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父 辈 立 传
我的父母年青的时候，都在延安度过了他们难以忘怀的岁月，他们的工作单位是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是延安时期党中央指定的电影和图片摄影的唯一官方机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领导全民抗战、国家管理实验以及人民军队成长的记录者和见证者，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和见证者，现存大部分延安时期的影像都出自延安电影团，如毛泽东、中共七大、白求恩、南泥湾、延安文艺座谈会等等，其历史使命无可替代。我一直有5个梦想，应该为延安电影团出一本传记、一本画册、一部故事片、一部纪录片并为它开一次研讨会，因为这个传奇的单位值得获取这样的荣誉和纪念。当然，这些事与我没关系，不过随意梦想而已。
1969年初，当我和同龄人一样不得不去插队的时候，我选择了延安，因为那是我的父辈曾经战斗和成长的地方，我坚信我可以像他们一样锻炼和成长。于是我在延安这黄土高原上生活了4年8个月，在我的人生中烙下了深深的黄土情。
2007年9月，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迫不及待地离岗回家，因为一件大事在等我——为延安电影团写一本传记。这书本应由延安电影团的前辈们自己去写的，但是年复一年，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了，一直没有这样的书问世。我们的父辈及他们的战友念念不忘电影团这个革命的电影摇篮，念念不忘电影团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革命电影事业生涯的起点，是他们以团队精神共同创造的事业，占据着他们一生重要的位置，是他们心目中一辈子的圣地。他们这种深深的延安电影团情结打动着我的心。然而我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一本完整详细介绍电影团的书籍，而电影团前辈留下的有关文字记叙也非常有限和简要分散。我甚至发现，在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纪念活动中，也几乎没有提到延安电影团。为了这将要被忘却的纪念，为了让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纪录下的珍贵历史镜头成为永不过时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为了后人发扬光大电影团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我觉得需要一本完整讲述延安电影团的书籍。
2008年是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的纪念。70年过后，当事人越来越少了，能够理解和继承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就连我们这些有感情的第二代都已经退休了。在这个有意义的日期渐近之时，考虑到老一辈已难于完成这本书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对延安电影团浓浓的情结，令我萌发了由我来撰写一本叙述延安电影团的历史书籍的想法，以达到填补中国电影史的空白和了却老一代电影人的夙愿目的，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以后就更难以做成这件事了。在与延安电影团负责人、摄影大师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大姐密切合作中，我开始了撰写工作。
我生于电影世家，却并非在电影圈工作，也不是专职的写作之人，编写这样一部史料书籍，难度可想而知。这部书涉及到许多重大历史背景，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电影历史和电影技术等问题，使我深感压力。我常常拙于文笔，穷于史实，以致绞尽脑汁，夜不成寐，甚至绝望到怀疑能否完成这部书。
感谢时代的变迁与进步，我在一个合适的时代，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遇到了合适的人支持和帮助，于是得以编写成这本书。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历史上的事件可以更客观的讲述，大量的背景材料公布出来，众多的回忆录登载和出版，后代为自己的前辈写传记成为现今的常事，这些都为我提供了编写这部书的有利条件。
这部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延安电影团尚健在的成员们的全力支持。我采访了很多人，对于60多年前仅仅是20岁左右的年青人来说，战争时期的很多记忆至今都失散和模糊了，但我仍旧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当我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听到了电影团成员罗光叔叔重病的消息，我赶到医院在病榻前采访了他，这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他原先胖胖的脸庞和身体，这时极度消瘦到几乎没有了型，已经不能进食，但仍然侃侃而谈整整两个小时，回忆起当年的许多趣事，幸福骄傲的笑容荡漾脸上。当我告别的时候，他的两眼放射出明亮的光芒，坚持说：“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来回答。”最后，他真诚地祝愿这本书早日出版，一周后他就去世了。我与在广州的电影团成员唐泽华叔叔电话预约，将赴广州采访他，他以朗朗的笑声欢迎我到广州去，也给予了这本书良好的祝愿。正当我准备素材和问题的时候，广州传来了噩耗，唐叔叔突然去世了，我失去了采访他的机会。与此同时，另一位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去世了。不到三个月，延安电影团这么小小一个几十人的单位，就有三个人去世了，还有好几位也在医院里。时间真得很紧迫，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撰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次重走延安电影团8年历史之路的过程，我沿着前辈的足迹慢慢走过，沿着他们的心迹慢慢走过。不走不知道，上路才知道，这漫漫8年长路虽然鲜有战火硝烟，确是如此不易，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我反复观看了电影团当年拍摄的电影素材，生动的影像既反映了时代的状态，也反映了电影团的形象；我搜集到了电影团当年拍摄的大量照片，真实的场景再现了历史，也再现了电影团的工作；我读到了当年的工作日志、文章以及后人写的传记，历史的文字清楚地描述了电影团的情况。我在撰写过程中一直被感动着，被每件事感动。当我写到我的父母从延安走到东北，和接收小组一起在长春完成全部接收伪“满映”的任务到达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的时候，当我写到电影团东征从延安最终走到兴山目的地的时候，当写到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我的泪水潸然而下，感慨万分！
