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屡遭挫折,几落几起。

第一落1923年6月12日—20日 毛泽东出席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由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 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 , 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三大通过的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 并管理本党文件。 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也就是说,三大后,毛泽东同志事实上担任党内二把手。1924年5月10日—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同志在这段时期是中共重要领导人。

但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 出席代表二十人。四大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总书记。毛泽东未能进入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即从中央主要领导人“落”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啦。但毛泽东同志并不在意,仍全力从事革命事业。

第二落 1926 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 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由于和陈独秀等在农民运动政策方面的重要分歧,192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中央农委, 改组后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 毛泽东、 陆沉、 周以栗、 蔡以忱、 瞿秋白、 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十人组成。毛泽东失去中央农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同志仍坚持正确的农民运动方针。

第三落 192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 组织新的湖南省委, 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 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 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12日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到湖南长沙,组织湖南秋收起义。9月初毛泽东从株洲到安源, 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 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9月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9月19日  失利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浏阳文家市,晚上, 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 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 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 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 山区, 寻求落脚点, 以保存实力, 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再攻长沙的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未执行这个决定。11月初 率部到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

1927年11月9日 、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 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形成了 “ 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 《 政治纪律决议案》, 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 “ 完全违背中央策略,”“ 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 “ 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 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 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1928年3月上旬  中共湘南特委才派时任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为代表 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 “ 工作太右,”“ 烧杀太少,” 没有执行 “ 使小资产变成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宣布中央给毛泽东以 “ 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 “ 撤消现任湖南省委委员”的处分;由于特派员周鲁记忆错误,竟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 “ 开除党籍。”取消中共前敌委员会, 成立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党组织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 毛泽东改任师长 。 这一次毛泽东“落”的实在太厉害,不仅党内职务全撸光。连普通党员都当不成了,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表示,不是党员也要干革命。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部队在砻市会师后,由于朱德、陈毅是看过中央相关文件的,一场乌龙才得到纠正。4月下旬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支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由中央指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第四落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毛泽东虽未出席大会,但还是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

1929年4月3日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二月来信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 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 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朱毛未同意。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 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务。毛泽东与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朱德、刘安恭等在“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性质、任务,”“根据地建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分歧,红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陈毅采取调和主义,对分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这一落对毛泽东同志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他的正确建军思想不被多数同志接受。他既严守组织纪律,又坚持原则,不肯做“八面美人。”由于离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四军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1929年8月29日 从苏区赶来的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 提出决议,由政治局讨论通过。 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 ( 即著名的 “ 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 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即著名的《 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指挥枪,政治建军等根本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 ( 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 人民解放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 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第五落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出通令, 宣布: 奉中央政府命令, 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 批评毛泽东 “ 分散工作的观点,”“ 是保守、 退却,”“ 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该作坚决的斗争, 并且提出毛泽东 “ 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前方负责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负责人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等提出毛泽东回后方, 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认为 “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 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 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 泽东仍留前方助理; 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 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王稼祥义正辞严强调,“泽东同志的指挥决策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但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 “ 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如他主持战争, 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 坚决不赞成由他 “ 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 “ 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 同时批准毛泽东 “ 暂时请病假, 必要时到前方。”随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 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 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 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 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2] 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毛泽东同志这一落,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他亲手缔造和指挥的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这对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致命的。但毛泽东同志并不消沉,他不仅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也尽其所能,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提出正确的建议,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都被刚愎自用的博古、李德等人粗暴拒绝。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逆境中的毛泽东越挫越勇,他千方百计地说服、团结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成员,终于在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遵义会议)上,初步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错误。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六落 1935年3月4日 中革军委发布命令:“ 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 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 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1935年3月10日在狗坝 (今苟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议的进攻打鼓新场 ( 今金沙县城)的计划。会上多数同志赞成进攻打鼓新场,周恩来未表态,唯毛泽东认为:敌工事坚固, 不能 “ 啃硬的”, 且众多援敌将至。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提出辞去前敌政治委员,会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此落不可小觑,因前敌政治委员乃是毛泽东当时唯一重要军职,好容易得到的红军指挥权,才几天就失去啦。若毛泽东由此失去红军指挥权,长征中红军命运堪忧!好在毛泽东连夜找到并说服了当时党内军事上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 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3月11日晨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 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会议同时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职务。 随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 提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这样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力更稳固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有了最坚实的保证。

以上只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几次重要起落,所谓重要起落,是指毛泽东同志失去重要领导职务。至于毛泽东同志一生在党内受到的大小处分、指责、批判,那简直就不计其数啦!面对重重挫折,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志,意志如钢,越挫越勇,百折不挠,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我党领袖,我军统帅。他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人民江山,建设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1893-1949)

[2]毛泽东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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