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钟玉征：与毒剂打交道的女将军

　　首次亮相就给世界一个惊异。历史从此记下她的名字

　　1991年3月4日。瑞士日内瓦。

　　18世纪欧洲思想家卢梭诞生在此，欧洲壮美的阿尔卑斯山举目南望。美丽旖旎的风光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世界游客。

　　此时，一位谦恭有礼、温和文雅的中国女性坐在这里一个叫什皮兹NC——化学实验室宽敞的客厅里。来自美俄法英等15个国家17个实验室的军事化学专家，从四面八方会聚于此。大家围坐在桌子旁，交换着各自参加国际化学裁军核查第二轮对比实验的心得。

　　这里是做大学问的地方，每个人都不可轻视，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他们带着祖国的神圣荣誉和个人的非凡魅力，走进这座殿堂。

　　瑞士人、芬兰人、德国人，脸上喜形于色，实验的“桂冠”似乎已经捏在自己手中？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更是旁若无人，仍然沉醉在第一次联试的成绩里，他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坐在会议厅后排的这位中国女性。

　　会议开始了。大会执行主席芬兰的瑞德博士来到主席台上。她首先把一张印有各参试国实验成绩的表格发给代表们，以便让大家对此次实验结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究竟谁优谁劣，要等到宣布各参试国实验室的编号后方能知晓。

　　在等待实验结果的时刻里，这位中国女性的心情之所以很不平静，是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组织的这次国际对比实验，不是一次一般性的实验，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实验本身。

　　人类战争史以来签订的唯一有效的国际公约是《日内瓦公约》，也就是1925年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之后，联合国还通过了一些类似的决议。为了不使这些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成为一纸空文，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组织一些发达国家的实验室进行模拟核查实验。各参试国都想通过参加实验，来表明自己国家对禁止化学武器的态度。同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核查的技术和发展方向。当然，更希望本国的实验室将来被指定为化学武器国际核查实验室，为国家争取直接参与化学武器的核查和销毁工作的资格与权力。

　　这，无论是对一个实验室，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一次展示自己水平和实力的机会，一次提升国际声誉的机会。因此，各参试国都十分重视每次测试的结果。尽管与会者都翘首盼望，然而瑞德博士并不急于公布，直到大会快要闭会时，她才慢条斯里地公布各实验室的编号。

　　“第1名，中国，6号！”

　　会场在瞬间的寂静之后，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过。中国军事分析化学从来没有走出国门。第一次在世界上亮相，便夺得头彩，给世人一个“没想到”。

　　各国专家学者纷纷起身，来到这位中国女性面前表示祝贺。站在大会主席台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准确的表述宣读学术论文。“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一个地球上，为了人类的和平事业，我们希望与世界一流的实验组织、一流的实验室联手合作，为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做出自己的贡献……”

　　历史，记下了她的名字——钟玉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教授。

　　我军最早的女防化兵从香港走来，成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香港——澳门——广州。

　　这是钟玉征从小生活过的地方。在她的记忆里，这里曾有过工人罢工的惊雷，虎门销烟的烈火，三元里抗英的壮举。这里辉煌的历史曾使她心中澎湃不已，更使她思绪万千。

　　钟玉征父亲是个商人。在那个时代，她也算得是“大家闺秀”，但也摆脱不了受欺压的命运。一次，她与父亲路过一家外国阔老的住宅，看到草坪上嬉笑的孩童，不禁也欢叫起来。胆小怕事的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呵斥她说话小声点，别激怒了外国人。年幼的钟玉征很不理解，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父亲看了看凶神恶煞般的印度巡捕一眼，难过地对她说：“中国人受欺负啊！”

　　这件事在钟玉征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就是从那个时刻起，钟玉征从心底里萌发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中国人要放开喉咙说话，挺起胸脯做人！

　　这一愿望，变成钟玉征一生执著无悔的追求。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央决定组建多兵种军队，在大专院校化学系招收大学生参新成立的防化兵部队。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钟玉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成为我军第一代女防化兵，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防化学校（即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前身）当教员。不久，上级又送她到北京大学化学系继续念完大三、大四课程。1953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4年回到防化学校（院）任教。没想到，她在防化学校（院），一干就是一辈子，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60年日月星展，60载耕耘奉献。当年秀丽的小女兵已过花甲之年，在国际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斐然成绩，成为我军化学毒剂分析的开拓者之一。

