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从富家子弟到红色特工的陈卓毅 
陈卓毅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格魅力和那种为国为民肝脑涂地却被尘封误会的传奇人生。陈卓毅没有骨灰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妻子、革命伴侣苏琪在九十岁时又获国家抗日勋章，这种常人不可享受的待遇，也应该是党和人民对她们跌宕一生的肯定。
建国前，陈卓毅夫妇都是中共特工。陈卓毅是″日本东京反帝大同盟″创始人之一，中共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社会部第″××″号特工（北平驻在员），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陈卓毅情报组″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北局除奸委员会委员；妻子苏琪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陈卓毅情报组″成员，北平东板桥西河沿一号地下交通站交通员。
陈卓毅少年时一篇习作竟然对家族和社会表露出一种叛逆心态，让老师吃惊
陈卓毅名陈汝训（别名唐永），１９０９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戴家房子村。陈卓毅在陈氏家族同辈中为长兄。
陈卓毅从小聪明过人，在同辈中已被視为将来陈氏家族的掌门人。祖父尤为喜欢，亲自把他送到于家房子乡学校读书。学校有一名国文老師，思想比较前卫，除教授儒学之外，对儒家的封建礼教也示不满，常常妄加评论。受其熏陶，陈的习作中多次表露出对陈氏家族和社会的一些看法。老师对他的叛逆行为大为震惊，
因陈祖父在地方名声太大，老师从此再也不敢在课堂上表露对封建礼教的异言。老师的行动並未阻止陈卓毅的好奇，他和这位老师开始暗中接触 ，时间久了老师才放开胆量向他介绍农村之外的世界。
天生猎奇心较强的陈卓毅，小小年纪就有了离家出走闯世界的想法。一天，他在校長办公室中看到了一张″奉天时报″，他偷偷拿回家中翻阅，报上登载了奉天省教育厅长向张作霖建议增派留学生的文章，这更刺激了他出走的决心。
十五岁这一年，他瞞过父母，私乘家中运货的马車去了奉天。到奉天立刻找到三伯，说明了出走的原由。三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侄子竞有如此大的抱负，担心的是祖父望子守业希望的破灭。远见卓识的三伯收留了他。从此，陈卓毅就由三伯供养在奉天读书。
（少年陈卓毅）
当时的奉天城，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其中大部份被政府录用，少部份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１９２１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波及到奉天。奉天当时已成为东北地区最早被打开的对日通商中心。企业开始引進日本先進的设备和技术及企业管理经验；公费和私费留学人员大增。
人们对日货及洋货已不再排斥和恐慌。隨着商品市场規模扩大与商品意识普及程度的加深，奉天巳逐步繁荣起来，奉天在东北地区起到重要商业中心作用。在這种″地域因素″影响下，年轻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受传统科举制度影响较深的年轻学生，仍把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看作是惟一的正途。另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奉天世风渐趋″洋化″虽有担心，但又因对科举功名的无奈，换成对″日化″、″洋化″时尚的热衷，并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
当时这部分人分″日″、″欧″两派，″日″派为多。他们思想非常活跃，除了研究国外经济发达的原因，大部分人对中国为何落后开始探讨。各类学校开始出現″读书会″形式的组织。用″忧国忧民″来形容这些组织的作用和影响，並不为过。
由于张贴反军阀政府刊物，被警察抓捕，解救后三伯送他去日本留学。
三伯陈楚才是当时奉天精神与思想变化的代表者。他作为实业救国企业家的成功，正是与奉天当时地域因素和青年人思想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在這种特定的环境下，陈卓毅被三伯送到奉天城内的同泽男子高中（现沈阳同泽中学）读书。這所中学大部份学子都是当时奉天党、政、军、宪和富甲子弟，思想和观念甚为活跃。
陈卓毅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到了许多以前并不知道的东西，他明白了除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固有的学说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好多思想和主张及科技知识方面的学问。陈卓毅住在三伯家，接触的大多是东三省的富甲，杜重远、張惠霖等实业家的业绩又都写入中小学课本，还有少帅张学良将军关心实业救国，並以十二万元资本投入肇新窑业公司成为股东，这都对陈卓毅接受实业救国的思想产生了新的认识。
当时奉天同泽男高中学有几个读书会学生组织，由于陈楚才是奉天首富，陈卓毅又是他的亲侄子，各种思想体系的组织都争取他参加。一次，他的一位上班同学找他，请他帮助张贴读书会刊物。其目的是争取他參加组织。他当时没有拒绝，当他们一起到奉天故宫后街（現沈阳大南门大帅府北后墙）张贴时被帅府警卫发現抓了起来。警署得知他为陈楚才之亲侄，署長立即通知了三伯，第三天即被保出。
当天晚上署长与三伯吃钣，向三伯介绍了刊物张贴的情况。原来此同学读书会主張政治救国，刊物反对軍阀割据，及军阀混战，主张民主民生，对张作霖的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三伯大为震惊。
一是陈卓毅背叛了他主張实业救国思想；二是少帅一直支持奉天民族工业的发展，今后将无顔面見张大帅和少帅。叔侄二人彻夜长谈，陈卓毅先认了错，又谈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原由和对时局的困惑。三伯並未责怪，反而更加喜欢这个天不怕、地不怕、有思想、有作为的侄儿。
三伯的留日同窗李西园（解放后在北京三建任总工程师、国家建筑协会常务理事）在日本攻土木建筑专业，是当时辽沈一代著名建筑专家。他建议三伯将卓毅送日留学，攻读土建。並推荐日本法肄大学为留日就读学校，並承诺卓毅归国后，他们叔侄将大干一场。
三伯非常高兴，下决心供卓毅去留日读书。他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良策。由于陈卓毅被捕已在奉天警署备案，署长对三伯表示，只要卓毅离开奉天，就可以撤除案底。
当时，自费留学也需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剛好北京燕京大学办短期出国培训班，三伯就给侄子报名，后陈卓毅独自去了北京。
赴日留学前，在父亲一手包办下，陈卓毅与辽中县孟家窝堡村孟氏成婚。
