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于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因体检未过关,没能进高校学习。海淀区教育局人事科找我谈话,分配我到某中学当团队干部。
回想八年的团队工作,除日常的团队工作外,是参与了建校初期的学生团组织建立、建全工作;再是建立了学校第一支鼓号队。前后大约一年,好歹买齐了鼓号训练,终于在学校运动会时,鼓号队可以在操场边进行像样地演奏了。三是组织了第一次学生干部军训,学生人数大约得有两个排,住进兵营,白天队列操练,夜里紧急集合,居然还搞了两次实弹射击,一次半自动步枪,一次用的是小口径步枪,这种实弹射击,现在连大学军训也不敢组织的。当时自己怎么那么大胆子,还有两位同样大胆的老师自愿陪同,幸亏没出事,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当时可是只有兴奋。
不能不说说下乡劳动和“拉练”。下乡劳动主要是在每年的六月和九十月份。六月支援“三夏”的时候多。一到芒种节气,要收麦子播种和管理一些大秋作物,统称“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可是忙得很,白天收麦子,夜里脱粒打场,我也能练到用木杈把麦桔扬到一房高的麦垛上。休息时和学生一起躺在麦草堆上数天上的星星。也有怵头的活:插秧到稻田里松土除草。我和很多女生一样天生怕虫子,水田里吸血的蚂蝗是躲不开的,可学生站在田埂上看着你呢。硬着头皮卷起裤腿脱了鞋袜,带头下到挺凉的水里。
那几年,学校的师生,几乎走遍海淀山后的公社大队:太舟坞、东埠头、西埠头、温泉、杨庄,直至最北边的草场……
“拉练”主要是为了“备战”,背着背包行军。第一次拉练是“三九”天,本来领导大约是考虑到我的身体让我在学校留守。我当时却似乎觉得这样的活动如不参加会遗憾终生,于是半截追上去,却正赶上最长的一次行军一一天走了八十多里,其中还有山路。那次拉练,我们走到了延庆最北边:康庄。夏季拉练背包捂在身上,背上长满了痱子。到了地方放下行李要先挑水扫院子,我还自动起过猪圈。“扰民”的事是不能做的。真的拿自己当“兵”了。最后一天,冒雨夜行军,坚持走回到学校,高烧四十度,拉练半个月,回来后因肺炎休息了半个月。
但学校毕竟是学校,学生主要任务毕竟是学习,一九七三年,开始“复课闹革命”。说实在的,虽然当了八年专职团队干部,我却从没想过走当“官”的路。我热爱文学,一直想教语文课,当时师资匮乏,北京师范大学办起师资培训班,北师大优秀教师讲课,张之强的古代汉语,童老师的文学概论、杨敏如老师的现代文学,中文系主任郭老师也时来讲座,我们住读,白天听课到图书馆阅读,晚上看书讨论,虽只有半年,收获极大,为我后来教书打下了良好基础。从师大培训班学习回来,主动自愿到第一线教课,成了一名语文教员,真的喜欢讲课,并从此干得一发不可收拾。
随着教学的全面深入展开,深感自己还得再提高。一九七六年,刚满产假的我,硬是通过考试进师大中文系,不脱产学习三年,通过了各科严格考试。海淀区500学员中,坚持学习到底通过考试拿到毕业证30人,其中女教师只有五六个,本人是其中之一。
形势发展很快,要与时俱进,对得起学生,必须还得再提高自己。1985年我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半脱产学习。但收获也大,班主任汪时进老师写作课,韩少华先生都给我们印象深刻。我多年的学习都要坚持工作,孩子小、老父有病,学习上班都离住家远,困难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学校的工作努力完成了,成绩还不错。教育学院的学习通过了各科考试,成绩也还不错。终于完成了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但也重病一场(存活率50%),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前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重上讲台!”这是我的真心愿望。关于这段人生经历和感悟,详见报纸发表的《十五年大学路》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88年9月,我重新站到了讲台上,全体学生自发起立,我深深鞠躬还礼,掩饰眼中的泪水,学生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那时还没有职称评定,我如此努力就是为了做一个称职的教师。