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无论对国对家对我自己,都是令人一生难忘的一年。3月份,我作为钢院学生会主席,出席了辽宁省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分配问题的务虚会,内容是今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分配,要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会议号召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回校以后,院党委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包括学生会的干部),要求必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四个面向”的总动员在全校毕业生中开始了。不到一天,校园里就贴出许多申请“四个面向”的大字报、大标语。党委更关注的是我们3个应届的学生会主席,那几天,不是党委书记,就是工宣队长轮番找我们谈话。那些日子,王子刚好出差外调(发展党员),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决定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天天盼他早点回来好帮我拿个主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特别快,两个学生干部都贴出了大字报,一个提出“挣工分,当农民,和工农划等号!”另一个提出“坚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只剩下我小泥儿还在等待王子的回来。那些日子我如坐针毡,每天最怕的是院领导找我谈话。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再也拖不下去了,我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我知道一旦我写了申请,就是学校只有1个名额,也一定是批小泥儿!原因有三:一是我是在学校入党的党员,又是校学生会主席;二是我是全校体育比赛好几项冠军,没有理由说身体不好;三是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胆量和组织对抗,反对他们的女儿响应党的号召。

  关键是我自己要求到哪里去呢?同学已经开始议论:“平时那么积极,关键时刻没电了,”申请当农民,那还上什么大学,我是反对工农兵学员和农民划等号的!那就只有到西藏去(因为已经透露有西藏的名额)!至于王子,我已等不到他回来商量,只有靠他自己决定了。

  我决定到西藏去,那是我向往的神秘的土地,我像一个即将赴死的勇士贴出了到西藏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申请!这一申请虽然来得晚些,但如同一颗炸弹,将钢院炸开了。党委书记笑了,工宣队长笑了,我的申请很快被批下来,采矿系的一个男生也被批准到西藏去了。学校下一步的工作竟然是搓合我和那个男生的“关系”。我反感极了,我和王子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哪还有心情听他们胡言乱语。

  王子回来了,我除了说对不起,还能说什么呢?他面对我“制造的局面”除了吸烟,就是沉思。我心已定:对他来讲这是一定要交的“政治答卷”,如果他不去西藏,我们的爱情就为革命牺牲了。他没有埋怨我,可这比骂我几句还难受,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他。

  第二天,学校的教学楼正厅里出现了一张仅仅几个字的申请书:“我志愿去西藏工作。”落款是王子!王子没有告诉我,是班里的同学说的,他用行动向全校公开了他和小泥儿的恋情。班里的女生都被王子的精神感动得哭了,顷刻间他成了全校的明星,好多同学都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到处寻找他的踪影。王子本来就是一个低凋的人,他最讨厌别人把他当成小泥儿的男朋友看,此刻连我都不知他在哪里。

  第三天,王子的申请就批了,至此,学校3个赴藏名额全部完成。王子说:“小泥儿你看,几百人申请上西藏都不批,我写的申请最晚,字最少,可一贴出来就批,真是和你借光了。我是去西藏不是人,不去西藏也不是人!”我看到他那种“五味瓶”的心态,觉得对不起他。我暗暗下决心,到了西藏我一定好好待他,一定让他觉得:小泥儿这样的老婆找对了。

  学校为了宣传小泥儿的事迹,让我们班的“笔杆子”写了一篇小泥儿的报告文学,先是贴在教学楼一层至三层楼的楼梯旁的墙上,后来在《鞍山日报》上登载。一时间小泥儿第二次成了报上有名,广播有声的人物,可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激动不起来。我突然感悟到什么叫“政治”,原本被同学叫做“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小泥儿似乎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心里十分痛苦。

  申请到边疆去最积极的学生干部,早就通过工宣队的后门确定留校了。党委书记刘大叔的儿子也是应届毕业生,根本就没有申请到西藏去。这些掌握学生命运大权的领导一边教育别人“一生交给党安排”,一边却在暗地里安排自己的利益。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在此之前,我单纯幼稚的心灵里,领导就是党,党不会有错误,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今天的事实真是让我的心感觉到拔凉拔凉的。

