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前年已经作古,他给我们国人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由于他的历史成就,而是缘于他的长篇大论———《丑陋的中国人》。但是,他最重要的成就还是他的历史专业。他的独特史观给我的印象深刻,他可以站在高空看中国的历史,把本国史与世界史进行做很彻底的横向比较,使我们不至于盲目而夜郎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

  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上、下)是其在监狱里写成的,非常著名。据说此书每写成一部分,都交由探监的家人带出,生怕被人毁掉。此书我读过很多遍,是我床头的必备之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可怜兮兮的只有六位:管仲、公孙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看来,西汉萧何,东晋谢安、唐代魏征、房玄龄、姚崇,北宋范仲淹、司马光之流根本就未入柏杨先生的法眼。

  不错,先生所论的六位宰相确实极为出色,但先生的眼光却过于偏颇和狭隘。在先生所谓的政治家里面没有一个是帝王,即使是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康熙帝玄烨都不在其列。我们知道,历史上有才干的人有很多,关键是不是有识才用才的帝王,比如与公孙鞅年代差不多的吴起,就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变法还没有完成,楚悼王就死了,于是他就得跟着死,没有了国君的支持,他自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公孙鞅(即商鞅)的伟大是缘于秦孝公的伟大,管仲的伟大是缘于齐桓公的伟大,王安石的伟大是源于宋神宗的伟大。

  再有,我们可以把此六位宰相分类,可以看出,除了诸葛亮,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改革家,管仲、公孙鞅、王猛算是成功的,王安石、张居正算是失败的。管仲成功地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得到善终,而且美名传扬千秋;改革最成功的要数公孙鞅了,不但避免了被魏国吞并的厄运,而且从一个蛮荒之国成为七雄之首,为秦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他变法的很多内容一直被后世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沿袭;王猛使前秦由弱而强,社会由紊乱而秩序,特权阶级受到抑制;王安石用全面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的厄运,他“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豪言壮语一直被后世改革家奉为至理;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有效地治理了黄河,任用戚继光抵御倭寇,延续了那个腐朽的明王朝苟延残喘的生命。诸葛亮在世时违背历史潮流,穷兵黩武,没有给百姓带来让任何好处,至于他为什么颇为先生欣赏,以先生的历史观,就不太理解了,大概是因为这个人物太有名气了吧。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政治家另一面吧。管仲身死而霸灭,齐桓公惨死;公孙鞅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但是秦孝公一死,他却被五马分尸;王猛死后呢,皇帝符坚却不顾王猛临终时的政治遗嘱,执意南侵,身死国灭;而王安石与宋神宗还都健在的时候,改革失败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张居正死后,万历帝立刻对其进行清算,剜坟掘墓,家人活活饿死,改革措施全部取消。顺便说一下诸葛亮,他死后,蜀汉安在?

  象商鞅、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我虽然佩服,但其个人的历史悲剧,使我无法对其完全认同。管仲、诸葛亮、王猛等,虽然身前身后都获得尊崇,但是却身死霸灭,甚至国灭,他们的伟大是要大打折扣的。象王安石,改革不成功,仅以身免,又何足道哉?

  我认为,政治家们是否伟大,不应该以他们是否进行过改革作为唯一的标准,更主要的是要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象西汉初年,由于战争破坏,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如果进行激烈改革,汉王朝的历史是很难超过50年的。当时需要的不是法家学派的改革,而是道家学派对民生的放任和不干涉。于是,萧何、曹参等政治家顺应历史潮流,把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应用在复杂的政治上,使西汉王朝迅速强大起来.而萧何、曹参不但佐高祖平天下,而且使西汉繁盛百年,身前身后均受景仰,其后代亦有福荫,他们难道不也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和贤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