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政治”让雪莲花流泪
我以为大修厂是我到西藏后最有发展的单位，也将是我和王子开始新生活的地方。生活环境变好了，他的心情也会变好的，不会有吵架不会再分离，我将成为他的新娘，他将成为我的新郎，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小泥儿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那段时间我对什么都感到美好，每天连上班都蹦蹦跳跳的，满脸的阳光，真想在大修厂大干一场。
王子被分配负责厂里配电系统的维护，我分到汽修车间修汽车电路。我的师傅姓林，是一个严肃的共产党员，对工作严格要求。他是个四川人，长得白白的面包脸，小眼睛，像镶嵌在白面包上的两个黑色葡萄干，40多岁，从不言笑，特别是对女人。
部队转业就留在西藏，是厂里的老人儿，还是厂里的电器“大拿”。刚到这个车间，有了师傅指导，我真是满腔热情，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电器技术全部拿下，我早来晚走，不管份内份外都抢着干。可我师傅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我，怕我干的好。你问他：“师傅这要不要修好？”他总会用四川话说：“你看嘛？”我问他：“这里怎么修？”他就会说：“你自己晓得嘛！”多一句都不和你讲。我想反正一个汽车就是大灯，小灯，喇叭，发电机，电瓶，只要能亮，能响，能发电不就行了吗？我愣是用几天就把汽车的几条线搞懂了。
徒弟的进步没给师傅带来半点快乐，反倒惹得他更加恼火，开会不通知你，看电影不给你票，用一些“小儿科”的事鼓捣你。我这个人本来就大大咧咧的，这些事气不了我。我看出来师傅怕我们，特别是怕王子这些大学生将来会取代他的技术权威，因为王子一来就把厂里一直发动不起来的120千瓦发电机修好发电了。我真感到我师父活得太累，活得太可怜，我根本不在意我师傅对我怎么样。
晚上，我们办起藏族学汉语夜校，我担任老师，办起技校，请技术员讲课。王子的课讲得特别好，只是他实在不爱干，他认为：“小泥儿吃饱撑着了。”我那段日子积极的不得了，终于干到被领导发现了。
大修厂的党支部书记是十八军进藏的老干部，女的，49岁，满脸的褶子，从眉眼看年轻时长得还可以，四川人，个子不到1.5米，老了又驼背，就没剩多高了。长年梳一个齐耳短发，嘴里没离开过大前门香烟，一只还没吸完另一只又接上，嘴都被烟燎成紫紫的，一口牙也熏得黑黑。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开会前都要点名，她把我们大学生的名字连在一起念，像唱歌一样，我每次都憋不住笑。
全厂职工没人叫她王书记，背后都叫她：“老太婆。”她老公也是十八军的，听说感情不太好老是分居，可是老太婆在40多岁还给他生个老儿子，我们去时她儿子“小赖皮”（好像工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才四五岁，总是跟在老太婆的身后，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不可一世。
一天下班后，小赖皮跑到我的房间，大声说：“我妈叫你，到我家去。”说完转身就跑。我跟着小赖皮来到他家，老太婆正在看文件，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吸烟，我看到她拿文件的手指都是黄黄的。老太婆看我来了，她满脸堆笑：“小泥儿，来来，坐，坐唦！早就想找你讲讲话儿，没得时间，今天好啊！”她操着一口四川话说。
我第一次单独和书记在一起，真有点丈二和尚，不知该说什么，我应付着，只想听听领导的指示。这时候她又点了一支烟，笑着坐在我的对面说：“小泥儿，不错吗！再加点儿担儿子儿怎个样？”我急忙问“加什么担子？”
“当个共青团的书记儿怎么样？”
“不行不行，我刚刚来厂里，好多情况我还不了解。”我推辞说。
我真不想再干什么政治工作，只想好好学点技术。
老太婆看我没有接受，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小泥儿，你是党员儿哟，要听组织的呦！团的书记儿很重要，我们是研究过的，就定下了，这是组织的信任，好好干，你是行的嘛！” 她从紫色嘴唇里吐出来的话，好像有一种威慑力，我只有点点头。
