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全国“最美奋斗者”斯霞 
上篇：斯霞在旧中国
走进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园西侧的斯霞纪念馆，迎面是一张斯霞半身巨幅照片。照片上，略显微胖的斯霞，身着镂空田字格加爱心形状的白色毛衣，内搭浅红色方领衬衫。银黑相间的短发衬托出她圆圆的脸，显得愈发和善，目光慈祥地望向前方。照片旁边有一段文字，内容是这样介绍的：
斯霞（1910年12月6日—2004年1月12日），汉族，中共党员，浙江诸暨人，生前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她一生执教68年，在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独树一帜，创造“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方法，在全国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担任国家教委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委员会成员10年，为我国小语教学和国家小语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这是一位从民国走来的人物啊！我急切地想了解她是怎样从民国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霞纪念馆里有一个斯霞现场教学录像片引起了我的兴趣。
随着教学录像片里传出清脆的上课铃声之后，斯霞老师走进教室，一边请一位带着红领巾的小女孩来到黑板前，书写“祖”字，一边说“我们教过祖国的‘祖’字，（转向小女孩）请写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又转向全班）你们用心看她写”。
小女孩写完字后，转向同学说：“请大家提意见。”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祖’字写对了，可惜右边‘而且’的‘且’字写得有点歪。”
写字的小女孩回头看了看字，天真地伸了伸舌头。全班同学不由自主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斯霞老师提问：“你们可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祖国’？”
一位满脸稚气的同学站起来回答：“祖国就是南京。”（下：图一）
全班同学又笑了起来。
斯霞老师说：“不要笑。祖国就是南京吗？不对，南京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城市，像北京、上海一样。大家再想想，什么叫祖国？”
又一个学生站起来说：“祖国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
斯霞老师问：“祖国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对吗？”
“不对！”“对！”同学们相互争论起来。
斯霞老师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后，引导性地问：“美国是一个国家，日本也是一个国家，我们能说美国、日本是我们的祖国吗？”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能！”
斯霞老师接着问：“那什么叫祖国呢？谁能再说一说？”
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说：“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斯霞老师说：“讲得对。祖国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个国家叫祖国。那么，我们的祖国叫什么名字呢？”
那个小男孩接着回答：“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斯霞老师说：“对了，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祖国。”
斯霞老师讲到“热爱我们的祖国”的“祖国”两个字时，全班学生跟着响亮地读出“祖国”两个字。
斯霞老师为什么对“祖国”两个字如此深情地教给小学生们呢？她的长子孙复初回忆了母亲早年的故事——
1937年7月，斯霞带着孙复初回到祖籍浙江诸暨斯宅度假。孙复初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和外婆，还见到了长着长长白白胡子的外太公。他们都非常喜欢我，外太公每次出房门，都要叫‘初初，来给我掀帘子。’随后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日本鬼子的飞机炸了南京。我爸来信说，学校里的小家被炸成一片废墟，准备随机关向内地逃难。”
斯霞接到丈夫孙士熊的信后，对儿子孙复初说：“初初，我们没有家了。”