辽中农村的陈父母，日夜思念卓毅，每天以泪洗面。大儿多病，三儿酗酒，大女即将出嫁，老人精神儿乎崩溃。当时在于家房子乡有一处由孟姓开办的中药铺，坐堂的孟太医（掌柜）与陈父是至交，得知陈家处境后，深表同情。他建议应尽快为卓毅定亲，一是可稳住他，在家守业；二是父母可以得到照顧，此举正合陈父之意，很快孟太医将其姪孙女孟氏与卓毅定亲。由于此事并未征得卓毅同意，而父亲又深知卓毅的脾气，就亲自赶马車来到奉天三伯家，兄弟二人终达成共识，陈父同意卓毅留学日本，前提是出国前与孟氏完婚。
当三伯向卓毅介绍了父母想念儿子心情和处境后，倔强的卓毅动了恻隐之心，不但同意了婚事，並与父亲抱头痛哭，父子二人终于和解。在１９３１年，陈卓毅与孟氏完婚。
孟氏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她像中国亿万农村妇女一样，坚守三从四德，忠孝贤惠。陈卓毅经常不能回家，孟氏承受了当时嫁富家女子所承受的一切苦处。虽然她内心並不平衡，但也要忍受這种待遇，而在当时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家长制统治下的陈氏家族内，她必須服从和忍让。孟氏共生二子，解放后逝于肺疾。
在日本东京陈卓毅与张为先、丁宜创建了党的抗日组织——″东京反帝国大同盟″，该组织成为我党东北地下情报组织的前身
１９３５年初，陈卓毅正式留学日本。考入日本东京法肆大学，攻土木建筑专业。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建立了伪满政府，并时刻准备侵占整个中国。
国土沦丧，人民遭难，在日本留学的爱国学生逐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由当时对″日化″的热衷，而变成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们虽身在日本，却不顾个人安危，在侵略者的老家后院开展了公开的或秘密的斗争。
陈卓毅认识到靠实业救国已难挽中国命运，他中止了土木专业学业，转到日本东应大学习政治法律。１９３５年，在日本东京，他与老乡张为先（系辽沈民族工业奠基人张惠霖之子）、丁宜志向相同，又同是富家子弟，由他们发起组织创建了震惊中外的″东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張为先当时为英国共产党党员，丁宜为中共党员。受他们影响，陈卓毅由″忧国忧民″到″反帝抗日″，最终走向党的怀抱。
当时的反帝大同盟是读书会的形式，但″反帝大同盟″有纲领、有章程、有严格的纪律。任务是学习革命理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调查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开展了多样的抗日活动，他们印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传单到繁华市区和大学校园里发放；他们广交朋友收集政治、军事和文化情报；他们秘密地在爱国留学生中发展大同盟会员。
他们的行动由于过于公开，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日本警方决定取缔这个组织，准备逮捕张为先、丁宜和陈卓毅。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即转入地下活动，在日本本土反战组织的帮助下，日本警方的每次追捕都捕了空。
″反帝大同盟″在日本老巢的抗日业绩大大鼓舞了国內青年的爱国热情，有的弃学抗日，有的还东渡日本寻找″反帝大同盟″共同抗日。他们的勇气和才干也引起了国共两党高层的高度重视，两党都派要员去日本与他们联络。此时东北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已是共产党员的张为先和丁宜不敢贸然接触，以保护″反帝大同盟″的安全。由于东京反帝大同盟已转入地下，大部份日本本土的反战组织也都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决定，改变斗爭策略，回国参加抗日斗爭。
在日本老巢孤军奋战的″反帝大同盟″，越来越感到没有党的领导不行，必须找党。张为先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找党方便些。于是，张为先先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先与同是英国共产党党员的东北老乡何松亭取得了联系，经何松亭与正在天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長南汉宸接上了关係。他详细汇报了他在英国入党和后来到日本的情况。经过审查，组织同意给他办理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并给他布置了任务。指示他和丁宜和陈卓毅在东北建立情报组织，为党中央提供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和日本动向。
回到沈阳，立即发信通知东京的丁宜和陈卓毅回国。三人很快把东北情报组织建立起来了。在侯洛同志（原系东北情报组织主要成员之一，解放后任山东省社会调查部部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我们东北秘密情报组织的前身是１９３５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帝大同盟”。这个同盟是以张为先为中心，有丁宜、陈卓毅等参加的组织。
３０年代初，何松亭（１９２５年参加共产党）、张为先（１９３２年参加共产党）先后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４年经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分别派回东北。此时东北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因而接不上党的关系。何松亭无奈去华北找党的关系。张为先于１９３５年初去日本，披一层东洋留学生的保护色后再返回东北。
１９３６年张为先、丁宜、陈卓毅回东北，１９３７年６月经在天津的何松亭介绍与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之一南汉宸同志接上党的关系。从此他们便转人我党情报系统，成为我党在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
