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女党员之杰出者”何宝珍
一九三二年冬，刘少奇秘密前往苏区后，妻子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她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仍然担任全国互济总会领导职务兼任营救部部长。残酷的白色恐怖使需要营救、援助的同志及家属也多了起来，紧张繁忙的工作常常累得何宝珍喘不过气来。
这年春天，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中共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何宝珍利用各种关系，包括在国民党内享有盛名的何香凝和其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终于将廖承志保释出狱。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派特务秘密跟踪。何宝珍对此虽然也有察觉，但为了革命同志尽快出狱，她早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三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何宝珍马上意识到要出问题，随即把年仅三岁的刘允若塞到邻居一位阿姨的怀里，恳求道：“请帮我照看一下毛毛，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完立即返回住处，销毁了所有文件，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的宪兵队特务。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威逼她供出自己的身份，何宝珍坚持说自己是教师，敌人则一口咬定她是政治犯。何宝珍装作听不懂：“什么蒸饭？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多次对她严刑拷打，始终没撬开她的嘴巴，只好把她押送到南京。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始终抗刑不供。敌人无奈，便判她十五年徒刑，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牢房。那时候同何宝珍在一个牢房的有黄海明，她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一天，难友熊天荆路过她们牢房，从窗孔塞进一个小纸条，何宝珍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就听门外看守嚷嚷要拿钥匙开门。何宝珍急忙将纸条扔进空便桶里，从黄海明手中接过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唱歌。”
何宝珍逗着小孩唱起歌来，闹腾了一会儿，等横眉竖眼的看守出去了，她们才把纸条拿出来擦干净，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传递给男牢的，于是何宝珍又把这张纸条夹在食品里送了出去。
由于何宝珍遇事沉着果断，又能关心体贴人，所以难友们都称她为“大姐”。何宝珍在这里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监狱。
那是一个又热又闷的仲夏，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着，没有一丝风。牢房里的空气散发出腐烂发霉的臭味，令人窒息。大家浑身汗水涔涔，黏得实在难受，都在盼望晚饭早点到来，好利用饭后小放风时间到井边洗洗。可太阳却像是被树梢挂住了似的，就是落不下来。
突然哐啷一声门响，大家惊异地望去，一位新难友被推了进来。她三十来岁，个子不高，身材苗条，穿着一件咖啡色的旗袍，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的脸色和衣服上几处颜色不协调的补丁看去，她大概已被关押了很长时间，经受了不少磨难，但清癯的脸上那对大眼睛，却闪烁着倔犟、坚毅的光芒。这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一进牢房，老战友夏之栩愣住了：“你……”
正要直呼其名，何宝珍马上机灵地接口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就这样，何宝珍隐名埋姓地被关进了三号牢房。
南京老虎桥监狱因为没有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监牢，所以就在普通犯人的监狱单辟一隅，共有十间小牢房，把近三十名女政治犯关了进去。三号牢房里的难友有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论年龄，耿建华居长，因是小脚，故称她为“小脚大姐”；帅孟奇居二，因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缓慢，放风时总排龙尾，故送给她一个“区区”的绰号；夏之栩居三，大伙就称她“老三”。
三号牢房原是个老气横秋的号子，自从何宝珍来后，这个牢房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何宝珍机智、聪敏、活泼、开朗，又很关心体贴同志，因为她年龄小点，人们称她为“小大姐”。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小大姐”会唱戏、唱歌，而且还擅长表演。她常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演唱给大家听。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她把骂毛延寿的唱词改编一下，唱骂道，“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
在饭后小放风时，别的牢房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她也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来上一段，给难友们带来几分欢乐，几分鼓舞。
“小大姐’来到三号牢房后，看到帅孟奇和耿建华行动不便，总是抢着刷碗、提水、倒马桶，并趁机接触其他号子的姐妹，传递信息，为难友们排忧解难，做看守的工作。
监狱里的夜空也有圆了缺、缺了圆的月亮，每当“小大姐”对着明月泪雨涟涟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她是在思念亲人了。但何宝珍毕竟是一个坚强开朗的人，当理智在强制她的感情，感情又在折磨她的理智时，她能逼迫自己斩断心中的乱麻。不一会儿，她就抹去眼角的泪水，雨过天晴似的一甩手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下挣扎着活下来。”