  可我还是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已经被批准下来还是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因为他们个别人的表现而玷污党员在同学心中的形象,我除了不理他们以外,仍然表现出“英雄”的气概。无论是在全市的欢送大会上,还是在全校师生欢送大会上,我小泥儿充满豪情壮志的演讲都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在离开时学校夹道欢送的人群中,许多人都哭起来,有的人还拉着我的手失声痛哭。我却昂着头挺着胸,像一个即将赴刑场的英雄,一滴眼泪也没掉。但是我拒绝和那些领导握手、照相,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可笑,可那时候却如此认真的生气。辽宁一共有105名赴藏的同学,省委决定1976年9月9日在辽宁省军区招待所集合(通知10号从沈阳出发,下午可以自由活动)。

  爸爸妈妈来沈阳送我们(那时候我家还在本溪碱厂的105医疗队),他们住在沈阳的三姨家里。吃过午饭,我和王子就到了三姨家。我看到本来事事都支持女儿的爸爸,这一次可上了大火,满嘴的大泡,还流着黄水,嘴唇上下都抹的紫药水。可他看到我们时,还嘘着嘴说:“小泥儿,王子你们来了。”看着爸的样子,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刚刚46岁,本来年轻漂亮的妈妈为了我,一夜间长出许多白发。我还以为,妈妈见了我们还会唠叨几句,可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嘱咐我带好这个、带好那个,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三姨和三姨夫都在厨房忙着做饭,好为我们送行。

  这时候,三姨家最小的儿子,我的小表弟,他才4岁,从外边跑进来,他恐惧地喊:“爸啊!爸!爸——啊!”他本来就有点儿结巴,一紧张说话就更费劲了。他脸都憋红了,费了好大劲说了一句:“毛,毛主席死了!”三姨夫当时连想都没想,上去就给我小表弟一个大嘴巴,4岁孩子娇润的小白脸上立刻印上一个鲜红的五指印。孩子“哇”地一声哭了,用小手捂住脸,满脸是泪,嘴里还说着“这,这是真的!”三姨夫喊着:“这话能随便说吗?你不想活了,还真的,再说我还揍你!”说着又把手举起来。那年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谁说一句毛主席的坏话,不是死罪也是反革命,不株连九族也影响后代。所以三姨夫一听,几乎疯了似的打孩子。

  这时候门响了,进来了一个人和三姨夫说:“厂长,书记请你到厂部开紧急会议,毛主席逝世了!”听了这话,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姨夫十分严肃地说:“我马上到。”他一边穿衣服一边交待:“大姐夫你们不要送小泥儿他们了,马上到车站回本溪,国家这么大的事,还是回单位好。”三姨夫是厂长,爸妈觉得他说得对,立刻准备去车站。三姨夫又说:“小泥儿,你们都是党员,也要回招待所,不知道会有什么安排,本来想送送你们,看来连饭也不能吃了”。那个年代只有通过收音机才能将中央的声音向全国人民传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瞬间传遍全国,人民为之悲痛,为国家的未来担忧。

  我和王子第一时间赶回招待所。大部分同学都回来了,招待所已哭声一片。我们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必须在招待所里等候命令,不许外出,不许请假!”女生们一边做着白花一边抽抽哒哒地哭着,王子和几个男生拼命地吸着烟,好象在悄悄地议论着什么,整个招待所被巨大的悲痛和莫名的恐惧笼罩着。

  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命令,全国3000名赴藏工农兵学员9月10日同时进藏,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晚上在上火车之前,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毛远新等人接见了我们,我记得他没讲话,只是和我们每个人握握手(因为毛远新是毛主席的亲侄子)。参加会见的还有张铁生,因为他是铁岭农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在以前的工作中就认识,这时见面也不好多说什么,铁生却握着我的手说:“小泥儿去吧!也好,当作政治避难吧!”说实话我还真没听懂,王子解释后才明白。就这样,我们当晚就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一到北京,许多学校的同学决定不走了,要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消息传到我们的驻地,立即得到辽宁同学的响应。带队的老师姓周,是进藏临时党支部书记,我和其他5位同学是临时党支部成员,目地是要我们做好进藏同学的工作,组织领导好同学们安全进藏。周老师是辽师大的一位党总支书记,非常马列,长的很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他循规蹈矩不苟言笑,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他一看大家都不走了,怕出政治事故,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会上他急切的说:“中央为我们准备的专列和行李车已停好站台,如果不走,会给铁路造成很大损失。请委员做做工作让大家按时离京!”可没想到会议的结果是,我们临时党支部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不见毛主席最后一面,决不离开北京!”我在辽宁105个进藏同学中几乎是最小的一个,才22岁,可“官”是最大的一个(学生会主席),当同学们听到党支部支持大家时,一帮男生兴奋得把我围起来,非要把我举起来不可。我们按照《党章》少数服从多数就把老师的意见给否定了,可没想到的是这成了到拉萨后分配工作的“把柄”,他坚决反对将我们留在拉萨。

