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井冈山从前叫井江山的时候,就有绿林出名。因为这座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层层叠叠,绵延逶迤,极易啸聚江湖,有绿林藉以藏身,也不稀奇。只是绿林各地都有,谓之“响马”、“土匪、“强盗”、“胡子”,皆旧时匪患记载,又何故井冈山因其出名?
追述井冈山绿林的历史,渊源流长。明朝武宗时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变,失败后即逃到井冈山一带落草为寇,公开打出绿林旗号,后来被王阳民所剿灭。王氏便削石为碑,记载了剿匪的史实。1650年,以刘京为首的起义军联合万洋山“棚民”1万余人,攻克了永宁、永新、泰和等五县,威震赣西,历时4年之久。清朝未年(1895年),宁冈乔林横石垅村农民黄三祥,联合酃县的邓世恩、安仁的赵飞龙,龙泉(今遂川)的李安辉、赖亚四等绿林好汉,合成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号称“草珠军”,虽被朝廷视为乌合之众,却一举攻破永宁县治新城,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这次震撼湘赣边界的农民大起义,对清王朝的崩溃,不失为一次重创。
在封建王朝官府的眼中,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犯上作乱,当然是要称之为绿林抑或流寇的,但由此把井冈山因绿林出名的历史推至明代,甚至更远,终究有些牵强。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别处也有,出绿林的名分,怎么单给了井冈山!想来还是另有其他缘由的。
1924年,但对井冈山的历史而言,这一年的意义决不只是绿林崛起。值得记述的大事,还有一件,那就是茅坪马源坑的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读书因父亲病故,家中债务拖累而被迫休学期间,遇上江西省换届选举,茅坪乡富庶土豪、乡长谢冠南私吞江西省教育厅任厅长的龙钦海(白石乡塘南村人)为竞选参议员拉选票而下拨的选举费。袁文才暗中调查证实后,在投票选举那天,突然当众揭露谢冠南贪污贿赂的舞弊行为,蒙在鼓里的选民们顿时情绪激昂,义愤填鹰,责骂声、打闹声此起彼伏,搅乱了会场,选举半途而废,坐在主席台前的谢冠南狼狈不堪,颜面扫地。
袁文才大闹选场,轰动了井冈山,山民们震惊不已,拍手称快。谢冠南却恨之入骨,绞尽脑汁想出一条毒计,状告袁文才“唆众抗税、破坏选举、暗通土匪”,县衙门派北洋兵连长宋士清带兵前去捉拿袁文才。北洋兵赶到马源坑时,袁文才闻信后和全家人躲在后山上。北洋兵在袁家宰猪打狗杀鸡搞饭吃,有一位喝醉酒的士兵在楼上睡觉,醒过来时队伍已经撤退,慌忙中把一根木棍当成步枪带走。北洋兵走后,袁文才的母亲和嫂子回到家中清点财物,发现门后一杆真枪,嫂子急忙背上山给袁文才。北洋兵发现丢了枪,立即回过头来寻找,向袁文才的母亲逼问枪支,丢枪的士兵气急当中,从旁人手里夺过步枪将老人活活打死。
母亲惨遭枪杀,袁文才心如刀绞,怀着对官府豪绅的满腔仇恨,毅然上山投靠了马刀队,与胡亚春、张斐卿、何正山等几个首领对天盟誓,结为生死之交。袁文才上山入伙后,马刀队如虎添翼,“吊羊”(即绑票)活动更加频繁,且得心应手。袁文才的才干和智谋,深得胡亚春的赏识,不久便升为参谋长。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有股子绿林味是自然的。
乱世英雄盖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都说井冈山人崇尚文武兼备,袁文才可见一斑。此人从7岁起断断续续念私塾,23岁考中秀才,精通诗文,但又素好习武强身,据说臂力过人,可徒手推倒土墙,且枪法百步穿杨,弹无虚发。若以性格论,约摸是三分鲁莽,七分侠义,在绿林蜂起的井冈山,他公开打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旗号,率领马刀队的弟兄们昼宿夜行,声东击西,虽说“吊羊”对象皆土豪劣绅,并不动贫苦农户一草一木,“绿林好汉”之名还是不胫而走,在当时的井冈山民间广为流传。
事实上袁文才也的确被人称作“绿林好汉”。马刀队的神出鬼没,井冈山境内的豪绅地主闻风丧胆,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便与官府勾结一起,不惜代价,从外地调来一个营的军阀部队进山围剿,马刀队却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与敌人周旋。官兵几次围剿,毫无收获,无功而返。1925年5月8日,江西《民国时报》副刊刊出《井冈新枭雄》一文,将袁文才描绘成“有中学文化的诡计多端、狡诈凶悍的土匪首领”。
二
