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建军95周年的纪念日。在这喜庆华诞的日子里,银河悦读中文网决定举办“于都六艺杯”庆八一征文活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讲好军史、讲好战旗、讲好军人的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红色军魂,传承红色战旗精神,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看到征文,笔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大喜日子里。

        那天上午9时40分,大型纪实文学《百面战旗红》创作团队发出了第三篇战旗故事:《猛卒过海直捣琼崖——《百面战旗红》之“渡海先锋营”》一文,罗援将军为改为撰写了导语,标题铿锵有力:“渡海先锋”今安在?!

  罗援将军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当年海南岛战役的胜利与当前的台海形势紧密结合,明确坚定的告诉世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历史事实的重提,再次警示世人,海南岛战役就是当年解放台湾的预演,从而吹响了振聋发聩的冲锋号。

  时光荏苒,渡海先锋营老战士今安在呢?

  现在河南洛阳安享晚年的宋宪华,就是渡海先锋营其中一位老战士。2022年,他以90岁的高龄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95周年的华诞。他的战斗故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千万万普通一兵激情燃烧岁月的光辉写照。


  苦难的童年,在人民解放军中成长

  宋宪华是河南获嘉县人,1932年农历12月27日生,实际阳历是1933年。1942年河南大饥荒,家里非常困难,既没吃的也没穿的。母亲怕他在家里饿死,就让父亲带他到徐州逃荒,那年,宋宪华不满10岁。

  1943年初夏,从徐州逃荒回来,地里的麦子刚刚下来,麦子拉到打麦场还没打,父亲就病死了。又隔了一天,母亲也病死了。宋宪华一下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没地方吃饭,也没地方住,幸好一个好心的邻居收留了他,生活十分艰难。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的第40军从这个村里走过。巧的是, 宋宪华的一个舅舅在国民党40军卫生队当担架队排长,正好在村里宿营,终于找到了宋宪华。他对宋宪华说:“你没有了父母,也养活不了自己,跟我走吧,舅舅吃啥,你吃啥。”于是,他就跟舅舅走了,那年, 宋宪华不满13岁。

  后来,解放军攻打新乡,新乡的形势比较紧张了。国民党军找运煤的火车,就把宋宪华和舅舅送到上海,住在上海一个叫哈同公园的地方,大概住了半年多,又把他们送到天津。

  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东北,正在准备打天津。不知什么原因, 宋宪华和舅舅失散了。怎么办呢?正好遇到解放军招兵,已经16岁的宋宪华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 

   宋宪华痛恨日本鬼子,对国民党军队也没有好感。那时, 宋宪华所在村就在京汉铁路的旁边,离火车站近,离公路也近。虽然是个小站,但日本宪兵队经常到这个村里住。他们住在一家大地主的院子里,不知在那个院子杀了多少人,整天听到鬼哭狼嚎的惨叫声。

  国民党军队也经常上村里去,他们欺负老百姓,抢老百姓的东西,要老百姓给他做饭吃。那时候群众那么苦,哪有什么好东西给国民党兵吃。被迫无奈,只好拿个小罐给他们做饭。他们看着好吃就吃了,看着不好吃就一脚踹了,还要打人骂人。

       宋宪华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对此印象非常深,恨透了日本军和国民党军。参加解放军后,他慢慢地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坚定了一辈子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

  记得天津解放后,过了春节第三天,部队开始南下了。行军40天的过程中,有几件事让他记忆深刻:一是解放军官兵平等。连长、指导员、排长、干部、班长、党员、老战士、新兵,人人平等,这和他在国民党军队里看到的不一样,国民党军队不平等,当官的可以随意欺负和打骂当兵的。二是解放军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每人就一套衣服,两个衬衣和裤衩。解放军的衣物从哪儿来呢?主要靠战斗的缴获。打一个仗,缴获一个仓库,仓库内国民党的军用品,能穿的,都发给部队。有的时候缴获的不多,班里只能分到两三套衣服和鞋子。班长首先带头不要,党的小组长不要,党员不要,老兵也不要,就给了新兵。东西虽然不多,却让新兵心里暖洋洋的。三是,党员、干部、老战士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一到宿营地,就赶快帮助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做好事,战斗冲锋在前。四是,很注意群众纪律,爱护群众。借群众的东西,使用都很小心。还东西的时候,损坏东西就赔。形成了良好的军民关系。

  那时,从天津南下,经河南、湖北、江西到广东,再到广西,再到雷州半岛,部队跑了有一万多里路。这一年的时间,对宋宪华的成长影响最大。一开始行军不习惯,感觉累得实在受不了。部队一到宿营地,连长、指导员集合讲话,副连长带着副排长、副班长去找房子。房子找到后,同志们把领他到宿营的房根底下,还有两三米了,他走不动了,就坐在那里,连房子也不想进了。而班长、党员、老战士却不顾疲劳,给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做好事。后来,部队快走到武汉了,他才慢慢锻炼适应了长途行军。