南京沦陷后，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斯霞带着孙复初也开始逃难。孙复初回忆说：“我妈带着我，随着她的叔叔和姑姑一起挤上逃难的火车。在鬼子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下，火车开开停停，经过南昌一直逃到长沙。我们住到长沙的魁星阁附近。谁想长沙也遭到轰炸，城里烧起一片大火。眼看长沙也呆不下去了，我妈身边带的钱快用完了，心急如焚，就想我爸在哪里，我们就往哪里逃。这时收到外婆转来我爸的信，知道我爸在汉口，让我妈赶到汉口见面。我妈又带我坐船到了汉口，见到了我爸。汉口城里也都是逃难的难民。我们在江岸四维路租到一间民房，刚住下来不久，我爸就讲，汉口形势危急，我的机关马上要迁往重庆。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七星岗附近。鬼子飞机天天来轰炸。有一天我正发烧，突袭警报响了起来。我妈抱起我就向防空洞跑。防空洞很小，躲警报的人太多，先进洞的人有的被挤死、闷死在里面，来不及跑进洞的人，有的在洞外被炸死。幸亏我妈机警，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全家。随后，我爸机关又迁到了雅安，我们住在草桥街。随后，我爸机关搬到天全。在这里，我妈先后生下了两个弟弟，孙定初和孙光初。我爸是在工程局工作的，二朗山公路打通后，我们又从天全转到贵州赤水。在这里，我妈生下了小妹孙小平。”（下：图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斯霞热泪盈眶，高兴地对全家人说：“八年了，我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可以回老家见外婆了。”第二年初夏，斯霞和孙士熊带着孙复初等几个子女从赤水乘木船到达重庆。孙复初回忆说：“回浙江一带老家的人，有上百万人，租不到轮船，工程局只租到几辆长途汽车。我们只好选择走贵州、湖南、江西、浙江这条线回家。当时正值七八月的夏天，车外艳阳热似火，高达四十多度。吹到车内的风也热得烤人。返回家园的人们把车厢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头大汗。在这样的土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卷起满天黄沙，吹到人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像泥人似的。再看我妈，因为两只手抱着生病的小妹小平不能经常擦汗，一绺一绺被汗水湿透了的头发沾满黄沙，耷拉在脸上。一道道汗水从布满黄沙的脸颊淌下来，从下巴滴到身上。一天汽车坐下来，到旅馆时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坐在凳子上不想动弹。可我妈把小平放到床上，就忙着给弟妹们一个个洗澡、洗头、换衣服、洗衣服、晾衣服，还要张罗全家人的吃喝。记得后来到了一个大渡口，几十辆汽车在河边排起了长队，我们只好先在旅馆住下来等。第二天早上到渡口一看，我们的汽车排得更靠后，原来后来的几十辆军车（国民党军）根本不排队，都加到我们的车前面去了。我们只能在旅馆里等下去。我们一行9个人，有二伯父、三伯母和我的一个堂弟，父母和他们商量，决定合伙买菜做饭吃。一路上像这样的大渡口，有遵义、邵阳、泰和、上饶等等。每到一个渡口，我们都大致要住上七天半个月。车子开到浙江衢州，司机再也不肯往前开了，我们只好换乘大船到杭州，住在姑婆家。外婆从斯宅赶到杭州来接我们。外婆看到弟弟妹妹一个个面黄肌瘦的脸，穿的破破烂烂，像一群小乞丐似的，非常心疼。外婆紧紧搂着我妈一起放声痛哭，外婆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受苦了。’随后决定，外婆陪着我妈带着弟弟、妹妹回斯宅，我爸带着我回南京，因为学校快开学了。第二年暑假，我爸把我妈接回南京，住在成贤街成贤里。我陪我妈找到抗战前我妈一个学生家长吴研因，他把我妈介绍给附小的雷震清校长，雷校长一听我妈是抗战前附小的老师，马上就同意我妈回附小教课。”
斯霞是凭着“读了师范就应该当教师”的朴素信念走上教师这条路的。她1927年7月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9月到浙江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当一年级老师。1929年9月，斯霞进入浙江嘉兴集贤小学当体育老师。一年后，斯霞辞去集贤小学工作，到了萧山湘湖师范学校执教。在民国，学校教员是由校长聘用的，校长换人，教员也得跟着另找出路。很快传出消息，萧山湘湖师范学校校长要换人了，斯霞面临失业威胁。在旧中国流传的谚语云，“七讨饭，八教书”，讲的就是教书先生社会地位低，排在乞丐后面。斯霞曾经雇坐一辆人力车回家，中年车夫打量斯霞问：“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斯霞说“做小学教员”后，那位中年车夫叹了一声：“唉！好端端的姑娘，怎么做个小学教员啊？”
人到难处显亲朋。在杭州师范学校认识的孙征和得知斯霞“面临失业”情形后，便介绍斯霞到南京东区实验学校任教。三年前，孙征和已将斯霞介绍给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弟弟孙士熊认识了，此时，两人恋爱已到了谈嫁论婚的时候。1932年底，斯霞到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当教员。1934年2月，斯霞生下长子孙复初。1937年夏天开始，斯霞进行了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生活。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在旧址上恢复招生，简称中大附小。雷震清校长获悉斯霞是原附小教员后，决定聘用斯霞回中大附小任教。