  3000名学生在北京停留3天了,党中央怕学生闹事,派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温巨敏亲自到学生住处做工作,最后同意派学生代表瞻仰毛主席遗容。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为“斗争”胜利欢欣鼓舞。我们辽宁分到5个名额,大家把一个珍贵的名额给了我,我感动得哭了,这是我小泥儿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我真是又激动又感动。我流着泪和女生拥抱和男生握手,我向大家表示一定把辽宁赴藏同学对主席沉痛哀悼的心情带到,一定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保卫好西藏,建设好西藏。

  零晨1点钟,我们5个同学在住处门口集合,有专车来接我们。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105个同学都臂带黑纱,手拿白花站在门口,一个不少的都来了!大家默默的和我们握手,把一朵朵小白花交给我们,让我们带去他们的哀思!这一切在黑夜中,在没有一丝光亮中,在无声胜有声中进行着。当我要踏上汽车那一瞬,一个男生轻声叫住我:“小泥儿,穿上这个,夜里冷。”接着我就被人按着,从头套上一件大大的蓝色运动衫,几乎被风打透的我,顿时被一股暖流拥抱着,我还没看清那个男生的脸,车子就飞速消失在那充满悲痛的子夜里。

  零晨3点,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排好队等待着进入吊唁大厅。我反复设计着我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默颂着我代表辽宁105名进藏同学要说的话。我不断地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哭,好好看看最后一眼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5个小时之后开始放人。我进到大厅,真的没有哭,只是两眼死死看着鲜花丛中安祥入睡的毛主席,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好象在另一个世界,周围没有别人一样。我的脚步停了下来,想再好好看一看。这时,一个军人过来在我后背推了一下,我好像被他惊醒一样,回头看了看他,他严肃地伸手示意我往前走,这时候我才想起来还没代表大家和主席讲话呢!人们快步从主席身边走过,队伍像摆动的长龙连绵不断,我们把大家做的小白花一朵朵挂在周围的小树上。我在心里暗暗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辽宁105个大学生来看您了,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西藏,建设好西藏的。”

  当天晚上,我们就登上南下的火车。没过多久,车厢里开始有了笑声。周老师开始紧张起来,“同学们,全国正处于国殇之际,不许大声讲话,不许放声大笑,要搞好卫生,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在车厢里不停地说,有的同学干脆不理,有的男生当面说他:“您别太政治了,您要保重,不然进不了藏,白忙活了。”同学不喜欢他,就连他们学校的6名同学也讨厌他。一到拉萨,他只顾把他们学校的同学全部留在拉萨,其他人再需要留下的他也根本不管。

  车厢里的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有的开始相互介绍对像,有的男生开始一起喝酒,还有的被窗外荒凉的戈壁滩震惊。王子一直不讲话,他看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同学就充满了反感。我小心翼翼地在他身边维护着,真怕哪有点闪失,让他跟着我进藏的一路上不痛快。

  车厢里最令人关注的要属东工赴藏学员中年龄最大,带职带薪,并已结婚还怀孕7个月的新生大姐。她本来长得就特别胖,1.68的个子,走起路来喜欢两手端在胸前,好象在往前挪似的。她长相也特别可爱:大大的一张脸,一双笑眼,眯得弯弯的,再配两条长长的眉,倒挂着,有点兜兜齿儿,一笑就像《我爱北京天安门》泥塑中唱歌的泥娃娃。一头浓浓的齐耳短发从脑门中间分缝,在眉毛两旁一边别个发卡,再独特不过了。原本学校安排她生完孩子,等他爱人办完调转手续再一起进藏,可新生大姐说她身体好,坚持和大家一起走,最后组织上也批准了。