  一开始, 宋宪华不知道部队的班排里面还有党组织。是怎么感觉到的呢?因为部队是从东北入关的,有个别东北战士不愿意离开东北,一说南下,中途开小差的就发生了。于是,每到一个地方,连队里为巩固部队,防止战士开小差,便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部队到河南以后,还要继续南下,便开始对河南籍的战士特别关注起来。 宋宪华一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发现有点不对劲。比如班里正在开会,他向班长报告,要出去解个大小便,立即有人也向班长报告说:“班长我也去吧。”班长就说:“你去吧。”一次两次,还没有什么,后来次数多了, 宋宪华就感觉出来了。于是,他就主动找班长谈话说:“班长,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到我们河南老家了,你是不是怕我开小差?是不是找人看着我?”班长说:“哎呀,不是的,部队就这么个制度嘛。” 宋宪华说:“我父母早都死了,家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又没有亲人,我要是开小差,我上哪儿吃饭去,我就连这第一顿饭上哪儿吃都不知道?”从此,班里的党组织知道了他的苦出身。

      宋宪华说,像他这样的人,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基本群众,是个没家的苦孩子,只有跟着解放军才有前途,是不会开小差的,于是,开始相信他,依靠他,后来又培养他加入共产党。

  就在部队南下的过程中,他才开始察觉到,班里、排里都有党组织,班里的战士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都看得出来。党员和非党员不一样,党员的觉悟高,工作、战斗、学习积极,遵守纪律好,处处是模范。于是,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在同志们的言传身教感染下,在万里行军打仗的历练中, 宋宪华由一个不懂事的苦孩子,一天天成熟起来,逐渐成为一个有革命信念的人民子弟兵、毛泽东的战士。


1654169315900655.png  1956年宋宪华上尉

  粤桂边战斗三天走六百里,俘获兵团司令张淦

  解放海南岛之前,广西战役的粤桂边作战,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军企图撤逃海南岛的梦想。宋宪华所在部队参加了粤桂边作战。

       宋宪华说:打海南岛之前,为防止白崇禧的部队逃往海南岛,逃往国外,我们部队奉命参加粤桂边战斗。粤桂边战斗有几件事情,印象深刻。

        第一,我已经准备入党了,是入党的发展对象,入党申请书党支部通过了,只等上级批准了。那个时候,党的发展对象是不能落后的,工作积极,冲锋在前。

       第二,我们从广东奔袭到广西博白那个地方,600里路三天走完,每一天我们要走200里。每到一个地方,每天只吃两顿饭,只休息一个小时。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我就给班里做饭。那时候,菜由连队伙房统一做,饭则由每个班自己做。因此,一到宿营地,班里挑水做饭洗米就是我的事。饭做好了,叫大家起来吃,吃完饭,再把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饭锅等物件还回去,收拾收拾,还没来得及休息,部队就又出发了。

     第三,走了600里路,连续三天没睡觉,困得够呛。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过广东、广西的大山,山高、沟深、路窄、坡陡,到处是悬崖峭壁。不少人失足摔入山涧。我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完全靠边走路边睡觉。但爬大山不行,睡着了很危险,搞不好一步下去就摔死了。因此,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睡着了,然而自己却无法控制自己,没走几步,就又睡着了。结果一睡一醒,一惊一乍,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心里吓得扑通扑通响,比打仗还紧张。我们部队炮兵的马匹,不少都摔到崖底下去了。炮兵就更累了,没有马了,炮不能不要,还得扛着走。因此,打白崇禧,三天走600里路,可把我累坏了。一直走到博白,听到枪响了,那时才突然有劲了。

  我们128师抓张淦那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当时,部队追击已经很累了,团长命令部队停下来,煮点饭吃再走。这时,从广西博白县方向过来几个老乡,我们师382团的团长赵浩然就问老乡:“你们是哪里来的。”老乡说是博白来的。赵浩然团长就立即亲自向他们打听国民党的情况。老乡中有一个教师,把情况说的很清楚,甚至连国民党白崇禧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住在什么地方,都说的很具体。

  赵浩然团长一听到这么重要的情报,马上激动的把自己穿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这个教师,部队还给每个老乡送了一袋米(一袋米大约十几斤)。团长非常高兴,老乡也非常高兴。赵团长对身边的指战员说:“同志们,我们不能休息了,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就进博白。”

  我虽然是383团的,但当时我靠的很近,听得很清楚。据说这个情报,当时赵团长一边给师里报告,一边就已经命令部队出发了,兵贵神速,要不然就抓不住张淦了。

  当时,382团7连的一个副连长带着一个排走在最前面。他们到了那个地方,首先抓了几个俘虏,问清楚了敌人当晚的口令,再往里边走,一直到学校,就是平路了。

  张淦听到枪响以后,钻到铺底下,副连长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叫张淦命令他的部下放下武器投降。张淦下命令后,城里的敌人都放下了武器,但城外的其他部队还在继续打。那时,通讯联络不太好,外边的敌人,有的可能没有接到张淦的命令。