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后也被关在这个监狱里。社会上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进行了绝食斗争。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克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一八九四年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其夫人汪得莉珍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一八九一年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他们先后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年来中国工作。
牛兰初到上海，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作为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的通道。如果不是远在新加坡的那个信使约瑟夫被捕，牛兰夫妇在上海是不会暴露的。
为了声援牛兰夫妇，难友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狱内送书、送食品和改善狱中伙食等要求。
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齐心。否则，不是有人饿死，就是坚持不下去。
阴险毒辣的监狱当局对她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措施，他们先把几个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拉出去打了一顿，然后狱长进行挑拨性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啦！你们不要跟着那几个女犯闹，她们是没有希望的，可你们还有希望，要好自为之。”
但是，姐妹们团结得很紧，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大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俗话说“七日不食自死”。七天过去了，斗争仍然继续坚持，狱方怕饿死人不好向上面交代，最终不得不答应她们的要求。
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临走之前，牛兰夫人汪得莉珍还到牢房来看望她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狱内的条件改善了不少。外边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伙食也得到了改善，每周能有一次荤菜吃。但是，没过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牢了，这下子又激怒了大家。
一天，何宝珍质问前来查监的“二科长”：“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反了你，竟敢来质问我……”满脸横肉的“二科长”把何宝珍拉出去就打。
姐妹们被惹火了，都跟着闹起来。结果，大家都挨了一顿毒打，何宝珍被打得更重些。于是，她们又开始绝食斗争。四天后，狱方不得不再次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有一次，她们在普通犯人中宣传，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注意，便对政治犯牢房进行突击检查。敌人在帅孟奇的铺板上搜出她正在起草的职工运动报告，如获至宝的“二科长”奸笑着质问帅孟奇：“你不是目不识丁吗？看你这回如何解释？”
帅孟奇反驳道：“在监狱里闷得要死，不识字，还不兴学呀？这是抄书练字。”
这时何宝珍机敏地接口说：“我是他们的老师，是我教他们认字。你们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小脚、一个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会说的。我嘛，一个教小孩的，平时就爱唱两句，对这些人有么子搞头啊？”
耿建华和夏之栩也都证明帅孟奇是练字抄书。“二科长”把那本《世界知识》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幸亏写的报告刚开个头，前段讲世界工运发展史，都是从那本杂志上抄下来的。狱方无活可说，便恼羞成怒地把帅孟奇毒打一顿。
一九三四年的秋末，风婆子好像是在撒泼，几天之内就扫掉了树上挂的，卷光了地里长的。阳光从铁窗外探头探脑地钻进来，扑洒在何宝珍的脸上、身上，像是在慰问，又像是在告别。
这天，宪兵司令部突然来提审已被判过刑的何宝珍，不知哪里又出了问题，大家都在为“小大姐”担心。何宝珍从容淡定地离开牢房，走到门口时又转身向姐妹们挥手告别。谁知，这竟是她和大家最后的诀别。
原来，何宝珍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也是互济会的会员，也曾被关押在模范监狱。因此人的丈夫叛变自首，她害怕，有些动摇。何宝珍趁放风之机给她做过思想工作，分析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绝不会出卖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家庭妇女，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
果然，她临产时被保了出去。生产后，她仍做互济会工作，还来监狱探望过何宝珍。不料这个人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拷打，就把何宝珍供了出去，致使何宝珍再次受审。
这一回敌人已不再相信何宝珍是一名普通教师了，一再追问她的丈夫和她的真实身份。何宝珍备受各种酷刑，拒不供认。无计可施的审判官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抉。要活命，就从实招来；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何宝珍就像毛泽东给她改名“葆贞”一样坚贞不屈，就是用老虎钳子也休想撬开她的嘴。她轻蔑地冷笑道：“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就这样，在深秋的一个清晨，何宝珍迎着黎明前的霞光，高唱着悲壮的《国际歌》，壮烈牺牲在渗透革命志士鲜血的雨花台。令人痛惜的是，她那三十二岁短暂的生命，就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