那年头，是无论讲话，走路都要讲政治的年代，怎么能绕着政治走呢？我答应了书记就要把工作干好。也许我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既然组织信任，就要干出个样来给组织看看。我立即召开青年团员大会（好久没开会了），让老太婆宣布：“从今天儿起，小泥儿，就是你们的书记儿了，你们要好好地听从她的领导，哪个不听话，我要亲自收拾他喽，晓不晓得？”大家异口同声说：“晓得。”
我走马上任了，共青团像一团火在大修厂烧起来。我首先抓了丰富多彩的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各种体育比赛，如篮球、乒乓球。一到中午，篮球赛集合了几乎全厂的体育爱好者，许多藏族小伙子也爱上了篮球。夜校办得红红火火，还有业余劳动，厂里的卫生死角都被共青团清理得干干净净。团组织还把落后的藏、汉青年分成互帮对子，由先进的团员帮带。一个月的时间，全厂的风气大有改观，到处有共青团的影子，到处听到对共青团地赞扬声。
春节联欢会更是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一场空前的晚会，燃烧起所有人的激情：连老太婆都上台表演东北大秧歌，刘厂长也唱起陕北民歌，我和十几个藏族女职工跳的是藏族舞。工人们说：“小泥儿，只有你们大学生来了大修厂才这样有生气，有活力，这台晚会比看一场电影有意思多了。”
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切，在一个月后竟然成了我和“四人帮”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政治”让我在西藏流下了眼泪。
那是1977年2月，好像刚刚过完春节，厂里的职工还没从那场“春晚”的快乐中走出来，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时，厂里突然召开的一场大会，让所有的人立刻清醒过来。
我记得那天晚上，开会的钟声（挂在树上的一块铁）又敲起来，人们各自拿着小板凳，从一趟趟白色的宿舍走出来，稀稀拉拉地朝食堂走去。平时开会前，大家都嘻嘻哈哈地闹着，议论着。这次不一样，一进食堂，老太婆就站在大食堂的前边，叫各个车间的班长（那时候就那么叫）赶快把各班的人叫齐，说是传达中央的重要文件，一个也不能少，这是政治任务。各个班长跑步去找人，很快全厂的人黑压压地坐满食堂，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太婆一只手拿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中共中央文件，她说：“同志们，斗争很复杂，‘四人帮’打倒了，‘四人帮’的爪爪还在，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做垂死的挣扎！有人说西藏离北京远得很，不会有四人帮的爪爪。这是不对的！是没有政治头脑，我要说出来，大家都要吓到，就在山南，就在我们厂，就有‘四人帮’的爪爪呦。所以同志们要擦亮眼睛，要揭发，要检举，把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挖出来，也希望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要认清形势，主动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今天起运动就开始了，党员干部和职工都要积极参加。”
那几天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慌慌的。王子刚好到内地出差还没回来，厂里的职工对我的态度明显地改变了。我师傅是党支部委员，这两天像不认识我一样。老太婆说共青团的活动和党支部一致，不能再搞其他活动。本来王子出差我挺高兴的，可这几天我发疯似的盼着他回来。
几天后他回来了，他的嗅觉已经闻到了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政治气味。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讲这两天厂里的事，他就开口了：“小泥儿，有可能查到你头上，要有点准备。我在路上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有的被抓了。你和张铁生认识，会不会因为这个要查到你呢？”我说：“这都是你猜的，认识张铁生就是‘四人帮’了？”我嘴上不服气，可心里也在想这个问题：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就成了“四人帮”的。可是老太婆说的：“就在大修厂。”又指的是谁呢？