孙复初回忆说：“1948年解放军打到江北，我们随我爸的机关搬到杭州，借朋友在云居山顶上的一间空房间住下来。那里面没有桌椅和任何一件家具，全家八个人打通铺睡在地板上，就这样住了半年。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爸的机关又要迁到绍兴去。我妈不肯去绍兴，坚持要回南京。当时谣言很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爸、我妈、还有外婆和我，四个人站在山顶上，一起讨论全家下一步怎么办？我爸肯定要随机关去绍兴，我妈坚决要回南京。外婆劝我妈，‘你不要命也要替孩子们想想’。我妈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杀我们这些小学教师，共产党还是要办学校的呀’！”
人生站在十字路口时，自己必须作出选择。斯霞“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带着儿子孙复初、孙复光和女儿孙小平回到南京。
考试的童生，出阵的兵，都是不好惹的。回到南京的斯霞，在历史时刻见证了国共双方军人那天壤之别的种种表现。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孙复初回忆说：“国民党逃出南京。全城都是国民党的逃兵，城里秩序很乱。学校不得不停课，学生都回家了。我不敢走大路，只好从三牌楼走小路回到附小。我妈和老师一起护校，夜里拿着木棍在校园巡逻。解放军进城了。清早不到五点，我妈带着我，经过唱经楼到鼓楼去看解放军。所看到的情况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演的一样，解放军头枕着背包整齐地一排排睡在路边和巷旁，还有解放军端着枪放哨。我妈对我说：‘解放军纪律很好嘛’！我妈回到学校后，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秧歌队，准备迎接解放。很快，我爸带着定初和安安（小妹）也回到南京。”
行文至此，我在想，没有人比斯霞老师对“祖国”两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她有刻骨铭心的经历！
下篇：斯霞在新中国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中大附小改名为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正如斯霞在一年前判断的那样，她被留校继续当教师。解放了，在新中国，小学教师被尊称为“人民教师”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南京市军管会组织教师学习，斯霞被“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照亮了心田：“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人民教师’称号啊！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好！”（右：图三）
斯霞生前写过一个自传《我的教学生涯》。她在自传中写到自己入党时说：“1956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被评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小学一级教师，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我们多年的夙愿。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我的觉悟逐渐提高，懂得怎样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斯霞好友储继芳写的《斯霞之路》，记录了斯霞入党的心路历程：“共产党，在斯霞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崇高又光荣的称号。从南京解放那一天起，她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敬意。但是，自己是否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不敢想。1951年，长子孙复初从清华大学写信回来告诉爸爸妈妈一个好消息，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斯霞心中非常高兴，儿子实现了‘上清华，争取进步快些’的意愿。儿子是年轻人，政治条件好，再加上学习好，工作积极，争取入党不难。可自己呢，在旧社会几十年，觉悟肯定没有年轻人高，争取入党就难了。她觉得对自己而言，入党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没有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业绩，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贡献，怎么入得了党？她想好好努力争取。可是怎么争取？她只想到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斯霞迟迟不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她还有一个错觉，个别人向党员领导反映情况时，不那么实事求是，可她觉得领导对这种人挺看重的，斯霞不愿意这样去靠拢组织。这种错觉，直接造成了斯霞和党组织在一个时期里的距离。”
储继芳在文章中说：“使斯霞受到震动，从而鼓舞她提出入党申请决心的是，她的两位同事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都是很好的教师，他们也是和斯霞一样，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可是党组织吸收他们入党。这让斯霞看到了希望。”