这个组织是一支庞大的情报系统，除主要三位领导人外，其他成员也于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分两批陆续回东北。从此，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为中心，并辐射东北其他重要地区，形成了情报网。这个组织于１９４０年转到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由许建国同志领导，主要任务是收集战略情报、深人埋伏，必须严守秘密工作纪律，绝对不能和地方党的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在中共吉林省党史文献中（作者赵苓光）也有这样的记載：″．．．．．．抗战中期，一批有知识有觉悟的先进青年云集长春，秘密组织反日活动并得到党的领导，组建了地工队伍。他们针对日伪的森严统治血腥镇压，进行了相应的秘密活动。直接发动人张为先，陈卓毅组织了“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青年救亡会”。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从延安向东北和长春输送了一批力量，逐渐形成一支体系健全具有实力的强大的地工队伍，抗战胜利期间，长春先后出现一些自发的反满抗日组织，他们及时与党的组织接通关系，１９４７年组织了反满日组织“恢复会”。这些地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我党传递情报，策反、瓦解敌人，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北富家子弟走上中共特工红色之路
在东北情报组成立之前，东京反帝大同盟的抗日业绩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視。党中央认为，这样一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抗日组织，他们放弃富貴和安逸，难得觉悟之高；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老窝开展抗日斗爭，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气可佳可敬。
反帝大同盟在找党，而当时党中央北方局也迫切希望他们能接受党的领导回国參加抗日斗争。在张为先、丁宜和陈卓毅回东北组织东北地区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同志负责，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及东北军的统一运动。
这时，张为先、丁宜和陈卓毅的东北情报组织已接受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络部南汉宸的领导。当时张为先在日本已发展陈卓毅入党，但因未接上党的关系，而未被承认。陈卓毅的回国和他在日本抗日的表现引起了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及华北联络局的高度重视。党组织决定，派正在东北军第５３军工委工作的共产党员孙志远（解放后任国家三机部部長、中共中央委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与陈卓毅秘密接触，形成了单线联系。
孙志远（１９１１－１９６６） 原名孙秉哲，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８月被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１９３５年２月回国，先后在沈阳，北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３６年被派到中共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工委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党代表，参与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孙志远会见了陈卓毅，二人真有相見恨晚之感。由于陈卓毅与共产党员张为先、丁宜同是东京反帝大同盟发起和领导人，对共产党早有认识和向往，陈卓毅表示坚诀为党工作，将抗日进行到底，並流露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願望。
１９３７年未，回国后的爱国留日学生也同时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高度关注，他们对陈卓毅能在日本老巢反日、抗日的举动深表钦佩和赞赏，国民党政府也通过各种关係与陈卓毅接头。当时已在国民党军队效力的抗日将领賴光大（后为国民党东北行辕交通综合处长、广西桂系副总参谋长）是陈卓毅至友，他把陈卓毅的抗日爱国事迹向国民党高级将领做了汇报，国民党政府决定，如陈同意为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工作，可直接授予少将军衔。
赖光大找到陈卓毅，转达了国民党军队高层的意见，希望他能为国民党政府或军隊工作，但已对共产党有所向往的他，以回国辅佐三伯创业为由而谢绝。
东北情报组织是我党隐蔽战线唯一完整的、面广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情报体系
无论是在抗战时期或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组织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对东北情报组织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看过许建国《满州工作报告》中有关东北情报工作内容后，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在人们充分肯定东北情报组织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这个组织的前身——″东京反帝大同盟″。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煤炭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钟子云同志在《烽火忆抗战》征文 ″秘密战线无名英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一文中写到：“回忆抗战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的６年，主要是依靠长期埋伏在敌伪高层机关的同志们进行工作的．我们党在东北的秘密情报组织，是１９３５年以暂时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张为先为中心，丁宜、陈卓毅等人参加，他们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反帝大同盟”。１９３７年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两个组织于１９３８年合并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其宗旨是根据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斗争．他们在日本从同乡、同学、同宗、亲戚、好友中培养和发展了许多坚定的抗日分子为会员。以后，这个组织又先后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 “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东北人民解放同盟”等。