这时候留校的一个女同学寄来一个小邮包，是寄给王子的。拆开一看是两条纱巾，里边藏着一个小纸条，上边写着：“学校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吴一（留校的学生，是我下届的学生会副主席）说是你把张铁生请到学校，后来又到市里做报告。学校已向西藏自治区党委发函请求帮助查清小泥儿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我非常感谢我的同学，冒着政治风险给我通风报信，同时我也明白，老太婆已经把我当成“四人帮”开“整”了！
当天夜里12点，山南体委的同学郎军开着一辆摩托车从泽当跑上来。西藏的晚上是没有路灯的，加上冰雪还没化，车子开起来冻得老是熄火，一般到大修厂骑车要30分钟，可是那个晚上他开了1个多小时。他见到我非常紧张，也不坐，站在那里使劲地搓着双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问他：“郎军有什么事你就说，我有准备。”他看我如此镇定，就说：“小泥儿，我在公安局听到，山南大修厂有‘四人帮’的人，明天公安局要上来抓人。我想无论如何也要上来告诉你，我相信你是好人。我爸当年也是好人，不也是照样挨斗（文革期间）？你自己有个准备吧！”
我实实在在被郎军感动，我知道他是冒着政治危险给我通风报信的。我不能让关心我的同学看到小泥儿的懦弱，我说：“谢谢你，看来暴风雨真的来了，我能挺得住，放心吧！”我笑着和郎军握了手，看着他的摩托车消失在没有一点儿月光的黑夜之中。
我看着漆黑的夜，心想马上就会风雨交加，也许还会夹着冰雹？可我不知道这黑夜究竟有多长？我小泥儿必须自己去面对，我流泪了，我感到委屈：“难道党连我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都不相信了吗？”同时我也非常清醒，我小泥儿不是‘四人帮”，总有一天党会弄清楚事实真相，我一定要等到那一天。
那一夜我没合眼，我要想明白几件事:
第一，小泥儿无论怎样，哪怕进监狱也要坚强，不能自杀，不能因惧怕审讯就胡说，一定要等到党组织认为小泥儿是共产党员，不是“四人帮”那一天。
第二，不能和王子再保持朋友关系，更谈不上结婚，不能因为小泥儿的政治问题影响王子的前程，决定明天就和王子分手。
第三，如果明天小泥儿被抓，一定会抄家，今夜一定把我所有的信件和日记处理好以免再出现其它不利的“旁证”。
凌晨两点了，整个大修厂漆黑一片，没有月光，没有声音，在一间黑黑的房间里，一个23岁的女孩要一个人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灾难。
我把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写的日记一本本翻出来，有学毛著的笔记，有批林批孔的感受，也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当然也有因为张铁生的白卷上大学的日记，20多本50多万字，这些都可能成为我是四人帮黑爪牙的“旁证”。除此之外，还有下乡养猪当劳模时的奖状，在报刊杂志刊登的事迹报道和上百封群众的来信及情书，我看着这些东西，心想明天就要到监狱去了，现在是半夜没办法去藏，只有烧掉。
想到这儿，心里滚动起浓浓的黑云，一团一团地涌到眼前，让我战栗，让我痛心。一个声音高叫着：“小泥儿，烧掉，还等什么？难道还要落在老太婆手里吗？”我流着泪拉上窗帘，熄灭灯，在洗脸盆里销毁“罪证”。一页页纸，一篇篇文字，一段段光荣和一条条“罪状”都在火中燃烧，变成黑色蝴蝶在飞舞，我的泪水掉在火苗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此时此刻的小泥儿，在黑暗中透过燃烧的火苗，看到自己就像战争中的地下党员，临行前在保存党的机密，在销毁党的文件。小泥儿笑了，被泪水和灰烬涂鸦的脸上好像绽放的一朵朵梅花。
其实人生就是一条线段，十几年的人生在这条线段之中又有多长一点呢？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没有了牵挂，明天再黑暗，有今夜的暴风雨垫底害怕什么呢？火慢慢地熄灭了，屋子成了黑洞。
