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陕北老红军于占彪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东征西战 
在举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怎能忘记陕北老红军于占彪。于占彪1928年参加西北著名的旬邑起义，1930年参加陕北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参加了红军的“东征山西”、“西征甘宁”和“援西军”等著名战役，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创建牢固的后方做出了贡献。
一、东征山西 志丹牺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和扩大现有苏区” 的基点上。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会后，陕北军民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红第15军团、红第1军团，共1.3万余人。其次，将陕北地方武装进行整编扩充，组建成红第28军、红第29军和红第30军。于占彪所在的部队被整编为红第28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第28军名为一个军，实为一个师的编制，下辖3个团，共1200多人。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第１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第2团，清涧红第4团编为第3团。于占彪被任命为第2团团长，柴福俊任政委。
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东征的行动路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于占彪所在的红第28军为左路纵队，红第１军团为中路纵队，红第15军团为右路纵队。三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随同主力出征，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第29军则担任后方留守。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正式下达渡河命令。于占彪时任红第28军第2团团长，在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直接指挥下，随左路大军到达神府县境内，准备东渡黄河。3月底，部队在陕西省佳县罗峪口顺利渡过黄河，一路旗开得胜，连战连捷。4月12日，当部队进至山西省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紧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红第28军即向山西省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立即率部队出发，4月14日到达中阳县三交镇附近。
三交镇扼秦、晋二省交通要道，为黄河天险重要渡口，两军争夺十分激烈。但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火力过猛，红第28军第１团损失较大，三交镇没有攻打下来，刘志丹非常着急，调第2团团长于占彪率领部队发起攻击。刘志丹为了战斗的胜利，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赶到第1团第2连的前沿阵地，在距敌军阵地不足300米处直接指挥，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尽了满腔热血……
传来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于占彪十分震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占彪悲恸不已，眼里虽未落泪，心里却在痛哭。他哭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亲如骨肉的良师益友；他哭陕甘边和陕北人民失去了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群众领袖；他哭我党失去了一位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坚强战士。连日来，刘志丹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于占彪的眼前；刘志丹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在于占彪脑海里一幕一幕地展现；特别是他对于占彪的亲切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更让于占彪怀念不已，是他引导于占彪由一个煤矿工人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战士；是他亲手把于占彪培养成为一名指挥员；是他教导于占彪正确对待胜利和挫折，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
为了永远纪念刘志丹同志，中共中央于1936年把刘志丹同志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刘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又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说：“我到陕北只和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周恩来副主席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党和人民给予了刘志丹崇高恰如其分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刘志丹烈士的高贵品质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鼓舞千百万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巨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于占彪和夫人康军仍然关心和惦念着刘志丹和他的家人，在西安工作期间和到北京工作后，与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一直保持着联系和交往。1988年，于占彪和夫人康军利用参加庆祝旬邑二八革命暴动60周年的机会，专程赴西安看望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久别重逢，激动万分。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做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75天的东征胜利结束。
二、西征甘宁 扩大苏区
1936年5月东征结束后，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迎接第二和第四方面军长征北上，中共中央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向西进入甘肃、宁夏边界地区作战。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在太相寺联名发布西征战役计划，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西征命令，西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军团、第15军团、第28军、第29军、第81师和骑兵团等1.7万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1936年5月19日，西征红军从陕西延长、延川、永坪等地区西进。先以红第1军团为左路，约8000人；红第15军团等部为右路，西方野战军总部及红第28军、第81师随右路军一起行动，约9000人。后又以红第28军、第81师、骑兵团为中路（又称北路军），约2000人。中路军指挥聂鹤亭（兼）。于占彪时任宋时轮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第28军第251团团长，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从延川县贾家坪地区出发西征，经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红第28军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闻风而逃。6月14日，部队抵达定边，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然后部队准备攻打盐池县。
盐池县位于宁夏东部，县城与陕西定边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盐池是西北地区驰名的产盐地。盐是当时的一大财富，所以，西征前毛主席说过：“盐池是打不尽的土豪。”攻下盐池，对筹措革命经费，改善红军的后勤供应有着重要意义。盐池也是古长城的一个要塞，四周围绕着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的坚固城墙，周围的沙石草滩，地形平展开阔，少有可隐蔽之处，易守难攻。城里驻着1个骑兵营和1个保安团，具有一定的战斗力。6月19日，部队从60多公里外的定边城赶到盐池，当天部队休整，准备第二天的攻击。20日，部队制定了攻城方案，进行了战斗动员，于夜间发起进攻，一举攻克。此役消灭敌１个骑兵营和保安团500人，缴获战马400余匹和大批军需物资。
盐池的解放，既保证西北根据地的红军有了可靠的食盐供应，又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打下定边和盐池后，红第28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向这一地区的民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12月西安事变后，红第28军调至崇信一带布防。
红军西征，从1936年5月开始，到11月山城堡战役胜利，历时半年。解放了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边区北到长城，西到环江，南到临淳，东达黄河的广阔区域。
西征胜利结束，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甘宁边区得到扩大，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牢固的后方。
三、当追击军 保驾护航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展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以及斯大林的有关指示，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20多个师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进发。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的同时，命令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的“讨逆”。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命令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于占彪所在的红第28军和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红第32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追击军”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部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的进攻。于占彪所在的红第28军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部队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四、援西路军 营救战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联络的战略，随即颁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电令已经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红第5军、红第9军和红第30军等3个军，共计21800人。10月24日，西路军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遭失败，7000多人阵亡，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9000多人被俘， 4000多人被营救回延安， 2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散落在西北地区。
在西路军弹绝粮尽，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即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红第4军、红第31军、红第28军、红第32军、骑兵第1团等。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3月10日到达甘肃省镇原县。当时，于占彪为红第28军第251团团长，随红第28军从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红军，援西军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援西军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弹绝粮尽，再也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情况下，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就地分散游击，坚持斗争。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启程东返。开始时，有1个警卫排护送他们。快要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同行。走到大马营一带后，陈昌浩留下，徐向前继续前行……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城，然后—路向东走。
一日，徐向前向在路边摆摊卖小吃的农民买了点吃的东西，然后问这位农民：你们北边山上住的什么部队呀？这位农民回答说：是红军。徐向前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当时，于占彪任团长的第251团就驻扎在小屯。战士看这位身穿棉袍，既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的人，以为是坏人就把他扣了下来，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连里报告团长于占彪。于占彪便前去看望这位先生，并客气地问这位先生是何人，这位先生说他是徐向前，于占彪说不认识，这位先生又说，他是四方面军的，是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于占彪悲喜交集，高兴地对徐总指挥说，终于找到你们了。于是，于占彪即与援西军总部联系。当天，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在镇原的援西军总部。
1937年“七·七” 卢沟桥事变后，援西军司令部于7月底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一）、取消援西军编制；（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接受改编。８月上旬，援西军从镇原县出发，途经宁县、陕西省旬邑、淳化等地，８月下旬到达三原西石桥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军政指挥员，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部分有实战经验的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军事指挥艺术。于是，于占彪于8月初从援西军前线风尘仆仆赶赴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编入专门培训军事干部的军事队，任学员区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