  抓到张淦以后,其它部队继续追击逃敌,扩大战果。我们连因为伤亡比较大,就留下来看押俘虏,其中我们班负责看押张淦。记得张淦当时是关押在博白一个大财主家的一栋院子里。因此,我不仅见过张淦本人,而且还见过张淦被抓的家人,还看过张淦的照片影集。在我印象中,张淦这个人有点迷信,相信鬼神。据说,当时参谋长告诉他,解放军已打到指挥部时,他还认为不可能。解放军离博白600里,至少得走七天,难道他们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粤桂边作战,张淦是我们师俘虏国民党军最高级的指挥官,也是我们43军解放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43军是四野的头号主力,专打攻坚等硬仗,啃骨头多,吃肉少,所以以往俘虏敌军的级别相对比较低。这一次,活捉白崇禧的王牌司令,彻底打掉了桂军的嫡系,全军上下都十分振奋。


  陆军机枪手变海军水手

       宋宪华于1949年1月4日在天津参军。那时,著名的平津战役还未结束。宋宪华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3军128师383团1营1连,分到机枪班任战士。那时,每个排都有一个机枪班,一个连三个排,就有三个机枪班,每个机枪班有两挺轻机枪。胜利登陆海南后,他们又缴获了敌人的一些机枪,于是每个班又增加一挺轻机枪,增加了几个人。所以,登陆海南岛后,每个机枪班都是3挺轻机枪,火力更强了。

  粤桂边战役后,128师奉命迅速解放湛江,挥师雷州半岛,准备解放海南。宋宪华所在383团奉命进驻东海岛和硇洲岛进行海练。宋宪华回忆说——

  刚到海边,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旱鸭子,第一次看到一眼望不到边汹涌澎湃的大海,深受震撼。上级为了解放海南岛,决心把我们这些“旱鸭子”训练成“海军陆战队”,开展了我军史无前例的海练。

  渡海作战和海练需要大量的船只和船工,但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把雷州半岛的船只大多都带走或烧毁了,剩下的船只,由于雷州半岛刚刚解放,船工们对解放军不了解,把船都藏起来,甚至在船底凿个洞,将船沉到水底。后来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半个月的“诉苦运动”, 才赢得当地群众信任,一些渔民才改变了对解放军征船和招募船工态度的冷淡,主动将藏在水底的渔船拉出,给解放军使用。

  渡海工具虽然有了,但海练对北方的“旱鸭子”来讲,并不容易。刚开始,战士们坐船出海,几乎所有的人都又吐又晕,晚上躺在床上感觉床都在晃,很辛苦。为适应晕船,战士们用秋千在陆地上训练,光适应坐船,就适应一段时间。

  为渡海作战的需要,每条船要培养一个战士水手,连里从各班战士中抽人,我们班抽中我,是连长和指导员亲自点我的名。我们1连连长翟恩莲,指导员冯嘉义,他们都找我谈过话。那时我已从1连1排机枪班调到1排3班步兵班了。

  为了适应大海,驾驭大海,我们战士水手便与渔民同船吃住,虚心向渔民学习看风、看潮水、摇橹、升帆、掌舵、罗盘等开船的技巧。

  当时雷州半岛的渔民生活贫困,不仅受渔霸的欺压,还受国民党压迫。我所在的“7号”船,招募来的船工舵手姓汪,年近50岁。汪大叔的船不仅被国民党抢走,他的父亲还被国民党杀害,苦大仇深。海练的时候,我们吃住都在一块儿,大家关系很好。

  就这样,我们战士水手不仅要学习开船的技术,还要关心船工的疾苦,管理船工的吃喝拉撒睡,做好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经过一系列团结教育工作,广大渔民、船工提高了对解放海南岛的觉悟。因此,海练的过程,是一个思想上充分动员准备和技术练兵,以及物资条件充分准备的过程。我们有了良好的军民关系,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这便是我们用木帆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们经过在东海岛、硇洲岛近两个月的艰苦训练,终于适应了大海,克服了晕船,掌握了相当的撑船、起渡、扬帆、驾船等技术。我们一营的“7号”船,海练的时候成绩突出,团里给了我们“勇猛7号”的光荣称号。


  “勇猛7号”出航不久,船板漏洞出现危险

  宋宪华所在的渡海先锋营,是解放海南岛第一批渡海的部队。宋宪华说:本来383团是准备3月5日都第一批过海的。但那天,因为起渡点没有风,没走成。40军的一个先锋营在徐闻成功地起渡了。但他们起渡后中途遇到停风,部队登陆的情况,好几天上级都没有得到报告,情况不明。于是,上级考虑到43军第一批渡海直接出动一个团,风险太大,改为了一个加强营。又过了几天,才听说40军的先锋营成功登陆了。