井冈山地形险要,人烟稀少,物产丰饶,这对聚众结义是个便利。逼上梁山一类的故事,在昔日的中国乡村时有发生,不管从哪里来的,落草井冈山,那就被叫做绿林了。辛亥革命后,各系军阀之间互相争夺权利,战争连年不断,因官长克扣军饷,军阀中的各部属纷纷哗变,大批士兵拖枪潜逃,另谋生路。这些散兵流勇窜到井冈山,各树旗帜,啸聚成帮,以拦路打劫或“吊羊”为安身立命的手段,使井冈山成为散军聚集之窟、土匪藏匿之窝,绿林栖身之地。据史料记载,栖身于井冈山的交替兴亡的绿林武装有朱孔阳的绿林队、唐光耀的绿林军、萧家壁的土匪军、杨佐山的广佬队,胡亚春的马刀队、吴海深的长枪队、谢福兰的快枪队、刘国权的驳壳队、曾李生的绿林队、罗冬生的绿林军、聂官龙的抢妻队。而这些溃兵的聚结行为,对那些不堪忍受官府豪绅欺压,生活贫苦的山民产生影响,他们纷纷效仿散兵游勇的做法,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组建队伍,打出旗号,占山为王。如剑岭下的邝天贵,茶头坪的康林生、南坑村的兰亚水、湘州的李焕云、下庄的王佐、大井的邹紫霞、邹勇叔侄等大小不一的队伍。他们的共同宗旨是“劫富济贫”。但由于这些绿林缺乏坚定的阶级观念,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在生存过程中违背了起义的宗旨,他们打着不同的旗号,依附不同的努力,时而进行短暂的联合,时而展开激烈的火拼,刀光剑影,兵刃相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的趁势崛起,有的被对方诛除,旗倒人散。真正坚持到后来并获得发展的末代绿林,只有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
马刀队在半冈山经营多年,虽然名气很响,但半冈山毕竟腹地狭小,地处偏僻,回旋余地极小,队伍难以有大的发展。在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劝说下,1925年9月,马刀队接受招安下山,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1926年10月,在党组织的策动下,他率保卫团一举占领伪县城新城,逮捕清乡局长谢述庭,缴枪12支,驱逐县知事沈清源出境,成立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并将保卫团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是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宁冈支部在龙市成立,吸收袁文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袁文才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牯,他自幼丧父,童年时随母磨豆腐,又给豪门富家放牛,挑石灰,伐薪烧炭,漂泊流离。15岁开始学武艺,因悟性高,练得一身好功夫。据说,他骑在马上,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有一回,他突然遭五县联防总指挥尹道一的围剿,操起一根竹竿一撑,跃身翻过屋背,便不见踪影。1920年,王佐入伙井冈山朱孔阳的绿林队伍,为朱孔阳“吊羊”当“水客”(即侦探)。王佐出身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落草为寇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孔阳欺侮穷人,见利忘义,王佐不满,一年后便离开绿林,另找出路。1922年,王佐拉起了一支队伍,在下庄的邬王将军庙内聚义,提出了“打富不打贫、打疏不打亲、打远不打近”的口号。此后,王佐名声大振,绿林中的散兵游勇纷纷带枪前来投靠,附近几个县的贫苦农民也先后揭竿而起,归顺王佐,使这支队伍日益壮大,枪支不断增加。王佐也从朱砂冲老仙崖扎棚驻丁转移到井冈山主峰崖洞扎营,先后占据了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将大本营定居于大井村的白屋。后来, 王佐又火拼了先后窜上山来的绿林唐光耀、马文林、陈荣彪等几支队伍,成为井冈山最大的绿林武装,称为井冈山的“山大王”。1926年遂川县农民协会与王佐联络,在井冈山成立“新遂边陲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王佐任总指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为了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山盟海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从此,他们一个虎踞山上,一个龙盘山下,遥相呼应,互相配合,成为井冈山一带最有声势的地方武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袁文才打开山寨门,欢迎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营驻扎。随后,袁文才说服王佐,工农革命军在大小五井一带活动。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可以立稳脚跟的地方,开始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称:井冈山“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