斯霞及时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写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5月，斯霞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从此，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我要把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如有必要，我可以为之牺牲个人的一切！”（下：图四）
斯霞入党后，接到党分配给她的第一个艰巨任务是，担任小学学制改革试教任务。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的试验教学。斯霞在自传中说：“那时既没有五年制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五年制的教材。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及附小党支部的帮助下，我试着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在识字教学方面，我采取了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方法，先教学生掌握拼音这一工具，接着教他们一些简单易记的独体字和看图识字。在学生识了一两百字之后，我就让他们开始学短句短文，通过多读课文来提高学生的识字量。这种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结合多读课文识字的方法，教生字新词比较自然，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容易巩固，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一定的效果。”
就“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随课文分散识字方法，斯霞还在教学笔记中，写下了“说话与写话”的体会文章。她说：“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培养学生具有初步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是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要使学生写好文章，不是一日之功。必须从一年级起就注意训练和培养学生说话和写话的能力。说话是写话的基础，说话、写话又为以后的命题作文作准备，所以说话、写话需要下一番功夫去训练培养。我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是从了解儿童的语言规律入手的。儿童语言中比较普遍的毛病是语言不完整、不连贯。初入学的儿童更不善于把要说的意思组织成完整的话，常凭自己小脑袋的天真想法，直接感觉说话。”
斯霞举例说，儿童跑来讲：“老师跌跤了！”“老师没有了！”
斯霞就问：“老师好好在这儿，并没有跌跤呀！谁跌跤了？”“什么东西没有了？”
这么一问，儿童自己开始笑，改口说：“老师，有个小朋友跌跤了。”“我的本子没有了”。
斯霞说：“儿童说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缺乏条理。只要有意地留心儿童的说话，就可以随时发现需要指正的地方。对于初入学的儿童，先要教他们说完整的话。”
开口奶吃得好，喂养就顺利。儿童读书也一样，上学开始学习，基础打好了，才能学得扎实。斯霞深知这个道理。《斯霞教育经验选编》中完整地记载了斯霞老师教儿童说话的众多片段。这里，我用电视镜头的模式，展现斯霞老师教学的一个小片段——
斯霞老师在教室里问学生：“你们说，我们教室里有几块黑板？”
学生回答：六块。
“六块什么？”
学生回答：“黑板！”
斯霞老师再问：“什么地方有六块黑板？”
学生：“教室里。”
斯霞老师：“谁能把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有多少，连起来讲一讲？”
一位小朋友站起来，说：“我们的教室里有六块黑板。”
斯霞在教学笔记中总结说：“这种训练，看起来费时，但几次之后，孩子就能得到把话说完整的概念，并懂得把话怎样说完整了。”
在五年制的试验教学期间，新华社记者徐平和古平俩人对斯霞做了一个专访，写出一篇《斯霞和孩子》的文章，讲述斯霞关爱学生的故事。让徐平和古平没有想到的是，《斯霞和孩子》却给斯霞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这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第一个故事是讲“掌声里的秘密”。故事中这样讲道——于虹，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小姑娘。在一年级的时候，普通话讲得就很好，曾经获得全国普通话比赛第一名。她品学兼优，一直是班上出色的“三好”学生。同学们羡慕她，家长和老师喜欢她，而作为班主任的斯霞，却把对她的喜爱藏在心里，更细致地更深切地关注着这棵成长得十分顺利的幼芽。