　　为表彰钟玉征做出的突出贡献，党和人民给了很多荣誉。她被评为二级教授（大区正职待遇），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优秀教师”，军委主席江泽民为她记一等功，并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样品收到最晚，成绩世界最好。原始方法破解高科技难题

　　钟玉征清楚地记得，当组织上把“国际联试”的任务交给她，并任命她为专家组长时，她是一阵激动一阵紧张。激动的是多年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紧张的是这毕竟是一次国际性化学裁军的实验竞赛。

　　因某种原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9年9月组织第一轮国际裁军核查对比实验（简称“国际联试”）的时候，没有向中国发出邀请。为了充分体现我国对化学武器公约的一贯积极立场，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我国政府决定从1990年9月进行的第二轮起，参加化学核查的“国际联试”。国庆前夕，钟玉征和专家组的同志，正式受领了第二轮国际化学裁军检查联试任务。

　　一场没有枪炮的战斗开始了。

　　11月13日，专家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考虑到样品体积可能较大，特意申请了一辆大面包车。毒剂样品起码也是一桶水，小车哪能装得下？

　　谁知到了外交部后，一看到样品，大家不由都愣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29支比香烟粗点的玻璃试管，有的装一支棉签，有的是几滴液体，有的是几粒活性炭……

　　专家们面面相觑。在这些极其微量的样品里，即使有毒剂，也只是几十亿分之一克或百亿分之一克，犹如一小勺毒剂洒在一个偌大的游泳池里，真是大海捞针啊！实验中稍有不慎，将会一无所获。

　　“世界考题就是不一般啊！”钟玉征略有所思的说。“不过，倒是很合乎国际间激烈残酷的竞争规律。”

　　考了大半辈子学生，现在被联合国考试。不但自己考，而且要带领大家一块儿考，还要考出好成绩来。年逾花甲的钟玉征以她过人的胆识和出色的才华，率领大家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

　　第一个样品试管打开了，里面是一小块黑乎乎的橡胶样。为了考核各参试实验室的样品处理能力，配样国特意掺入了与待测违禁品性质相似的柴油、机油等杂质，而要分析的化合物正混于其中。分工的3名同志密切合作，采用多种手段，终于成功地从样品中分离出待测的违禁品，从而获得了该样品的核磁共振谱图。这是十多个参试国家实验室唯一提供的纯样品谱图。

　　作为负责人，钟玉征要制定整体实验计划方案，要协调各小组的关系，要把握实验进程，要了解实验细节，要对摸棱两可的问题拍板定案，要及时纠正失误……谁也说不清碰到了多少困难。在整个实验阶段，不论白天黑夜，哪里有实验工作，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她就出现在哪里。

　　光阴似箭，“交卷”的时间转眼到了“读秒”阶段。29个样品相继开封并取得了初步结果，唯有水样没有开封。0.8毫升的水样中，一粒小米大小的油珠漂浮在上面，似见非见，似现非现，看得久了，则迷迷蒙蒙，神秘莫测。

　　经验告诉钟玉征，这个神秘的样品里，最可能获得直接信息。于是，她全力以赴抓这个样品的处理工作：“就在这小油珠上打开突破口，将水和油中待测的物质一点不漏地‘取’出来！”

　　怎样捕捉小油滴？钟玉征拟定了分离提取步骤。教授李正新、讲师周黎明、实验师刘景全采取“空气”　捕捉法，在放大镜下操作着并不先进的仪器，一次一次又一次，终于把这个小油珠“取”了出来，并查出这个样品中含有毒剂降解产物，由此打开了整个分析检测工作的局面。

　　紧接着，各实验组乘胜追击，发现在水滴里、油珠中各带有一个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在违禁的清单上，辛基沙林属于第一类绝对禁止的，它具有速杀性和致死性。这正是实验中要求查出的关键性物质。

　　根据这个信息，专家们顺腾摸瓜，昼夜奋战。实验的艰辛和繁复是可想而知的，钟玉征和她率领的课题组运用并不先进的仪器，甚至是用原始的办法，破解着高科技的难题，准确地检出了29个样品中的全部物质。