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１９４０年春季，骨干都已陆续回国。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些同志不少是伪满上层分子的子弟），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关系直属中央社会部（后转由晋察冀边区分局社会部）管辖．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战略情报，深入埋伏，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不同一般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因此，这个组织在长达十年的隐蔽过程中，除个别同志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东北情报组织被日伪破坏时受牵联、当做嫌疑犯被逮捕外，没有遭到任何破坏。这样，我们党多年在东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建立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唯有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组织一直保存下来。”
到１９４５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这个情报组织已发展到７０多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分布在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们、四平街、哈尔滨、密山等地，形成网络。其成员多是由于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条件，可以直接获取重要情报。
我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织中，大部分同志都是党内的无名英雄。他们配合公开战线上的军事斗争，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值得永远怀念的．他们在长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中，曾经发挥积极主动精神，宣传抗日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革命骨干，团结爱国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初期虽然未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但他们实际上是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应当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史册上记有他们光荣的一页……
陈卓毅潜伏于敌伪内部，任石门市代市长兼社会局局长、正报社社长，收集日伪情报，向解放区运送急需物资
党中央北方局决定，这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我党情报组织，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打入和潜伏到日伪政府中去。党组织根据抗日斗爭的需要，希望陈卓毅能利用他在日本留学的各种关系打入到日伪政府中去，为党做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志远同志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党代表，参与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已和陈卓毅成为志同道合朋友的孙志远希望他能去冀中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贡献。
孙志远和刘澜波同志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期间，已了解陈卓毅在日本本土的抗日业绩，也十分清楚他三伯是一位爱国和崇尚实业救国的企业家。当时因抗战需要，根据地兵工厂需要大量铜材以制造武器，却因日軍封锁和边区政府资金困难，此項工作一直打不开局面，想通过懂日语的陈卓毅和他爱国的三伯来打开运銅和边区紧缺物資通道。另外一个原因，华北地区为日本侵华重要战略地区，是日军情报机关集中区，我党急需获取日军情报的特工人员。
为实現这一计划，陈卓毅以掩护身份开展工作。日军侵占石家庄，日军十分重视石家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的战略作用，欲将石家庄作为控制冀、豫、晋各省的军事重镇，并利用石家庄粮棉基地和煤炭矿山中心的优势，大肆进行掠夺。
１９３８年，日寇决定对石家庄实现管制，日伪派马鹤寿组织石门市公署（即伪市政府）的筹建。同年１０月，市公署正式成立，同时日伪石门市公署开始招募政府官员。孙志远与陈卓毅商议，决定让他打入石门市日伪政府，开展敌特情报工作。
孙志远及华北局公安部（后为晋察冀社会部）动用了一切内线关系，为陈卓毅打入石门市政府创造条件。当陈卓毅知道组织意图后，想起他在日本大学的同学彭某，该人回国后在河北保定市日军华北警备司令部任侵华司令的副官（翻译）。
因当时陈卓毅属于党的外围人士，所以他的这些关系立刻引起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社会部情报派遣科的高度重視。时任边区政府保卫部情报派遺科科長谢甫生同志立刻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汇报，边区政府保卫部和北方局立即决定，由謝甫生同志为陈卓毅单线領导人，在石家庄（石门市）开展地下情报工作。並由谢甫生、何松亭与陈卓毅秘密接头联络。
１９３８年未，许建国（杜理卿）同志正式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调查部部长兼华北边区政府保卫局局长，他也秘密地会見了陈卓毅，並提出两点意見：一是陈卓毅由谢甫生、何松亭为入党介绍人培养考察；二是社会部和保卫部必須保护好陈卓毅的人身安全。
当时石门市伪政府也到处网络人才，经日本东应大学同学彭某向日军驻石门市司令部司令推荐和催促，伪政府马上安排了陈卓毅的工作，在各种渠道的努力下，他以留日学生和富甲子弟的身份很快被聘为石门市代理市長兼社会局長、石门正报社社長。
经组织同意，陈留日同学（也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冯士杰回国也到了石门市，经陈推荐，任石门市社会局卫生科科長（后为华北局调查部正式地下情报人員，解放后为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广东部处長、中央社会调查部处长）。