每次，班上选举什么代表或是小组长，学生们总是用最热烈的掌声拥护于虹。在一次选举少先队队委的时候，斯霞发现大家对于虹的掌声不像以前那么热烈了，也不如对其它几个队委鼓得那么有劲，那么高兴。虽然那次于虹还是当选了，但是斯霞对掌声的变化却引起了注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于虹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那么细微，那么不易捕捉，斯霞还是在细心地寻找答案。
有一天刚下课，于虹正要走出教室，一个同学喊住她，问她一个问题，于虹嘴一撇，说了声：“你自己想想呗！”小辫儿一扬就走了。在一次作文评讲会上，斯霞表扬了汝小美。同学们有的用微笑，有的用眼神向汝小美祝贺，独有于虹，她神情沮丧，小脸涨得通红，不高兴地低着头……，斯霞又从于虹的家长那里，知道了更多的类似的情况。
有一次，斯霞特意把于虹叫到自己的身旁，亲切地问道：“当你普通话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时候，同学们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孩子瞪着大眼睛，奇怪老师为什么突然提起一年级时候的事情来。
“同学们知道你的普通话得了全国第一名，大家都很高兴，不仅班上同学高兴，全校同学都高兴。大家为你高兴，也为你给集体争得荣誉而高兴……”于虹听着老师这番话，再也不敢正眼向老师看一下，她明白了老师话里的意思。这时候，斯霞又进一步耐心地启发于虹——一个好学生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困难？自己成绩好，对不如自己的同学应该怎样？当别人赶上自己超过自己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她让于虹自己去思索和理解这些问题。
讲课的时候，斯霞讲到那些关心别人、关心集体甚于关心自己的动人事迹，便特别注视着于虹脸上的表情。
于虹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女孩子，是懂得珍惜荣誉的。有一次，在“雷锋”的作文中，于虹写道：“雷锋的一生是多么光辉灿烂啊！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闹个人情绪，任劳任怨。而我呢，只管自己好，不管别人。比起雷锋来，我是多么惭愧。”
当于虹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时，她在行动中也已经注意改正了。一次下课的时候，于虹正要和伙伴们去踢毽子，忽然看到刘国兰在座位上嘟着小嘴发愁，她就丢开踢毽子的事，连忙跑过去看刘国兰，原来老师刚才讲的，刘国兰还没有弄懂。于虹就把自己所理解的全部告诉了刘国兰。她惟恐自己讲得不清楚，翻来复去地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下一堂的上课铃响了，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在于虹的幼稚的心田上，如果说曾经有一点灰尘遮住了的话，那么，在它还没有堆积得很厚和很牢的时候，已经有人把它轻轻地吹散了。（下：图五）
第二个故事是讲“一把特殊的钥匙”——斯霞的班里新来了一个小男孩李康康，听说他在幼儿园里是出名的“小皮王”。刚来学校不久，就和算术老师顶撞起来。斯霞知道了，但她从不根据一两件事情来断定孩子的优缺点。
她发现康康很勇敢，但是他有时把冒险也当成了勇敢，在马路上拦汽车。康康喜欢劳动，但就是粗心大意，常常把事情弄糟了。可不是吗？有时身子一歪，碰破了橱门上的玻璃，胳膊一伸，把碗打碎了。折被子时，一阵旋风似的，被角一下子把床头小桌上的一杯牛奶掀到地上去了。好心帮妈妈去买油，一路上，他高兴地敲着瓶子，快活地唱着，回来时，油瓶的长颈子断了。
康康在课堂上总是坐不住，小动作多。教师提问，他不举手就发言，教师让别的同学回答问题，他也从中插话。
康康的功课怎么样？他聪明，理解能力强，毛病也是粗心大意。做作文时，错别字、掉字特别多。自己完全懂得的算术题，常常是式子列得对的，就是答案算错了。
斯霞也看出了康康的苦闷。为什么妈妈总是把他管得紧紧的？为什么老师到广播电台去讲课录音，总是不把他带去呢？为什么他自己总是管不住自己呢？
真正了解了孩子，也就找到了诱导孩子的办法。就李康康这样的性格，斯霞设计了一把特殊的钥匙。
有一次，斯霞对李康康说：“请你倒杯水给我，小心点，不要泼在身上。”康康高兴了，因为妈妈从来没有这样客气地同他讲过话。他眨着好奇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倒了一杯水递到老师桌上。斯霞高兴地说：“谢谢你，做得很好。”
斯霞改作业的时候，请李康康帮助她把一本本作业簿打开，全都翻到当天要批改的那一页，然后整齐地叠在一堆。康康耐心地照着老师吩咐的做了。虽然这比起在操场上扔石子，跳沙坑来，是多么枯燥，但这是老师叫他做的，帮助老师做事，该是多么令人高兴，怎么能不做好哩？
在康康打开自己那本大楷练习簿时，斯霞发现上面有个字写错了。马上对他说：“李康康，慢点翻，你把刘若愚的本子找出来对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把字写错？”康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的字和刘若愚的字对照起来。他的脸红了。老师亲切地对他说：“以后写字可要细心哩，你看，刘若愚的字写得多好，又端正，又好看。”康康低着头不说话。从这以后，他就暗暗地学习刘若愚的字，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大家都说康康在变了。
后来，斯霞更把一些一不小心就要闯祸的事情交给李康康去做。譬如：叫他到楼上把眼镜拿下来，或是把热水瓶送到楼上去。每次，康康都做得很认真，从来没有闯过祸。