　　12月4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交卷”期限。凌晨3时，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专家们对所有测试的数据、图谱，进行最后一次审核。当晚8时，钟玉征领导的6号实验室代表中国，用传真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14天以后。中国防化专家收到了配样国发给各参试国实验室的一张图，图上标明模拟核查的是一家处理DDV原料的农药厂，29支试管里的样品分别采自那里，与中国专家上报的图表完全一致。

　　外国专家对照测试记录，发现中国收到样品晚了13天，收到背景材料晚了58天。也就是说，中国在不知道具体背景的不利条件下，创造出了检出率最高的记录。

　　从这一年起，钟玉征带队连续3年参加“国际联试”，次次“检出率”世界第一，让世界对我国化学毒剂能力刮目相看。

　　身为清朝肃亲王的孙媳，将军有一个不寻常的家

　　钟玉征的爱人叫金连缵，是北京二中的学生，1950年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后来与她一起被分配到化学兵学校。

　　钟玉征完成大学学业时，金连缵也完成了进修任务，两人同时回学校任教。金连缵在防化系任军事毒理和毒伤医救教员，钟玉征在防化系任基础化学和化学侦检教员。相近的专业，使他们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接触日益频繁起来。

　　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都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金连缵手风琴拉得好，又有一副天生会唱歌的嗓子；钟玉征生性活泼，对集体舞情有独钟。在一起娱乐时间长了，两人相互有了“那个意思”。

　　钟玉征说，那时候谈恋爱都是革命化的，哪有现在这么浪漫呀！一旦有了这个“苗头”，领导一考察，就说：行了，别再谈了，差不多就办了吧。我们的婚礼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办了，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节，也没有任何动情的故事，那婚礼平淡得就像一碗白开水。

　　钟玉征的爱人是满族，这倒没啥。但他不应该是清朝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孙子。这还了得，这是清王朝的遗少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自然会受到“特殊的关照”。他们夫妻两人被同时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干校六年的时间里，钟玉征在炊事班烧了3年饭，在猪厂喂了2年猪，在农场种了1年水稻。她爱人也好不了哪里去，先是盖房子当小工，然后是烧炭、看水库。

　　提起这段往事，钟玉征就心有余悸：那可真是太苦了，真正的劳其筋骨呀，就说那桶猪食吧，50公斤呢！肩膀上都磨出老茧了。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些我们都能熬，因为我们身边毕竟有另一半在支撑着。她说：这感情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呢。

　　后来，他俩都被“解放”了，感情也愈加深厚。爱人转业后出国去了日本，两人的交流靠书信太慢，于是就打电话。那时电话没现在方便，更没有手机，他们便约好星期天由他把电话打到儿子的单位，钟玉征再坐班车去接电话，你说这感情能不瓷实？后来，钟玉征一看这样打电话也不是个事呀，就咬咬牙自己安了一部电话，这回打电话方便了。但丈夫说了，我挣的钱全交电话费了。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而钟教授背后却站着一个伟大的男人。钟玉征说：“没有我爱人的全力支持，我是完不成这些研究的。”

　　也确实是这个理儿。她爱人回国后，正是钟玉征搞研究最繁忙的时候。他为了给钟玉征腾出一个好环境，自己抱着被子睡到沙发上。白天上班的时候，他怕闹钟影响钟玉征休息，就放在被窝里，连电话也给包了起来。

　　谁说这不是一种无言的爱呢！

　　尽管钟玉征已年逾花甲，但她舍不得丢下献身了一辈子的防化事业，所以就只好把老伴一个人扔在家里，一个星期才能团聚一次。

　　钟玉征自豪地夸奖爱人：他这个人脾气特好，从来不会生气。而我性格比较急，遇到不顺心的事还会发牢骚。但他很大度，总是谦让于我，与我谈心顺气。本来，我可以退休照顾他，但手里的课题又总是牵肠挂肚的，只好委屈他了。

　　钟玉征全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享受音乐。一到周末家人聚在一起，随着那美妙的旋律放飞思绪。如今，小孙女的钢琴已经弹得像模像样了，周末以小孙女为主角的音乐会是一定要开的，其乐陶陶，其景融融，天伦之乐，不亦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