陈卓毅在石门巿伪政府任职期间，由于有保定彭翻译副官的关照，无人敢怀疑他的身份。这个期间，他三伯已开始在北京创办企业，陈卓毅就开始用三伯的关係和当时一位进步的石门市棉花制品厂厂長周英辉为边区政府输送物資，主要有有色金属（废旧）、棉花、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同时，用他们曾是留日学生的优势，为北方局搞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爭，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的表扬和奖励。
在《新京报》《隐蔽战线埋下胜利伏笔》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搜集、传输信息也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人员向根据地输送的重要内容之一，北平联络站的陈卓毅曾出任石家庄伪代理市长，他利用这一身份作掩护，获取了不少有关日伪军事运输、物资储备、人事变动及内部矛盾等信息。
１９３９年陈卓毅与苏琪成婚，党组织为她们举办了婚礼
１９３９年初，经马鹤寿和祝鲁生介绍，陈卓毅与苏琪相识。二人相互爱慕，很快定下终身。在此之前，由于陈卓毅与孟氏是包办婚姻，陈卓毅已与孟氏分居一段时间，又由于工作的特殊情况，陈卓毅与孟氏事实上的婚姻已不存在了。孟氏並未因丈夫在东北有一房媳妇而放弃这一姻缘，在她头脑中，只要能在丈夫身边生活已经足够了。为此陈卓毅很感动，表示一定明媒正娶，将孟氏娶进陈家。
根据党的地下工作的規定，陈卓毅将定亲之事向许建国、谢甫生同志做了汇报。中央北方局保卫局立即派人对孟氏进行调查，由于孟氏是艺人出身，背景简单，结婚请求很快被批准。１９３８年春天在北平撒袋胡同一号结婚，后又回到石家庄。
１９４０年，陈卓毅潜回北平。由于此时已被中央社会部任为″４０″号特工，根据当时地下工作规定，夫妻的婚姻在妻子正式参加地下工作后，才得到承认。在宣布仪式上，中共中央北方局保卫局長、晋察冀社会部部長许建国为夫妻婚礼的主证婚人，並有賀礼相赠。陈卓毅激动万分，這是中央北方局对他敌后地下工作的肯定和信任。更加坚定了他为党工作的信念。之后，夫妻收到了许建国部长送的一件皮大衣和谢甫生同志送的一枚金戒指。
１９４０年陈卓毅遭日本特务盯梢，秘密回到北平，被上级确定为中社部″××″号特工（北平驻在员），对内称″陈卓毅组″。
１９３９年，何松亭同志到石家庄工作，以老乡名义住在陈卓毅家中。几天后，陈卓毅发現家的周围有日伪特务盯梢。他们两人分析有二种可能，一是何松亭从天津出来时就被跟踪；二是石门市日本特高科黑田科长对陈卓毅有所怀疑。为证实他们的分析，陈卓毅立即見了彭副官，彭副官表示可以查一下是何人盯梢。
第二天，陈卓毅发現盯梢者已撤走。虽然初步证实盯梢者为日军驻石门市特高课黑田的人，但仍未搞清为何要盯梢何松亭。
为保护何松亭的安全，陈卓毅利用石门市代理市長的身份，用市警察局伪警送何松亭离开石门返回天津。何松亭回天津后，立即向许建国和谢甫生汇报。许、谢认为，陈卓毅己暴露，为不引起特高课的怀疑，叫陈卓毅与冯士杰以輔佐三伯办实业为名，向石门市伪政府提出辞呈，辞职后立即返回北京，以三伯企业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正式入晋察冀社会部（华北晋察冀公安处）工作；继续保持与日军驻石门司令部司令和保定彭副官的联系，为收集情报打下基础；正式确定陈卓毅地工代号为中社部″××″号（北平驻在员），对內称″陈卓毅组″並配交通员。
陈卓毅接到指示后，在１９４０年潜回到北京。经组织安排住在西四大红罗厂八号暂住。对外掩护身份是三伯办的″大华窑业公司″″北平大兴三轮車厂″和″北平华兴制棉厂″经理。为避免华北日军特高课对陈卓毅和冯士杰的怀疑，经许建国部長同意，在北京购房定居。三爷伯知道消息后，以大兴三轮车厂当年收入为陈卓毅买下了位於东城区东板桥西河沿１号的一套宅院。陈卓毅夫妇及岳母等人从此在北京正式定居。
此宅院后经潘汉年同志（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解放后为上海市副市長，后定为叛徒含冤去世，四人帮粉碎后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批准为华北局社会部地下交通站（后为中社部交通站）。
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是陈卓毅地下工作成绩辉煌的时期。在此期间，陈卓毅的″××″号情报小组（陈卓毅组）和″郑大坤組″成绩显赫。利用北京西直门义合冰窖和东板桥西河沿一号为交通站开展了成绩卓著的情报工作（北京党史文献均有记载）。
陈卓毅在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贡献
当时，两个小组通过地下交通员将情报分别送往河北平西情报站（钟子云同志为站長）、天津情报站（谢甫生同志兼站長）和張家口公安局情报科 。为加强两个情报組的領导，中央社会部又派陈叔亮同志直接领导两个小组，並增派了交通员。根据华北局地下工作規定，陈卓毅和郑大坤每月必須到清石寨边区政府向许建国部長单独秘密汇报工作。
在中央决定潘汉年同志返回情报战綫工作后，两个情报小组也定期去上海和香港向他汇报工作。当时为陈卓毅组传送情报的交通员有王宽同志（辽宁新民县人，当时公开身份为三伯创办的北平大华窑业公司财务科长，解放后为国家财政部科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公司副经理）、姬××和陈卓毅妻子三人。
陈卓毅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许建国部长和潘汉年同志指示，秘密发展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以适应当时抗日斗争的需要。根据当时地下工作的特点，为不引起日军特高科的怀疑，陈卓毅首先在亲属、同学、老乡中发展。其中有他的五弟陈力（解放后为国家公安部一局副局长），九弟陈子信（解放后为中央乐团乐队长、办公厅主任），内弟陈枫（孟庆国，解放后为天津市公安局行政处长），留日同学冯士洁（解放后为中央社会调查部处长），老乡王尹（解放后为鞍山市法院院长、辽宁省人事厅厅长、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洁（女，解放后沈阳市法院副院长）等。以上人员均经批准成为华北局社会调查部正式工作人员。
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陈卓毅还发展了一批外围地工情报人员，如留日同学冯定庵（解放后为辽宁营口市卫生局副局长，政协副主席），朋友周应辉等人。
１９４１年未，经潘汉年同志批准，陈卓毅的二任妻子苏琪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华北局社会部工作人员（１９４６年入中社部），主要负责北京东板桥西河沿一号交通站工作。
陈卓毅曾深入日军司令部，搞到了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日军对我边区进行大扫荡的重要情报，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和嘉奖。