我静静等着公安局的吉普车，一直没来。中午了，来的是王子，我一脸的镇定和王子说：“咱们分手吧，我不能连累你，小泥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你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做饭，不要到这里来了。”王子还是那样的冷漠，即使听了郎军昨晚来说的事，他依然平静得像一杯水，好半天才说话：“别瞎想了，到现在没抓你，这是他们也在想真抓了，没事时怎么放？我不会和你分手的，这时分了也没人信，一起熬着吧。”
平时总是埋怨我：“瞎积极，”“小马列，”的他，什么也没说，也没安慰我，可是不一样的是一下班就到我的房间里一坐，话也很少说，只是不停的吸烟。这时候还用说什么，无声胜有声，我已深深被王子感动了。
没想到，更让我感动的事发生了。那天王子来到我房间，一句话也不说，照例一支一支地吸烟，我们经常这样默默地坐着，已习惯了，好像每天都等待着有人把我带走，等待着生离死别。可今天王子掐灭了吸过的香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泥儿，我这次出差到了你家，你爸爸说：‘王子回去就和小泥儿结婚吧！’我想好了，咱们结婚吧！不管今后怎么样,我们都在一起！”听了王子的话，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感动得流泪，幸福的泪水顺着脸颊流到嘴里，甜甜的，咸咸的一直流到心里。我和王子拥抱在一起，这茫茫的黑夜里有一个人陪伴小泥儿走过，有一个坚强的臂膀让小泥儿依靠，还怕熬不过去吗？那一刻小泥儿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孩，就是明天去死都会含笑赴九泉。
但是我没有答应王子，我一定要等到党组织告诉我：“小泥儿，你不是‘四人帮’，你是党最信任的共产党员。”
全厂的职工都知道我是清查“四人帮”的对象，山南的同学也都知道了，昔日的“光棍之家”再没有一个“光棍”光顾，厂里的职工也没有人和我讲话。老太婆已通知我准备材料，坦白交代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我师傅严肃地通知我到电瓶室负责充电瓶。平时，这个岗位的工人都是一两天就换班，因为那是一个充满有毒气体的车间，氨水硫酸有很强的腐蚀性，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氨水呛人的气味，一天下来就让人头昏脑胀，不想吃饭。
我每天除了给电瓶充电，还要拆装旧的坏电瓶，星期日也不能休息。几天下来，我的手和衣服都被氨水硫酸腐蚀得伤痕累累，疼痛时时刻刻像老鼠在啃咬着我的皮肤。我咬着牙坚持着，在人前不掉一滴眼泪，每天“目中无人”地昂着头上班下班，别人不和我讲话，我决不和任何人讲话。
由于政治压力和工作环境地变化，再加上一个多月不休息，我的牙肿了起来，疼得睡不了觉，白天照样上班（其实就是劳动改造），几天后整个脸都肿偏了，饭一点儿都吃不下。我心里想，小泥儿，不能就这样倒下，我要争取保护自己的权力。
那天上午，我去找老太婆：“王书记我要请假去看牙。”老太婆没抬眼问了一句：“牙怎么了？”我说：“疼得不能吃饭，脸都肿了，我想请假到山南医院拔掉。”老太婆从缭绕的烟雾后面眯着眼看了看我说：“小泥儿，你的问题还没说清楚，是不是耍滑头啊？牙疼不是理由，尽快把问题说清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不想和她吵，我说：“王书记，我到西藏后血小板减少，牙肿成这样你不让我看，如果我死了你能负责吗？”说完我转身就走，只听老太婆在后边喊：“小泥儿，你威胁组织。”全部的四川味了！
我回到充电瓶的车间，随着氨水呛人睁不开眼睛流泪的“机会”，我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我真的失去自由，真的成了阶下囚？
10点多种，我师傅派来一个人说是王书记让他陪我上医院。我在监督之下，来到山南医院口腔科，一个藏族女医生给我看了后说：“这牙不行了，应该拔掉。”我马上同意，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麻药，过了几分钟，用小锤敲打我那颗牙齿，问我有没有疼的感觉？我仍然感觉到疼，医生又打了一针，却还是没有麻木的感觉。医生接着打了第三针、第四针，我觉得好像麻一点儿了，医生决定开始拔牙！一钳子下去把牙从根上拔碎了，牙根还在肉里，于是她又拿来凿子钳子开始撬、起、凿，疼得我忍无可忍，好像一点麻药都没有。医生说：“忍忍吧，肯定会疼一点。”3个小时过去了，牙才拔了一半。跟我来的人急得不得了，因为下午两点了他还没吃饭。
