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17日，我的第一篇变为铅字的《小草杂感录》，发表在《人民日报》之后，得稿费6元，心中窃喜，以为这条路似乎可以走下去，便误打误撞给嘉兴《南湖报》投稿，不想居然发表了几篇，后来还收到了编辑的来信，鼓励我多写稿，署名：袁克露。那时，我一个做文学梦的已过30岁的汉子，正为自己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拉弓而犯愁时，无疑是一束亮光。那时，我对文人十分尊崇，觉得无像样的作品，羞于去见老师。虽然袁老师也曾约我去聊一聊，我还是犹豫不决，终于留下遗憾。后来，我从空军调往陆军的调令到了，要求一周内报道，走得匆忙就没有了机会。我到北京军区后，与袁先生还有通信联系。他说你是嘉兴走出去的作者，嘉兴依然欢迎你赐稿给我们。

　　2018年4月，我托我的战友韩玉荣帮我打听袁先生的情况，说来也巧，袁先生与我这位战友住在同一个小区里。我带上我已经出版的《中日空战记》《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赶过去与老师见面。袁先生也送我一本他写的《秃笔残墨点旧衷》，装帧十分高洁清雅。

　　从离开嘉兴算来已过去36年。当年虽未曾谋面，却一见如故。他长我20岁，一点也不像88岁的老人，身材适中，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他说：因为你是部队的作者，我还记得你。你好！我们还是战友。这把我说糊涂了。1.png

　　原来，他1950年被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和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三所院校同时录取。因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有90％的助学金，而且可以学习艺术和音乐两门课程，他选择了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后院校合并改为苏州大学）。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坚决要求参军，来到空军第六航空预科学校任文化教员，半年时间，他为从陆军选来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战士提高到初中毕业水平（主要课程语文、数学、物理）。由于他的表现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

　　正在他前程似锦，大展宏图之际，厄运向他袭来，令他猝不及防。他的父亲袁啸虹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了。袁老师出生在江西南昌市，小时候跟着外婆生活，直到小学5年级才和父母弟弟住在一起。父亲很忙，但告诉他人生写一手好字很重要。父亲教他写毛笔字，单日写一张小楷，双日写两张大楷，循环而不可间断，即使是三九严寒漫天大雪双手冻得通红，照样要坚持写。几年下来，他的字在同学中是最好的。另外，父亲为他讲解《古文观止》和《战国策》等古文，教他读懂背熟并逐步学会应用，所以他的作文，特别是文言文写得也很好。再有，父亲关注他参加演讲比赛，并帮他修改演讲稿，所以他在比赛中总能名列前三。父亲的指教使他受益终身。

　　直到1948年下半年，他才逐渐明白，他的两个叔叔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他的父亲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委（地下）组织部长。那时要在家开秘密会议，父亲总是让他和弟弟去门外望风。他们还送过信，贴过标语，欢迎解放军进城……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共产党人。父亲袁啸虹的问题出在解放前半年时间，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的同志，去了伪戡乱建国委员会任职。

　　1947年　7月4日，蒋介石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实行戡乱救国。蒋介石实行此口号，实为最后关头不得已之负隅顽抗之策略，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在前方作战时，后方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个组织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滥杀无辜，民愤极大。不知道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袁啸虹被作为“反革命”镇压了。这是一个大悲剧。30多年后，袁克露才收到一份父亲平反判决书。

　　袁先生说他在部队两次立功，喜报寄回家，南昌有关部门邀请母亲参加座谈会，并请她发言，这是他对母亲唯一的回报和安慰。母亲一直以儿子为骄傲。可是到了“文革”，已年过花甲的母亲又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和外婆一起扫地出门，被赶到农村劳动改造，外婆不久病故。母亲孤苦伶仃数年后因病痛从床上滚落坠地，死去几日才被发现……

　　袁老师在全家福的照片下写道：爸爸，你走得太早了！我一直悔恨在离家那天没有转身再好好地看看你！

　　妈妈，你走得那样地凄惶，一句话也没法儿留下，瘦弱的躯体怎能装下那太多的无诉！

　　你们都走了，我的故乡在哪里？

　　我没有报答一丝一点养育之恩，我没有送上一句温煦的话语，只有那夜半梦中的呼唤……

　　1954年底，袁先生转业到嘉兴地委机关，主要在刊物、报社等任职，曾任副刊部主任。在这里他遇到了与他同年从华东空军司令部通讯处转业的顾惠莘并相爱了，1955年结婚。甜蜜的生活没过两年，到了1957年，袁先生被打成右派了。2.png