  从3月5日一直枕戈待旦,待风启渡,但整整等了5天,也没有有利的东北风。

  3月9日那天,我们团在硇洲岛土气象台的老船工发出预报,说:“明天夜里有七级的西北风,伴有大雨,一夜可以送你们到海南岛。”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感觉只要有风就好,管它几级风呢。当时我们对于七级风是怎么回事,完全没有概念。后来在大海中跟惊涛骇浪搏斗了一夜,九死一生,才领教了七级风的威力。

  大海中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遇到七级这样的风力,连国民党的军舰、飞机都不敢出动了,而我们的木帆船竟然敢于冒这样的风险航行,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虽说我们营冒险是成功了,但代价也不小,其中我们机枪连连长的船就没有了,这是我们重大的损失之一。

  出发那天,我们连180多人,杀了两头猪,饱饱地吃了一顿。我们的“勇猛7号”船是一艘两桅的木帆船,比较大,有船工、舵工、蓬工,部队载有50多人,主要是我们1排,还有2排的一些人。1排是1连的主力,由副连长李相三率领,1排长是张瑞义同志。

  我们是下午3点多钟起航的,由于顺风,船速非常快。开始大家都很高兴,有的讲故事,有的唱歌,但很快就出问题了。随着风浪的增大,晕船呕吐越来越严重。大家开始吐饭,中午吃的好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后来吐黄水,有的战士还吐血、吐蛔虫。记得登陆后我救过的一个战友老杨,他身体不好,是抗日战争的老兵,岁数比较大,他吐得比别人都厉害。整个船舱里呕吐的一塌糊涂,空气里弥漫着呕吐的恶臭。而我是水手,平时海上训练的机会比较多,是全船唯一没有吐的人。于是,我负责把战友吐的东西倒入海中,吐一桶,倒一桶,也不记得倒了多少桶。

  大概是5点钟,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雨越下越大,浪也越来越高,风雨交加,海浪砸在木帆船上轰轰地响,晕船情况更加严重,就在同志们晕船的时候,我们的船开始遇险了。

  怎么回事呢?当时发现船进水了。

  一开始不知道水是从哪里来,有人说是下雨下的,有人说是浪打进来的。慢慢的,船里的水位就高了。原来战士们都躺在舱里的船板上,打着背包,后来背包都漂起来了。再后来,船舱的积水越来越深,什么原因?一时找不到。大家开始不停地用桶往外舀水,然而船舱里的水总不见少。后来水足足有1米多深,船速也降了下来,船越走越慢,明显下沉很多,船舷已经靠近海面,海水离船舷就差一、二十厘米了,船随时有下沉的危险。

  什么原因呢?我当时判断:“下雨和浪打,舱内应该进不了那么多水,肯定是船底漏水了,必须尽快找到原因。”这时有船工说,还是返航吧,回去把船修好再来。记得那时候,我在船上回头看了看,还能远远地看得见硇洲岛,黑呼呼的,说明我们驶离硇洲岛还不远。

  看到这种情况,有的同志也三言两语的赞成船工的意见。估计到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实际上是害怕了,但他不能说怕死,不去海南岛了,只能支持船工的意见。这时是进还是退,大家的眼睛都看着李相三副连长,看李副连长怎么下决心,他是“勇猛7号”船的船长和指挥员。

  李相三副连长没有同意船工返航的意见,他坚定不移地命令说:“打海南岛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谁也不准跳海,坚决不能后退。”

  同时,他积极采取措施,一面鸣枪报警,一面命令战士们把船头的沙袋工事先抛入海中,以减轻木船的重量。当时船头布置了用麻袋沙子围着的机枪阵地,可能有几吨重,大麻袋一推到海里,船头就稍微抬起来了一些。

  那个时候通讯联络手段落后,只有团长有个电台,是负责与上级指挥机关联系的,团指挥船和营指挥船之间的联络,连个无线电话也没有。各船之间的联络,主要是靠信号旗、信号枪、马灯、手电筒、鸣枪等土办法。

  当时风雨交加,各船的距离已经拉大,信号旗和灯光都不能发挥作用,李相三副连长便命令鸣枪报警。

  听见报警后,周边陆续有船接近我们,但风浪太大,别的船无法靠近救援。因为一靠,就有可能把两个船都撞烂了,我们只能自救了。

  李相三副连长,虽然是个老粗,但比较体贴战士。他二话没说,首先钻进船舱潜入水里查看情况,但他没有找到船的漏洞。

  李副连长回到舱面后,就对我说:“小宋!下去,你下去看看!”