  在车厢里,她总是靠着墙半躺着,脸上也总是挂着要当妈妈的那种甜甜的微笑,手里拿着勾针在胸前勾着小帽子。我和王子刚好住在她对面的中下铺上。大家自然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了。有一帮男同学自告奋勇的要给她的孩子当“干爹”,还有几个同学在给她的孩子起名字,你一个他一个都觉得不合适。这时周老师听到这边热闹就走过来,一个男生说:“周老师给孩子当干爹最合适,政治可靠!”周老师还不知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

  每个同学都带了许多好吃的,一上车就开始分享。专列没有服务员,卫生自然要自己打扫,我是支委,少不了要扫扫地,收收垃圾。有位男生非常不好意思,说:“大家还是注意点,小泥儿再是领导也是咱们的小妹妹呀!别让她总是照顾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呀!”我感激地看着这位同学,觉得他特别面熟,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他瘦瘦的个子,1.7左右,戴了一副眼镜,显得书生气,说起话来真诚又幽默。他接过我的扫帚把自己的坐位下扫得干干净净。他身旁坐着一位清瘦而有气质的女同学,看起来年龄要比男生大点似的。显然他们是一对儿,大姐没说话对我笑了笑。

  我离开他们的铺位,可脑子一直在记忆的海洋中搜寻,这个男生我在哪见过呢?突然我的记忆回到“文革”中的省实验中学:老三届的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了,我们是1969年分到省实验中学的。一入学,就看到每天“请罪”的“牛鬼蛇神”有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小青年就是刚刚和我讲话的男生,叫张海。同学们总是议论他,那么小,怎么就成反革命了呢?后来才知道张海是一个才子,政治上也比较敏锐,他反对林彪和江青,被打成反革命,那时才十几岁。那个女生是赵大姐,比张海大3岁,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赵大姐冒着被抓的危险,给张海送吃的,送书,鼓励张海,相信张海不是什么反革命。后来赵大姐下乡了,张海1年后下乡就去找赵大姐。他刚到农村赵大姐保送到铁农上大学了,第二年张海也来到铁农读书!没想到刚念到大二,赵大姐报名上西藏了,张海就提前毕业一起跟了来。

  我飞快地跑到他们的铺前,激动地说:“大哥,我认识你,你叫张海!”张海愣了,急忙问:“你怎么能认识我呢?”我问:“你是不是实验中学的?”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忍心掀开他那块痛苦的刚刚长平的伤疤,低着头说:“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张海突然问:“你也是实验中学的吗?”我点了点头。他明白了,苦笑着说:“太好了,咱们还是校友呢!”赵大姐也伸出手来拉住我说:“小泥儿是我们的校友,这太好了。” 我马上把王子介绍给他们,从那一刻我们的关系好像比别人更亲近了。

  在我们返回自己铺位时,正和锦州师范的铁军撞个碰头,铁军抱着一堆好吃的往他的老乡、娇小女生小姚的卧铺走,发现我们看到他,不好意思的挤挤眼,又往小姚的位子上努努嘴,我们只是笑笑,祝他能进攻成功。

  辽宁进藏的同学中女生仅仅20几个,有的已是名花有主,剩下的哪够70几个男生分啊。男生就像狼一样不分昼夜搜索着自己的目标,一但发现就穷追不舍。在这群人中找对象,不是靠能力长像和条件,而是靠勇敢和执著。铁军就是这样。小姚开始一点没看上铁军,总是不冷不热的回避,铁军在几次被冷落之后有点丧失信心了。我和新生大姐看在眼里,几次讨论认为他们还可以,年龄、长像、学历都没太大的差距,又是老乡,不然到了拉萨一分配,像小姚这样娇小的女孩一个人分到一个地方,怎么叫人放心呢?

  我们开始教铁军如何讲话,怎样送东西,慢慢地小姚变得不是铁板一块了。铁军真有那一股劲儿,到站就给小姚买东西,不离左右,小姚也听之任之了。可到拉萨周老师说他们没有确定关系,分配时天各一方。这时小姚哭了。我问“小姚,你和铁军能定下来吗?关键时刻了,如果能,我好帮你们啊!”小姚哭着点点头,为了他们,我找到周老师和他吵了一架,最后才把他们改分到格尔木。后来王子到格尔木去看他们,他们已有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女,非常幸福。

  第三天,几乎一天一夜没见火车以外有人烟,到处是荒漠,就连仙人掌也见不到几棵。车厢里的同学像受到感染似的慢慢变得静了下来,窗外的荒凉是在暗示着这群激情冲动的年轻人,今后将面临的是什么吗?王子一直看着窗外,他在想什么:后悔了?失望了?痛苦了?