李康康进步了，他的妈妈高兴地到处宣扬：康康现在是“粗中有细”了，钉扣子也能自己钉了。老师和同学也改变了对康康的看法。算术老师应邀到广播电台讲课录音时，康康也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一起被挑选去参加，这对康康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第三个故事的小标题是“大雨中的考试”——李庆莲从小失去了妈妈，爸爸像宝贝似地疼爱着这个最小的女儿，当然也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正巧，李庆莲被编到斯霞的班上来了。
李庆莲进校不久，学校给孩子们检查身体。轮到李庆莲了，斯霞帮助她脱衣服。脱下一件大衣，一件厚棉袄，又是一件小棉袄，里面还有一件毛衣，还有棉背心，毛背心……。头上帽子也戴了三顶，皮帽子里面有毛线的，毛线的里面还有绒布的。为什么孩子穿这么多衣服？这引起了斯霞的注意，她决定去作一次家庭访问。
斯霞发现李庆莲在父亲的温暖怀抱里，被惯得太娇嫩了。吃饭要大人喂，上学还要爸爸接送。
这孩子平时特别喜欢斯老师，一天到晚像个“小尾巴”似的，牵着老师的衣角，跟在老师后面。下课了，跟着老师出教室。老师改作业，她就爬在老师背上。有时，还用小嘴亲亲老师的脸，亲昵地喊声“妈妈”。斯霞心里明白，这孩子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她毫不迟疑地承担起这双重的责任来。
其实，斯霞比一个普通的母亲更懂得怎样去爱孩子。她觉得应该让这棵过分纤弱的柔枝，慢慢地离开温室，承受阳光和雨露的抚育，变得茁壮起来。有一次，斯霞给李庆莲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失去了双手，却练习用胳臂拿笔写字。他顽强地坚持学习，终于每门功课都得五分。他还积极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所以他不仅学习好，并且劳动和身体都很好。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有这样惊人的毅力呢？斯霞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光吃不干活，他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她又接着说，我们现在有一双好好的手，就应该什么事都要学着做，要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李庆莲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再也不要别人喂饭了。
上课时，斯霞常常提出一些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让李庆莲回答，锻炼她大胆地在大家面前发言。有时，还让她当值日生。下课后，斯霞要同学们带着她到操场上去做游戏。劳动时，先让李庆莲在室内扫地、抹桌椅、擦黑板，后来又让她到室外去拔草、浇菜、拣石子。渐渐地，李庆莲能够离开老师了，上学也不要人接送了，和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乱蹦乱跳，再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了。
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斯霞赤着双脚，在学校门口，把学生们一个一个地背过被雨水淹没了的马路。后来，斯霞忽然想起了李庆莲，怎么没有看见她呢？这么大的雨，没有人来接，她跑到哪儿去了。斯霞顾不得疲劳，冒雨赶到李庆莲家去，没想到这个孩子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桌边吃晚饭了。
李庆莲大雨中不要老师护送就独自安然回家，这件事在斯霞心中引起了两种反响，她一面为没有照顾好孩子而感到难过；一面却又暗地里欢喜，因为这株娇弱的小花，毕竟通过了一场严格的考验，在暴风雨中挺立起来了。
就这么三个讲述斯霞“童心母爱”教育经验的故事，在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5年，给斯霞带来了“灭顶之灾”。斯霞在自传《我的教学生涯》中写道：“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斯霞和孩子》这篇文章有问题——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童心母爱’，要批判。当时省委及教育厅领导都是了解我的，认为这样的批判不适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顶也顶不住，上面一定要批，还说‘母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一种思潮’。于是一篇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出来了，什么‘教育战线上的没有战斗？’‘现在是乌云密布，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并把一百多年前外国教育家写的《爱的教育》和我相对照，认为我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翻版。我想不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当时，有一个想不通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盘旋：‘爱学生错在哪里？体罚学生难道是对的，倒不要批判？’自己检查来检查去，都检查不出个道道来，后来就不了了之。”