  当时每条船都配备有修理组,为什么李相三副连长叫我而不叫别人呢?主要因为我是“勇猛7号”船上唯一的战士水手,又是党员,在硇洲岛海练的过程中,一直都呆在这条船上,所以,我对这条船比较熟悉。

  由于风浪大,船颠簸的厉害,一会儿船落入浪谷,一会儿被抛上浪尖,每当船跌入浪谷的时候,大量的海水便急速涌入舱里。

  我下到舱底时,突然来了一个大浪,把船推向浪尖,我顺势一看,发现船的前舱有亮光。很明显,这个亮光就是船漏水的原因。于是,我立即报告说:“在那里,在那里,在船舱的前面有个窟窿。”

  前舱漏出大约十多厘米大小的一个亮光。主要是船头前面有一块船板糟了,顶不住大风浪,被大风浪打开了一个洞,所以海水便涌了进来。我估计李副连长进入舱底查探的时候,船正在浪谷里,黑洞洞的,所以他没有发现漏洞。而我能够发现,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只船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也是碰运气,恰好是船的前舱被抛起,漏洞才显露了出来。

  发现漏洞后,李相三副连长立即命令修理组开展堵漏工作,但水很深,修理组根本不能在水里给木板钉钉子。情急中,我们就把被子、背包拿来堵洞。当时船舱里的水很深,人和被子都被激流冲开和漂起来,堵不住。于是,又在背包上铺一层棉被,再用炮弹箱、子弹箱垒起来压住棉被,才堵住了大量海水的涌进。虽然洞口还在漏水,但已经小多了。于是,李副连长又组织船上的50多人,用洗脸盆、小桶、船上的土抽水机,往外掏水。工具不够,战士们就把裤子都脱了下来,用裤筒子汲水。

  战士们开始吐的东倒西歪,完全不像样了,但船快要遇险了,大家情绪一紧张,就又来劲了。就这样,几十个人舀了一夜的海水,直到登陆,船里的水都没舀干净。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努力,船上的水少了,船浮了起来,脱离了危险,能够正常行驶了。

  当时天气寒冷,大家出征时都穿着棉衣,这时浑身泡在海水里,都冻得直打哆嗦,生死关头,同志们都用顽强的意志坚持着。李相三副连长虽然冻得嘴唇发紫,却鼓励大家说:“宁愿前进喂鱼虾 ,绝不后退半步生!”

  李副连长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我们船上的每一个人,令我们热血沸腾。为表达当时的心情,我情不自禁的在船上就把当时的感觉写了出来,共8句:

  润之主席帅旗升,解放海南打先锋;

  宁愿前进喂鱼虾,绝不后退半步生!

  修好勇猛七号舟,消灭薛岳十万兵;

  誓争登陆第一船,解放琼崖立头功。

1654169404186069.png  宋宪华请书法家帮助写的8句小诗“宁愿前进喂鱼虾,绝不后退半步生!”,真实的纪录了当时情形。

  就这样,我们排除了险情,在九死一生中,经过一夜与狂风恶浪的艰险搏斗,天亮后终于在预定登陆点——文昌县赤水港附近成功登陆。


  登陆后副连长命令我救护第一个战友

  “勇猛7号船”虽然在海上遇险,差点沉船,但由于李相三副连长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成功避险,最后登上海南岛。宋宪华还进一步回忆了当时登陆的具体情况和李副连长命令他单独一人救护战友的危险经历。宋宪华说:

  早晨9时左右,海面上雾气很大,天空还飘着蒙蒙细雨。当船驶近赤水港的时候,岸上国民党军的机枪、火炮响了起来。掌舵的船工很害怕,虽然他苦大仇深,痛恨国民党,但毕竟没有打过仗,害怕是很自然的。我就安慰他说,“汪大叔,你好好掌舵,我在前边给你挡子弹。”

  于是,我就站在他的前边挡子弹。当然我知道,我也不一定能挡得住那么多子弹,但我必须给他壮胆。

  当时,敌人的机枪打我们的船,我们想还击,副连长说不打,等靠近了以后再打。我就和船工一起操船掌舵继续向岸上冲。登陆后,营长带着三连一个排攻一个山头,很快就击溃了敌人的阻击。这个登陆点,后来昌洒镇政府立了一块渡海先锋营登陆纪念碑。

  我们排一个班的老杨,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登陆时他腿上负了重伤,不能行走。

  副连长李相三从后面跟上来后对我说:“小宋,我们奉命撤出战斗,不能停留,我们先走,你留下来照顾小杨,你要负责把他送回连队。小杨是抗战的老兵,老功臣,是咱们连唯一的一个抗战老兵了(指仍是战士)。”

  于是,李相三副连长带着部队匆匆地走了,剩下我和老杨两个人。我一看老杨的伤挺重,是登陆时被敌人的机枪打的,走不了路。于是,我就把老杨先弄到树棵子里边(北方话指树丛里),我把衬衣脱下来,给他包扎伤口。

  包好伤口后,我就准备背他走。可是老杨却不肯走,他说:“你走吧,我还有一支步枪,8颗手榴弹,敌人来了,我打死一个敌人,我就够本了,杀他两个,我就赢一个。”

  本来平时每个人是带4颗手榴弹,但我们这次是全军的渡海先锋,没有后援,所带的弹药便都增加了一倍,每人带8颗手榴弹。

  我说:“副连长命令我要把你送回连队,我是个战士,要服从命令,你是抗日战争的功臣,我绝不会把你扔下,我怎么能自己走呢?”