2008年7月，为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我撰写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以下简称《丰碑》）出版了。感谢历史为我提供了一次超越自己的机会，我以中学生作文的水平完成了这本32万字的传记，无论如何我尽力而为了，终于实现了父辈的夙愿，为延安电影团出版了详细叙述其历史的书籍。起码从这本书起，后人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延安电影团，中国电影史上不再有这块空白了。
延安清凉山下延河大桥旁的延安新闻纪念馆，一直是延安电影团历史的展陈所在地。新闻纪念馆的馆长刘妮看到《丰碑》后，很受感动，主动提出来合作为延安电影团的数千幅历史图片出版画册，这正与我的梦想不谋而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为这本画册撰写了数万字的中、英文字和图片说明，参与设计版面。我没有做过画册，经验不足，只好摸索着反复修改，甚至引起编辑提意见。但是我对历史图片及其背景非常熟悉，使我在与编辑和设计者的合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对父辈的深厚感情外，我在延安插队的近5年生活劳作经历，令我对图片的理解远远超出一般人，比如大生产出现的烧荒、犁地、磨地、掏地、打场、抡镢头、编粮囤、背麦子、晾干菜、烧炭、烧砖、纺线、织布等，比如延安的许多场景和季节等，比如说陕北人的许多生活特色，我都能清楚地识别，把所有图片按内容分门别类地排版，使得历史条理清晰，还设计了不拘一格的版式。2012年1月，大型画册《亲历延安岁月——延安电影团摄影纪实》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含有760余幅延安岁月历史图片，其中有许多是第一次面世。人民出版社社长亲自在深圳的中国图书节上为这部画册做了首发式，我也应邀出席讲了话。这部画册很受欢迎，第一版仅3个月就售光，出版社不得不再印刷，而且还成为人民出版社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的纪念书籍。我很欣慰，感谢历史为我提供了又一次超越自己的机会，完成了从未做过的大型画册。
2012年5月23日，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放映了故事片《延安电影团》。这是根据《丰碑》改编的，历时3年多，剧本8易其稿，我参与了策划和数次修改，根据我对历史背景和陕北生活的了解，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使电影更符合历史人物和真实生活环境。电影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频道联合摄制和出品的，再现了延安电影团当年的生动人物形象和经典影像拍摄过程，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对电影团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电影荣获了2012年电影百合奖。
2013年7月，为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75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了文献纪录电影《电影先锋》。这也是根据《丰碑》编辑的，使用了大量的历史影像，完整地再现了延安电影团的历史。当我在电影上看到我的父亲母亲、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那些熟悉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我非常感动。
2013年9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举办了“延安记忆、岁月留声——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75周年座谈会”，我参与了前期的筹办工作，然后我作为延安电影团成员家属代表和《丰碑》的作者应邀出席。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以及中央、陕西省、延安市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这些电影机构都与延安电影团有历史渊源，都有其成员参与创建和发展。与会代表看过《丰碑》《延安电影团》《电影先锋》之后，都很感动，争相发言。座谈会很成功，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完全没有想到，5个本与我无关、虚拟遥远的梦想，就在时间的漫漫长河中全部实现了，起点竟由我而始。我终于明白了，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非常享受做这些事的过程，我的人生丰富了许多，新鲜的能力增加了许多，为中国电影史填补了空白，所有这些实属人生的意外收获。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如果没有延安插队生活的磨练和影响，我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是逃不掉的。我作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感谢命运的安排使我回到了父辈的起始点，与延安老乡朝夕相处，家传渊源和亲身经历奠定了我淳朴的情感、人生的信仰、浪漫的理想、积淀的文化，造就了我丰富的人生。当历史在梦想中走过后，回头看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积极的教益，那就是快乐的人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