１９４２年初，潘汉年同志的打入日军司令部的密线紧急报告中央，日军欲发动一次针对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重要情报。当时，康生、李克农、紧急布署华北局社会部，命令所有情报小组全力以赴搞清、搞准日军行动计划。
许建国部长及谢甫生同志在天津一煤球厂秘见了陈卓毅，传达了中央康生、李克农、的指示。父亲立即启动了一切与日军的关系，把主攻对象仍放在华北侵华日军司令部司令副官彭某身上。当时，陈卓毅把自已的想法向谢甫生同志汇报，谢甫生同志提出了二点意见，一是彭副官是我们今后获取日军情报的重要关系，不可把他推向绝路；二是此次任务关系重大，一定遵守地下工作规定，各情报组不可发生横的关系，按单线进行汇报和行动。
当时″陈卓毅组″已拟定活动计划，在不影响日军对彭副官信任的前提下，尽快接触彭副官。由于日军特高课头子黑田已对陈卓毅有所怀疑，陈以留日同学名义见彭副官容易引起特高课的怀疑。在一次留日同学聚会上，陈卓毅认识一名日本艺妓，当时有的留日同学讲，这名艺妓神通广大，可以随便出入日军司令部，并与日军侵华司令部高级军官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卓毅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主动接触这名艺妓。
陈有意识的向她吐露他与彭副官是留日同学，同时也把三伯认识的有影响的日本实业界知名人士和合作伙伴隐约地介绍给她。由于陈当时在北平的公开身份是有名的大华窑业公司经理，又曾当过石家庄市代理市长兼社会局长，她对能在中国认识像父亲这样的人也感到荣幸。陈的阅历和人格魅力，使她对父辈陈毫无戒心。陈卓毅向谢甫生汇报了想通过这个艺妓进入日军司令部（保定市）与彭副官见面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１９４２年初，陈在这名艺妓带领下顺利进入日军司令部见到了彭副官。在彭副官办公室内，他们也只是叙旧聊天。陈告别时，邀请彭副官在方便时候在北平与留日同学聚会，但彭副官却拒绝了他的邀请，说；″最近司令部谁都不能请假出门″。警觉的陈立刻感到机会来了，想继续追问，但又怕这名艺妓是特高课黑田的人，所以起身告辞。在送出门的时候，陈在靠门的日文记事板上看到了″五一″二字，彭副官在走廊里俏悄对陈讲：″最近不要到处乱走，就在北平呆着吧″。
陈卓毅以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职业警觉，迅速地将彭副官的暗示与″五一″二字联系在一起。据陈文革期间回忆，当时他的心情是紧张和激动的，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刻感到这应该就是党中央十分关注的重要情报。
刻不容缓，他立刻连夜返天津向单线领导谢甫生报告了这一重要情报线索。许建国部长立即向康生和李克农汇报，中央认为，此情报是从敌人穴巢所得，可信度高。一致认为，日军的行动有可能在５月１日。华北局综合了几个情报小组的分折和日军的动向，立即通知边区政府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果然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由于华北局社会部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已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有效地保护了边区政府机关、电台、医院、学校、幼儿园及后方兵工厂的安全。
中共中央保卫部在总结″五一″反扫荡工作时，决定对华北局社会部（边区政府公安部）进行表彰嘉奖。康生、李克农、潘汉年在多次中央保卫工作会议上，对陈卓毅的″××号情报组进行表扬。李克农部长多次讲：″华北局能有这样的情报组，真不简单。″。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央精神对五一反扫荡有功人员，提供五一大扫荡准确情报的″××″号情报组给予表彰，一是陈卓毅同志提前转正（入党）；二是建议华北局社会部给陈卓毅同志的××小组一定的物资奖励。以上决定进入档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存档。
许建国部长对华北局能有这样优秀的地工也感到自豪，他为表示对陈的敬佩之情，曾将自已的貂皮大衣送给陈。直到陈卓毅文革遇难之前一直将此大衣珍藏。可惜的是，陈并未向后人说出此大衣的来由，陈遇难后，家属被驱逐北京回到沈阳。由于当时没有路费，夫人苏琪患病神志不清，孩子就以４００元典卖给当时北京东城区地安门一典当行。夫人苏琪回到东北后发现大衣不见了，非常生气地对孩子说：″那是许大哥（建国前陈陈卓毅夫妇一直称许建国为大哥）给你爸爸的，你们怎么给卖了？″
″陈卓毅″小组和″郑大坤″小组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这一段时期内，冒着生命的危险，出生入死，以卓著的地下情报工作业绩赢得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四军、八路军总部的表彰嘉奖。同时，他们的卓越工作也震动了日本侵华司令部特高课，多次派特高课和伪警察署的特务跟踪并准备暗杀陈，但都由于陈的机警和潜入北京伪警署警察大队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保护而化险为夷。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有这样的记载：“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为陈卓毅、郑大坤情报小组单独配备了秘密交通员，由郑大坤掌握，直接与根据地联系。这个组工作很活跃，一直活动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之后……″。
沈阳解放前夕，由于叛徒出卖，陈卓毅被捕，在狱中拒不招供，保护了陈卓毅组情报人员和单线领导的安全。
１９４５年″８，１５″光复后，东北的情况十分混乱和复杂，日伪军、警、宪、特、土匪纷纷蠢动。国民党地下党、特人员，在其公开进入东北的东北行营、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等策动支持下，乘机大肆网络各种歹徒，组建地下军反革命武装。他们以″明八路，暗中央″（公开宣称是八路军，实是中央军）的阴谋策略，妄图混迹于社会寻求发展，待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夺取东北地区。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抗战后的全国形势，高瞻远瞩，做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分批进入了东北。当时党中央派中央社会部部长汪金祥（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率队到东北工作，汪为东北社会部第一任部长。
汪金祥到东北局报到后，迅速与邹大鹏同志（解放后任国家情报署署长、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汇合，邹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陈卓毅在这时由华北局社会部调至东北局社会部工作。在此期间，陈在东北局除奸委员会工作。由于历史上地工单线联系特点，陈还承担山东（晋鲁）地区的除奸工作。
