二姨和姨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后，一个在工厂里当工会主席，一个在职工医院担任护士长。二姨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家有三个小孩儿，一个表姐，两个表弟。工厂分的两间房子，一家五口居住，再加上我和小弟一共七口人，可以想像这对他们一家来说，增添多大的负担。

　　我被分配到子弟小学五年级，跟我同岁的表弟一个班读书。表弟是班里的“孩子王”，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我来到班里，同学们都很热情。围前围后，问长问短。在学校几个月的时间里，班里排练节目，还给我这个不擅长跳舞的学生，分配了两个舞蹈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叫《远飞的大雁》还是领头出场。我非常高兴，十分珍惜这个机会，认真的学习排练，不负同学们的一份盛情。

　　当时是文革期间，教学很不正规。记得教语文的是一个工宣队员，满口河南话 ，我也听不懂。教数学的是一个梳短发的女老师，态度和蔼，普通话讲的还行，课也讲的很好。我很喜欢她。1970年的7月，学校组织我们去农村劳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我第一次住了窑洞，学会了用镰刀。在炎炎的烈日下，我们收割金黄的麦子，深深感受到，“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住在二姨家，二姨父非常热情幽默，常给我们讲一些笑话，以及他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经历。二姨父是抗美援朝时，作为黑龙江桦南二区的区长，带领民工和担架队，跟随志愿军来到朝鲜的。后来参军，成为一名营长。在枪林弹雨中，他曾两次负伤，亲眼目睹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牺牲。第二次负伤，住在野战医院，遇到我的二姨，后来成为革命伴侣。

　　二姨对我和小弟，更是视如己出，想尽各种办法，让我们姐弟俩住的开心，吃的好些。她经常买些五花肉炖地瓜，为我们解馋。一转眼，夏天到了。二姨买了几尺花布，为我做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裙子是带有紫色葡萄图案的，是人造棉的，穿起来得得嗖嗖的，风吹起来非常好看。给小弟也买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河南的夏天，常常是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晚上睡不着觉，人们就把凉席铺到屋外 ，有坐有躺，摇着蒲扇，拉着家常，直到半夜，才回到屋里睡觉。

　　那时候，一个月会有两次露天电影。听到消息，我们会早早吃完晚饭，拿着小板凳到广场上占座。有些战争片就是那时候看的，印象最深的有《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奇袭白虎团》等等。有一个周末，姨父领我们来到郊区，到龙门石窟和白马寺游玩，那时这两个景点都没开放，有些古迹也被破坏了。看到栩栩如生的佛像，石雕的白马，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我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感到惊叹，真是大开了眼界。

　　七〇年七月末，爸爸来到洛阳，接我和小弟回家。我们依依不舍的告别了二姨一家，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回到家才知道，父母被下放劳动到农村。哥哥已经进厂当了工人，我还要继续上学。我和弟弟如果都跟父母下放，有可能就一辈子回不来了。两个姐姐还在农场和兵团。当时，叔叔和婶婶，也曾提出要把我们接到他们家去。考虑到叔叔家，只有一个人上班，还有四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爸妈经过商量，决定把我和哥哥托付给小姨，他们带着弟弟到农村去。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另一个姨妈家。

　　小姨和姨父，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工厂建设，随我父母一同从华东局（在上海），来到黑龙江的。小姨在银行做人事工作，常常开会到深夜。姨父在厂里质检处工作，家里的事儿，更多是他在管。小姨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比我小，每天放学以后，我领着他们一起玩儿。姨父下班回来晚了，我还可以热热饭，我还在邻居的指导下，学会了炒土豆丝儿呢！

　　哥哥初中毕业，刚满15岁，就进厂当了车工，每天三班倒，还要带饭真是辛苦。姨父每天帮哥哥炒菜装饭盒，尽量让他吃的可口一些，隔一段时间就买点熟食，排叉什么的，改善生活。上三班，怕哥哥迟到，姨父给闹钟定了时，按时叫醒他起床。小姨父生活能力很强，买菜做饭劈柴，包包子，包饺子，样样能干。

　　姨父性情豪爽，爱说爱笑身体好，爱好体育，操着一口山东话，说话很快，有时我们也听不大懂。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在市委机关警卫局工作，给陈毅市长当过警卫员。还是机关篮球队的队长呢，年轻时照片，既帅气又威武。周末，姨父就领着我们去打篮球，到江边学游泳，非常耐心的教我们。可惜我胆子太小，人一浮起来，害怕的不行了，嘴里喊着“不学了，不学了”，头也不回的，就往岸上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个旱鸭子。

　　回想当年，在我家最艰难的时候，是两个姨妈、姨父接纳了我们，为我父母分忧解难；两个姨父则像父亲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还有叔叔婶婶对我们的关爱；都是我永生难忘的。也是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都不在人世了，姨父姨妈，叔叔婶婶，我好想你们哪！

　　回想自己的童年时代，有快乐的时光，也有痛苦的日子。这些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过去，牢牢铭刻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