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开学季,我走进了蓬莱郝斌小学,在那里度过了大约两个学年。如今,学习的事情都不太记得了,当年干过的那些活计有些却还历历在目。可以说,郝斌小学给予我的开蒙教育,不仅包括学科知识,行为规范,还包括劳动启蒙。
不记得郝斌小学是不是把劳动课写进了课程表,纳入了考核表,但我们时常要外出劳动,我记得真真切切。劳动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比方说拔猪草、拔兔子菜、拾麦穗。这样的活计,多是在某个下午,班主任老师带着同学们集体外出,干上一段时间,再带着劳动果实集体返回。
当年,人们不知游学为何物,学校里也极少安排春游之类的活动,集体外出劳动,被赋予了春游的意味,我的回忆中,集体劳动,半点也没有劳动的疲惫,只有每次满载而归的喜悦。不记得学校的猪和兔子养在哪里,也不记得在学校里见到过猪和兔子,却因为拔猪草和拔兔子菜,多了很多亲近野地的机会,至今我认识的有限的几种野菜,比方说猪耳朵草、苦菜、荠菜、灰灰菜等,都得归功于当年野外劳动时不经意完成的植物启蒙。
野外劳动也顺便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拾麦穗,我们一人拐一个小篓子,来到了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地,地里,是割剩下的一簇簇短短的金色麦秸,零零散散地,有掉下来的麦穗静静地躺在泥土和麦秸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颗粒归仓。那次我遗憾地半路退出了劳动,因为新鲜的泥巴的味道,刺眼的太阳光,联手触发了我的偏头痛,让我自此发现我的偏头痛发作有着五花八门的原因,它们包括奇异的味道和过强的光线。
再比方说编麻绳、撸槐树叶、拾粪、打苍蝇、挖蛆蛹……这样的活计,通常是按人头布置下来,有个基本指标,上不封顶,完成后带到学校交差。
这其中,麻绳是学校发材料,我记得是领回家粗麻绳,5股的或者6股的,先破成一股一股的麻线,再编成3股的细麻绳。这项劳动,没啥难度,但挺繁琐,麻绳长,还需要开阔的场地。应是母亲帮我在房子西山墙上搞了一个可以固定麻绳的地方,我领了粗麻绳回家后,就先把粗麻绳一头固定在山墙上,再从另一头,一点一点地把粗麻绳破成单股麻线,然后,再三股麻线一组,把一头固定在山墙上,顺着麻线原本的螺旋方向,编成一根三股细麻绳。
撸槐树叶、拾粪、打苍蝇、挖蛆蛹之类的,则是无中生有,要自己想办法完成。
记得撸槐树叶是一个暑假的任务,说是晾干后用于出口。在小孩子眼里,槐树一直是用来仰望的,槐树叶高高在上,怎么能把它们撸下来?再说医院大院里也没有那么多槐树啊,我愁坏了,一个暑假都在仰望大树,暗自焦急。现在,孩子的任务就是家长的任务,可是我们的小学时代,孩子的任务千真万确就是孩子的任务,大人基本不插手。可能大人们也最终认识到撸槐树叶是小孩子们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暑假快要结束时,对束手无策的我们伸出了援手。记得是同住医院大院的女同学刘炎(她后来上了南京大学)的爸爸帮的忙,他在蓬莱师范工作,蓬莱师范在蓬莱阁西边,依山而建,植被茂盛,刘爸爸帮忙搞到了几大袋子槐树叶,压在心里一个暑假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刘爸爸的出手相助,让我时常疑惑,我的父亲怎么没有出手帮忙?他的船运大队跟蓬莱师范处于差不多的地理位置,帮孩子搞点槐树叶,应不算什么难事。或许母亲觉得不能拿小孩子的事情打扰父亲的军务,所以根本就没告诉他也未可知。
说起拾粪,也曾是令我抓狂的一项任务。学校一布置拾粪,家里的鸡粪就成了香饽饽。但家里就只有几只鸡,鸡粪产量太低,供不应求。周围邻居家,也多有上学的孩子,鸡粪太稀缺。没办法,就只有去大道边等马车,来了马车,就在路边紧跟着马车,紧盯着马屁股,什么被马踢啊,被车撞啊,都统统抛到了脑后,好在那时候大道上也没多少车。一旦马拉粪了,这一天的任务就算有着落了。马吃草料,马粪不算太臭,一个个马粪蛋从马屁眼里滚滚而下,在大道上就跟一串省略号似的,跟在后面拾粪的,马上捡宝一样捡到粪篓子里。我似乎没去捡过几次马粪,因为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了,而且马车也不是时时有,得靠偶遇,靠碰运气。也不知我的拾粪任务都是怎么完成的,总之,当年,考双百分不难,难的是完成这些花样翻新的劳动任务。