我不后悔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正因为不断地学习提高,且从未脱离教学实践,我的教学日渐成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中考,我的科代表语文成绩是98分(当时语文满分是100分)。高考我的课代表语文得129分,进入海淀区八千考生的前30名。任语文教研组长,我也没太多高着,不过是以身作责,团结关心青年同事,再就是人手不够时干活顶上去,也曾几次尝试办校刊,曾经超负荷工作,一个人教三个高中班的语文课。获得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党员称号,也是一种对我工作的认可吧。
想想在我的教育教学生涯中,还做的一点儿事就是比较注重研究总结,写了一些东西。
1991年学校组织访著名作家杨沫,回来后我写了《青春永驻——访杨沫》,得以在北京晚报头版发表,后又在《现代海淀教育》上发表了论文《通过美感培育促进语文教学》,从此成了《北京晚报》和《现代海淀教育》的通讯员。
本世纪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借此东风,《北京晚报》组织了德育大讨论,我参加了这次讨论,并参与了《成长的问题》一书的写作。想了想,不过是用心而已,做为教师,教学上,这课怎么讲好,多琢磨琢磨;和学生接触中,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解决的,有什么感悟,总结下来,就会有些心得,对自己是提高,如与同仁、学生、家长有交流,互相获益,大到为教育,小到为学校,能做点小事,甚感欣慰。
在中学工作了三十六年,一晃到了退休年龄,一个人一辈子就从事一种行业而且就在这个十八亩七分地的一个校园里,这几乎是现在的人不能想像的,可我,真的就在这普通的校园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有意义的最能表现人一生能力的时光即我的十九岁到五十五岁。
二00一年暑假前最后一天,我上完了最后一节课,参加了最后一次全体教工会,又参加了最后一次党员会,人们散去,校园里静了下来,我却迟迟不愿离开。教学楼里,几乎在每间教室里黑板上都留下过我的字迹,从一楼到四楼,楼梯扶手上处处留有我手的痕迹,教学楼的西窗,正好俯视操场,那上面有我多少足迹无从计起。哦,那学校的大门口,早上进校门,回头能看到美丽早霞。很晚了,和高三的学生一起走出教室,豁然看到电视塔那大红灯笼挂在天际。或是见到一轮皎洁的月亮升起,师生会一起停止几秒种,几分钟,静静地看着,心里却有一种沉默的交流,那是紧张学习中的难得的心灵放松和欣喜。对学校的这种感情,一直保持至今丝毫未减,因为毕竟我人生最美好有能力有精力的时光:十九岁至五十五岁,是在这里度过的。高高的白杨树下,曾有我青春的脚步在徜徉,宽阔的教室里,仿佛还有我讲课的声音在回荡。
退休后,我又干了十二年。在首都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考辅导班教课。按点上课,我们讲出真水平,教师只领不高的课时工资。
十二年中,领导并不要求要写作文,更不要求教师全批全改。我却像在职授课一样,两周一次大作文,事先指导,写后课上讲评,对学生作文全批全改,有时还对有的学生面批(即单个当面指导),这样坚持自始至终,没有过一分钱的报酬。
再一件印象深的事,一次去上课,下了公交车,突然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众人都在饭店的门口避雨,我看上课时间快到了,便不顾危险,打着铁杆雨伞冲进雷鸣大雨中,踏水过花园桥下,小汽车溅起的水使我全身湿透。提前十分钟我到了教室。我看了看来的学生对他们说了一句:“今天来的都是好汉!”说完,到卫生间把滴水的衣裤“拧干”,再穿上。回到教室正点上课。四节课,三个小时,衣服被自已身体“烘干”了,我讲课居然还精神抖擞,上天保佑吧,路上没遇险,事后也没感冒。亲人说:“你就不能打个电话等雨停或雨小些再赶到学校?“我只回了一句:“那么多学生等着, 老师不能迟到!就是面对一个学生,也要按时上课!”
说起来,三十六年以及退休后十二年的教书生涯,辛苦劳累,但回想起来,我还是心情愉快。就像我刚参加工作时我的老父亲对我说的:“和青少年学生在一起,你会心理永远年青。”我热爱文学,我热爱学生。讲课时感情投入,和学生交流心情愉悦。用一句话总结我的教书生涯:一个人从事的工作事业能和自己的爱好兴趣一致,是一种幸福,一种难得的幸福!
2021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