医生问我：“拔不拔？”我说：“我挺得住，还是拔吧！”医生又打了第五针麻药，我还是疼得不得了，但是心想要不拔下来，今后还疼，长痛不如短痛。医生看我满头的大汗脸色苍白，问我是不是特别疼，我点点头，她说：“你这个牙太不好拔，牙根又深又酥，一点点凿下来。再打一针麻药，坚持一下就下来了。”5个小时拔了一颗牙，我几乎要昏过去了。
牙拔了，看我的人也吃完饭，我和他回到大修厂已下午3点多了，一进大院就看到两辆吉普车。我知道是冲我来的，可这时候6针麻药才起作用，半个头都是麻麻的，嘴也不好使了，由于血小板减少，凝血机制不好，拔牙的伤口不停地在流血。一进厂，我就被带到一间从未用过的房子里，一排桌子后坐着5个人：一个是老太婆王书记，一个是市交通局长叫魏吉佑（我老想他应该叫魏极左），一个是我师傅党支部委员，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清查领导小组成员，我站在他们对面，显然是被告的位置。
老太婆先说话：“小泥儿，今天清查小组的领导来了，你要如实交代问题，组织如果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也不会直接找你谈。”我，血水顺着嘴角不停地流,，流到衣服的前襟上。我只说了一句，很艰难地说也说不清楚：“我不是‘四人帮’，我和‘四人帮’没有什么来往。”
这时，魏吉佑站起来，操着一口湖南话，很难懂，他说：“非要组织点出来吗？你和张铁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请他到你们学校作报告？到西藏以后你在执行‘四人帮’什么路线？这些你必须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可笑，所以我笑了，我不知道半张嘴不好使的时候，流着血的笑是什么样？一定很难看？不然魏吉佑怎么会拍桌子呢？他拍着桌子，桌上的茶杯滚到地上，“啪”地碎了。他提高嗓门说：“小泥儿，还笑，我告诉你，是辽宁党组织要求我们清查你，你必须把和张铁生的事情讲清楚，我们对你进西藏的表现早有掌握，王书记，你把大修厂群众对小泥儿的举报，给她看看，让她签字。”老太婆拿出一张红格信笺纸写的东西念出“对小泥儿的揭发检举”：
第一，小泥儿到西藏以后一直和‘四人帮’保持联系，执行‘四人帮’的路线，拉拢群众和党支部对着干！
第二， 小泥儿组织群众脱离党支部的领导，自行组织各种活动！
第三， 利用共青团组织拉拢青年，企图取代党支部领导！
第四， 支持落后青年，长他们的威风！
第五，大搞文体活动，抵制政治，使许多群众喜欢玩乐，不愿意参加政治动，使党支部的部署无法落实！
还有第六、第七、直到第十条，老太婆念完，一边摘下眼镜，一边把烟插到嘴上，看也不看我，从唇缝里挤出一句话：“小泥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干了这些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还不承认，拒不交代？”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王书记，你们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是不会签字的！我做的这些工作哪一项没经过你的同意？为什么清查一来，我小泥儿过去的成绩今天都成了罪状了？我们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你们却在这里搞陷害，张铁生不是我请来的，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用半张嘴据理力争，声音特别大，激动的时候也拍起桌子，桌子上剩下的杯盖不停地在桌子上跳。我真是没什么害怕的，我不能这样束手就擒。我愤怒地说着，我说的话，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也许他们根本听不清，鲜血不停地流，胸前的衣襟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由于声音太大，下班的工人听到后都趴在窗前围观。我不顾这些，还是不停地为自己辩解：“我相信党会搞清楚的，我不是‘四人帮’，张铁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魏吉佑和老太婆也气坏了，他们换着班地跳起来拍桌子，和我一样喊，最后两位清查小组成员一看，这样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就说：“今天就到这吧，小泥儿你还要认真考虑，相信组织会把情况搞清楚。”
