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师恩如山育我成人 
在我人生的旅途上铺满了老师的恩德，老师的慈爱。老师给了我母爱、给了我知识，教育我怎样做人。
师恩如山！
1956年秋，要到年底才满七岁的我上小学了。又瘦又小的我总被后排的一男生欺负，那孩子一天到晚拖着两条浓鼻涕，大家叫他流鼻龙。他用手抹了鼻涕有事没事往我背上擦；上课不好好听讲，经常冷不丁地揪我一根头发，疼得你一哆嗦，他便很开心；睡午觉他把我的一只鞋藏到垃圾筐里，让你觉醒后单脚跳着满教室找寻，他更开心；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躲在拐角处朝我扔土疙瘩、沙土......我胆小不敢惹他，告给老师后他折腾得更厉害。我常常向父母哭诉，父亲曾在我回家的路上叫住他，让他不要恶作剧欺负我，否则要找他家长，不过这样也消停不了多久。父母考虑过让我转学，可我舍不得我的启蒙老师。
老师叫杨上秀，小巧玲珑的她总是轻言细语温馨和蔼，而且总给我课堂回答问题的机会，因为我爱举手。我很喜欢她，看得出来，老师也很喜欢我。流鼻龙欺负我是不是有羡慕妒忌恨的因素我不知道，但有一次他蹬我一脚的原因至今还记得：虽然我不满七岁，但班里有满九岁的孩子。老师在课上讲关于少先队的知识，提问：右手高举于头顶表示什么意思。让流鼻龙回答，他没答上来。我举手回答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老师表扬了我。我屁股刚一挨板凳就被他狠狠地蹬了一脚。
在班上我比较特殊，因为家在五里地外，只能带午饭上学，老师天天帮我在食堂热饭。带的泡菜加温过后特别酸，老师看我吃得绞眉拉眼很心痛，经常把她盘子里的菜拨给我。有时还带我到办公室靠在椅子上睡会儿午觉，醒来还帮我梳小辫。
三年级时我离开了杨老师，因为搬家了。
三年后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她拖家带口找到我家。因为大雪封山公交车停驶，回丈夫老家探亲的她带着两个孩子摸黑问道由一个工人带到了我家，我父亲是这个矿区的领导，第二天安排车辆把她们送回了城里。
再见到她时已是50年后了。
二〇一一年，我回老家探望母亲。我找同学打听到了她的信息，说她摔伤了。老师大腿骨折了，躺在牵引床上。她儿子说老人耳朵不好使了。我握着老师的手，凑近耳边大声说“老师，我是XXX，您还记得我吗？”重复了好几遍。老师瞪大已经不再明亮的双眼在我脸上找来找去，突然一把攥紧了我的手，颤抖着呼唤我的小名“XX，我的乖乖女呀……”九十高龄的老师和年已花甲的我声泪俱下，将半个世纪前的师生情谊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演绎得荡气回肠，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用“有情有义”来赞叹我们这对形似母女的师生。
九岁那年，父母因为大跃进调到大山里开矿去了，那里有一所村小，只收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我上四年级了，独自一人留了下来，成了学校唯一的寄宿生。每餐饭都和老师们同桌吃，我很拘谨，只是埋头扒饭，不大好意思伸筷夹菜。音乐老师姓张，个儿很高，烫着卷发，漂亮洋气。她总爱问我东问我西，当时不理解，觉得张老师怪怪的，昨天刚问过的问题今天怎么又问呢，太没记性了。现在想来，她应该是为了打消我的拘谨，分散我思亲的注意力吧。每餐饭她总是挨着我坐，不停地给我添汤夹菜……还帮我洗过头、编过辫子、洗过外套。我那时毕竟只有十来岁，常常思念父母，抹眼泪。张老师看见了便会把我搂进怀里帮我擦眼泪……在那个非常困难的年代，我没有因为母亲不在身边而缺少了母爱……
老师替代了母亲。
放学后的校园死一样寂静，张老师家住城里，其他老师多半不住学校。我们学校的前身是庙，一颗偌大的黄角树，也就是大榕树杵在我住的小房间的大门外，夜深时风吹树叶很渗人。我早早的吹灭了煤油灯，把头缩进被子里在老鼠的喧嚣打闹声中去梦乡找妈妈。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张老师给我带小人书了，后来是小册的书，再后来就是大部头小说了。有书陪伴，我听不见那些可怕的声音了。
因为读书，我的文学意识被慢慢唤醒了，怎样作文却是在一次朝会上开的“窍”。
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次朝会。语文老师金大可在台上讲，此次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拿第一的同学非常富于想象，把晚霞中的峨眉山金顶比作了“灵霄宝殿”……
此刻朝阳正好从窗外照进来，讲台上，笼罩在金光里的老师在我的眼里此刻幻成了金顶——那个但凡晴天就能看见的大峨山上金光闪闪的铜质万佛顶。“佛光”通灵，醍醐灌顶，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可以这样想象！原来作文就是把这想象写出来！
清晨，走在上学的田埂上，我把小草叶儿上的露珠写成了晶莹剔透的珍珠，在霞光的映照下闪着七彩霓虹；有雾的清晨，我会把朦朦胧胧的雾形容成轻纱披在麦田的身上；眺望星空我说听见王母娘娘在教七仙女织霓裳，星星便是她们照明的灯；我把鸟儿的鸣叫说成婉转的歌唱 ，而稻田里群蛙的鼓噪则成了小夜曲；我说飘拂的柳条是风姑娘的秀发……
