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解放台湾搁浅，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势单力薄，台湾岛回旋余地小，遭到国民党的全面捕杀，加上台湾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叛变出卖，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悲剧雪上加霜。
美国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搁浅，台湾党组织孤军奋战，最终全面瓦解，侥幸回大陆的寥寥无几。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最后全面瓦解，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除了蔡孝乾叛变出卖的主观原因外，还有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客观原因。
美国政府花重金扶植的蒋家王朝腐败无能，丢掉大陆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彻底失望，对华政策进行了从“拥蒋”到“弃蒋”的调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解放台湾指日可待，台湾地下党迎接胜利曙光的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使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开始统一祖国的战争，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一败涂地。
但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向南朝鲜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当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从军事上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向南朝鲜派遣海、空军。同时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帮助国民党防卫台湾，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公开侵略朝鲜，干涉中国内政，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城市。
８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南朝鲜军队仅剩下几万人，连同前来增援的10万美军被围困在朝鲜最南端釜山的狭小地域，几乎要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入大海，全胜弹指可见。
但在关键时刻，美军利用人民军后方兵力空虚，实施了全面反攻的仁川登陆。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美第10军所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７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7万余人，在500架飞机、260多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将人民军拦腰斩断。
美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
仁川登陆成功后，人民军腹背受敌，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利用装备和兵力的绝对优势，举行全面大反攻，朝鲜人民军在敌军两面夹击的形势下，转入战略退却。美、韩军28日占领汉城，随后突破“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北朝鲜面临亡国之危。
最终朝鲜内战发展成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侵占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只能放弃。
面临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蒋介石开始疯狂地屠杀台湾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遍布台湾全岛。除吴石、朱枫、陈宝山和聂曦四名著名英烈代表外，还有一大批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害：
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张志忠，是1945年大陆派往台湾的共产党员，被捕后经过国民党四年多严刑拷打和“感化”仍坚贞不屈。蒋经国曾两次亲自到监狱里来向张志忠劝降，他很有礼貌地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
张志忠很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不久以后，蒋经国第二次来劝降，问的同样是：“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再次坚决表示：“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后来，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表示，张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党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位，因为他威武不屈。
国民党用尽手段无效后，1954年3月16日，将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杀害。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于1998年1月将张志忠和夫人季澐定为烈士，并通知了他们的亲属。
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林英杰，原名邦富，广东揭西县东园镇玉湖村人，1913年出生于泰国曼谷。1928年进入福建省集美水产学校读书，当时该校已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秘密小组。林英杰在校期间通过阅读大量的革命书刊，思想觉悟提高很快，随后便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10月，到达新四军驻地盐城，先后任盐城县政府任教育科长、第六区委副书记、盐城市区委书记等。
1946年林英杰奉设在上海的中共华东局的指派，到台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6月，《光明报》发表林英杰起草的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震撼全岛，也惊动了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开始追查《光明报》，林英杰当机立断，立即通知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地下党员陈仲豪、王致远、陈少麟、方乔然等人设法尽快撤退到大陆去。林英杰把一批批同志送回大陆，自己却留在台湾，继续同敌人作顽强斗争。1950年3月林英杰被抓获，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里，与林英杰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一位吴姓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吴先生从台湾来到大陆，通过同为当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章中给林英杰的儿子林国琪打电话，向其阐述了当年林英杰在牢笼里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这位宁死不屈的英雄的最后时光也首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几个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官兵拖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那人似乎只剩一口气硬撑着，已经奄奄一息了。那几个官兵粗鲁地将其扔在地上后扬长而去。吴先生朝那人稍稍靠近了些，仔细打量起他来。那人浑身肿胀得非常厉害，容貌尚且还能看清，只是自己并不认得。他全身几乎无一处是好的，手和脚的指甲全都被拔了下来，血肉模糊，触目惊心，想必已是不止一次遭受到如此酷刑。看到这些伤痕，连吴先生都觉得疼痛无比，吴先生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便密切关注着他的伤势，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舒服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那人渐渐好转起来，已经能说话了。吴先生知道他同是地下党员，便与他攀谈起来。他对吴先生说了一句：“我对得起党国。”党国一般泛指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但吴先生明白他说的并不是这个。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他说他对得起党国，便可以理解了。
在吴先生眼里，这个在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之后仍能不变节，坚守自己对党对国家忠贞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打从心底敬佩他。后来，他终于得知这个人就是林英杰。1950年7月22日，林英杰被冠上“意图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罪名，最后被枪杀，牺牲时年仅37岁。
林英杰牺牲后，其亲属于1957年得到时任内政部部长的谢觉哉的鼎力帮助，领到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和《烈士家属证明书》，证明书由毛泽东主席签署，这是共和国少见的。
担任中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简吉，是台湾日治时期的“老台共”，台湾高雄县凤山市人。1926年，简吉与赵港、杨逵等创组台湾农民组合，为台湾日治时期组织最为完整的农民运动团体。简吉任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常务委员。1927年与赵港为台湾代表，出席日本农民组合第六回大会，并向日本众议院递交抗议书。1928年6月简吉与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结识，同年8月台湾农民组合通过支持台湾共产党的决议。简吉不久后开设社会科学研究会，以谢雪红、杨克培为讲师，而简吉本人以蔗农问题、竹林问题、日本退职官员侵占土地问题之题目，进行群众教育。1929年2月12日简吉被捕，判刑4个月；出狱后仍持续抗争，1931年再度被捕，判刑10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简吉与老台共党员、中共党员张志忠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并且于1949年10月简吉出任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山地工作委员会书记，1950年简吉被捕，视死如归，隔年3月7日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
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台湾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视死如归。其夫人蒋碧玉也是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大义凛然：“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钟浩东英勇就义，蒋碧玉被判刑。
中共地下党员、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福建林森人，上海震旦大学电气系毕业，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曾在抗战初期于上海自来水及电力部门服务。抗战期间服务于昆明，对电厂建设贡献卓著。抗战末期，先后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访问考察电气事业。台湾光复，刘晋钰是第一批到台湾接收电厂设施的专业人员，当时刘晋钰的职务是“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其后，台湾电力公司成立，刘晋钰以拥有电力专业，被委任为台湾电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罪名为“匪谍”。
王正均，吴石将军副官，因协助吴石为中共收集、传递情报，被捕后面对严刑与利诱拒不承认犯罪，被蒋介石下令处以死刑，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义。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 《民政部关于批准王正均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被台湾特务机关破获，安学林、苏艺林、陈平、葛仲卿等百余人被捕，不屈者均被枪杀。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罗天贺被判死刑，仍从容自若，慷慨赴死！