我从房间走出来，我心里想要像英雄一样挺胸抬头地走出来，可我一出房间门，一下子栽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只见王子坐在我的床前吸烟，还是没有一句话。我悄悄地哭着，他没有劝我。牙也好像不太疼了，用手掐掐脸也好像有了知觉。王子说：“小泥儿别哭了，半夜了，我该回去了，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睡吧。”那个夜黑黑的，一小朵蜡烛的火苗简单地发出可怜的光，像个幽灵翻阅着我的短短的人生历程，我拼命地读，终于发现了有关张铁生的记载：
“我因为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顺利地上了大学。那时我就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有一天我会见到张铁生 ，或许会认识他。人的幻想往往会变成现实，上了大学当了学生会的主席，在全省学生会干部会议上真的见到了张铁生，但也只能远远地看着，因为张铁生已是当时的名人。
大二那一年，我们班在大连‘开门办学’，我接到学校的通知回校参加体育代表队集训，参加全省大学生运动会。回校的第二天，校学生会一个同学告诉我‘张铁生来了，我们是不是跟着学校领导一起到胜利宾馆去看看？’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和院里工宣队的领导、党委的领导一起去看张铁生。第二天，张铁生在市委礼堂作了报告，我听了一半就溜了。再后来，上西藏，张铁生和省委其他的领导去车站送了我们。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也开始清查工作，追查到一个叫吴一的同学把学校请张铁生的是按在我头上。”
我已经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儿，可小泥儿实在不想再去咬那个吴一同学，因此不想多说什么。也许我和铁生有着某种不解之缘：因为他上了大学，也因为他挨这次审查，这也许就是人世间的因果关系吧？”
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没有再找我，我只是在沉默中继续劳动改造。我一天一天煎熬着日子，半年过去了。
有一天，来了一辆吉普车说是接我到交通局去。我不管去干什么，整整半年了，终于可以见见外面的世界了，我自己觉得我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
半个小时我就到了局长办公室，一进屋就看到魏吉佑局长和王书记坐在那里。不同的是他们一见我就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们两位领导满脸堆笑地伸出手来还要和我握手。我一看见他们抵触的情绪立刻就上来，一路上的好心情顷刻间跑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和他们握手：我理解不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为什么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无中生有呢？我不看他们，坐在他们旁边，但已不是被告的位子了。
魏吉佑局长说：“小泥儿同志，今天是向你宣布一件事，也是组织上对你过去问题的一个结论。”我立刻反击：“我过去是什么问题？”老太婆满脸堆笑地说：“小泥儿别激动，听魏局长讲完。”我不吭声了。魏局长接着说：“小泥儿，你们学校给西藏自治区党委发来公函，我给你读一下：‘经我院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领导小组核实，小泥儿与张铁生到鞍山作报告一事无关，请当地党组织解除对小泥儿同志的审查。’”我惊呆了，只觉得无声的泪水夺眶而出，接着他们说些什么我没有听，也不想听。这是党的声音，为了这几个字我等得太久了！
我望着远处的雪山，仿佛看到雪山上的雪莲花和我一起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