  老杨说:“你虽然是个战士,但是你还是个小孩。”

  那时,我还不到17岁,在老同志的眼里,我就是小孩子。老杨的意思是不想拖累我,叫我走。但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坚持要背他走,他又不肯。于是,我们两个就争执了起来。没办法,我就把文天祥的诗讲给他听,最后他才让我背他走。

  当时部队走远了,没有向导,怎么办?幸好是下雨天,有部队走过的脚印,我就顺着那脚印跟着走。开始走了有十多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正在这时,我往回一看,突然发现远处几百米的地方有3个国民党兵跟了过来,大概是敌人在寻找我们登陆部队的脚印,跟着脚印跟踪了过来。有了敌情,我就想:这是什么人,什么情况呢?是敌人的尖兵吗?如果是尖兵,后面就会有尖兵班、尖兵排,尖兵排后面还会有敌人的大部队。另一种情况,可能是敌人的搜索部队,出来搜索情况的散兵组。如果是散兵,我完全可以在敌人发现我之前,就把他们干掉。反正我们两个有16颗手榴弹和充足的子弹,可以和敌人干一阵子。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先把这3个尾随的敌人干掉。

  我立即把老杨藏在树丛里,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把老杨的枪架在树杈上,手榴弹取出来,弦拉出来,趴在一块石头的后面,瞄准了搜索过来的敌人。

  眼看敌人过来了,越走越近。我想,我的射击在连里一直是优秀,得到过团里的嘉奖。现在手里又拿的是美军的步枪,可以快速射击,只要我弹无虚发,出其不意,就可以先敌致胜。我屏住呼吸,说时迟那时快,“噹噹噹” 我连开三枪,3个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便纷纷应声倒地了。我想,这个时候不能恋战,必须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后面还有大股的敌人就麻烦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迅速背起老杨向纵深转移,又踉踉跄跄的一口气走了十来里路。  

1654169469793807.png  美国二战8发弹夹的半自动步枪

  天快黑了,这时我背着老杨走到一个村子的边上,看到有一个老大爷和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并没有躲避的意思。见到有老百姓了,我心里一热,因为渡海前领导上讲过,琼崖有党和群众接应我们。我估计可能进了游击区,于是就问那个老大爷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解放军,看到大军上哪里去了没有?”

  那个老大爷挥手说:“莫八,莫八!”海南话的意思是说他听不懂我的话。

  我看他用迟疑的眼神打量我俩,知道他不相信我们,我就给他看看我的帽徽和胸章。他一看到五角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字样,马上露出了笑容。他立即叫那几个年轻人,到村子旁边的竹林里砍了几根竹竿,用这些竹竿搞了个担架,把老杨搁在担架上,抬起来,把我们带到了连队。

  我们1连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看我回来了,还把老杨也带回去了,十分高兴。立即吩咐炊事班赶紧给我俩做饭,卫生员重新给老杨包扎伤口。还有个老太婆,给我们切椰子,让我喝椰子水。那是我第一次喝椰子水,一天都没有喝水和吃饭了,真是又饥又渴,疲劳至极。这时能喝上清甜的椰子水,那种感觉真是终生难忘。

  吃过饭后,部队当晚就转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琼崖人民早就做好了接应大军的准备,各村都组织有担架队和抢救队等。所以他们一看到我背着伤员,不用说,就主动把担架做好。我想,如果没有琼崖人民的接应,我和老杨人生地不熟,已经极度困乏,是很难找到部队的,是琼崖的人民救了我们。

  这是3月11日,我在赤水港附近登陆的过程和救护第一个战友的情况。


  抢救第二个战友和两次负伤

  渡海先锋营在琼崖人民的接应下成功与琼崖纵队会师,之后转战数次,宋宪华在战斗中负伤两次,并不顾危险抢救了第二个战友。宋宪华说:

  我们先锋营登陆海南岛后,转移到琼山县潭门地区,与敌人打了第一仗。这一仗我们击溃两路敌人,消灭一路敌人,打了一个反“围剿”的胜仗。我们营的副教导员王佩琚在潭门战斗中牺牲,他是我们渡海先锋营在海南岛战役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现在海口市金牛岭的烈士碑中,刻有王佩琚副教导员的一块烈士墓碑。

  因为我们先锋营的任务是接应后续主力部队登陆。因此,平时我们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以保存有生力量。潭门战斗之后,我们营在琼崖纵队的向导下,野战军也打起了游击战,经常昼伏夜行。晚上行军多走在崎岖山道和乡间陌路之间,月黑风高,看不见路。为避免掉队,琼纵介绍了一个土办法,就是把椰子壳背在背包上,利用椰子壳发出的萤光,以此来引路。这些椰子壳的外皮是在水里沤过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发出萤光。

  3月31日夜,我们奉命奔袭塔市,接应127师加强团在北创港(福创港)登陆。我们一夜奔袭70多里,4月1日凌晨赶到接应地点。我们1连的任务是打援,部队在龙窝村一带布阵,准备阻击海口增援塔市之敌。