在每篇作文里都有很多老师划的红色波纹线 ，还有线下再划圈的，那也是自己很在意的词句。我很在意老师的评语，总是翻来覆去看不够。当然，我更在意老师在班上、在年级朗读、讲评我的作文。同学们猜到是我写的，小小的虚荣心便得到了极大满足。随后，便又铆足了劲琢磨更加出彩的下一篇。
一天，经过办公室，听见老师正高声朗读我写的作文，便躲在窗外听。老师说：“看看，人家这写的！就这么大点孩子…….嗨，我们都成了吃干饭的啰！”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是说写得好还是不好？不过，我觉得老师对我特别好，发的作文本也比别的同学多，还让用完再去拿。说不清为什么总有写不完的话，一篇作文就会写完一个本。去找老师要本的时候，老师会重新借给一本课外书，并问上一本书的读后感，还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 、情节、写作特点……
老师还会送有漂亮封面的练习本给我，让做摘抄；送给彩色铅笔做标记……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经常抱着一本大部头坐在门槛上如痴如醉，能够抬起头来多半是对面屋顶已经看不清瓦楞的时候。尽管老师每次给书的时候都要叮嘱不要看的时间太长，要爱护眼睛。
一九六三年小学升初中是国家统考，择优录取，录取比例是1：10。我毫无悬念地上了中学，只是被分到了全县最偏远的一所山区中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哭了：这不是理想的学校。父亲劝慰我：“多好啊，离家才七公里。今后你每个星期都可以回来，再也不用等到期末放假了。”很多年以后，在外地工作的我碰到了中学的语文老师。闲聊中得知自己是那一届的状元，因为户籍随父母被分到了就近的学校。我知道，算术谁都可以得满分，语文得高分拼的是作文。考试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我写的是帮一个山村小学建少先队的事。洋洋洒洒写了很长的篇幅，还向监考老师要了两次草稿纸。我至今都认定，状元肯定得益于那篇作文……
李大彦是我初中语文老师，我的作文延续了小学的势头。几乎每一篇作文都在班级讲评，每一篇作文都被老师用红笔批得满满当当。交完作业，我便盼着评讲课的到来。发下本来，我便迫不及待的从后往前翻看。看老师写的评语，看老师红线都划了哪些句子，看老师批注的每一个字。每一篇讲评，每一道红线都给了我新的启迪。
我的母校是一所山区中学。没有校门，没有围墙。简陋的校舍，低矮的平房。她却是我心中的金色殿堂。离开了她，我再也没能上过学堂。那个年代主宰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理想。和千千万万孩子一样，我们与共和国同时出生、一起成长，磨难也担在肩上。只不过上帝打盹的那会儿把磨难当成了花露水，往我身上随手多洒了一点。于是当年大家熟悉的那个清秀瘦弱、穿背带裤的小女生从此面貌、人生都改变了模样：
在风华正茂的年月，工伤事故一把火弄丢了父母给予我的娇容美貌。陪护的同事打水去了，费力的从床头柜上摸到一个不锈钢杯盖：残酷的现实就此公开。我恍然明白：为什么“照镜子”的要求提了无数次，天天在我看不见的床后梳头的同事总说“忘了”、“没带”。大夫用长钉把所有的窗户都钉死了。其实很多余，我连翻身都得陪护帮忙，那有能耐去跳窗。沉默了三天，我搜尽枯肠__想给自己找一条合适的路，应对活下来后的漫漫时光。保尔•柯察金固然是榜样，而中学教导主任王仕仁老师、语文李大彦老师却在此刻给了我获取新生的勇气和力量：
王主任，一个我无比尊崇的老师、学校的领导，文革中接受完批斗后竟然自愿的每天和大粪打交道：肩一担粪桶，扣一顶破草帽，魁伟的身躯，居然带着恬淡的微笑在校园的蔬菜实验地里耕种、施肥、打药......
当时我真的不明白：您怎么能够这样自毁形象。当年的您有没有发现我屡屡投去的鄙夷目光。困在病榻的我忽然悟出了其间的奥妙：当时的学校不就是一张“病床”？育不了人的您，还育不了禾苗？坦然的给自己一个新的活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此刻的我觉得理解了您，带着深深的歉意。世间的道路千千万万，即便哪一条都不合适，那就自己走一条吧。就像当年的政治考试：一张试卷六道题，我只答了一题，您却给了我九十五的全年级最高分，说是有独特见解。我日后的人生参照了您，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去解人生的难题。老师，您不仅仅传授我书本知识，您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寻一条适合自己新生的路，什么样的路合适呢?首先想到的是“我可以写！”
假如伤愈后我什么都干不了，起码没傻的脑子还能写写文章。一张纸一支笔就是我毁容烧伤后没有彻底崩溃赖以自救的唯一魔方。全身百分之四十多的面积重度烧伤，换药的痛苦犹如“披麻拷”，我坚持不打止痛针，不吃止痛药。大大小小十三次手术不是不怕痛，是不想过多的药物影响大脑。
我挺过来了！还可以写，没傻 ！
谢谢我的老师们，您们多年前给我储备的能量，让我受益终身！五内铭感！
师恩，浓浓。
教诲，深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