  第四天早上,到了铁路的终点柳园。这是进西藏和进新疆的必经之地。我到柳园就开始来月经,由于水土不服和血小板减少,出血量比以往多得不得了,我换下的裤子不能洗就一条一条的套在一起穿,里边还垫上塑料布,捂的满屁股都是痱子。一到柳园,路上的浪漫没有了,气候的干燥,缺水和饮食的不习惯开始考验着我们。头上挂着一个比内地大十几倍的太阳,从早到晚都一样大,干燥的土面子吹到嘴里牙牙碜碜的,更加让人心烦。我们必须在这里等待拉萨车队接我们进藏。足足等了5天,等待的日子如同5年一样煎熬。

  车队终于到了,同学们阴了几天的脸开始放晴。车队一共是6辆解放卡车、6辆客车。当晚,带队的老师和临时党支部委员一起开支部会议做出决定:所有进藏同学分成6组,每组一辆解放拉行李,一辆客车坐人,支部委员担任车长,负责进藏路上10天10宿的吃住安排,包括两个司机师傅的吃饭。这其中有3个组有带队老师,那些同学都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就变得像根“草”了。我们组一共22个同学,20个男生2个女生加上1个司机许师傅。第一次执行这样艰巨的任务,第一次带领这么多人过青藏路,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儿。我多希望王子能站出来帮我完成带队进藏的任务啊!王子从进藏那天起情绪就低到了冰点,他说他知道前边有多苦,因为他当过铁道兵,如果不是为了我,他这辈子决不会上什么西藏!看到他从早到晚说句话都没好气,我根本就指望不上他。

  分组后就意味着这一路所有的事都要我小泥儿一个人负责,我接到任务就没有退路,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临阵脱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这些同学一个不少的、安全的带到拉萨!

  当天晚上,我必须和我们组的男生一起将行李分出来,特别是被褥,每到一个兵站还要卸下来睡觉用。我们第一次进藏,自治区党委要求我们边进藏边适应缺氧的气候,本来5天可以跑到的路一定要跑10天,这样就有9个晚上要在兵站度过。你看过《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吗?我们住的兵站有的比那还要差,几乎全是地铺。

  头三天的晚上一到兵站,大家还有兴致相互帮助搬行李打地铺。兵站的饭都是高压锅做的,有时还半生不熟,菜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莲花白就是土豆,一看就饱了。好在好多同学都带了饼干等吃的东西,草草吃点就睡了。我可就不行了,一到兵站就组织卸行李,联系食堂吃饭,还要照顾师傅。许师傅看我年龄最小,还要照顾大家,总是说:“小泥儿,不要管我了,这条路我跑得多了,早习惯了。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这才开始呀!”一路上许师傅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非常感谢他。

  我们经过了柴达木盆地的盐湖,用脚踢一踢,脚下的土地就变成雪白的盐。到拉萨后我们生活中吃的盐,都是求师傅从这里拉回去的。在一片荒漠之后,我们看到大漠中美丽神秘的敦煌。车厢里掀起久违的兴奋,我们用两个小时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壁画。路越走海拔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虽然才9月,我们每个同学都穿着棉衣套着大衣,还冻得哆哆嗦嗦。进藏路上最怕感冒,一但感冒就容易变成高原肺水肿,弄不好就有牺牲的可能。车上几个男生开始出现高山反应,王子也感到不舒服,我没办法关心他,只是不停的照顾这些病号。一到兵站,不但要联系正常的食宿,还要帮助这些同学搬行李,做病号饭,收拾他们吐在车里的脏物,当我睡下时几乎都是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还要第一个爬起来装车,叫醒同学,那些日子我都常常被自己的坚强所感动,常常表扬自己:“小泥儿你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倒下!”