  在成功接到127师加强团后,我们43军两批上岛的部队已有5个多营,4000多人,部队一直向纵深挺进。敌军咬住我登岛部队不放,一路跟踪,企图趁我立足未稳,围歼我先遣部队。4月5日,敌情日益严重,我127师师长王东保决定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杀敌人一个回马枪,在钟瑞地区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钟瑞战斗,我先锋营负责阻挡其一路,并诱敌深入。战斗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在我的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虽然炮弹皮没有直接伤到我,但爆炸的泥土却把我给埋了,是战友们把我从土里扒出来的。我被扒出来以后,耳朵一直流血,后来就一点都听不到了。这发炮弹造成我的右耳被震聋,听力丧失,从此右耳残废。现在国家民政部门,根据我的残废证,每年给我发放残废补贴有七、八千元。这是我第一次负伤。第二次负伤是福山战斗。此次战斗,我还救了第二个战友。

  1950年4月17日,渡海先锋营到澄迈接应128师主力登陆。这时,我们383团全部过海了,我们的人就比较多了。主力部队从桥头镇、花场港一带上来以后,向纵深发展。福山市是国民党第62军的一个据点,是我主力部队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障碍,福山必须解决。福山战斗,我们连在外围,任务是即不让国民党援兵进福山,也不让福山的国民党逃出来。

  我在福山战斗中救了第二个战友,同时自己也第二次负了重伤。我救的战友是冯海滨同志,东北人,我们一个排的,但不在一个班。

  17日夜里,我们已经同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打了一夜。18日天亮,我排的冯海滨就在我的前面,他想到我们阵地上的另一个竹丛中隐蔽。我正观察着地形,看前边是敌人一个封锁线,就叫他别过去。他没有听我的意见,继续向前面一个竹丛运动。这个竹丛高杆的竹子已经被砍了,剩下的竹丛根像一个大竹帽子一样,有很多刺。大概冯海滨认为那里便于隐蔽,于是他决定冒险通过,一下便被敌人的机枪打倒了,倒在敌人的封锁线中,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过不过去救冯海滨?既然是敌人的封锁线,我过去救冯海滨,有可能也要伤亡在那里。冯海滨虽然跟我不在一个班,但都是一个排的战友,是我的阶级兄弟,我怎能见死不救呢?因此我想,我死也要救出冯海滨。于是我匍匐前进,成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我把冯海滨顺势拉到一个小坡后面,这时再看他那个腿,伤的很厉害,已经拧到后边去了,骨头完全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人虽然弄下来了,但身边没有救护包,必须尽快止血。我看机枪手老侯就在不远的地方,想起他平常有抽烟丝的习惯,我急中生智,想用烟丝试一试来止血。于是,我叫老侯把他抽的大包烟丝递过来,用烟丝敷在冯海滨的伤口上,同时用绑腿给他包紧,才把他送下阵地,由民兵把他抬走。

  福山战斗,我已经从步兵班调回机枪班当机枪射手了。原来机枪班有3挺机枪,这时,又缴获了一挺,这样我们机枪班就有4挺机枪,火力更猛了。我们连从晚上一直守到第二天。守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股敌人从别的地方退下来,大概一百多人。当时我们是埋伏在那里,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他们径直朝我们运动过来。

  发现敌情后,我对战友们说了一声:“国民党不靠近不打!靠近了再打!”我想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当时,我既不是班长,也不是排长,只是一个机枪射手,普通战士,没想到我这一句话,竟然被战友们当成指挥员的命令,都按照我说的打法把敌人放到跟前来再打。

  80米没打,50米没打,30米还没打,战友们都等着我的枪声,直到敌人靠近到10多米时,我的机枪突然开火。太近了,敌人来不及反应便纷纷倒下,我们一下子打死了几十个敌人。这时,国民党兵里居然出现了几个娃娃兵,这些小兵离我不到10米,看得很清楚,我一看是小孩,我扣板机的食指像装了锁扣一样便立即停了下来。正在犹豫,这几个娃娃兵举枪投降了。于是,我的机枪就没再打,放过了他们,其他战友也没有乱开枪,这些孩子们逃过了一劫。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在混乱的战场上,能枪下留人,实属不易。说明我们解放军的战斗极有章法,战斗过程十分清醒,也十分节制,张弛有度,爱憎分明。所以事后我想,如果当时大家都乱打一气,这些孩子怎能死里逃生。也许在这些孩子的心里头,他们是另一种想法,他们以为自己命大,所以才死里逃生,他们不可能知道是我们这些解放军有意放过了他们。因此,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是很蹊跷、很偶然的事情,当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理解也就相距甚远。

  剩下的几十个敌人,慌忙往福山方向跑。我就端着机枪带头追敌人。我一冲锋,我们阵地上20多个战友,便跟在我后头追击敌人。追击过程中,跑着跑着,我突然发现我的机枪打不响了。仔细一看,坏了,是子弹打在机枪上,把机枪打变形了。机枪虽然坏了,但我追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我还有几颗手榴弹。在追击的过程中,我又缴获敌人一挺美式30机枪,又轻又好使。