草有茎，人有骨。斯霞长子孙复初回忆说：“大批判文章认为斯老师爱学生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母亲被停职检查。母亲认为自己没有错，检查写不出来。1968年，我母亲已年近六十岁，两年多批斗的折磨，使她更显得憔悴，身材矮小，有点驼背，步伐蹒跚，但思想仍然非常坚强，体现出威武不能屈、泰山压顶不动摇的精神，没有错就不认错，不能检查的决不检讨。”
皇天不负好心人。1976年10月，斯霞重新回到教育岗位。次年开春，《人民日报》编发了新华社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是一位容光焕发、神态安祥的女教师，在教室的学生中间，手举粉笔，指引学生眼睛望向黑板。图片说明词说，南京68岁教师青春焕发，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用满腔心血浇灌祖国的花朵。熟悉的人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斯霞。1978年春节刚过，斯霞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人代会。3月，斯霞又被全国科学大会作为特邀代表请去参加大会。8月，斯霞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荣誉称号。
斯霞在自传《我的教学生涯》中说：“母爱问题，一直到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上，教育部才予以澄清，并宣布给我平反，使我放下了十几年不应背的包袱。”
放下包袱，重返岗位。斯霞在教学第一线更加投入精力，教学思想更加人性化，独创的“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方法更是进一步发扬光大。斯霞把母爱的阳光和知识的雨露融为一体，照耀着、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灵。江苏教育出版社把斯霞的教学思想、教学实践、教学事迹汇编成五本《斯霞文集》出版，这里摘辑其中三个小镜头！（下：图六）
——斯霞老师教小学生认生字 “夯”。
斯霞老师问：谁看过“夯”？“打夯”是怎样打的？要不要用劲？同学们回答后，斯霞老师抽几位同学到讲台前演示打夯的动作。
演示完毕后，斯霞老师归纳说：要用很大的气力把夯提起来，打下去，所以“夯”字是“大”字下面一个“力”。
——斯霞老师让小学生懂得“旱天的苗”是什么样子。
小学课文《李春花的话》是讲李春花在旧社会受地主的折磨，小小年纪做这做那，还要挨打受骂，终日垂头丧气，和“旱天的苗”一样。
在南京城内长大的孩子，对“旱天的苗”是什么样子，缺乏感性认识。烈日下，斯霞老师就带孩子观察校园里的干枯植物。还做了两盆花搞起实验，一盆经常浇水，生长得很好；一盆很久不浇水，枝叶枯萎，让儿童对比观察。
学生们懂得了“旱天的苗”的样子后，学课文时就非常容易领会为什么把旧社会的李春花比作“旱天的苗”了。
——斯霞老师把“格外鲜艳”教的生动有趣。
有篇课文中有个词叫“格外鲜艳”。课前，斯霞老师琢磨开了，用语言解释，很难说清楚，更难让儿童有所感受，便想用一点什么鲜艳的东西，在阳光下演示一下，孩子们才能体会得到。她脑海里冒出许多绸子做的蝴蝶结，扎在女孩子的头上，多鲜艳啊！如果在阳光下，它就更加鲜艳了。
那天上课，正好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霞老师讲到这个词时，随即将带着精心准备的红绸蝴蝶结给孩子们看：“这多鲜艳啊！”又把蝴蝶结放在黑板上，让学生看看，觉得不怎么样，然后走到阳光射进来的窗户旁边，把蝴蝶结别到自己衣襟上，问孩子们：“你们看，现在蝴蝶结怎么样？”孩子们高兴极了，齐声回答：“格外鲜艳！”
爱满天下。斯霞执教68年，在南京附小45年，把一生都献给小学教育事业。她的“童心母爱”教育理念影响了一代代教师。2004年1月12日，斯霞老师与世长辞。她的墓碑上刻着“我为一辈子做小学老师感到自豪”。
把对事业、对祖国的爱，倾注于自己的学生，这是教师职业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品德。斯霞用毕生的心血和实践昭示人们：小学教育是多么重要而崇高的事业。
最美奋斗者斯霞，童心母爱的典范。2009年9月，斯霞被评为“新中国六十年江苏教育最有影响人物”。2019年9月，斯霞被中宣部等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当我看到斯霞的“最美奋斗者”奖章和证书时，想起了“最美奋斗者”的获奖词——奋斗者会拥有一双什么样的手？它可以传授浩瀚无穷的知识，它可以在无数次尝试失败后收获成功，它可以在最深的夜里传递温暖。负重前行，手里是沉甸甸的责任；忠于使命，手上是磅礴的力量。奋斗者，最美的姿态就是那双平凡而伟大的手，创造着幸福，创造着美好未来......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诗人臧克家在为斯霞老师题词的样子，是那么专注，那么深情，那么诗意：“一个和孩子长年在一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一个热情培育小苗的人，她会欣赏它生长风烟。一个忘我劳动的人，她的形象在别人的记忆中鲜活。一个用心温暖别人的人，她自己的心也必然感到温暖。”
（注：文中题图与图三系作者叶青松持斯霞老师的荣誉奖章和荣誉证书，其余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