毛泽东在茅坪安家后,先后派出军事教官到袁、王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并按班、排、连编制,开展为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通过团结、教育和改造,使这两支地方武装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大有提高,王佐也于此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在大陇朱家祠,袁文才、王佐部队正式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1928年3月,袁、王率部随毛泽东出击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部队上山。1928年5月4日红四军成立时,这支部队编为三十二团。同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茅坪成立,袁文才任政府主席,9月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边界特委委员。从此,袁文才、王佐这支起于绿林的武装,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成长为一支革命武装、驰骋在五百里井冈山上,屡建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现在的井冈山,除去革命博物馆,有关“袁文才绿林”的遗迹尚有两处,都是在茅坪马源坑村的袁文才故居和坟墓。
马源坑在祖先开居了时叫“发源坑”,因客家话谐音的缘故而叫成了马源坑,村子的确是在坑上,不大,故居的土墙黑瓦是一眼就能望见的。当年袁文才的家境还算殷实,留下的房屋却非深宅大院。据说袁氏祖上原是住在广东龙川的,因避战乱到此,想来是从其祖父一辈。袁文才的祖父一生蛰居乡间,在这里开荒种地,修山垦林,训导子孙“宁可穷老河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其父奉而行之,读书练拳,不入仕途。袁文才幼时在家所受的教育,亦大致如此。
去过横石垅的黄三祥故居,也去过下庄的王佐故居,两处虽也寥落清冷,到底比袁文才的这处故居,要可看得多。黄三祥的故居在黄洋界下,寻之便利,王佐的故居尽管偏僻一些,却还有些文物,相比之下,袁文才的故居不仅地处乡野,老宅颓败,昔年旧物,也是荡然无存了。
这幢“干打垒”的格局,是3行6间,两层楼屋,中间为厅堂,双侧配置厢房。从厅堂进去的后面是板梯间,而后是一个小间拖铺。左右各4间,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有过道隔开,一边通厨房,一边通菜园。屋顶为“人”字形的两坡式,放置木条后再盖瓦。主建筑座北朝南,大门额上有“居之安”三字,不知何人所书,也不知是否当年遗痕,但故居旁另有一处白墙黑瓦的老台门,门楣上依旧清晰的“吾爱吾庐”,却是袁文才的手迹。
除去这处手迹,故居的封火墙上还能寻到一处弹痕,村民说是当年袁文才练枪时留下的。袁文才爱枪如命,“宁可人死,不可枪丢”。穿过故居屋后的茂密树林,有一块空旷的丘陵,高出村庄地界,深秋时节,芦荻飞花,红叶尽梁,视野十分开阔,早年他所募集的马刀队,便是在此演兵操练、瞄枪打靶。这地方至今依旧闲着,但四周已圈了木桩,远处的水库,浮动着一抹光影,那里有一个农业科技观光园,瓜果飘香。木桩是开发商来圈的,开发商不知道自己圈走了一块纪念地,井冈山的仁人志士,在这里发出过撞击猥琐世界的吼声。
袁文才卧室,是厅堂南侧的一间屋子,从鹅卵石地面的天井望去,木制窗扇紧闭,明知那幽秘的房间里什么都不再有了,但还会给人一种感觉,仿佛陈井气息还在,那种动荡的大时代里,人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还在。袁文才是出名的孝子,想象他从虎口逃生归来,就是在这里跪地叩首,料理母亲后事,再携妻带子穿越屋后树林和丘陵,踏破夜色,隐匿深山,做了绿林。
井冈山斗争时期马源坑的环境,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山环水绕,交通闭塞,掩藏其间的自然村落,几近与世隔绝。也许村外那棵巨大的古银杏还记得,树下的山道,荒草没膝,野蔓缠脚,因为出了个袁文才,此去十里八村,都把这一带看成是绿林出没之地了。
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不幸被错杀于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年仅34岁,安葬于马源坑后山上,何长工为之题写了碑联:“先烈精神千秋在,英灵浩气万古存。”坟冢保存尚可,墓碑和祭奠所用石桌完好,碑额雕有花叶环绕的五星,碑联稍矮,额部也有雕饰,坟莹呈半圆形,配有底座,独立于马源坑一隅,松柏掩映,何长工所书碑联依旧,去了雕饰,仍不失凝重,碑后铭文《袁文才传》亦中共井冈山市委所撰。