　　在这场运动中，袁先生收到一位陈姓朋友的信对他说：“整风遇到叫大家提意见可能是钓鱼。”朋友的意思是让他少说话，可单纯幼稚的袁先生并不以为然，还写了一篇文章说人们不要有“钓鱼”的想法，应该认真帮助党整好风。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说他鼓动人们反党，并追问他谁是那个写信人。袁先生一口咬定，没有写信人，是我为了写文章找个由头造出来的。危难之时，袁先生坚持住了文人的风骨，不出卖朋友，实乃真君子也。他遭到了人们的批判和围观，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一下子陌生了，变得不可理喻了，他只好默不做声。最严重的是他还有个“反革命”的爹，真是在劫难逃。

　　同在一个机关的妻子被要求与他划清界限，参加完批判会，一回到家里，她的奶水就断了，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就尝到了苦涩的人生况味。袁克露被划为右派，连降三级，下放到农村劳动。他的妻子也因为坚决不离婚，拒绝交出袁克露的日记（其实袁先生从来就没写过日记），政治立场有问题，戴着无形的右派家属的帽子下放到印刷厂当工人。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工作和生活上也受到苛刻的对待，20多年，她的身心倍受摧残，肝炎、肺结核、神经官能症乃至癔病接踵而至。说起22年右派的经历和磨难，袁先生很少说自己，他总是一再为妻子和三个女儿带来的影响而自责。可惜啦！大女儿因为他的右派身份连高中都不能上……3.png

　　袁老师为人和善，彬彬有礼，斯文又有才气。别看是右派，却有个好名声。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很同情他，帮助他。到农村劳改，有农民小小声喊他袁同志，累了就有人劝他，知识分子没体力，不着急，慢慢干，别伤到自己。还有人给他送饭送菜……

　　后来，袁先生被安排到第二医院图书馆工作了17年半，“文革”中，两派也斗来斗去，但对他都故意“忽略”，不找他的麻烦。而且医生护士对袁老师妻子的病情很关心，连上海医院都治不好的癔症，他们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治好了。大女儿不能上高中，院领导听说后，把已经分给别人的缝纫机票要回来给了他，说是实在没办法也是孩子的一条生活出路。医院领导还要他给医生班和护士班分别上语文课。开始，袁先生怕惹麻烦，并不认真备课，以为不爱听就算了。结果不想大受欢迎。这让袁老师想起在空军预科学校授课时的美好时光。4.png

　　1979年袁老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原待遇，文化局马上调他到文化馆工作，后又调他到嘉兴日报，92年退休后又被返聘了10年，72岁才告老还家。

　　袁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命运多舛，历经苦难，感触颇深。年近90岁，他看透了这世间许多事，也看淡了人生的声名利禄，所以他心如止水，所以他心中还是充满阳光。他说：右派22年来，严酷的政治环境，曾使我感到前途渺茫而意志消沉，但那么多好心人的关切帮助又让我在颠簸的风浪之中感觉到人性的温暖，他们给了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持。5.png

　　袁老师回到新闻、文化工作岗位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报刊，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协会常务理事，嘉兴协会驻会主席等社会职务，出版了《浙江民俗大观》、《嘉兴风情民俗》等。令我最佩服的是先生培养了一支近两三百人的作者队伍，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先生曾在《有缘者　长相思》中写道：他们既然跨入我的生活，那么他们同样也属于我。他们的喜悦、忧愁，祝愿或者生气，都嵌入了我的记忆的储存。

　　这也许就是缘分吧！有缘者，不必请客送礼，无需花言巧语，有缘者十年八载，千里万里，长相思！

　　这就是袁先生的人格魅力，虽无更多交集，但先生对于我的文学启蒙，令我长相思，永不忘！

　　有人曾撰文说：由于他有一颗对人、对读者、对所有作者的尊重之心，他和读者、和作者，贴近了，亲近了，有了这样一颗尊重之心，他的心里溶进了读者，融进了作者。古人云：“有容乃大”，这就是他，一个报人的胸怀，一个报人的风范！

　　袁先生这《秃笔残墨点旧衷》的书里写下的最后两句诗是这样的：

　　任凭天崩地陷海啸龙卷，

　　辨别真伪爱憎的永远只是阳光！6.png

　　这次见到袁先生，读了他的书，才知道他苦难的一生，他没有抱怨和恨意，他把困苦的生活，活出诗意，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这才是他的本事。

　　当我看到袁先生在书中的开卷白《重在留念》里写道：我是一名编辑，具体工作就是选稿组版，没有固定的写稿任务。然而，兴致来时，我也会东鳞西爪地涂上几百上千字。所以我还是一名业余作者。

　　这业余作者自由度颇高，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小说、故事、诗歌、杂文、曲艺，乃至编剧、作曲，无一不可尝试。

　　读到这段话，我会心一笑，看来学生与先生的心是相通的。我就是坚持先生所说，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不出就不写。一直的“业余”状态，没有压力，也无烦恼，写了能发表更好，没人理就算，随手扔了便是。

　　写于202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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