  在过沱沱河时,21个同学几乎不同程度的出现高山反应,手指甲发紫,嘴唇发紫,呼吸困难,有的同学不停地吐,还伴有头疼。只有我一个还坚挺着,这就是信念的力量。我不停地告诫自己:小泥儿,你身上担负着把这些同学安全带到拉萨的使命,你没有权力高山反应,没有权力倒下!我硬是坚强地挺过了10天,只是感到有点头疼。好多同学都说:“小泥儿是运动员,身体好。”我不想解释,只有我自己知道,小泥儿在信念的支撑下经历着生命极限的考验。

  最艰苦的是过唐古拉山。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到了唐古拉,别想回老家,到了五道梁,别想见爹娘”。可我们这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根本没把这些话儿放在心上。海拔5000多米,车子都缺氧了,行驶的速度特别慢,许师傅叮嘱大家:“不要讲话,不要活动,以免造成更大的缺氧!”。一到山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大家央求许师傅停车让我们看一看。许师傅把车停下来,答应只给大家5分钟时间。

  同学们忘记了高山反应,有的追逐拥抱着身边漂浮的朵朵白云,有的在5000多米的高山上的泉水中捧出了活蹦乱跳的小鱼。太阳就在咫尺,蓝天白云,五彩光环辉映着雪山,就在我们这些勇士的脚下,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景色更壮观!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这山峰上唱起了《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我们被自己感动着,许师傅被我们感动着,他擦着眼泪说:“孩子们上车吧,时间长了要缺氧的!”

  车子又艰难地前行着,那盘山道走了半天好像还在原地一样。一层黄,一层绿,一层白的高原美景再也吸引不了刚刚还慷慨激昂的勇士们。车里静悄悄的,只有小泥儿还瞪着一双大眼睛,因为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睡。

  最后一个兵站是那曲,海拔4000多米,当天晚上所有进藏的6辆车都在这里集结、住宿。由于严重缺氧,同学们都不能躺下睡觉,可一想到明天就要进拉萨,很多人又都睡不着了。

  10点多鈡,突然外边传来救护车的声音,借着车灯还看到几名医护人员急匆匆地走动着。一定是出事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到院子里,只见东工女生住处的房间外围了许多人,原来是新生大姐出事了!在进入那曲之前,我们和他们的车相遇,我特意下车去看她。因为她车上的女生讲,新生大姐严重缺氧,已开始流血,女同学都轮流抱着她,以减少路途的颠簸。大家都盼着到那曲,因为那里有我们辽宁援藏医疗队。

  可没有想到,严重的高原缺氧和长途山路颠簸造成了早产,大姐生下一个7个月大的男孩,由于条件太差,生下来没几分钟就死了。医疗队的医生们也非常惋惜,新生大姐抱着自己的儿子哭了,很多同学都哭了,这是我们援藏路上牺牲的年龄最小的战士!

  这件事深深地牵动着每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走出自己的房间,围在新生大姐的住处,想无声地告诉大姐:“你失去的不是你自己的儿子,而是我们所有进藏大学生的儿子,我们和你一样悲伤,你的丈夫和亲人不在,我们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一定要坚强!”有的同学写了条子送进去,有的同学送进去好吃的东西,大家都为新生大姐明天能否和大家一起奔赴拉萨而担忧。这时东工的老师出来,转告同学们:“新生大姐希望大家回去休息,她非常感谢大家,明天一定和大家一起进藏!”同学们感动得鼓起掌来,女同学又都流下了眼泪。

  更令人感动的是,几个男同学说:“孩子的爸爸不在这里,我们就是孩子的父亲,我们不能让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儿子就这样走了。”他们找来木板,钉了一口小“棺材”,东工的女同学还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包好放进小“棺材”里,同学们有的送来糖果饼干,还有的同学把自己带的布娃娃放在里面。这一切都是在那漆黑的深夜,靠着几只手电筒的灯光完成的。土坑挖好了,男生把小“棺材”放进去,然后同学们一捧土一捧土地把小棺材埋了起来!一个崭新的小坟堆,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是孤零零地立在海拔4000多米陌生的土地上……

  第二天,出发前我们都到新生大姐车窗前看望她,刚刚经历生离死别的大姐靠在车窗前,头用围巾包着,身上盖着被子,她始终坚强地微笑着向同学们无力地摆着手。她是我们所有同学中的英雄,她的坚强感动着我们每个同学,她的微笑让所有去看她的同学流出了泪水,许多男同学不敢看她,他们高昂着头看着雪山,好像我们的新生大姐就是那美丽坚强的神女峰!

  车队出发了,我们离拉萨越来越近了,雪山白云间的布达拉宫出现在不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