打苍蝇和挖蛆蛹是一体两面,属于同一项任务——“除四害”。资料显示,“四害”由来已久,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麻雀后来被“平反”,由臭虫代替。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因此“四害”最终被定为苍蝇、蚊子、老鼠、蟑螂。
我们当年“除四害”,主要是打苍蝇。打苍蝇不难,但小孩子就爱争先恐后,打得多了难免收拾不住,最要命的是打了苍蝇“死要见尸”,得把死苍蝇好好保存起来,凑够了数量,带到学校去交给小组长或者卫生委员验数。苍蝇会飞,打得人多了,苍蝇就不够用了。蛆蛹会变苍蝇,于是不知谁发明了挖蛆蛹,一个蛆蛹顶一个苍蝇。挖蛆蛹得到旱厕、粪池等苍蝇的地盘上去掘地寻找。熟能生巧,蛆蛹挖得多了,慢慢地就都成了老手。靠近旱厕蹲坑的泥巴地,旱厕墙根,粪池墙根,常有蛆虫在爬,都是挖蛆蛹的好地方,如果能一下挖到蛆蛹的老窝,那丰收的喜悦足以让大家欢呼雀跃。那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同学正聚精会神地盯着一个小纸盒子,嘴里还念念有词,那他多半是在数苍蝇或者蛆蛹;如果在某间教室的窗台上,有数量不少的死苍蝇堆在一角,那估计当天就是交苍蝇蛆蛹的日子;而在旱厕墙根、粪池边上,如果有三三两两的小孩子蹲在那里,那肯定是在埋头掘地,搜寻蛆蛹……
记得那时候在旱厕蹲坑,目力所及之处,常有白白胖胖的蛆虫在孜孜不倦地爬行,别看蛆虫最多不过一两厘米的长度,一间小小的旱厕的地面,对它们无疑就是茫茫原野,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小的蛆虫不懂这格言警句,却用行动践行,它们一门心思地爬啊爬,它们的终极目标,便是寻到一处干爽舒适的泥巴地,去完成自己此生从蛆虫到蛆蛹再到一只可以展翅翱翔的苍蝇的使命。而紧盯它们不放的“祖国的花朵”,却心心念念在想:如果这些蛆虫能就地一滚变成蛆蛹,那该多好啊!
这些五花八门的劳动内容,曾经深度融入我的郝斌小学时代,让小小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劳动的不易,收获的喜悦。在当年,学工学农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校办工厂和农场,或许,我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劳动成果,都曾经为学校的后勤生产做出了一点贡献。我没见过学校的小猪和小兔,但它们应该吃过我挖回来的野菜;我没见过学校农场里的麦子玉米瓜果菜蔬,但我积的每一份肥,应该滋养过它们的叶片花朵和果实;我不知道自己编过的麻绳交上的槐树叶都派了什么用场,但我的一双小手说不定也为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创造了一点点财富……唯一觉得荒诞的是数死苍蝇的日子,但忍耐力也千真万确得到了一定锻炼。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新闻里说,新时代大中小学要广泛推进劳动教育了。检视我们的日常,每当我们要依靠某种外力,或者发起一项运动,去亲近某种事物,那这种事物,通常已经濒临消失,或者说,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受重视越来越边缘化。此番要推动的劳动教育,会不会也在此列?
又想起了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洗碗,人还没有厨房水池高的时候,就每天吃完饭,站在小板凳上,扎着小围裙,开心地洗刷刷。当然,通常是,一通操作下来,水花四溅,衣袖尽湿,碗还没有洗净,得大人跟着善后。慢慢地,大人觉得还不如自己洗。后来,女儿成了琴童,有点时间就被摁在琴凳上。再后来,女儿上学了,吃饭、睡觉、上学、写作业、练琴……洗碗?有那时间还不如背几个单词练一首曲子呢。成绩和升学的导向,异化了孩子们的日常,有多少父母曾像我一样剥夺了孩子劳动的权利,让他们没有机会从劳动中体验成就感和纯粹的快乐?
如今国家出马推动新时代劳动教育,具体落地时,希望不会落入为了劳动而劳动的窠臼,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如我一般,在40多年后回忆往昔,还可以想起那所对自己进行了劳动启蒙的小学,还可以找到一份小小的傲娇。
徐绍磊,毕业于山东大学。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多年从事报纸专副刊编辑工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