解放前夕，由于陈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汪伪政府情况熟悉，在东北和晋冀鲁清查出大批汉奸特务；在赵毅敏、邹大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还参与了对长春国民党６０军军长曾泽生、５３军１０３师师长王理寰（开原驻军）的策反工作，为顺利解放长春、四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４７年，由于叛徒王既白的出卖，东北地区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既白别名王同安，沈阳清水台人，１９２７年入党。１９４７年未王违犯党的地下工作规定，在运送电台时在辽宁开原封锁线被国民党５３师抓获。当时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位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会叛变。
王既白向敌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将自已的爱人都交待出来。由于叛徒出卖，巩天民和陈卓毅先后被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秘密诱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张为先、郭尊三、贾玉岗等人。另外一支由王既白，陈雪松领导的地工队伍全部被捕，所有被捕的人先被关押在沈阳昆明街８１号秘密看守所，后转到沈阳南关监狱。
由于陈卓毅原是晋察冀社会部的地工人员，王既白不知道太多情况，而且在逮捕陈时并未逮捕同在一室的″××″号情报组情报员陈力。另外，张为先从未与王既白有过任何横的关系。所以陈卓毅与张为先认为敌人不可能掌握更多情况，只要什么都不承认，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张为先和陈卓毅过低地估计王既白的作用，王在交待材料中已供出张为先、丁宜、陈卓毅为东北地区地下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张为先为总负责人，王既白还向敌人表示愿意与张为先对质。由于张为先和巩天民当时是商界名人，而敌人皆知陈卓毅是辽宁商会陈会长之亲侄并是原东北行辕赖光大（少将）、开原驻军１０３师师长王理寰之至友，所以他们态度一直坚定自若。
由于陈卓毅拒不招供，″陈卓毅组″成员除陈外无一被捕，并安全转移。陈力在陈卓毅被捕后立即进关向华北局社会部汇报，华北局非常震惊，华北局认为有更隐蔽的敌人打入我党内部，为此东北局公安部、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开始了对狱中同志的营救工作，并对狱中同志的家属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
营救工作由丁宜（执中）负责。首先找了当时奉天市市长，并拿出十二根金条请市长与警署沟通，确保不杀不送（当时正值解放前夕，重要政治犯要按国民党军统要求要解往江西陆军监狱和四川重庆监狱）。伪市长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愿与警署联系，通气后警署请市长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即可不杀头不遣送，但必须叫犯人写保证书（自白书）。
当时我军已兵临城下，警署及国民党特务系统都在留后路，有的还明目张胆地结交共产党朋友，所以他们已无心审讯，在对写保证书这个问题上已不苛求什么言词或政治上的承诺。陈卓毅等通过相互沟通，以自传、履历形式并以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经历写了所谓的自白书，公开承认自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营救獄中同志的过程中，党组织也对狱中同志的家属采取了有效保护措施，在陈被捕后的一周后，夫人接到华北局社会部谢甫生副部长密线通知，立即销毁一切有关资料，准备撤出北平。将一些书藉和有关资料倒入东板桥西河沿的一口水井中，并将水井填平。夫人苏琪又请示华北局，表示自已不撤出北平，如撤出北平会牵扯交通站其它同志，会给组织造成更大的损失，但华北局社会部沒有同意她的请求。在华北局社会部的妥善安排下，夫人带着孩子在地下交通带领下离开北平到达锦州，住在山海关铁路段一位地下工作者家中，直至北京解放。
时任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负责人的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惠同志对陈妻不撤离北平之举表示钦佩，并写信和寄款表示问候。
陈卓毅终于走出国民党监狱，决心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才干。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上午，在解放军攻城的炮声中，国民党５０军周福成军长投降，国民党在东北大势巳去，国民党被迫释放关押在南关监狱的政治犯。陈卓毅和张为先、巩天民、郭尊三、贾玉岗、赵家实等一批政治犯出狱。那一刻陈非常激动，为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终生的愿望，今天终于见到了曙光。
出狱后，东北局社会部立即与陈接上关系。东北局武修权、赵毅敏、孔原同志鼓励陈卓毅努力工作并妥善安排好家属。
陈出獄后，东北局社会部马上安排了工作，继续在除奸委员会做清除国民党潜伏敌特工作。由锦州返回北平的夫人得知丈夫安全出狱，非常高兴。潘汉年与夫人董惠又再次写信给夫人表示慰问和祝贺。为保护夫人的安全，社会部委派张家口公安局陈枫同志（孟庆国）来北京家中暂住保护。在这段时间内，夫人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用她自己话讲，这是他们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东北公安部通知陈将被捕入狱的情况书面报告东北局公安部。陈认为自己一生对党忠心耿耿，把生死置之度外，入狱不出卖同志，自己领导的地工组织无一人被捕，内心无愧。他以对党的忠诚书写了万言交心汇报材料。
然而陈万万没有也不可能想到，那狱中一纸宣传共产党抗日、欺骗和应付即将逃跑的国民党的所谓″保证自白书″和自巳用心血书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却像大网一样套在了他的身上，伴他前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百业待兴。由于陈正在接受审查尚无结论，所以工作分配和确定级别工作只能按东北公安部预审意见确定。当时组织上认为，陈在狱中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分配工作，何时恢复组织生活待东北局公安部正式审查后定。陈行政级别定为″县团级″，后按规定改定为行政″１２″级，本人和家属享受国家供给制。