刘光典烈士曾是当年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人物，他与时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朱枫烈士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刘光典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毅然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多次出生入死，收集、传递情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及东北全境的解放贡献力量。被叛徒出卖后，死不认罪，英勇就义。
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开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琮的妻子林至洁回忆：“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15个，有时19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由此可见，宁死不屈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是大多数。
当时，被捕后只要自首、叛变、出卖就能活命、就能升官发财，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蔡孝乾叛变了、副书记陈泽民叛变了、宣传部长洪幼樵叛变了，他们都免于一死，升官发财，但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软骨头必定是少数。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烈士名录墙”上，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用血的事实再次证明台湾大多数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是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钢铁英雄。
中共台湾地下党交通员刘青石在台湾潜伏时间最长，1950 年因蔡孝乾叛变，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捕，他在墓地中潜伏4年后于1954 年被捕，成为最后一名被捕的中共台湾地下党员。2009年8月19日，凤凰卫视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刘青石老人叙说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又令人心酸的地下党经历：我本名是刘英昌，台湾八堵人。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日子里，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心中，见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我都会去帮忙教训日本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对侵略者的仇恨进一步加深。1940年，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着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那时17岁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被捕入狱。
中共台湾地下党交通员刘青石
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被释放，1947 年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担任地下交通员，直接受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指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多次冒着危险往返于台海之间，传递重要情报。
1947年冬天，蔡孝乾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乾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乾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担任经理。
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乾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乾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
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乾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
1950年3月，蔡孝乾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4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地下党员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1954年我被叛徒出卖也落入特务的魔爪。
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这样拖了一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共产党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共产党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乾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扔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
经过一年审查，被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劳动长达22 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
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七岁，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现在都已50多岁了。
1992 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操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
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乾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谢汉光，是目前有记录可查在台湾坚持斗争潜藏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谢汉光是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人，1942年夏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先后在广西省农业试验场任技师和担任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进入台湾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9月下旬，台中地区中共地下党遭破坏，谢汉光在逃脱后下山，宁死不降，潜逃到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在那里干活，度过了艰难险恶的38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谢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
历经磨难的谢汉光终于回到大陆
1988年12月8日，已经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谢汉光，手持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从隐蔽38年的台东深山密林走出来，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辈相聚。历经两年的艰苦努力，经中组部的审查确认，其党籍获得恢复，还享受了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遗憾的是两年后，75岁的谢汉光就病逝了。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山区建立了一些武装训练营地，1950年3月26日，台湾中部山区的“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打死了4名地下党4人，打伤10人。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12月28日，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在当天的武装攻击行动中，一共逮捕了600多名共产党嫌疑人。
蔡孝乾叛变后，1950年5月，中共新竹以北地区的工委书记陈福星等人，设法与中共华东局取得了联系，随后陈福星便召集了全省尚在活动的地下党组织负责干部会议，重整地下党组织，至该年年底，全省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又再具规模，重新开始活动。
1951年春，陈福星、曾永贤等建立了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陈福星任书记。当时，地下党的活动重点，改为以深山为根据地，在桃园、新竹、苗栗等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方针。以“在劳动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之策略，争取团结了客家山区的农民群众，并逐步建立了一批规模不大但隐蔽的革命根据地。
陈福星，台南人，1933年在台南二中毕业，又就读日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返台；1946年担任台南凤梨公司第三厂代厂长，同年秋，由蔡孝乾批准加入中共；当年11月中共台南市工委会成立时，陈福星曾是市工委负责人之一。
但是，陈福星领导的省工委并没有活动多久，又被国民党特务破坏。1952年4月，曾永贤、陈福星等人先后被捕，旋即投敌，新的台湾省工委也结束了。
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建立的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蔡孝亁一批叛徒的出卖，遭遇灭顶之灾；由于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为解放台湾设置了海空屏障；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转向抗美援朝；由于当时台湾党组织误认为台湾解放指日可待，没有实行长期隐蔽的策略，过于张扬；由于台湾地域小，武装斗争和长期隐蔽周旋都难以奏效。最终台湾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遭到疯狂屠杀，台湾隐蔽战线的斗争成为一段悲壮的历史。
后来，历经九死一生侥幸返回大陆的地下党寥寥无几。
谢雪红等“老台共”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她们是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幸运者。
吴克泰，1946年3月初，在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时，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递交了入党申请。3月中旬，被上海地下党即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４月下旬一个晚上，“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向他宣布：党已批准你入党了。1949年3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吴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搁浅，留在了大陆，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泰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还有一些人既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长期隐居下来，将过去的岁月变成回忆。随着岁月流逝，分居两岸的台湾地下党逐渐凋零。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其中可能有真有假，有人确实是地下党和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并有大陆方面的健在者证明。这些人历经沧桑沉浮，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能够活下来实属不易，十分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