  敌人跑,我们追,沿途的草很高,足有一人多高。刺也很多,后来我负伤,住进野战医院,才发现身上扎满了刺,光从我腿上拔出来的刺,就有100多根。

  敌人跑的很快,我们也拼命的追,追着跑着,也没时间仔细观察地形。突然追到一棵树前,树的前面草很高,在远处看不清,等到了跟前,才发现草里居然隐蔽着一个国民党军的大碉堡。等我发现前边是个敌人的大碉堡时,已经退不回来了。

  这时,只听 “嘡”的一声,碉堡内的国民党兵给了我一枪,就把我的腿给打伤了。子弹是从左腿靠近大腿跟的正面打入的,再从靠近屁股约10多公分的地方出去。子弹出去的时候,把我左大腿后面炸了一个6—7厘米的大洞。当时,感觉腿伤并不是很疼,就是麻的厉害,腿一麻木,我就倒在那里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伤到骨头,腿没有断。伤好后,爆炸的地方少了一块肉,留了一个鸭蛋大的窟窿。

  后来琼崖纵队的救护队把我给救下来,之后又在他们细心的照顾下,得到康复。在我危难的时候,是海南人民第二次救了我,海南人民是我的恩人。

  这里还有一段佳话。海南解放后,我守岛15年,更加深了我对海南的感情。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回海南看看旧战场和故人,看看海南的新貌。来往得多了,海南的媒体报道过与我相关的一些信息。当年琼崖纵队第三总队长的一个秘书叫王绍平,他看见媒体报道过的与我相关的几篇文章后,就主动与我联系。他说,当年他是琼崖纵队第三总队长张世英的秘书,福山战斗,是他带着救护队抢救护伤员的,他还清楚的记得,我的伤在哪里,是在什么地方抢救下来的。

  真是令人感动,遇到了救命恩人,要是没有琼崖纵队救护队及时把我从敌人的枪口下给救下来,那么我也许就牺牲在那里了。为了感谢救命之恩,我到琼海去看望过王绍平同志。王绍平同志是老革命,比我大十来岁,当时家住嘉积市拥军路10号。

  琼崖纵队的救护队把我抢救下来后,先送到华场一带的民房养伤(琼纵的野战医院),是在不远处的街市上做生意的老阿婆家里。当时她家里住有4名伤员,阿婆一边做生意,一边照顾我们。一个外号叫“炮弹”的战友,在老阿婆家住的时候,因伤员多,医疗条件差,流血过多而死亡。

  5月1日全海南解放后,我被送进原国民党海军的一个医院。我是4月19日负伤的,这时已经间隔了12天,当护士解开我腿上的绷带时,有很多蛆虫从我的大腿伤口直往下掉。我的伤口很大,这些蛆虫帮助把伤口的腐肉吃掉,没有发生大感染,真是个奇迹。那时伤员多,药物少,治疗困难,主要靠自身的抵抗力,靠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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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3岁的宋宪华携夫人女儿重走烽火路,在海南文昌铜鼓岭大澳港渡海先锋营烈士墓前,与15兵团邓华司令员的后人邓穗等合影。

  宋宪华10岁成为孤儿,在苦难中大,1949年1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命运发生根本变化。他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一路南征,随部队参加过渡江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等解放华中南的许多著名战役,1979年参加过中越反击战,1983年转业到洛阳。

       宋宪华是第一批偷渡海南岛的“渡海先锋营”老战士,当时虽然只有18岁,却已是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善于克敌制胜的革命战士,为解放海南岛立了大功。海南解放后,守岛15年,直至1965年随部队北调,才离开海南岛。宋宪华先后在43军128师从戎34年,可谓戎马一生,是名副其实的老战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般的情况下,能在野战部队服役20年,已经很出众。宋宪华却在43军服役34年,说明部队需要他,他相当出类拔萃。通过宋宪华从一个苦孩子到具有“宁愿前进喂鱼虾 绝不后退半步生”的革命觉悟,再到成长为指挥员的个人经历,使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确是锻炼人和铸造革命英雄的大熔炉。

        人民解放军在前23年的战斗历程中,不仅造就了一批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指挥员,还造就了一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优秀基层指战员。这些指战员在解放战争鼎盛时期的总兵力高达570万,抗美援朝又增至627万,这支数量庞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是一支久经战火考验的无敌力量,是胜利之本,是捍卫和平的钢铁长城。没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流血牺牲和默默奉献,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岁月静好。宋宪华在解放海南岛的过程中,英勇战斗,不畏流血牺牲救助战友,是解放军千千万万基层指战员的杰出一员。1983年转业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回海南故地重游。

      2016年后,他不顾80多岁的高龄,还连续几年参加了重走烽火路的活动,给后人讲述当年渡海先锋营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积极弘扬渡海先锋营的精神。

  (宋宪华口述马海南整理)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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