解放初期，陈曾去看过老同学和老领导张为先，在这次见面并了解了他的处境后（一直在某部门任外文编辑室副主编），陈决定不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
当时，许建国要陈去天津公安局工作（许当时为天津公安局局长）；丁宜（执中）要陈去沈阳公安局工作（丁当时为沈阳公安局局长）；邹大鹏想叫陈留在国家情报署工作（邹当时为国家情报署署长）。 陈婉言谢绝了这些老同志对他的爱护和信任之情，做出了当时令社会部不解的决定，他决定脱离情报系统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解放后，中组部决定派钟子云、蔡思烈（建国前为新四军负责人）等人接收阜新矿务局，钟子云在选拔干部时第一个就挑选了陈卓毅。在征得东北局同意后，陈正式调入中央燃料工业部，开始了他为期二十年的煤炭基本建没工作。陈当时被任命为阜新矿务局基本建设公司经理兼秘书处处长。
陈留学日本学的就是土木建筑专业，又精通日语，所以在从日本人（当时大部份技术人员为日本人）手中接收煤矿工作中很得心应手效率又高。在当时燃料系统有红色基建专家之美称。
上级对陈在国民党狱中表现的处理决定犹如晴天霹雳，许多老同志为此愤愤不平。
１９５３年，全国大区撤销，由东北局公安部负责对陈狱中审查工作也被放下。陈虽居国家高级干部之位，身背老革命、老地工之美名，但一直未恢复组织生活，成为压在他身上的一块巨石。他多次上书中组部、公安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后恢复）要求尽快恢复组织生活。
１９５３年未，东北局公安部下达了对陈在国民党狱中表现的处理决定，决定中核心是″在狱中写了自白书，属变节行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可重新入党．．行政待遇不变．．″这处分犹如晴天霹雳，对陈充满希望的赤心之心予重重一击。他哭泣过，他愤怒过，但这些过后，他还是满怀希望，希望回到党的怀抱。
陈卓毅一生以来从未对组织发过一次牢骚，这样处分决定传出后，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愤愤不平，除了同情安慰之外，他们敢冒风险，准备调陈去他们的系统和单位工作并解决他的党藉问题。由于当时历经三反五反、打老虎以及后来的反右派、反右倾等连续的政治运动，陈卓毅总是在老战友的同情中生存，而希望却一次次破灭。在１９６０年″反右倾″的政治运动中，他的党籍不但没有解决，干部级别又降了一级，北京老同志将他从辽宁调到北京。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视察东北，在沈阳东塔机场接见了沈阳军区，东北局、辽宁省高级干部并合影留念，中共辽宁省委通知请陈卓毅參加；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北京七千人大会″（全国高级干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又在召见之列。两次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使他激动不已说：″党还记得我，没有抛弃我。″
没有倒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他却在″文革″的灾难中轰然倒下
１９６６年，那场给国家和亿万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和创伤的″文化革命″开始了，陈和广大干部一样投身于这场″大革命″运动之中，但他万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竟是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更不会想到自已没有死在日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而死在了自已人的手中。
陈卓毅很快被揪斗入狱。一天一位转业军官，站在门口大声机械地向陈卓毅家人宣布：″陈卓毅已经定为大叛徒、大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已在１月１日自绝于党和人民，你们要划清界线，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遗物。你们签字吧！″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位为国建功立业的优秀地工人员，一个热盼回到党的怀抱的人，一位忠诚初心的老革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死因，没有骨灰，更没有对妻子和子女的遗书。国法、天理何在？家属的心在全力呼喊！
煤炭部军代表对家人说：″你父亲自绝于党和人民，是敌我矛盾。你们要划清界线，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不必再找再闹了，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尸体是不能看的，因为陈卓毅是反革命。东城公安局已定性为″罪大恶极，跳楼畏罪自杀……″
十年的上访之路和那五十二张进京火车票，记录了文革的罪恶，记录了中国的灾难，记录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应具备的″不畏强权，尤爱真理″的品格和气度。
多年后陈卓毅被平反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追悼仪式上，空骨灰盒里只存放着一块被打碎的手表、一个职工证和一支烟斗。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８日。家人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陈卓毅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是一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由中央煤炭工业部党组精心组织的平反昭雪仪式。所以精心，是因为这是一场古今中外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安放仪式。
陈卓毅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放弃富貴和安逸，难得觉悟之高。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老窝开展抗日斗爭，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气可佳可敬。他为煤炭工业呕心沥血，业绩显赫，同业赞许。他无愧于家族，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更无愧于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