四
井冈山斗争时期,绿林出生的工农红军,非袁文才一人,绿林队头领曾李生,也是其一。曾李生投奔马刀队后担任武术教官,把袁文才(又名选三)叫做“三绿林”的人,亦把曾李生叫做“生绿林”。有一回袁、曾二人同去拜访朱德军长,朱德见一个是三绿林,一个是生绿林,便风趣地说:“看到你们两个‘绿林’,真是三生有幸”。
袁文才在绿林队伍的时间不长,却因其生涯传奇给井冈山带来了绿林之名。所谓“井冈山绿林”在民国初期的不胫而走,固然与袁文才的叱咤风云有关,但真正成为民间的流行称谓,还是在袁文才死后。
井冈山绿林最令人惶恐不安的时期,大约是在三十年代的茶陵县。当时确有不少亡命之徒,专门从事绑票勒索、抢劫暗杀,时常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案子。这些案子当然不全是井冈山人所为,但出自井冈山乡下的团伙也不在少数,以致井冈山人口碑不好,被市民说成了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拿来吓唬小孩。
甚至也不光是小孩害怕,连官府的巡警都惧骇。有一传闻,说的是一伙人在街头闹事,统统被带到了警察局,内中一人指着另一人说,他是井冈山人。巡警闻之问道,你真是井冈山人?那人说是。指认者原本只是听口音辨别,以为说出来对方肯定会被当做绿林关起来,谁知巡警竞说,没你的事了,快走吧。
除了民间传说,井冈山绿林的名声还渗透到了政治生活。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胡钝俞因宣传“非革命不足以救国”的道理,公开反对蒋介石被抓,关押中仍“不思悔改”,态度非常强硬。蒋介石极为恼火,拍桌子骂道:“这个井冈山绿林强盗!”胡钝俞回击说:“我不是绿林强盗,是‘强道’,强大的道理,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道。”胡钝俞先生是井冈山石狮口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后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江西省党部书记长,立法委员等职,蒋介石几次调兵围剿井冈山的朱毛红军,袁文才鼎力相助,转危为安,胡钝俞对井冈山人的性格当然是了如指掌。
其实对井冈山人来说,是并不怎么忌讳“绿林”一说的,现在的井冈山人,甚至还有以此为网名者。在他们看来,所谓“井冈山绿林”,只是一个地域性名词。袁文才故居的一些老辈人也说,从前井冈山的男人,没有不做绿林的,这话初听令人惊讶,后来明白了,井冈山人对绿林的理解,另有意味。胡钝俞对蒋介石的反唇相讥,是从字面上辩驳,普通人则以生活方式来解释,说早先的井冈山男人,冬闲是不肯待在家里的,跑单帮做生意的也不多,井冈山男人尚武,平时没有工夫,这时候就正好练练拳脚。习武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争争斗斗的事也就难免,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骁勇剽悍是生命力的象征。
五
物是人非,世事沧桑。多年来,好像只要说到“井冈山绿林”的时候,就会想起袁文才。其人生前死后一直颇多争议。毛泽东称其“红色山大王”,宋任穷则谓之“井冈英杰”。到底是一个绿林好汉,也有浪漫一点的说法,陈毅称他是“中国的罗宾汉”。在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张令彬在《井冈山斗争的回忆》一文中讲到:“三湾改编以后,部队要到井冈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上有两位绿林首领即袁文才、王佐,他们各有枪六七十条,要上井冈山首先要与他们搞好关系,否则上山不但要付出代价,而且根据地的建设就更困难了。”原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政委、中将张国华在《回忆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讲到:“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后来把他们俩人杀了,山上的革命斗争就停止了,这就更证明他们的作用”。这些革命前辈们对袁文才、王佐的忠恳评价和对局势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表明了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据说做绿林的人都是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的,随时可以丢弃,借用一句井冈山民谣,叫做“砍头不过头点地,怕死不是大丈夫”。那是有信仰的革命者的豪义,绿林不可比附,但倘若绿林真能如此,袁文才倒也不枉背了一世的“绿林好汉”之名。